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传播到叙事传播：探源、概念与重点

刘浩

【摘 要】近年来，以情感和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叙事传播开始获得学术界的关注，其突破原有理性客观的框架，为学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當下的国际传播语境下，叙事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不言而喻，其对于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目前，国内关于叙事传播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概念模糊、使用混乱等问题。本文旨在对叙事传播的理论根源进行系统性的回顾，明确其概念界限，并探讨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以清晰界定“叙事传播”这一学术概念，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关键词】叙事传播；信息传播；叙事运输；叙事典范

长期以来，传播学的研究大多立基于信息，因而趋向于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克劳德·香农（Claude.Shannon）在1948年发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以“信息”和“熵”等新概念为基础，建构了信息的数学化定义，从而打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壁垒。克劳德·香农的“传播数学理论”被认为建构了传播学的起源迷思，这一起源神话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传统。[1]因此，信息科学成为传播学量化研究的基础。它不仅是研究传播的复杂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所不可缺少的主观手段，而且也为传播学研究程序、思考步骤和操作方法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2]实证主义对传播学的深刻影响促使其重视沟通效果的测量和分析，致力于追求客观性、中立性、准确性和理性。然而，这种方法论倾向忽略了人际沟通过程中情感的交流和互动。多年来，这种趋势使传播学愈显僵化。[3]

因此，传统的信息传播观念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传播学的想象力，这也促使研究者的视野转移到此前较少关注的叙事传播领域。特别是在大众传播领域，很多传播内容已经从单纯的信息传递转变为故事讲述，使得信息与故事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4]近年来兴起的叙事传播研究，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并推动传播学研究向更“人文”的方向发展。

然而，国内对于叙事传播相关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学者从叙事传播的范式、理论以及分析策略方面来深化叙事传播理论。本文旨在以此为基础来进一步厘清叙事传播的渊源、概念和当前研究的重点，以解决叙事传播概念的模糊性及不当使用等问题，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方向。

一、叙事传播研究探源

叙事，作为将个人经验组织成具有现实意义事件的基本方式，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叙事是人们了解世界和了解自我的最重要途径。[5]叙事研究最早出现于文学研究领域，当时其被认为是解析文本结构和意义的工具。随着学术领域的演进，叙事研究已不囿于文学，而是发展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涉及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

1984年，美国学者沃尔特·费希尔（Fisher  W.R.）最先论述了叙事典范（the narrative paradigm）与理性典范（the rational-world paradigm）两者之间的异同，完整地呈现了叙事传播的可能性理论内涵[6]，并提出传播即叙事的观点，这也被认为是叙事传播学术概念的发端。[7]费希尔提出，人们通过叙事模式来理解社交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并依此提出叙事传播的五个基本假设：①人的本质就是讲故事；②人们依靠“合理的理由”（good reasons）进行决策和沟通；③这些理由受历史、文化和个性的影响；④叙事理性是由人作为叙事生物的本质所决定的；⑤整个世界是由一系列故事构成的，人们通过选择故事来塑造美好生活。这些假设揭示了叙事传播的本体论基础和社会现实的沟通表达方式。[8]

约翰·F·克拉根（John F.Cragan）和唐纳德·C.希尔兹（Donald C.Shields）在叙事传播理论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沟通理论的元理论，并归纳出三种沟通范式：符号性（symbolic）、关系性（relational）和理性（rational）。[9]这三种范式代表了沟通过程中不同的动力和效果，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沟通行为。

随后，学者们开始关注探讨叙事传播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和影响。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特别强调，叙事传播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从孩童时期的童谣到成人后讲的笑话和写的日志，无不展现了叙事传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此外，叙事传播在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应用也日益增多，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深入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环境。[10]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致力于将叙事传播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理论基础、理论应用、日常生活体验以及自我与认同等多个维度的延伸与发展，对叙事理论进行了整理和探索。学者臧国仁和蔡琰重构了叙事传播的核心内容和关键要素，包括叙事者、叙事对象、自述或他述、故事、媒介、论述/重述、情感/想象/联想以及情境，从而更加清晰地描绘了从个体到大众媒介的叙事传播过程。学者胡绍嘉在著作《叙事、自我与认同：从文本考察到课程探究》中，创新性地将个体的生命故事与叙事教学相结合，深刻探讨了传播如何塑造个人对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理解与认同。这一研究为国内传播学的叙事转向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展现了叙事传播研究在理解个体与社会层面的深远影响。

二、叙事传播概念界定

在当前的学术讨论中，国内外多位学者尽管对叙事传播的概念尚未形成共识，但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其有一个共同点：故事是叙事传播的核心元素。故事作为叙事传播的主要媒介，用于传递信息、分享经验以及表达价值观。对这些观点的整理表明，各学者尽管在叙事传播的理解上有所侧重，但他们均认可故事的中心地位。当前对于叙事传播概念的界定，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强调故事类型的多样性。故事可以分为官方故事（official stories）、虚构故事（invented stories）、亲身经历故事（firsthand experiential stories）、道听途说故事（secondhand stories）、常见文化故事（culturally common stories）五种类型[11]，叙事传播通过利用这些不同类型的故事来向对方传达信息或从对方获得信息。[12]更多的是体现故事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叙事传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每种类型的故事均具有独特的特点和用途，从而增强了叙事内容的丰富性，并使叙事传播能够满足不同沟通目的的受众需求。

