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题壁书法摭谈

【摘   要】自唐宋以来，庐陵境内所存庐陵本籍士民与仙游、宦居、转战于此的庐陵客籍士子的题壁书迹数量粲然可观。经过无数次自然消磨与人为涂抹，这些书迹鲜见遗存。然而，人们仍然可以凭藉庐陵地方史志与士人诗文集中有关庐陵题壁的文献资料略窥其文化状貌。本文在收集整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从题壁书迹的主要载体、地理分布、文化特质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试图勾摹和呈现出庐陵题壁书写约略的文化形状。

【关键词】庐陵  题壁书法  题壁载体  地理分布  文化特质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4）02-0031－06

作者简介：赖起凤（1978—），男，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书法创作与教学、庐陵书法。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西省吉安市2023年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名称：庐陵题壁书法遗迹及其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3GHA668。

庐陵题壁书法资源丰富，但是由于自然洗礼或人为破坏等因素，绝大多数题壁书迹崩坏销蚀乃至湮灭无存。本文主要对庐陵题壁书法进行考察，主要以庐陵各县方志中的“艺文志”“金石志”部分，以及士人诗文集中的相关文献为参照依据。笔者在故纸堆里爬梳搜剔，前后耗时五月有余，拾得完全可以确信为题壁性质的庐陵境内书法文献计五十九条。迫于个人精力与视野局限，想必万难囊收所有，若得其中十之二三实属万幸，故而不无遗憾。但是，无论如何，它们终归为相关问题的探讨奠定了初步的文献基础。

本文沿循这些文献，围绕题壁书迹的介质载体、地理分布、文化特质三个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大致获得对庐陵题壁书法历史的认知，为其他学者进一步拓展庐陵书法研究、挖掘庐陵文化内涵有所助益。本文论述的主要是庐陵境内的题壁书法，出于行文需要，一例庐陵士人的庐陵境外题壁也被揽入本文篇幅中，兹特申明。

一、庐陵题壁书迹的主要载体

中国古代题壁书迹的载体形态多样。宫殿楼阁、公廨值署、府厅门柱、邮亭驿墙、僧舍道观、旅邸寓所、斋堂居室、村楼酒肆、农舍屋墙、岭石崖洞、囚狱监牢等处，贬谪迁徙之士、攀陟游涉之朋、渔樵耕读之辈、贩夫走卒之徒、囹圄拘蹙之囚，或临机兴发，或蓄意而为，多所题咏述记其上。而庐陵题壁书迹的介体，据现今可知文献作一大致归类，主要有书院试厅、僧院寺观、斋轩居室、草堂农舍、客肆旅馆、川岩溪崖、山洞囚居等建筑空间之墙壁、门柱等处，甚至墓前巨石块磊之类，不一而足。

其中占额较大的，是僧庙道观、川崖岭岩、斋室楼堂、农舍客馆四类空间介质。僧庙道观类题壁，笔者搜集到至少二十例，有道观壁（道堂，钟离洞宾二仙）（笔者按：括号内所列人名、篇名或短记，或指题壁书迹为该人所题，或与该人有关，或题壁书迹为该篇内所述记，或因文献未曾言明而略摘其要，以明出处）、塔寺壁（黄庭坚《题太和南塔寺壁》）、道观门（白玉蟾）、寺观壁（岳飞《驻兵新淦题伏魔寺壁》）、秀峰庵壁（倪节）、仙居寺壁（罗洪先）、南源庵壁（罗洪先）、寺观壁（明伦堂）、寺庙壁（萧廷）、寺庙壁（刘崧《题南岳庙壁》）、寺庙柱（陈刚中《石材庙题柱》）、寺庙壁（云腾飚驭祠，罗文恭）、寺庙壁（沙山）、寺庙壁（宋之玘）、东华观壁（刘隆《题东华观》）、青又庵壁（施闰章）、青又庵壁（施闰章、方以智《青原得瀑记》）、坛庙壁（赵仪可《葛仙坛记》）等。刘隆《题东华观》颔联云：“水际云根蹲虎豹，壁间仙篆动龙蛇。”可见在刘隆题壁前，东华观壁原有数量不明的题壁书迹，姑且算作一例可也。

