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呼兰河传》与《小城三月》中的悲剧意蕴

【摘 要】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小城三月》被视为其本人的自传性写作。从《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到《小城三月》中翠姨的悲剧，展现的不仅是作家对旧时代封建礼教的控诉，也表露出作家在弥留之际对旧时代女性无法突破生存困境的无力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于旧时代女性探索出路的关照。她笔下的女性角色命运仿佛是一场悲剧的循环，在黑暗现实中觉醒，却又无法摆脱悲剧的结局。本文先从两部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剧出发，结合时代背景探寻悲剧背后的成因，以向读者呈现旧时代女性生存的困境。

【关键词】萧红；悲剧；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4）02—005—03

引言

《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是萧红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们不仅是女性心灵的挽歌，也是作家内心凄凉的抚慰。与许多女性作家一样，萧红的小说中也充满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在她短暂的文学生命中，《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是为许多文学评论家所关注的作品。學界普遍认为《呼兰河传》是她的成熟之作，而《小城三月》 则算是她的绝笔之作。作家回忆童年生活，通过儿童视角叙述了以中国东北偏僻乡村呼兰河城为中心的故事。从故事发生的时间上来看，《呼兰河传》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前后，《小城三月》则发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从作家创作的时间上来看，萧红于1939年末完成《呼兰河传》的初稿创作，而《小城三月》则是在1941年7月完成，此时她身患重病，卧于病榻，但她只用了两晚便构思好生命中的这最后一篇小说。从《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到《小城三月》中翠姨的悲剧，展现的不仅是作家对旧时代封建礼教的控诉，同时也可从中看出作家在弥留之际对旧时代女性无法突破生存困境的无力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于旧时代女性探索出路的关照。

一、封建礼教残害下的悲剧

小团圆媳妇是《呼兰河传》中悲剧人物形象，她无名无姓，所谓“小团圆媳妇”就是呼兰河城里对童养媳的称呼。在小团圆媳妇十二岁时，由于家境贫寒，她被老胡家以八两银子的价格买来。她头发黑长，梳着一条粗大的辫子，脸色黝黑，总是带着真诚的笑容。然而，老胡家并没有善待这个纯真善良的小团圆媳妇，而是用一系列规矩束缚着她，要求她像成年人一样承担起为胡家服务的责任。她在家里做着各种琐事，如喂马、挑水；当有客人来胡家串门时，她负责接待，恭敬地为客人装满烟袋。如果有一点让胡家婆婆不满意的地方，小团圆媳妇就会遭受毒打。胡家婆婆起初会拧她的大腿，她就会咬人；否则，她就会说她要回家。

实际上，童养媳在婆家人眼里是花钱买来的劳动力，是可以被殴打、辱骂的物化存在。所以，小团圆媳妇进入老胡家开始便失去自我生存和自我人格发展的权利。例如，当“我”让小团圆媳妇和我们一起去草棵子里玩时，小团圆媳妇回答：“我不去，她们不让。”说明小团圆媳妇已失去人格的独立，连人身自由也处处受婆家的限制。在这般折磨下，小团圆媳妇病了，“水不想喝，饭不想吃，睡觉的时候睁着眼睛，一惊一乍的”。胡家婆婆心疼自己花了大钱买来的“商品”，急忙给奄奄一息的小团圆媳妇治病，呼兰城居民建议胡家婆婆采用熬偏方、洗澡等极端方法，均无效果，还因此花费了五千多吊钱。在用开水为她洗澡时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小团圆媳妇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残害下，“眼睛里边老是充满了眼泪”，她的生命被封建思想一点点腐蚀着，直到最后一点生存的希望也被蚕食。或许对于纯真善良的小团圆媳妇来说，她无法改变封建礼教下的病态现实，她能做的仅仅是逃避醒来后即将面对的黑暗现实世界。最终，小团圆媳妇带着瘦弱、枯槁、失去意识的躯体含恨离世。她成为了中国社会底层女性在封建旧社会下的缩影，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胡家婆婆的种种行为直接造成了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实际上胡家婆婆与小团圆媳妇无异，同样被封建陋习与宗法制度残害着，曾经的她亦如小团圆媳妇一样被自己的婆家打骂，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换来的不是对她人的同理心，而是更进一步地报复和伤害无辜的她人。这不免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病态现象呢？从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现象被称为“踢猫效应”，当胡家婆婆受尽婆家的屈辱后，终于是“媳妇熬成婆”，思想早已被奴化的她并不敢反抗象征着绝对权力的婆家，内心挤压许久的怨气与屈辱自然发泄到比自己地位和权力更弱小的小团圆媳妇身上，以此来恢复自己的控制感和虚假的自信感，仿佛这样做她也能找到自己的话语权和地位。殊不知这错误的自我认知导致旧时代封建礼教下的万千个如同小团圆媳妇一样的女性陷入了无尽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封建礼教的庇护下，胡家婆婆心安理得地残害着小团圆媳妇。她是封建礼教的帮凶，伤人而不自知，被害而不自省。小团圆媳妇就这样被不断折磨摧残而死。这样一个无名无姓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进一步挖掘了旧时代中国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缺失，对旧时代女性中普遍存在的麻木与冷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

