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中的“人机认知委托”：观念与逻辑

王浚丞 车芳如

（作者单位：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智媒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正在经历一场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驱动的重大转型。当前，在新闻生产中，AI技术已经超越了过往的辅助角色，成为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制作、编辑和发布过程中的关键互动对象。这种转变成为“人机协作”这一新兴机制的典型案例，其核心指向“人机认知委托”的概念。传统意义上，认知委托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如个体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构成了典型的人际认知委托场景。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认知委托的重点逐渐从“人际”转向了“人机”，催生了“人机认知委托”的新趋势。结合智媒时代的发展趋势，新闻工作者将特定的认知任务交由AI技术完成，AI技术接管了一些原本需要新闻工作者投入智慧和劳动的工作，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工作分配模式。基于此，理解和评估“人机认知委托”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规律，对于确保智媒时代的新闻生产能够在保持核心价值不受影响的同时，挖掘AI技术驱动变革的巨大潜力，显得尤为重要。

1 基于效率追求的工具论

工具论意味着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记者和编辑能够将日常的、重复性的和数据密集型劳动交由特定技术代劳，确保自身能够更好地投身于“创造性工作”环节，提高新闻生产的效率。因此，这些被分配出去的劳动，实质上属于主体的“认知劳动”；这种分配在行为心理学上被称作“认知自动化”，即个体基于大量练习的刺激后，能够一步直达地从记忆中提取问题的解决方案，且相比练习前，需要消耗的注意资源减少。于是，AI技术因其存储容量之大、反应速度之快、可训练性之强而成为代理自动化认知的最佳选择。近几年，在我国新闻业的发展之中，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整合信息分发平台中，抓取编辑的工作被更高阶的AI算法所取代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而随着AI技术的升级及其介入新闻业的发展，新闻生产各阶段中的AI属性得到放大。目前，在新闻生产的前期阶段，数据挖掘与智能分析技术的应用已十分普遍，这些技术能帮助记者快速识别热点话题和潜在新闻线索。摩托罗拉公司（Motorola）及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将其概括为技术对网络状况的感知力，并据此来计划、决定并行动的过程[1]。从这一层面，技术拥有了基于记者的理性认知基础之上的新闻敏感性。而到了新闻生产的中期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的加入为新闻编辑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例如，以ChatGPT为代表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致力于文本处理，在新闻文本编辑环节发挥结构化功能。而基于扩散模型的图像处理技术应用DALL-E则通过数字化信息的创作与叠加，实现文本和图像之间的交互制作，增强了图像新闻的可塑性。武强、季雪庭、吕琳媛将此概括为AIGC通过用户或平台等提供的元素而进行的“脑补”的过程[2]。庞宇杰、郑诗慧则认为，AIGC的协同创作过程是“类人”的创造[3]。此外，进入新闻生产的后期，随着智能决策AI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应用越来越注重决策的相关性、动态性和有效性。这种技术的进步不仅提高了新闻生产主体、传播媒介与受众需求之间的匹配度，更能为特定新闻场景下的新闻生产活动进行顶层设计，在全局上带动新闻生产效率的提升。

换言之，随着AI技术驱动新闻生产的不断进步，“人机认知委托”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并会基于新闻生产分工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需求和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可能带来过度追求效率的单一价值导向风险，使“工具”演变为“功利”，带来新闻的庸俗化、媚俗化，甚至假新闻的问题。对此，李景平在研究文化创意工作时就指出，过度使用人工智能会弱化创作者的情感感知能力；而当创作主体的灵韵消失，客体的同质化现象便产生[4]。比如，影视创作过程中对项目化、工作室等形式手段的过度依赖往往容易导致创作目标的确定性与创新灵动性、资源的有限性与创作自由性之间关系的不稳定[5]。这些对于新闻生产而言，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在人工智能日益参与新闻生产的背景下，记者和编辑需要基于坚定的新闻理想和信念进行新闻审查和把关。正如《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2021年）中指出的一样，“保障人类拥有充分自主决策权，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歌猛进敲响了警钟。

2 基于关系重构的建构论

工具论导向下，新闻生产中的“人机认知委托”面临的功利化风险，根源在于新闻工作者主体性的缺失，导致AI技术对新闻生产伦理规范造成冲击[6]。由此，“建构论”开始形成，旨在探讨记者、编辑与AI技术间如何建构一种稳健且互惠的委托关系。这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记者、编辑应当如何合理地运用AI技术以支持新闻的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应用的策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指向记者和编辑在运用AI技术的同时，怎样确立并维护对AI技术的领导权的问题，从而保障新闻生产内容的质量和维护编辑的独立性。换言之，建构论不仅关注AI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效率，更强调传统意义上新闻生产中维护专业伦理和责任的重要价值。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引领作用，强调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构筑先发优势。在新闻领域，这意味着加强研判，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同时确保AI技术应用不偏离新闻伦理的核心价值。