川崖岭岩类有十二例：山川壁（莲花峰，吕仙）、川岩壁（吕岩《题凤山壁》）、皂口壁（辛弃疾《皂口词》）、石洞壁（郭钰《避地石洞》）、崖石壁（题壁诗，“有书君谟诗在壁上”）、方石壁（朝元岭）、山川壁（李贞泰《白石仙岩题壁》）、山川壁（梁玉《葛仙岩题句》）、川岩壁（鹿泽长《钟秀峰记》）、川岩壁（尹蓬韵《题西华壁》）、石洞壁（翁溥《题梅田石洞壁》）、石莲洞（施闰章《题石莲洞洞门》）。

斋室楼堂类有十四例：居室壁（颜诩）、山阁楼壁（文天祥）、居室壁（賀诚姑《啮指血题壁》）、楼阁壁（刘髦《题罗氏仰高楼》）、轩室壁（张景良《题东山非空和尚镜轩》）、斋室壁（张政，罗洪先题壁）、居室壁（邹善）、居室柱（刘艮辉）、斋室壁（刘崧《魁旗记》）、斋室壁（刘崧《访王子让大村幽居借书，戏题壁间》）、居室壁（荐溪郭新妻龙氏）、斋室壁（乐琴轩，曾襄敏）、斋室壁（李日章）、迎翠楼（张彻《迎翠楼记》）。

农舍客馆类有五例：农舍壁（黄庭坚《刀坑迎将家待追浆坑十余户山农不至因题其壁》）、野馆壁（朱熹《题万安野馆》）、旅舍壁（杨存）、客肆壁（刘弇《题莲花市客肆壁》）、逆舍壁（刘阳《读书台辩》）。

书院、试院厅壁类有四例：书院壁（养中书院）、书院壁（刘沆《新兴书院题壁》）、书院壁（彭廷玙《五峰书院题壁》）、试院壁（徐迪惠《乙酉季冬县试题龙洲试院壁并序》）。其余类相对较少，囚室类、墓前石类、桥门壁类各存一例，分别是：囚室壁（刘淑英）、墓前石（王卿行妻刘氏）、柏林桥门壁（白玉蟾《题柏林桥门壁》）。

庐陵题壁文献尚未能悉数尽收，因此，该数据只是一个大致参照而已。不过，由于题壁者的题壁行为无外乎在上述几类活动空间中展开，因而数额虽然会有所参差，无妨于本文关于题壁介质类别的讨论。

恕笔者眼拙识陋，迄今为止，庐陵题壁文献中罕见有捣椒和泥，有意新刷素屏粉壁虚位以待贤能即兴挐抹的特例尚未发现。除了书院、试厅等特殊场地需要有所筹划外，庐陵题壁者对题壁介质的态度较为随顺，往往是因地取材、即兴而书。

二、庐陵题壁书迹的地理分布

庐陵地处赣江中游，在以水陆两路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贩贾商旅、迁谪士人、征战将士皆往来于此，这为庐陵题壁书法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庐陵境内有关题壁书法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各县市方志中的“艺文志”“金石志”，同时星散于庐陵本籍士人与流寓庐陵的庐陵外籍士人的诗文札记中。统计区分各题壁书迹之所处地域，虽然繁琐，但并不十分困难。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庐陵各县建置时有变迁，民物不无丰耗，因而题壁书迹在域内各县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原状必有出入，本文仅采其大概而已，今特表出，万请读者周知并海涵。

据所得文献统计，历史上题壁书法存例最多的县邑是吉水，计十例；其次安福和永新，有八例；再次泰和、永丰，均存七例；而庐陵居中，为六例；万安、龙泉、峡江相对较少，分别存五例、四例、三例；最后是莲花，仅存一例。

泰和一邑，以其江山之秀、人才之盛、人口之殷、稻粱之饶，他邑罕俪，题壁书迹资源理应最为丰赡，却位列吉水、安福、永新三县之后，与永丰并列，出乎始之预料。这必然与笔者对所涉文献未能悉收尽览有极大关系。沧海遗珠，茹嫌抱憾，实属无奈。