二、觉醒后却无路可走的悲哀

如果说小团圆媳妇遭受婆婆虐待的悲剧归根于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那么《小城三月》里翠姨的悲剧是否也源自封建礼教的迫害？答案是毋庸置疑的。文中的翠姨自幼生活在偏僻落后的呼兰河小城，在这里她长期接受封建礼教以及宗法制度的耳濡目染，也如同小团圆媳妇一样被迫地接受封建礼教下的包办婚姻制度。

但是仔细对比两位女性人物的故事情节，翠姨的生存环境相较于小团圆媳妇来说要更加宽松得多。翠姨生活在“五四运动”后的时期，“五四”新文化的春风吹拂到这片呼兰小城，这正是新思想开始出现的时候。“五四”时期觉醒的新女性，为追求个性解放，为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而毅然反抗封建家庭的大有人在，就如文中“我”的母亲所说：“要是翠姨一定不愿意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而翠姨在这般鼓励追求自由恋爱的大环境下却仍未能逃脱出悲剧的命运。可见造成翠姨悲剧并不能只归咎于封建礼教以及宗法制度，同时也源自于翠姨自身矛盾又复杂的性格。也就是说，翠姨悲剧的结局是环境因素和自身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翠姨端庄文静，身材窈窕，虽然算不上十分漂亮，但多才多艺，对一切美好事物抱有幻想和憧憬，是中国温婉女性的典型代表。翠姨恪守封建礼教，对于她来说妇女要“从一而终”，但就因为她是“一个寡妇的女儿，而且是一个再嫁寡妇的女儿”受尽小城居民们的闲言碎语，因此她也不爱说话，常常沉默寡言的样子。然而，这样的容易害羞又安静的翠姨常常被她的姐姐（“我”的继母）接来与“我”作伴。“我”家对翠姨来说无疑是一个新世界，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去大城市读书，假期回家聚在一起下棋玩乐自由的样子，深深吸引了翠姨，她也受到“我”家民主新思想的耳濡目染，就在这里她萌发了爱情的憧憬，新世界里自由自在的氛围点燃了她对爱情的渴望，她无法自拔地爱上了“我”的堂兄。在这样的环境下，翠姨一点点地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渴望自由的心，是一个女性的自我觉醒。

