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革命老区乡村劳动精英的塑造
——以晋西北革命老区为例

武宇红，翟婷婷

（太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劳动英雄”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英雄”塑造的活动。结合郭忠华、夏巾帼的《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1](P99-111)中对于“乡村精英”的阐释，在新时代新语境下，“乡村精英”在传承抗战文化的同时，与抗日战争时期“劳动英雄”一词有所区别。现在将乡村劳动精英界定为：新时代乡村中拥有自己的耕地，从事乡村实际生产劳动，并在农民群体中劳动表现突出，农业生产收益较好，能带领和影响当地村民进行生产劳动的精英群体。中国共产党塑造“劳动英雄”的文化和精神在新时代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中有其重要意义。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民。”[2](P28-33)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导下，新时代革命老区发挥党的积极引导作用，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塑造“劳动英雄”的文化和精神来塑造乡村劳动精英，为乡村振兴创造一批劳动人才。

一、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劳动英雄”的塑造

抗战时期，为鼓励生产，陕甘宁政府率先提出创造大批劳动英雄的工作任务。各根据地积极响应，纷纷开展创造劳动英雄的工作。1941年4月，晋西北行署和抗联发出“为创造二百名劳动英雄而奋斗”的口号，晋西北妇联提出要创造40名女劳动英雄。[3]各根据地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塑造“劳动英雄”，使得劳动英雄群体的个人角色和身份地位发生变化，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执行者和代言人。在晋绥边区①政府“劳动英雄”创造活动的影响下，晋绥各分区、各县也塑造了自己区域的“劳动英雄”。

（一）革命理想人格的塑造 在抗日战争特殊的历史时期，为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稳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寻找一批能够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劳动，并为中国共产党政策代言的“劳动英雄”成为时代急需，这批人需要有鲜明的革命理想人格。从革命根据地政府“劳动英雄”选取的标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英雄”革命理想人格的期待。1942 年到1944 年间，晋绥边区政府开展了四届“劳动英雄”大会。1944 年8 月，晋绥边区公布劳动英雄的条件为“除自己努力生产外，必须是联系群众帮助群众生产的模范”“是组织群众推动群众生产的模范”。[4]晋西北各地也纷纷选举自己区域的“劳动英雄”，并依据上级政府的要求制定自己区域的选举标准。二大公无私为群众利益着想；三能领导民兵开展对敌斗争，搞好村上的各项工作。[5](P100)宁武县张初元因能在领导民兵对敌斗争的同时组织变工队发展生产，被评为一等劳动英雄，兴县温家寨村的温象栓因勤劳起家而成为劳动模范。[6]从以上可知，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英雄”革命理想人格的要求主要有拥护党的领导和军队、劳动能力突出、组织群众能力强、大公无私、对敌斗争勇敢等特点。“劳动英雄”革命理想人格的塑造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过程，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逻辑。

（二）“劳动光荣”意识的树立 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劳动光荣”意识的树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在评选“劳动英雄”标准中将“劳动”放在首位，如原阳（曲）西县劳模评选的标准第一条就是要劳动好。二是形成“劳动光荣”的氛围，重奖劳动英雄。如：晋绥边区开展第二届群英会前，各县为当地评选出的劳动英雄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如兴县政府为选出的劳动英雄举行的欢送大会非常热闹，“一路观众塞途，高呼口号：‘尊敬劳动英雄’，‘劳动英雄是最光荣的’”。[7]对劳动英雄的奖品有大犍牛、大绵羊、母猪等，这些奖品对于当时经济困难的敌后根据地村民来说，是极其丰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宴请“劳动英雄”，政府各级领导还要到“劳动英雄”家里进行慰问等。三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劳动英雄”进行宣传、赞美。如：晋西北剧团根据晋绥边区劳动英雄典型人物张初元的事迹编排了晋剧《新屯堡》，并在全边区演出。《抗战日报》更是重点报道张初元的典型事迹及各地劳动英雄的事迹。四是改造懒汉、二流子的运动。对于懒汉、二流子的划分，主要标准是劳动，对懒汉、二流子的说服教育、改造既是对“劳动光荣”意识的宣传，也是对“劳动光荣”思想的实际落实。“劳动光荣”思想意识的树立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乡村社会乡民思想的改造过程，从而形成“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为“劳动英雄”树立威信，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英雄”塑造的思想逻辑。

