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特与席勒人物肖像画中装饰性语言的比较研究

陈冰洁

【摘   要】罗丹在《艺术哲学》中提到，艺术家及其作品并不是独立的，而是隶属于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可以根据作品推断出其属于艺术家的哪一个发展阶段，同样也能从时代背景中分析出产生这类艺术形式的原因。克里姆特和席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伟大的表现主义画家，也是维也纳分离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都展现出很强的装饰性。本文结合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以及个人经历等影响因素，通过比较分析克里姆特和席勒的人物肖像画中的装饰性语言，以更好地思考和感悟他们艺术作品中的内涵。

【关键词】人物肖像画  克里姆特  席勒  装饰性语言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4）02-0037－06

克里姆特和席勒作为维也纳分离画派的重要人物，在世纪交替的复杂背景下，他们的作品展现了对传统的挑战和对未来的探索。他们的艺术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当代艺术的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克里姆特和席勒装饰性绘画语言的学习和比较，探究其中的共性和差异，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如何在当前文化大繁荣的时代中、在纷繁复杂的艺术思潮下，取得艺术创作的新发展。人们应该学习克里姆特和席勒放下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不断向内心深处进行探索和反思，创作出具有厚度的作品。

克里姆特和席勒身处19世纪末，当时随着西方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照相机技术的发明逐渐取代了传统油画的真实记录功能。艺术家不得不寻找新的艺术发展道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新兴艺术流派，尤其是后印象主义画家梵高、塞尚、高更以及象征主义画家夏加尔，对克里姆特和席勒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工业化下城市的飞速发展导致大量机械生产逐渐取代了手工技术。为了将具有手工艺文化装饰特色的绘画形式运用到新工业材料中，创作出新的艺术形式，欧洲和美国开始了“新艺术”装饰运动。同樣地，东方艺术的传入，如中国的瓷器、传统艺术等，对克里姆特和席勒的装饰性语言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克里姆特与席勒的成长经历和艺术风格

（一）克里姆特的成长经历与艺术风格概述

克里姆特受父亲金银雕刻工匠身份的影响，自幼喜爱绘画并擅长镶嵌工艺。之后，他进入维也纳工艺学校学习。此时，他的绘画风格仍以传统的写实主义为主。通过学校老师的教育，克里姆特学习到了来自不同地方的装饰元素，为之后作品的转型和创作奠定了基础。早期克里姆特的绘画风格属于“古典时期”，但象征主义的发展对其绘画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古典时期”开始，经过不断地反省与沉淀，他抛弃了学院派传统，将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各种工艺元素融合起来，为完美地过渡到“拜占庭风格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克里姆特的绘画生涯中，古典写实主义、拜占庭镶嵌艺术、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和日本浮世绘都对其绘画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绘画风格分期。

克里姆特的装饰画主要体现在以写实和装饰、三维空间和二维平面相结合的造型方式来突出画面中的主体人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新艺术思潮的影响，克里姆特开始打破学院派绘画中严谨的写实造型手法，在创作中引入装饰性语言。他保留了古典写实主义中人物原始形象的特征，对人物动态古典美的追求贯穿始终，并于此基础上在人物服饰和背景中采用平面化、抽象几何化的装饰性语言，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人物肖像装饰画。克里姆特正式由古典的写实风格转向装饰风格。同时在拜占庭镶嵌壁画的影响下，克里姆特融合了油画和壁画的创作方法，采用大量的金箔作画，形成了象征主义时期的“黄金时代”。他还将玻璃、羽毛、珊瑚、玛瑙等贵重材料运用于创作，采用沥粉、镶嵌、点彩等各种工艺技法，形成“画出来的镶嵌”这一绘画特色。同样，克里姆特装饰性绘画也深受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和日本浮世绘的启发。随着各国文化的深入交流，多元的东方艺术元素流入欧洲大陆，克里姆特最终形成了其绘画风格中的东方风格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他借鉴了日本的木刻画、中国的木板年画、瓷器和屏风画中的几何化图形和具体物象。其中，拜占庭镶嵌艺术元素仍然贯穿于这一风格时期。

（二）席勒的成长经历与艺术风格概述

席勒自幼喜爱画画，16岁考入维也纳美术学院。他有着扎实的绘画基础，却难以忍受学院派的传统训练。有着异于常人的艺术天赋和创作激情的席勒，两年后离开了美术学院。17岁时，他遇到了自己的良师益友克里姆特。二人相互欣赏，互换作品，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受克里姆特的影响，席勒虽然学习掌握了老师的装饰手法，并成为维也纳分离派的一员，但并没有局限在克利姆特的绘画风格中。同时，席勒作品的转型还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他从后印象派、表现主义和装饰主义等绘画风格中汲取营养，作品的表现力极强。他通过粗糙的肌理、狂放的线条以及人物夸张扭曲的肢体，表现画中人物紧张不安的主观情感。敏感的线条是席勒精神与心灵的真实表达，仿佛是他本人孤僻性格的缩影。他以此为基础，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道路。