近年来，数字人主播作为传媒业创新发展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就是建构论指导下的“人机认知委托”实践案例。最初，业内对数字人主播是否会取代真人主播的可能性存在争议。而随着实践的深入，有关探讨逐渐增多，大致分为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从人类所独有的认知与情感层面出发，有学者认为，讨论不应仅限于探究真人主播是否会被数字人主播完全取代的问题。尽管AI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人在仿真度和交互感上有所提升，但在灵活处理内容、与受众情感互动和创意方面，数字人难以完全取代人类。长三角之声执行总监殷月萍认为，我们比较的并非主播是真人还是数字人，抑或两者间的优劣，而是强调了技术对于传统媒体工作流程的高效化和便捷化贡献[7]。第二种观点从新闻生产的创新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数字人主播有助于突破报道模式的固化，包括内容固化、框架固化、形态固化等，从而避免智媒时代传统新闻报道影响力的丧失[8]。以2021年全国“两会”报道为例，央视网推出的特别节目“C+侦探”便是一个突出案例。在该节目中，数字人主播小C首次亮相，通过与代表委员、专家学者的互动，解读“两会”热点，以新鲜、独特兼具趣味性的“两会”报道方式快速出圈，深受广大网友喜爱。在这一层面上，数字人主播与人类主播的合作可以被视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人类主播对新技术的应用则在推动媒体融合创新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随着AI技术的深化，新闻生产中的人机认知委托关系应用及其稳定性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有学者表达了对AI技术在新闻生产中介入的程度及其对新闻行业本质影响的担忧。例如，郝祥军、贺雪认为，记者和编辑在新闻工作中主体地位的保障并不等于AI技术不会全面替代他们在新闻生产中的脑力与体力劳动，尤其当新闻生产和分发过程被过度委托出去，记者和编辑作为劳动力和知识生产者的价值存在边缘化危机，进而导致他们成为零和价值体[9]。也有学者认为，AI技术的过度介入势必削弱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尊严，如由AI生产的效率很高但缺乏深度的新闻内容，取代了新闻从业者对社会的观察和批判，使得新闻生产的人文价值和深度受到损害[10]。因此，在建构论视角下，探讨AI在新闻生产中介入的“适度”成为新的研究重点，这将有助于新闻生产中人机认知委托关系发挥正向效用。这反映到实际之中，就涉及新闻行业在各个层面上对AI技术应用的标准和边界的探索实践。例如，第28届中国新闻奖评选增设媒体融合奖，包括“短视频新闻”在内的6个融合类别就从政府层面上对于何种AI技术介入的新闻生产应当予以支持和鼓励作出了官方解释。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着重强调媒体深度融合与意识形态工作的紧密联系，为推进新时代媒体深度融合明确了前进目标与实践指向。本文认为，随着关于适度研究的深入与边界的厘清，未来新闻生产中的人机认知委托关系将进一步从建构向互构转变，形成一种“人机互构”的委托关系。这不仅体现为记者和编辑与AI技术的深度融合，也意味着新闻产品在采集、生成、分发等环节真正实现与AI技术的融合而非形式的结合。

3 基于能力拓展的共生论

不难发现，无论是工具论还是建构论，其关注的问题都是外部的认知委托关系，根本问题指向记者和编辑等新闻从业者作为实践主体与AI技术作为实践客体间的关系应如何平衡。由此，在当前研究中还出现了“共生论”，其关注如何利用AI技术促进新闻工作者能力的拓展与延伸，并将AI技术视为新闻工作者的“新器官”。共生论的理论基础在于将新闻工作者与AI技术的认知委托关系从“离身”转向“具身”，提供了解决新闻工作者与AI技术二元对立的新途径，推动新闻工作者与AI技术得以共同重构出统一的实践主体。在这种重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的物质身体不仅承载了AI技术的物质实体，还具有决策自由：一方面，新闻工作者的身体转变为生产和处理数据的“义体”，在新闻生产中发挥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仍能够在必要时切断与AI技术的连接，保留其独立性和自主性[11]。通过这种方式，共生论为新闻生产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和实践路径，即新闻工作者的身体在新闻生产中成为一个关键的现象，拥有对AI技术的认知委托进行配置和调控的权力，这包括决定是否委托，委托的种类、程度及范围等关键参数。由此，在共生论视野下，新闻生产中的“人机认知委托”发展朝着两个维度分化。首先，技术成为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器官延伸，意味着AI技术将继续发挥作为新闻工作者器官的功能，承担如记者和编辑在采集、编辑、播报等专业工作中的细分任务。这种发展方向强调了AI技术在专业新闻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其次，AI技术变成新闻受众的器官延伸，目标是激发和调动受众的感官体验。这一点在当代的审美新闻、感官新闻等多样化新闻形态中尤为明显，其中AI技术不再仅追求生产效率，而是转向艺术性的追求，可称为“人工智能传播艺术”。这种发展超越了新闻的实用主义和人文主义维度，将情感、互动、触觉、实践、物质和感官等维度纳入新闻研究中[12]。在现实中，许多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都反映出新闻生产技术的“感官化”发展趋势，即通过满足受众的多感官需求来实现生产和传播的数字化。例如，纽约时报于2023年5月17日推出的NYT Audio应用，提供多样化的音频内容，探索“听觉”这一技术维度，成为传统媒体成功转型的一个典型。而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闻与感官的结合其实就是新闻与注意力结合的缘起，早在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时代就开始显现。便士报通过向读者提供具有故事性的新闻来吸引注意力，进而将这种注意力作为一种商品卖给广告商以获取资金支持。只不过，到了19世纪末，由于新闻过于强调吸引读者的眼球，出现了“黄色新闻”现象。这种新闻以戏剧化、刺激性和煽情性的方式呈现内容，与当时新闻业倡导的信息模式和追求事实客观性的理念背道而驰，并对公众的社会参与造成了威胁。在这一层面上，为了防止新闻生产的过度感官化，新闻工作者需要保持对AI技术有效配置的意识，并培养深度理解和伦理审视AI技术的能力，从而确保AI技术应用不仅服务于公共利益，还能够增强新闻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力。换言之，新闻工作者在AI技术应用上所持有的决策权与新闻导向的重要性是一致的。但新闻工作者不仅负责新闻舆论的导向，还需对新闻生产的AI技术认知导向担负责任。于是，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AI技术便不再仅是工具或伙伴，而成为塑造新闻内容的关键所在，新闻工作者需要谨慎和负责任地将认知予以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