三、庐陵题壁书迹的文化特质

（一）庐陵本籍士民与庐陵客籍士人的题壁书写交相辉映

自唐宋以来，庐陵题壁作者，有来自村生泊长的庐陵本籍士人、烈夫节妇，也有游宦、寓居、转战于庐陵的外籍士子。

毫无疑问，颜诩、文天祥、刘淑英、罗洪先、刘崧、萧廷、邹善、王士敏、刘用励、彭廷玙、荐溪郭新妻龙氏等庐陵本籍士民的向壁书写，寄寓了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故土的深情。此类书迹为数众多，自不待言。不止于此，庐陵士子也将庐陵正气播撒他乡。清道光六年刊本《泰和县志》卷二十三《人物志》“补传”之“郭懋祚”条云：“郭懋祚……大兵围之，期年不下，援绝粮尽，被执绝食七日求死不得，遂逸去。招所部残师于灵武起义复败，奔南岳为僧，不知所终。子廷裳遍求父踪迹，及衡山皮佛洞见璧间题诗云：‘有气须从天外吐，无心可向月中明，审为父笔。急讯之，始获父骨某寺归葬。”战乱间遍求父踪，万寻不得，恰入彼洞，感应何其神奇，郭氏父子之厚幸焉；廷裳亲睹壁上题诗，依字迹审为父笔，知父莫若子也。这则庐陵士人的境外题壁文献实证古人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之论不虚也。

与此相辉映的，是如汉钟离、吕洞宾、白玉蟾、黄庭坚、岳飞、辛弃疾、陈刚中、施闰章、鹿泽长、徐迪惠、张景良等庐陵外籍士人在庐陵大地上的题壁书写。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庐陵外籍士人题壁文献有十四则。他们的书写主题，主要可分为风雅题咏、形胜游赏、忠奸褒贬、悲民悯农四类。

其中风雅题咏类题壁最多，共九例，分别是钟离洞宾二仙道堂题壁、吕岩《题凤山壁》、黄庭坚《题太和南塔寺壁》、元绛《别永新留题公廨退轩》、岳飞《驻兵新淦题伏魔寺壁》、辛弃疾《皂口词》、张景良《题东山非空和尚镜轩》、鹿泽长“钟秀峰”题壁、徐迪惠《乙酉季冬县试题龙洲试院壁并序》。形胜游赏类题壁计存三例，其中一例是翁溥《题梅田石洞壁》，另两例均为施闰章手笔，陈于青原山青又庵壁。褒忠贬奸类题壁有一例，即陈刚中《石材庙题柱》。悲民悯农类题壁，仅得黄庭坚居泰和期间的题壁诗《金刀坑迎将家待追浆坑十余户山农不至因题其壁》而已。

在庐陵这块土地上，通过题壁，骚客逐臣借以抒其羁旅之怀，销荡其所积愤懑之气；或富贵名盛之人亦足以寄其啸傲，舒放其所游之怀；或爱国将士因之纵恣其战余快意，抒发其家国离乱之悲；或穷愁困厄之徒藉以畅其胸臆，消遣其所触之哀；而贞夫节妇之辈书以明志，擦拭其洁身自好之镜。

庐陵外籍士人的题壁书写，是他们仙游、宦居、转战于庐陵期间与庐陵地域山川风物相互交集时审美情感的即兴物化，他们的题壁书迹充实了庐陵书法宝库，深化了庐陵文化的内涵。庐陵本籍士民与庐陵客籍士子们的向壁书写交相辉映，共同织就了一匹光华璀璨的庐陵题壁书写之锦。

（二）庐陵题壁书法蕴含庐陵文化精髓与行为特质

庐陵文化源远流长。2021年2月5日，吉安市人民政府网刊载了《庐陵文化的精髓与特质》一文，该文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庐陵文化“追求一流、坚守气节”的文化精髓，以及“放眼天下、崇文重教、传扬家风、团结拼搏、忠义报国”的行为特质。庐陵题壁书迹生动体现了庐陵文化的文化精髓与行为特质。

