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研究述评与展望

李 祺,梁大伟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 1160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1]。为了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明确提出要“把统一战线纳入宣传工作计划”[2],加强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事实上,党自成立以来便高度重视对统一战线的宣传。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亟需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以争取民族革命的胜利。然而,当时国内政治动员“非常之不普遍”[3]。为动员全民族抗日,党充分利用《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喉舌”功能,立体化、全方位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舆论抗战的关键作用。

近年来,学界较为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相关问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也存在研究深度不足、史料陈旧、方法单一等欠缺之处。为进一步了解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研究现状,本文拟从“为何宣传”“宣传什么”“如何宣传”“宣传得怎么样”等方面,对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研究做整体性梳理,并对未来研究趋势提出四点展望,以便深化对相关问题的持续性探讨,进而为新时代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宣传工作提供支持。

一、有关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缘起的研究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展开对华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为挽救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抗战前夕党报宣传工作的实践经验,利用《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进行抗战动员。对此,学者们从理论基础、历史背景与实践基础等维度,分析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开展统战宣传的理论遵循。从宏观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政党机关报作为宣传革命运动的有力武器,在革命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党性、人民性、真实性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导中共中央机关报开展统一战线宣传工作的理论源头[4]。列宁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认为党的报纸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喉舌”,“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5]。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将中共中央机关报作为思想引导、政治鼓舞的舆论武器,组织民众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6]。从微观上看,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开展抗战宣传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导。其中,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党性原则为《解放日报》在宣传动员中发展“党报姓党”原则提供了重要依据[7];群众性原则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动员群众奠定了思想基础[8];鼓动性、战斗性、组织性原则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围绕团结抗战主题开展战争动员、回应各方舆论攻势、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9]。

第二,动员全民族抗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进行统战宣传的现实考量。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对华发动全面战略进攻,在军事上采取空战、陆战、细菌战、毒气战相协同的作战方式,持续扩大战场规模,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10]。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建立起以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教育体系,利用广播、传单、报刊等大众媒介操纵舆论,扭曲中国民众对战争的理性认知。受日本欺骗宣传的影响,尚未完全建立起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部分中国民众对抗战抱持消极态度,甚至出现了通敌现象,存有参与抗战“心理卷入”程度较低的政治冷漠。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同时,全民族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迫切需要政党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来消弭民众的政治疏离感,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1]。然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政府开始逐步由片面抗战转向至消极抗战,在新闻宣传领域加强管控,施以极其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限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表达。在此历史情势下,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先后发行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机关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党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与价值观念整合至媒介中,为动员全民族抗战塑造了舆论空间[12]。

第三,全面抗战前夕的党报动员实践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开展统战宣传工作提供了历史经验。利用中共中央机关报进行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通过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分析国内外形势,推动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发挥了动员工人、农民、学生及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作用,其办报实践积累的历史经验,初步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开展革命动员的方法论基础[1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旗周报》在“布尔塞维克群众化”宣传原则指导下,实现了争取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有机统一,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依据马克思主义党报原则开展宣传动员提供了宝贵经验[14];《红色中华》立足革命实际状况,运用朴实的语言、贴近工农群众的内容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革命宣传,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党报新闻宣传规律、政治动员规律的把握,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媒介舆论工具推动全民族抗战提供了行动范例和实践经验[15]。

二、有关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内容的研究

“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16]中国共产党将中共中央机关报视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17],进行全方位的政治宣传。通过新闻报道的文本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再造了读者的思想世界,进而动员了民众投身革命。学者们在研究中尤为关注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内容问题,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层面进行了讨论。

第一,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的政治统战宣传。一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宏观宣传了党的政治路线。如《新华日报》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缘由,说明了在抗战中应坚决反对分裂、加强国内团结,使读者在媒介与个体的互构中了解了“为何统一战线”“如何统一战线”的问题[18]。二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积极宣传动员民众参与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建设。如《解放日报》围绕以人民普选为重要内容的民主政权建设进行媒介叙事,通过真实反映陕甘宁边区基层政治秩序的权力重构状况,以动员乡民积极支持、拥护“三三制”民主[19]。三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积极宣传动员民众参与民主宪政运动。《新华日报》在其社论及相关报道中广泛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国民党专政,号召国统区民众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斗争,为民众树立了崭新的政治信仰,为促进读者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塑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20]。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政治社会化的工具,通过媒介舆论宣传,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社会教化同受众个体思想内化的统一。