二是强调叙事传播的人文特质。这种观念更加强调其人文特质，旨在透过故事讲述与交换，以期能与听者共同探索生命智慧。[13]认为叙事传播不仅是信息交换的手段，更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沟通行为。它能够唤起受众的情感，激发共鸣，深化理解与连接。叙事传播通过人们分享经验、生活见解和世界观，来促进社会联系，增强社会共识，以促进个人的自我认知和成长。

三是强调策略性传播。叙事传播不仅有效地传递和强化了特定的价值观和信念，也促进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化。叙事传播的策略性表现在选择和构造能最有效地传达目标价值观的故事，以及在叙事中强化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力。[14]因此，敘事传播被视为一种策略性工具，通过叙述故事实现价值共鸣。在这个框架中，故事既是叙事传播的载体，又是实现价值共鸣的策略路径。

四是强调传播过程中故事的结构化呈现。叙事传播通过其结构化的特征，使故事在一个明晰且有序的框架中展开，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这种结构化的叙事包含故事的起承转合、时空设定、人物塑造，以及故事冲突和解决的过程。[15]不仅提升了故事的吸引力，也增强了故事中隐含或显示信息的明确性和说服力。此外，结构化的叙事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和文化背景进行调整，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期望。

综上，这些不同的视角共同构成了叙事传播概念的多维框架，赋予其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沟通场景中的关键作用。叙事传播不仅传递信息，更能建立共鸣、促进理解，并影响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因此，对于传播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而言，深入探索叙事传播的这些要素对于提高沟通效果和理解人类交流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叙事传播与叙事说服

叙事传播具有多重功能，如说服、娱乐、教育、记录和共情等。其中，对叙事说服效果的研究是其在传播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进展。叙事传播研究的关键在于探索叙事传播与个人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叙事说服聚焦于如何运用叙事传播来有效影响他人，以实现改变观点、影响决策或促使特定行为等特定的说服目的。这方面的研究关注故事的内容、结构和呈现方式，以及如何策略性地影响受众。

在叙事传播过程中，其说服力主要取决于受众在多大程度上融入故事并受其影响，以及这些故事如何影响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信念和行为。有效的叙事传播能在多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通过减少反驳，消除受众对信息的抵制。这种减少反驳的能力源于人们对故事的情感共鸣和认知吸引，这会帮助受众更容易接受并认同故事内容。其次，帮助人们进行观察学习。这种学习是人们通过了解和接受故事中的情况、角色和经历来理解复杂的社会行为和情境。最后，通过增强与叙事人物间的共鸣，增强人们的群体归属感、易感性和对群体规范的接受程度的认同。[16]这种认同感的增强，特别是在故事人物中看到自己类似的经历会深化故事的影响力，促使受众在现实生活中模仿或采纳故事中的行为和价值观。

在构建叙事传播理论和剖析其说服机制方面，学术界目前主要采用“叙事运输”理论和叙事传播“病毒感染”隐喻两种理论框架。西方叙事传播主流研究方向就是借助“叙事运输”理论，这一理论阐述了叙事传播中的说服认知过程。该理论提出有效的故事能够将人们“运输”到故事中的世界，从而与故事所表达的信念和思想产生共鸣。

这个过程可作为一种机制，通过叙事参与促进信念的转变，增强读者对故事中呈现信息的接受度和信任，进而影响态度和行为。[17]叙事传播“病毒感染”隐喻是2022年国内学者提出来的，将叙事传播比作疾病的传播，运用“病毒感染”这一隐喻来探究叙事传播的现实表征与理论逻辑，强调情绪连带与认同在故事“病毒式”传播中的关键作用。故事将重述和流传比作病毒的变异，人们在参与叙事活动时也是一个主体赋权的过程，个体因此获得意义表达、情感连带和叙事抗争的权力。[18]这两种不同的机制都深化了人们对叙事传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沟通方式的理解，揭示了其在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人们信念、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影响机制。

此外，叙事说服的效果还依赖于其在特定文化和情境中的适应性。叙事传播的效果并不是静态的，而是会随着人们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和当前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叙事说服在策略设计和实施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以确保故事内容能够有效地与特定群体产生共鸣。

四、结语

目前，国内的叙事传播研究正处于初级阶段。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未来叙事说服将继续是叙事传播的重点，应进一步挖掘叙事传播的策略，探讨如何通过故事来实现认知参与和情感共鸣，从而影响人们的信念和行为。具体而言，包括分析故事的结构、内容，以及呈现方式如何与人们的心理和情感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受众的行为和态度。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出发分析叙事传播在构建社会共识、塑造群体认同、传承文化遗产及构建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包括研究中国特有的叙事传播模式和特色，以及这些特色如何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在国际传播中运用叙事传播理论和说服机制的相关理论来实现更有效的传播效果，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或偏见，加强对中国文化和发展的更深层次理解和认同，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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