（三）劳动英雄政治身份、地位的塑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英雄”的塑造打破了传统社会普通百姓由底层走入上层的方式，重视“劳动”这个关键词和以劳动生产能力、组织群众的能力为标准，让大部分贫农靠着勤劳、热情、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成为乡村领袖。如：劳动英雄张初元从一名放羊娃、煤工成长为乡村领袖，其职务一年内发生了五次变化：煤矿工会主任、民兵中队长、锄奸会主任、农会秘书、村长。有学者将这种贫农政治“翻身”的方式称之为“张初元模式”，其特点有贫农化、英雄化和党组织的培养。[8]晋西北根据地各县涌现出许多张初元式的乡村领袖。如：晋绥八分区第一名劳动英雄张长栋也由贫农成长为农救会秘书、自卫队长，党支部书记。[9]（P172-173）宁武县劳动英雄刘补焕被选为村农会小组长、民兵小队长。[6]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注重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如：临县妇女劳动英雄白全英是村里的妇女分队长，后来又担任了村支书、农会秘书。[6]

在张初元“劳武结合”模式的影响下，晋西北各县劳动英雄在组织生产的同时开展对敌斗争，有效稳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如：交城县岔口乡麻会村何德信领导的变工队全年开荒331.5 垧，增产粮食200 多石，每个劳力又多分到粮食4 石多。何德信领导的8 个变工组每晚轮流打石雷。他们还集股买火药，练习制爆发管、装雷、埋雷。妇女们做军鞋入股，每双军鞋当时能卖1000元（旧币），用来买钢凿，打石雷，学爆破。[10]（P116-117）中国共产党塑造的“劳动英雄”，其社会影响达到了预期。在“劳动英雄”的带领和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各区域经济发展取得成效，突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政权更加稳定。劳动英雄政治身份、地位的塑造是中国共产党塑造乡村劳动精英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生产、稳定政权，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英雄”塑造的政治管理逻辑。

二、新时代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呼唤乡村劳动精英

革命老区多处偏远地带，交通不便，依靠乡村资源谋取生存的可能性小，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的情况特别严重，乡村振兴困难重重，出现耕地红线危机、乡村“贱农”意识强烈、乡村劳动精英人才严重匮乏等问题，新时代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呼唤劳动精英。

（一）耕地红线危机 晋西北革命老区多处于山区，平地少，地广人稀，气温偏低，雨水少，广种薄收，基本一年一熟，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靠务农生存的村民越来越少，农村荒地越来越多，耕地利用率低。此外，还有大量耕地用做林地、园地和建设用地。虽然近年来中央在耕地补贴及各项政策支持上给予重视，但还不足以吸引农民。2022 年古交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整治撂荒地3000 亩，建设高标准农田8600 亩。”[11]兴县2022 年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中提到：“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千方百计稳产保供。”[12]可以看出，革命老区地方政府已经在解决“非农化”“非粮化”方面做出努力。耕地主体老龄化，出现耕地红线危机成为新时代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发展中非常严峻的问题。抗战时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发起“劳动英雄”运动，组织群众进行开荒、大生产运动，突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了老百姓和军队生存的困难。虽然时代变化，但同样面临粮食危机，抗战时期“劳动英雄”运动的红色精神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二）乡村“贱农”意识强烈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领导人都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并在政策上不断给予扶持，但依然未能改变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贱农”意识。“贱农”意识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低、农民自我价值感低。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贱农”意识氛围，对农村人形象的轻视固化，城市被看成是追求幸福的理想之地。探索一条提升农民地位、增加乡村劳动精英数量、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非常必要，抗战时期的“劳动英雄”运动给乡村振兴下的农民地位提升和塑造乡村劳动精英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种范例，既是对本地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承，也能让百姓深入了解本地红色文化、宣传本地红色历史，是发展红色产业的途径。

（三）乡村劳动精英的严重匮乏 受“贱农”意识、城市信仰的影响，迫于生存的压力，大多年轻人外出务工，致使乡村劳动力缺乏，乡村劳动精英更是严重匮乏。乡村劳动人群群体消失成为乡村振兴的严重阻力，即使近年来政府在乡村振兴中投入了人力资源的支持，但对于乡村内部自身发展动力激发还不够深入，导致乡村振兴，尤其是种业振兴不够理想，新时代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需要塑造新时代的乡村劳动精英。

三、红色文化传承视域下新时代革命老区乡村劳动精英的塑造

新时代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传承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劳动英雄”塑造的文化和精神，创造乡村劳动精英，需要发挥政府、社会、农民三者的共同作用。