“魁”字题壁尤其值得一提。前所提《魁旗记》一文中，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崧前瞻后顾，概考“魁旗”之由来，详述西昌“魁旗”之故实，嗟叹“魁旗”一度引领庐陵崇文尚德之不朽风标。该文文末百许字发人深省，文曰：“嗟夫！干旟在郊，见贤礼盛。宅里之表，风声树焉。而况科第之仪文所存，太平之盛观所系。其作兴，鼓舞天下之機深矣，宜士君子有所不废也。抑士之所以自表异于天下，固有大忠大节，如往时书‘魁字于庐陵斋壁者，世或未之思也。于旗之有无乎何居，而旗之始作，不可以不书。书之，异其事也，亦以彰龙氏之好德也。旗亡而后书者，惧其终逸也。亦使后之作者有所兴感于斯文也。”

庐陵历史上人才辈出，文章节义踵事增华，蔚为壮观，所谓“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堆花香”。“魁”字题壁者备执争当一流的初愿，但未尝能够先知先觉地完全预知其题壁行为将对庐陵后世文化的影响，而刘崧起拟《魁旗记》，则有意继往开来，以期“魁”文化续领庐陵，而庐陵学子咸能攀附风云，奋其鳞羽，振拔尘滓，洗新乡梓，放眼天下，标领文坛。刘崧赤子之心可鉴。

庐陵历来不乏气冲霄汉的文士、刚勇耿毅的武将、贞操伟烈的节妇。庐陵方志也往往不吝篇幅，特辟章节大加弘彰，其中王士敏（按：王士敏囚狱中题绝命诗于裾，兹权作庐陵题壁之微变形个例）及上述倪节、王卿行妻刘氏等多条庐陵题壁文献即为明证。

庐陵巾帼不让须眉丝毫。前文所举元代永新贺诚姑、明末永新抗清志士刘淑英与明代安福节妇王卿行妻刘氏三位女性的题迹在众多庐陵题壁文献中赫然特出。她们在特定场合所表现出来的果敢刚烈的凛然气概足以摄人心胆。限于篇幅，三例庐陵女性题壁谨简表于此，笔者拟将另辟它文予以论述。

庐陵人不会忘记颜真卿、苏轼、黄庭坚、文天祥等先贤在庐陵大地播下的文化星火。庐陵士人好将先贤之圣教箴言书于居室或书院壁间，以自警或戒示他人。明伦堂、养中书院、邹善、刘艮辉、荐溪郭新妻龙氏、习致和等多条题壁文献可资证实。

正因为如此，崇文重教风气熏染下的庐陵士人总是能够在习以为常的历史账本面前加以深究，清醒地辨析人事的忠奸是非。编纂于同治十一年的《安福县志》中刊载了刘阳《读书台辩》一文。题壁书短，而所发议论却意味深长，浩然正气跃然纸上。忠君报国的思想深植于庐陵士人的心畴，岂容奸佞令庐陵风物一再蒙羞。也有一方庐陵题壁书迹尊享类似“碧纱笼”的宠幸。《泰和县志》清道光六年刊本卷二十七《人物志》“隐逸”篇中的“萧廷”条目云：“罗洪先游庐陵多宝寺，见廷壁间诗，为栏护之。”方志编纂者于后一条目末续添一则按语，以追述庐陵士人罗洪先宝重萧廷壁间诗缘由，不仅因为萧廷爱菊工诗，诗歌类陶彭泽、黄山谷，而且出于萧廷心具轻名重节之高洁品性。“为栏护之”，在珍护题壁书迹的同时，显示出罗氏对庐陵时贤名流品性的尊崇。

蕴含着庐陵文化精髓与特质的庐陵题壁书迹远不止上述这些。限于篇幅，其余书迹未能一一谱点入文，聊举数例，实证其有而已。

（三）庐陵题壁文献所涉论书文字偏于微弱

总有人在庐陵非题壁诗词中屡屡提到题壁书迹，而专论题壁问题的文例以及有意刻拓庐陵题壁书迹并作跋传扬的案例却极为罕见，因而人们无从考察出庐陵士人是否怀有明晰可辨的题壁观念。庐陵题壁书迹文献中有关题壁书写状态的描述大多不过寥寥数字，通常简略交代题壁因由、对题壁书迹的直观感受，乃至书迹出现的奇幻色彩。