第二,提倡自力更生的经济统战宣传。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边区政府面临财政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由此,中共中央机关报将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与生产、提供物资支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陕甘宁边区,为摆脱因日军经济封锁导致的生产困难,《新中华报》大力宣传救国公粮运动,鼓励边区群众踊跃配合政府征粮;阐释有关合作社运动的政策、文件,呼吁民众在生产中相互配合[21]。《解放日报》顺应民众改善生活的迫切诉求,号召边区军民发展生产以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报道大生产运动,从舆论上积极地回应、支持了民主政府对边区经济体系的调控与重塑[22]。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在其社论、专论中详细分析了实行“减租减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使读者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政策再造了社会经济秩序,该政策能够有效协调各抗日阶层的利益,进而调动起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积极性,实现了政治宣传、经济建设与抗战动员的良性互动[23]。在国统区,《新华日报》向读者发出了增加建国储蓄、认购政府公债、捐赠钱款物资的号召,动员读者为支持抗战事业发展贡献物质力量[24]。

第三,汇聚抗战合力的文化统战宣传。“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25]将宣传话语转化为读者的革命自觉,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为此,中共中央机关报围绕团结抗战主题展开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政治传播。其中,《新中华报》通过专辟“新生”栏目探讨文化问题,刊载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内容,向读者阐释了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成为边区文化运动的“中国化”与“大众化”的推动者[26]。《解放日报》坚持党性原则,通过理论教育、认同建构、政策宣传“三位一体”的方式,增进了读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识,向读者有效传播了科学的、大众的政党意识形态[27]。除此之外,《解放日报》还将“科学”与“启蒙”同构,在其副刊《科学园地》刊发了90余篇有关“科学”主题的文章,通过宣传科学文化来推动生产自救、培育民主文化、改变民众生活,动员了读者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8]。

第四,号召参军支前的军事统战宣传。军事动员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开展抗战动员的重要任务。《新中华报》在根据地严厉地控诉了日军暴行,在其副刊《青年呼声》中号召边区青年要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前线,通过加紧军事训练、投身武装的反日斗争来发挥青年群体的模范先锋作用[29]。与之相呼应,《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呼吁高校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军事学习、努力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帮助政府建立现代化的机械化部队,激发了青年群体参军的抗战热情[30]。《解放日报》利用“战地通讯”“人物通讯”等栏目,报道了军民团结抗日的英勇事迹,刊登《晋察冀子弟兵炸毁坦克二辆》等战地新闻,激发读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提振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31]。尽管学者们分析中共中央机关报报军事统战宣传的路径不同,但他们均认为军事动员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工作的主要方面,进而客观呈现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舆论宣传与民众支持抗战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有关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策略的研究

读者将对媒介的文本感知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得益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在统一战线宣传的多元实践中运用了一系列紧密衔接、相互协同的动员策略。对于该问题,学者们主要从宣传方法、宣传艺术、宣传载体等层面进行研究。

第一,中共中央机关报采取了科学的宣传方法。一是由于读者构成层次复杂,为适应党员干部、民主党派人士、工农群众等各类读者的读报需要,中共中央机关报针对不同受众采取分众式宣传。其中,《解放日报》根据《新华日报》出版《青年生活》《工人园地》《妇女之路》栏目的动员经验,专辟《青年之页》《中国工人》《中国妇女》《科学园地》等副刊进行舆论宣传[32]。二是为扩大媒介的宣传动员效果,中共中央机关报高度重视报纸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开展同读者的互动式宣传。一方面,设置了“读者信箱”“读者来信”等栏目,以“读者提出问题——报刊回应问题”的方式,为报纸与读者双方提供了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媒介空间[33];另一方面,通过召开读者会、成立读报组,建构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中心的“读—听”系统,实现了读报、生产与政治动员的有机结合[34]。三是为形成舆论宣传合力,中共中央机关报与其他宣传媒介之间相互策应,开展组合式宣传。如《新华日报》通过出版“书业联合广告”专栏,刊登其他党报及抗日进步报刊出版动态[35];《新中华报》将重要新闻稿供给地方党报及延安广播电台,通过二次传播来扩大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动员空间[36]。

