外卖骑手组织化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江伟杰，刘晓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a. 研究生院； b. 治安学院，北京 100038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电商网络平台的出现，外卖配送行业因迎合了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而得以迅速发展。伴随线上支付技术的日益成熟，以“饿了么”“美团”为代表的外卖平台自2011 年成立以来，其用户及外卖骑手规模呈稳步增长态势。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其中就有约1 300万名外卖骑手，已经占到全国人口基数的近百分之一。他们每天穿梭在各国各地的大街小巷，是公安机关收集各种情报信息、维护社会治安的绝佳助力。随着外卖行业的不断发展，各地涌现出各种外卖骑手组织。本文拟选取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外卖骑手组织进行研究，探索其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模式与机理，为推动其他地区外卖骑手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协同治理理论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

赫尔曼·哈肯（Herman Haken）提出了协同概念，认为其是指系统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配合，在时空和功能两方面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的自组织，从而实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1］。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认为协同治理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由利益相关者参与并共同承担责任的实践［2］。协同治理理论兴起于20 世纪90 年代，源于新时期政府应对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无力。协同治理理论注重对政府的传统角色进行转变，不再把政府作为治理的单一主体，而是使其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与社会组织、民营企业、人民群众等非正式组织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其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的需要和目的建立协同合作关系以实现社会资源有机整合和优化配置，使资源利用价值和服务质量实现最大化，从而共同参与解决社会治安重难点问题的治理。

社会治安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安全基石，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久治安，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治安治理是指在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引导下，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以配合、协作的方式积极参与公共安全管理，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过程［3］。将治理理论运用于社会治安实践领域中，诠释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治安事务的运作逻辑［4］。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是社会治安治理体制机制上的一种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将治理理论融于协同治理中形成的新型治理范式，强调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多元化和行动协同化。其内涵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样性和治理参与能动性三个方面。多元化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个人等五类。政府在其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而其他组织和个人也是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重要力量，多元主体的存在和各种治安力量的正常释放是社会治安协同治理体系得以持续健康运行的首要条件。

随着社会发展，传统的强制性和命令式的单一管理方式已经难以解决现存的社会治安问题，而各种志愿互助性质的社会主体以协商协作的方式提供治安产品和公共服务，日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协同作用，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在主体多元和方式多样的基础上，各类社会主体能从以往纯粹的被管理者转变成主动参与的主人翁，主动融入并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与政府及公安机关等社会治安治理主导力量相协同，使得社会治安协同治理在系统、整体、长远等方面的有效性更有保证。

二、外卖骑手组织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可行性分析

2019年以来，各地政府、公安机关、骑手以及“美团”外卖平台针对骑手群体流动性大、分散性强、管理难度大等特点，陆续建立了各种外卖骑手组织，对骑手群体进行管理，也为骑手群体提供更好服务，进而积极引导骑手群体参与到各类社会公益服务和群防群治队伍中去。其中包括三类比较典型的外卖骑手组织，分别是党政主导建立、骑手自发建立和平台主导建立的骑手组织。

（一）党政机关主导建立的外卖骑手组织治安作用分析

外卖行业是融合了互联网、服务业、大数据和物流的新兴产业，外卖骑手是新时代随平台经济发展伴生而来的庞大就业群体。建立外卖骑手党支部和“平安骑手”等骑手组织，是新时代将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领域和强化外卖骑手管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建立党委主导政府依法负责、各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的关键一步。

2019 年，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派出所联合当地外卖平台站点，组建起了“平安骑手”队伍。外卖骑手在属地派出所备案后，满足加入“平安骑手”的必要条件就可以加入“平安骑手”组织。将他们的资料录入当地小区、写字楼等“平安骑手”门禁系统，他们只要刷脸就能进入配送食物，极大提高了外卖骑手的效率。当然，“平安骑手”除了享受便利送餐条件，还需承担一定的治安义务，他们利用送餐的过程参与治安巡逻、纠纷调解、反诈宣传、情报提供等工作。

2021 年，上海奉贤区委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下成立了外卖骑手党建服务联盟，融管理于服务当中，在全区四级党群服务区域内，向外卖骑手开放了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在奉城镇、庄行镇、金汇镇等地设置近2 000个骑手驿站，面向全区外卖骑手开放；推出“6I”行动，向外卖骑手免费提供从业人员健康检查、法律援助服务等。此外，党建服务联盟还根据外卖骑手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融入城市社会治理、助力奉贤新城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和成效，定期评选表现优异的外卖骑手，并给予相应奖励，进一步激发新就业形态劳动群体的创造力。

上述两个由党政机关主导建立的外卖骑手组织，在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正确定位骑手的治安协作职能

在教学方式上，目前对会计学本科生的培养仍然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多媒体技术改变了以往“粉笔板书加教鞭”的教学形式，但其本质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师生缺乏互动，学生缺乏实践体验。很多高校会计学专业的实践性环节仍以手工记账为主，上机机会有限且流于形式，学生的实践能力得不到较好的锻炼。