清同治十一年刻本《安福县志》、清同治十三年刻本《永丰县志》分别载录“白玉蟾遗刻”“道堂”的道仙题壁书迹文献。刘金柱《中国古代题壁文化研究》一书特设一章节，用以专门阐述吕洞宾题壁与道教文化的关系，其中所搜所引之吕仙题壁文献不可谓不翔实，殊不知庐陵诸县志中也不乏此类文献。“白玉蟾遗刻”“道堂”两则庐陵道仙题壁文献，既迎合道者标新立异、故弄玄虚，编造故实以显扬道观名气的心思，也反映地方志史家们通过虚构宗教色彩浓重的文字以人为“深刻”庐陵文化内涵的故园虚荣心。前一则文献与南宋道教金丹派的内丹理论家白玉蟾相关。为渲染武功山作为道教圣地的传奇色彩，并为当地的名胜古迹张本，县志志史家脱略原则，有意凭空添置魔术性情节，曲折却期然而然地昭揭题壁书迹的所谓“横空出世”，观感文字则无比简省，竟以“甚奇”二字了之。后一则“道堂”题壁的叙事策略如出一辙，只是对书写不复存一语一言而已。

有关罗文恭的云腾飚驭祠题壁，同样被赋予浓郁的道仙色彩，而叙述中单单提及壁间题诗之事实而不侈言罗文恭书法之情形。清光绪元年刻本《吉水县志》所载一则风雅题壁的笔墨同样简省：“有书君谟诗在壁上。”在这里，志史家面对誉贯中国书法史的北宋大书家蔡襄的书法不置一词，更遑论题写其诗的题壁书迹了。当然，在这里史志编纂体例简扼的内在要求不允许撰写者有太多发挥，无法如诗赋一般任由作者意愿作尽情铺展。依此逻辑，那些载录了较长题壁书迹内容的文献应该会有所改观。事实远非如此。清道光六年刊本《泰和县志》载录了一则有关徐迪惠的题壁文献，徐氏在题壁诗前作一长序，详述题壁之因由。事实上，长序及兼附的数首题壁诗同样令人们失望。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永丰县志》卷二十二《人物志》篇“儒林”之“宋之玘”条所载的一则对题壁诗词进行唱和的个案，向人们透露了理解庐陵士人与庐陵外籍士人重题壁诗而轻题壁书迹的文化态度的消息：“宋之玘……初游南雍，同友抵金山寺，见壁间题诗百阙，不终日悉和之。诸名士服其敏捷。”从叙述结构、所涉数字、时间长度和传播效应来看，这则“宋之玘和金山寺题壁诗”的题壁事迹，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庐陵文化史上妇孺皆知的“曾棨殿试梅花诗”的故事翻版。该文献中没有任何文字显示宋之玘关心原壁间诗词书迹书写状态的倾向，文献载录者也淡漠于宋之玘和诗书写痕迹的优劣与否。宋之玘所在乎的不是这些题壁书迹的书写技巧，而是唱和壁间题诗的快速文学回应能力；激起文献载录者兴奋点的，也只是宋氏短时间内完成百阙诗词唱和的敏捷才思而已。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永丰县志》所载的一则题壁文献甚至在诗词和书法之间本能直露地作了高下区分：“余愧未能诗，因题‘钟秀峰三字于石壁，以志胜境云。”在题记中，作者摆出一副自谦的姿态，然而，他也是诚实的，字迹如何，文中并未置喙。毕竟，若不论字迹优劣，对于惯于持毫书写的古代读书人而言，捉管书写远比需要动用才情的赋诗来得更加自然容易得多。

四、结语

庐陵题壁书迹的崩沦隐没，悬空了笔者从作品的形式构成层面去分析它们的书写风格及艺术特色的可能。但是，庐陵本籍士民、庐陵外籍士人的诗文集，以及庐陵各县县志中的“金石志”“艺文志”所载录的庐陵题壁文献，为人们确证这些题壁文献相应书迹的真实存在提供了客观可靠的史料证据。

庐陵古代题壁诗是中华题壁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庐陵题壁书法文献也是江右书法乃至中国书法文献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源。庐陵题壁书法所饱含的浩然正气和文化意识，一直根植于庐陵文化的深沉质地。庐陵本籍士民与庐陵客籍士子们当下的生命体验、文化视野、书写习惯及其欲望表达，共同促成庐陵题壁书法的即刻呈现与持续生长。他们的流风遗韵，清旷而高远，犹在世人的心田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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