然而翠姨从未将爱意述说与意中人。纵使翠姨已经觉醒，但无法改变的是根植于心底的旧文化思想，在经过家庭和社会长期的教化和影响，礼教规范已经深深地内化在翠姨的习惯中。她会不自觉地因自己的处境而自卑，例如“她自觉地觉得自己的命运不会好的”，她“一个寡妇的女儿，而且是一个再嫁寡妇的女儿”，因此时刻遵守封建礼教的她始终未能向堂哥述说爱意。最后心爱之人离去，她也已经和不爱之人订了婚。但翠姨对包办婚姻丝毫没有表示不满，把自己的爱情悲剧说成是自己命运不好，并自我怜悯。翠姨虽然在“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找到自己所向往的爱情，但她的言行仍被封建传统和世俗偏见所左右。翠姨最后一次见到堂哥，突然拉着他的手大声哭了起来。这时听到外面有人来了，内化于心的礼教束缚使她有意识地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装作一副笑脸的样子。直至最后，也压抑着自我情感，悄然带着她那不为人知的爱情撒手人寰。

翠姨是一个感情细腻，常常处于“自我”状态的女性。这里的“自我”属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言的“自我”，学者李莉认为这类女性“她们大多有姓名、有称谓，不愿意受封建礼教束缚，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和自尊意识，但并不清楚获得尊重的根源。她们有一定的见识和头脑，能认识到自己处境之艰难，却又不能或者无力去改变，只能在痛苦中挣扎、堕落”。在礼教文化的长期熏陶下，翠姨身上所受到的道德束縛逐渐内化为其文化心理结构，这种内化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往往不易被自身察觉，但这些规范和期望逐渐渗透到翠姨的日常生活中，她自觉地、主动地认同这些观念，认为这些观念是她理所当然应该遵循的，从而取代了她自己的独立思考。正如那句“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未曾见过阳光”。所揭示的道理一般，翠姨在充满“阳光”的“我”家体会到了自由的快乐，已经在“阳光”下沐浴过的翠姨又怎能接受“黑暗”的病态现实呢？再次被拉入“黑暗”之中的翠姨只能无可奈何，因为“黑暗”的现实早已渗入她的骨子里。《小城三月》向读者展的不仅仅封建礼教下的爱情悲剧，它还展示了女性自我觉醒之时却发现醒后依然无路可走的悲哀与幻灭感。

三、结语

无论是《呼兰河传》还是《小城三月》，萧红笔下的女性角色的命运仿佛是一场悲剧的循环，不断受到压迫和剥削，却又无法摆脱这个宿命。她们的觉醒并没有给她们带来真正的救赎，觉醒也并不意味着女性人格的独立，反而让她们更加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徒增对黑暗现实的无力感。即便觉醒的意识在她们心里开始萌芽，却仍然难以突破女性生存困境的出路，旧时代女性的生存空间仍然是低矮和晦暗的。萧红通过对女性的深入挖掘和自我反省，看到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并试图揭示出这一根源背后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命运并非单纯的个人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的产物。尽管萧红自身也难逃悲剧命运，但她并没有放弃对女性应如何形成独立人格的道路探索。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她仍然试图通过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传达出一种对未来的信念和对自由的渴望。她希望女性能够摆脱旧时代的束缚，追求自由和独立，追求真正的自我实现。

在旧社会，那些无名无姓的妇女不曾见过光亮，在封建思想的压迫下忍受黑暗，在狭隘的家庭圈子中消耗生命。有名有姓、有新思想的妇女自我意识开始形成，逐步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受到革新力量的引导，虽然这其中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依旧复杂又矛盾，但时代的潮流之势已无法阻挡女性走向崭新的人生。在新中国，女性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女性们不再被束缚在传统的角色中，而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形成独立的人格，有着正确的自我认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女性要实现全面、彻底的解放，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完整个体，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努力。纵观萧红的一生及其作品，不仅揭示了女性的悲剧命运，也传达了对未来女性解放的希望和信念。她的作品提醒我们关注女性的权益和地位，也提醒我们反思女性的自我人格独立的问题。我们应该从萧红的作品中汲取力量和启示，为实现更进一步的女性解放和成为拥有独立人格的完整个体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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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莉莎（1999—），女，汉族，广东广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朝鲜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