第二,中共中央机关报运用了巧妙的宣传艺术。一是精准择取宣传时机。1942年,河南遭遇天灾,粮食欠收引发大规模饥荒,此时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解放日报》及《新华日报》将救灾宣传作为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时机,在号召各方捐款捐物赈灾的同时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37]。除此之外,中共中央机关报还以“五四”“七七”等事件的周年纪念为契机,使舆论聚焦于宣传党的政治路线上,动员全民族抗战[38]。二是生动表达宣传话语。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不断调适宣传话语,将枯燥的新闻战报改为生动的战地通讯,使通俗易懂、贴近实际、生动有趣的群众语言融入报刊的文本中,艺术性地以生活式话语“软化”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表达,实现了报纸的群众性与革命性的统一[39]。三是充分调动情感资源。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过建构具有动员意义的视觉修辞,将愤怒、悲情等具有渲染力的情感资源融入进报刊的图像叙事及文字叙事中,形象地刻画了战争图景,激发了民众参与抗战的澎湃动力[40]。

第三,中共中央机关报选择了多样的宣传媒介形式。一是刊发社论进行宣传。社论是集中反映政党立场、观点和主张的重要媒介载体。《新华日报》在社论、代论中,将民族危机、政党使命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通过营造以“持久抗战”“统一战线”“民主自由”为政治符号的舆论空间,广泛传播现代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汇聚支持抗战的核心价值,动员读者支持全民族抗战[41]。二是刊登漫画、戏曲等文艺作品进行宣传。《新中华报》在出版期间刊登了225幅抗战漫画,它们以艺术化、大众化的形式表现政治,通过刻画日军暴行、宣传抗战形势、声讨汪伪政权来激发民众义愤、坚定抗战信心、巩固统一战线[42]。《解放日报》刊载了大量的戏曲剧本、戏曲活动,引导读者构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想象,展现了将艺术形式服务于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的整体抗战图景,在文艺大众化过程中进行政治传播和抗战动员[43]。三是刊登广告进行宣传。中国共产党将《新华日报》的广告作为舆论信息传导与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媒介平台,一方面刊登了《中日关系简史》《中日问题讲话》及《妇女生活》《战时教育》等图书、期刊广告,引导读者购买抗战读物;另一方面在广告中发布如“民主!民主!民主!”“停止内战!”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口号,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44]。

四、有关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成效的研究

近十年来,学者们结合翔实的史料,运用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深化了对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战宣传动员“动员得怎么样”这一问题的探讨。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共中央机关的统战宣传对于动员全民族抗日、推动与发展党的建设工作、形塑中共的党报宣传模式均有重要影响。

第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统战宣传助推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进程。《新中华报》在动员中刊发了大量有关国共合作的文章,报道了社会各界积极抗日的英雄事迹,在点燃民众参战热情、强化民众抗战意识的同时,获得了各阶层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广泛支持,有力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45]。《新华日报》在宣传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价值取向,获得了国统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46];创造了一条在城市环境下办报的典范,实现了争夺读者与支持抗战的有机整合[47];积极回应了国民党的舆论攻势,有效地争取了构建全民族抗战话语的主动权[48]。《解放日报》报道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宣传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战绩,大大增强群众的抗战决心与信心,有力地引导民众积极响应根据地兵役制度、主动参与粮食运输等后勤保障工作中来,对于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49]。

第二,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统战宣传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党的建设工作。从党的政治建设来看,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过刊登一系列指示、决议、社论,回答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保持党的独立性的问题,在动员抗战的同时向党员强调党的纪律要求、解读党的政治纲领、传播党的政治路线、强调党的政治立场[50]。从党的思想建设来看,《新中华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51];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紧密围绕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整顿党内的主观主义起到积极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52]。从党的组织建设来看,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宣传与动员工作增强了党的组织力、促进了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锻造。以《解放日报》为例,中共中央机关报围绕抗战建国的中心议题开展宣传动员,推动了边区工会组织的创建及其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而加强了党组织、工会同工人之间的密切联系[53]。

第三,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统战宣传为中共开展舆论宣传工作提供了实践范例。总体来看,中共中央机关报在开展统一战线宣传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助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发展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奠定了基础[54]。具体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话语建构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其舆论抗战的“延安道路”为中国共产党此后开展舆论动员提供了实践经验[55]。《解放日报》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族抗日的过程中,构建了“增强党性”与“面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话语方式。这一办报路线的探索为确立党报党刊既要坚持政治为先、又要统筹经济效益与新闻传播效应的原则提供了生动范例[56]。1942年改版后的《解放日报》贯彻党的政策、反映群众生活、语言通俗简洁、服务抗战大局,具有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突出特点,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党报模式的形成与发展[57]。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国内学者们立足背景、内容、策略、影响等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描画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整体理论图景,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先行研究呈现出问题意识不断增强、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域不断拓展的趋势和特点,但仍存在研究内容的平面化与分散化、史料固化、方法单一化的问题,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充实和深化。