基层党组织、派出所作为基层治安治理的领导者和主管人，在社会治安治理中起着统领全局、协调保障的功能，以实现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有效协作。一方面，党政机关倡导搭建外卖骑手组织，加强外卖送餐行业的党建工作，推动外卖行业有序发展，为骑手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便利条件，能使骑手逐步融入到街道社区当中，产生归属感和亲切感，从而更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外卖骑手组织，对外卖配送行业进行组织化嵌入，挑选优秀党员骑手担任外卖骑手党支部书记，能够很大程度上组织引导其余党员和非党员外卖骑手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关心关爱骑手队伍的同时赋予其治安职能及责任，实现与骑手群体的有效协作，使其积极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中来，实现将外卖骑手纳入社会治安协同治理队伍的目标。

2. 形成多元协同治理的信息共享机制

在多元协同治理过程中，信息共享与互相信任是达成协同关系的关键，因而有必要去激活各方的主体价值观和共同体意识，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共用，消除信息壁垒。外卖骑手平常跑街串巷，机动灵活，是能为公安机关和平安治理提供线索的“眼线”。外卖骑手不仅能够担任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的职责，协助推广使用食品安全封签，主动将商户违规行为反馈监管部门，而且还能兼职社区“哨兵”，化身城市“啄木鸟”，及时向社区及相关职能部门传递民生信息，发现治安隐患、违法犯罪等社情线索，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支新生力量。

3. 建立健全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涉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变化，难免会产生松懈、形式化等消极行为，因此，通过建立机制约束保障治理主体的权益，提升治理的活力和潜力很有必要。一方面，外卖骑手组织通过制定合理的考评制度，采取积分制等形式落实骑手的治理职能和治理责任，定期对其进行考核评价。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常态化的表彰活动，对积极参与治安治理并取得一定效益的骑手进行表彰，通过树立典型并开展宣传学习活动，使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在骑手中蔚然成风。

（二）骑手自发形成的外卖骑手组织治安作用分析

2020年初，在扬州邗江区邗上街道五里社区，一群志同道合的外卖骑手自发成立了邗上小哥党支部“红色骑兵”义务巡防队。义务巡防队自成立以来，骑手们纷纷利用休息时间在街头巷尾巡查，通过在外卖配送过程中积累的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对沿街行人聚集区和商铺消防设施存在的治安隐患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现已成为当地社区平安建设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该组织发挥的作用包括以下几点：

1. 提升骑手安全意识与参与治安治理的积极性

2. 促使骑手积极投身于社区治安治理工作中

义务巡防队建立以来，积极参加社区各项工作。新冠疫情期间，义务巡防队的每名骑手除正常接单外，还承担了很多其他任务：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物资，为居家观察者送餐，劝说营业的商铺关门，等等。同时，他们还在社区各个出入口进行值班轮岗，为出入小区的人员和车辆登记、发放证件，保证疫情防控的有序开展。在走街串户的过程中，他们及时发现群众身边的隐患，实时上报110 指挥中心、公安派出所等部门。骑手充当起了社区与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将社区最近开展的治安工作情况向居民娓娓道来，也及时向社区反馈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社区居民也把骑手看作社区的一分子，这也鼓励骑手更积极投入社区治安治理工作中。

3. 成为社区群防群治的中坚力量

义务巡防队自成立之初便在社区内开展治安巡逻，同时还负责邻里矛盾纠纷化解、防火防盗等问题，从各方面维护社区的平安稳定。此外，骑手们还会在送外卖途中收集街面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辖区派出所报告，发挥了群防群治的积极作用。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各项建设，用自身的努力营造了一个多方参与、同舟共济的良好氛围，为维护社区和谐稳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支骑手队伍俨然已经成为深受社区居民信赖的安全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流动旗帜。

（三）外卖平台主导建立的外卖骑手组织治安作用分析

2021 年，“饿了么”党委在上海成立第一个蓝骑士党支部和蓝骑士党群服务站。蓝骑士党支部的成立，让党员骑手找到了家，这对于探索完善党在新兴领域的组织建设、推动灵活就业群体融入基层党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党支部还积极推动骑手群体跟各地公安机关和消防部门合作，体验交警的日常站岗工作，维持交通秩序，还成立了消防安全宣讲队伍，认真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并向社区居民推广，帮助收集居民意见并向社区反馈。

2021 年，“美团”在上海建立了首个外卖骑手流动党支部。在上海的“美团”专送骑手近2 万人，通过建立党支部，能够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全体党员骑手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为骑手群体的工作生活提供各种帮助。党支部的成立，使骑手群体有了主心骨，同时带动骑手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的方方面面，让骑手们充当“流动义警”，成为补充警力不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力量。外卖平台主导建立的外卖骑手党支部发挥了如下作用：