（一）政府对乡村劳动精英的塑造 近年来，国家对乡村人力资源方面的支援较多，尤其是偏远山区的革命老区，但仍然解决不了乡村对乡村劳动精英稳定性和大批量的需求。要突破乡村劳动精英严重缺乏的困境，政府在乡民意识形态方面的引导非常重要。政府要着力传承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劳动英雄”塑造的文化和精神，结合新时代革命老区发展的特点，制定选择乡村劳动精英的标准，以塑造乡村劳动精英的理想人格。乡村劳动精英的塑造需要视听的冲击和在群体面前的鼓励，离不开政府引导。政府可利用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以政策和资源对乡村劳动精英予以支持，鼓励乡村劳动精英承包土地，稳定乡村耕地数量。革命老区多依托当地红色历史文化创办了红色旅游产业，政府可引导企业将聘入热爱红色文化和擅长企业经营的乡村劳动精英，让其“农产结合”，提高乡村劳动精英群体的收入，增强乡村劳动精英群体的稳定性。在政府引导下宣传红色历史文化可以使乡村劳动精英群体理想人格得到进一步升华，更好发挥其榜样的作用。乡村劳动精英身份、地位的塑造是保障新时代革命老区乡村劳动精英稳定性的重要途径，在政府引导下，使乡民选出的乡村劳动精英职业化、干部化，通过领取政府一定的补贴，保证其总收入要高于本村外出务工群体的收入，使得乡村劳动精英群体成为革命老区乡村农业耕作和红色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

（二）多元社会力量的共同塑造 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形成的“劳动光荣”意识不仅对当时劳动英雄和公民意识的塑造有重要作用，对当今整个社会氛围和乡村劳动精英的塑造也有其重要意义。新时代革命老区可以以传承“劳动光荣”意识为主题，借助多元社会力量来共同塑造乡村劳动精英，发挥革命老区红色企业、乡村基层组织、新闻媒体、学校等多元社会力量的作用，向乡村提供资金、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使得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发力，参与到塑造乡村劳动精英运动中。在乡村基层组织的支持下，挖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及衍生产业，借助媒体的宣传力量，鼓励高校人才返乡创业，吸引农村年轻人返乡耕作生产。多元社会力量还可以参与到宣讲本土劳动英雄的光荣事迹中，形成“乡村劳动精英带头讲、红色企业巡回讲、农村喇叭时时讲、新闻媒体大力讲、学校课堂融入讲”的社会氛围，让“劳动光荣”意识深入人心，用“劳动光荣”意识改造乡民“贱农”思想，让乡民以成为乡村劳动精英而光荣，为乡村建设服务而光荣。

（三）农民主体的自我塑造 国家给予革命老区的资源支持较多，但由于城市发展的先发优势，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较大，国家需要在激发农民主体的积极性上下功夫。在乡村劳动精英的塑造中，通过增强农民主体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提升自我价值的认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红色革命文化的浸润下，革命道德观念成为村民道德观念的一部分。要将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劳动英雄”的革命理想人格结合新时代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要求，形成乡村劳动精英的理想人格：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劳动能力突出、有先进的农业现代化生产技术、并不断追求自我劳动能力和素养的提升；组织群众能力强、勇于创新；对自我身份高度认同，认为农民是理想的职业，农民生活是理想的生活；热爱家乡，大公无私，热心为乡村建设服务。可以将乡村劳动精英的选举标准写入村规民约，由村民选举出自己信任的乡村劳动精英。为使得乡村劳动精英专注于生产劳动，乡村劳动精英与村行政干部要有明确的职责分工。由他们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土地、资金的整合，统筹资金、土地，发展乡村农业的现代化和适度规模化经营，解决革命老区土地细碎化问题，为革命老区破解耕地红线危机和提高耕地质量发挥榜样的力量。可以说，农民主体是乡村劳动精英塑造的主体力量，其自我塑造的乡村劳动精英内生动力更强。

以新时代革命老区为先行先试点，传承红色精神，塑造一批为乡村振兴服务的乡村劳动精英，有利于解决新时代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劳动精英严重匮乏的难题。在乡村劳动精英的影响下，保证耕地数量，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将促进新时代革命老区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区域。

注释：

①晋绥边区包括山西省西北部和绥远省东南部广大地区，1940 年1 月15 日正式建立晋西北民主政权，1941 年8 月1 日改为晋西北行政公署，1943年11月改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