第一,要进一步揭示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内在规律,实现广度拓展与深度突破的同构。学界在对中共中央机关报统战宣传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坚持科学历史观,较为系统地剖析了“为何宣传”“宣传什么”“怎么宣传”“宣传得怎么样”等问题。从广度上看,先行研究对党报宣传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均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回应。但是,历史研究不应仅着眼于对史实和史事的梳理,还应在回望过去中把握历史主动、审思历史规律,进而实现研究深度的突破。这就需要未来研究在继续廓清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系统地对宣传的主体、客体、环体、载体、方法、策略进行深入分析,从中国共产党对读者现代民族意识的形塑、抗战情绪的调动、共同理想的塑造等多个方面,深入厘清中共中央机关报宣传的结构框架与动员机制,以进一步回答“中共中央机关报是如何发挥宣传动员作用的”“为何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宣传能发挥动员作用”等内在的逻辑性、规律性问题。同时,还需在总结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研究的问题意识,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点,将研究趣旨延伸至现实的实践中来,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统战宣传的历史实践为行动范例,总结动员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传播提供借鉴和启示。

第二,要进一步考察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整体概貌,实现具体分析与系统分析的统一。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分别于1939—1941年、1941—1945年在抗日根据地发行,《新华日报》于1938—1945年在国统区出版,三份报刊面临着不同的出版环境。先行研究或具体地探讨某一报刊的抗战动员实践;或细致地分析报刊对如大生产运动、献金运动等某一运动事件或对妇女、青年等某一群体的动员;或将研究时段聚焦在如战略相持阶段等特定时期内,较为清晰、完整地把握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动员问题。但是,三份报刊共同服务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于中共舆论动员的大局之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方面存有诸多的共性化问题。因此,未来研究既要继续注重厘清动员的具体问题,通过比较分析来找出中共中央机关报就不同时期、不同宣传对象进行抗战动员的差异;又要从一个整体性的“大历史观”出发,在“共时性”层面上将三份机关报看作为同构于抗战宣传框架内的整体,总结、分析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战宣传的普遍性,在“历时性”层面上沿着时间线索,纵观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及战略反攻阶段等不同时期的宣传实践,进而从宏观上分析、把握党的抗战动员工作。

第三,要进一步开掘中共新闻工作、宣传工作的相关史料,实现据理释疑与据史释疑的互补。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利用报刊史料,较为全面地从文本层面对中共中央机关报统战宣传工作进行了详细分析。但囿于史料所限,一些分析往往依托于理性思维,逻辑性地推演出党报通过宣传“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增强了民众的政治认同”等结论。然而,回答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究竟如何影响了受众这一问题,需在理性分析之外,结合更丰富的新闻工作、宣传工作史料来参证历史,对问题作出更为扎实的回应。这就需要未来研究既要选择恰当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动员史,又要突破现有史料,爬梳能够反映读者思想活动的档案和日记,尽可能地挖掘、抢救口述史料,从中真实地探寻接受革命动员的受众的思想活动状态,将话语还原给历史镜像中的主体,让读者来建构抗战动员的张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清醒地认识到“对于群众,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58],中国共产党在现实动员中是通过建立“边区—县—乡”三级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制定有利于团结和维护各抗日阶层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将政治宣传与党政权力的基层互动、阶层利益的调适改造相协同,来打开全民族抗战历史局面的。因此,未来研究还需在研读报刊宣传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类史料来系统、全面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的历史面相,从中科学、客观地分析出中共中央机关报宣传动员的具体机理和实际影响。

第四,要进一步促进历史学、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方法在研究中的“视域融合”,进一步实现范式一元向范式多元的转换。中共中央机关报作为记录历史、反映历史的重要资料,受到了史学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广泛关注。虽然学者们已初步地应用了多学科交叉法,但囿于学科的异质性,研究中仍存在方法与范式单一的现象。如党史及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侧重于描述“史实”;社会学、政治学学科侧重于分析“动员”;新闻传播学学科侧重于考察“媒介”。然而,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统战宣传不仅是一个只涉及到“一段历史”“一类动员”“一种媒介”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特定政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运用特定的媒介权力和政治技术进行政治传播、凝聚群体共识、完成社会整合的问题。因此,仅尝试用“单向度”的一元范式去解释历史,便难以澄明论题本身的复杂性。这就需要未来研究在忠实于阶级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融合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艺术学的方法来书写历史,实现“新革命史”“新社会史”等分析范式的“视域融合”,使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的应用成为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更好地还原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工作的本然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