1. 提升骑手参与治安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平台通过与公安机关合作，定期开展社会治安管理知识培训，能够掌握一定的关于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注意事项、重点内容和具体规则等，提升骑手对可能发生的治安风险和违法犯罪的识别能力，夯实外卖骑手有序有效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基础。同时，平台通过对骑手组织广泛宣传治安法律，积极开展各类社会治安志愿者活动等，能够促使外卖骑手对社会治安治理工作产生积极认识，从而培育其治安意识，为外卖骑手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实现社会治安协同治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2. 依托平台警务系统实现治安预警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外卖平台掌握的海量数据在社会治安治理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建立平台警务系统，能够实现信息的及时通报和处理反馈，方便骑手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工作。外卖骑手在走街串巷过程中，利用与平台系统连接的手机APP、智能头盔，实现一键报警，将发现的违法犯罪线索等各类警务信息及时上传。同时，外卖平台将外卖骑手上传的警务信息向公安机关实时推送，公安机关就可以实现对警情的快速反应和从容应对。

三、外卖骑手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主要路径

当前不少外卖骑手在全国各地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社会治安协同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卖骑手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主要路径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及时感知社会治安风险

治安风险是社会风险的一种，具体指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危害社会秩序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紊乱的一种可能性［5］。以治安风险所指向的损害权益为依据，治安风险可分为危害秩序的治安风险和危害安全的治安风险。

外卖骑手的直接互动性使他们与社区群众产生高黏合度。社区包括哪些小区，小区里有多少栋楼，这栋楼里有多少住户，哪家有残疾人、儿童，哪家有空巢老人，常送这片区域的外卖骑手都十分清楚。他们是社区里的熟人、邻里间的朋友，在食品安全监督、交通文明遵守和劝导、社会治理参与等许多方面有着其他职业无可比拟的优势。现阶段，公安机关治安管理任务日益艰巨，根据第三方警务理论，国家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安治理中承担更多责任，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增长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处在基层一线、拥有最闪亮眼睛的外卖骑手，在配送过程中与商家、顾客直接接触，能够及时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上报社区信息，发现治安隐患、违法犯罪等警情线索，应充分发挥其风险预警、风险预控等作用，使其成为“社区的警情前哨”。

（二）成为流动的义警队伍

义警，是指出于奉献、友爱、互助和社会责任，经过登记，自愿、无偿地以自己的时间、技能、信息等资源，协助民警开展社会治安防范和公益服务活动的人员［6］。根据第三方警务理论，随着共建共治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逐步构建，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中，实现共同治理。外卖骑手组织是一支覆盖面广、流动性大的队伍，派送地点遍布商务楼宇、住宅小区、学校等，为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是“公安工作的得力助手”。

近些年，很多地方公安机关都意识到外卖骑手的先天优势条件，纷纷与“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公司开展合作，成立了外卖骑手义警队。例如：2019年9 月，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公安局组建“蓝骑义警”，100余名外卖骑手主动加入群防群治队伍［7］；2021年8 月，东莞市石排镇200 余名外卖骑手主动加入“外卖义警文明交通劝导队”［8］；2021 年12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美团”“义警小哥”授旗仪式在市公安局港城派出所举行，来自防城港“美团”外卖团队的120 余名外卖骑手参加了授旗仪式［9］。外卖骑手成为义警后，在宣传反诈和交通安全知识、协助打击违法犯罪、治安防控、备勤处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参与应急处置

外卖骑手队伍流动性高、机动性强的特点，使他们容易成为突发事故现场人员，同时他们也能给公安机关、消防救援部门等相关单位实时反馈人员伤亡、处置进展等情况，为相关单位分析、处置突发事故提供辅助支持。通过组建应急处置骑手志愿队，并配备相应的软件和硬件措施，能够让骑手在遇到居民小区、高层建筑等场所发生火情或车辆交通事故、车辆自燃，以及各类次生灾害时，通过相应的APP 快速及时报送现场情况，并在APP 上实时显示应急处置骑手的具体位置、联系方式、此前是否接受过应急处置的相关培训等信息。结合事故灾难地点的救援设备、储备物资、救援队伍等应急资源，可以匹配距离最近的骑手开展协同处置，实现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同时，各地应急管理部门也要对应急处置骑手志愿队伍开展相关业务技能培训。使他们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故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切实提高骑手在突发事故面前的应急救援、处置能力，确保他们在专业救援力量未到场的情况下，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先期救援处置工作，尽可能地防止事故灾难蔓延恶化。

（四）参与邻里守望相助

邻里守望制度源于西方国家，但它却早已存在于我国的传统思想之中。外卖骑手以城市街面为工作环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配送物品的路上，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遇见各种突发情况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职业，是“城市治安的志愿使者”。他们有的遇到孩童不慎落水果断进行施救，有的遇见火灾第一时间提着灭火筒冲进火场灭火。除此之外，还有外卖骑手举报不合格食品黑作坊，为孤老送餐时顺道带走家门口的垃圾，给人指路等，热心帮助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外卖骑手作为“城市治安的志愿使者”，其所具有的邻里守望相助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

四、结束语

外卖行业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外卖骑手这一职业群体，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提供外卖配送服务外，外卖骑手所具备的天然的参与社会治安协同治理优势不应被人们忽视。让外卖骑手参与到社会治安协同治理中来，是探索新业态从业者等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一种有益尝试。通过建立外卖骑手组织，各方主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其进行积极引导，将他们纳入基层治安协同治理队伍中，能充分发挥外卖骑手在治安巡逻、情报收集等方面的优势，推动构建多元协同共治的基层治安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