在席勒的人物肖像装饰画中，不同于克里姆特优雅简练的线条和画面的平面性，席勒善于利用人物夸张的动态和怪异的色彩来体现画面的矛盾和冲突。他将线条发展成了自己个性化的装饰性语言。装饰性趣味是席勒绘画的特色之一。在线条运用与人物造型方面，受克里姆特的影响，席勒多以长直线来塑造形象。他笔下的线条在虚与实、强与弱之间被赋予了生命。他将线条的运用推向了极致。席勒还对空间进行简化，用单色、平面化的处理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在色彩方面，席勒的装饰画中大量运用主观色，在极为统一的色调中又充满了对比强烈的节奏感。扭曲狂放的线条、夸张的动态、怪异的色彩、不完整的构图、几何化的人体结构、留白的背景，这些都使绘画作品极具装饰性。画中的人物没有光影、体积，只有抽象出来的夸张几何造型。席勒并不忠于对人物表象的自然描绘，而是通过几何装饰性的绘画语言表现内心情感的诉求。

二、克里姆特与席勒肖像画中装饰性语言的比较分析

（一）装饰性语言风格方面的异同

1.克里姆特的点线面构图和席勒的不完整性构图

克里姆特和席勒的人物肖像作品在构图上都追求二维平面性，都运用平面化的分割，使繁复的主体和简单的背景形成强烈的疏密对比。但克里姆特更加注重点线面的构成来增加画面的形式感。点在克利姆特的作品中作为形式语言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线作为串联图案的桥梁，优美流畅，富于韵律，使人物动态优美且具有强烈的线性轮廓；面作为构成画面的主要框架，由点和线进行点缀和修饰，丰富了画面效果。在作品《艾米丽·弗雷格》中，克里姆特通过夸张的人物垂直形式，将人物平铺在整个画面中，几何图案有秩序地分布在画面主体人物的服饰和背景中。画中点的大小变化、深浅疏密以及形状各异，构成了丰富的视觉效果。点、线、面作为画面的主要构成要素，有机地结合，形成了团块状的构图，极大地增强了画面的形式美感。

而席勒的肖像画作品更强调对人物位置的安排，他背离了传统的构图模式，通过对人物肢体进行切割与任意摆布，来营造画面的失衡感与残缺感。在自画像这一系列作品中，人物的双臂或双腿常常被截断在画面之外，身体呈现出不完整的状态。肢体通过弯曲、交错、切割的方式巧妙地在构图上形成不同的锐角和钝角，背景进行留白或简单平涂，形成大疏大密的构图，富有形式感和个性化。在作品《两臂交叉的裸女》中，女子三分之一的头以及整个小腿、一小部分大腿被切割在画面之外；左手比例失衡地搭在右肩上，右手伸向身体左侧且在手腕处被切断，身体的残缺不全传达出一种极其不安的氛围。值得一提的是，在席勒的作品签名处，有时还有中国式印章的影子，签名与画面内容相辅相成，形成独特的构图方式。

2.克里姆特绚丽丰富的色彩和席勒低饱和度的色彩

在色彩的运用上，克里姆特在金色風格时期大量使用金箔作画，同时将许多大小不一的几何图案纹样穿插在大片金色中，与金箔的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大面积的金色和小面积的高饱和度色彩疏密有致地分布在画面中，使整幅画面绚丽多彩，极具装饰性。例如在作品《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和《吻》中，克里姆特通过大量的金色使画面具有明显的装饰风格和强烈的象征性意味；在华丽风格时期，克里姆特转换了金箔装饰的元素，但对背景的处理则延续了大面积平涂的方法。受日本浮世绘和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克里姆特采用丰富的对比色彩作为画面的装饰性元素，大面积的黄、红、绿、黑等纯色使画面形成强烈对比，充满活力的同时又具有和谐平衡之美。例如，在作品《手拿扇子的女人》和《女朋友》中，黄色和红色的明艳色彩便借鉴于中国民间的年画。

而席勒人物肖像画作品中的色彩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席勒内心极度的紧张和惶恐不安造就了其独特的色彩语言。悲伤的情绪反映在色彩上通常是饱和度较低的灰色，给人以阴暗痛苦之感。在人物用色上，席勒主要以暖色、深色以及个别灰色、艳丽色为主，喜欢用红、黄、黑来表现强烈的情感，偶尔带点小面积的补色，对视觉产生刺激效果。红色分布在模特干枯的皮肤和瘦骨嶙峋的手关节上，其中还夹杂着若隐若现的绿色。他通过橘红、绿、靛蓝等饱和度高的小色块，使画面生动鲜明，同时给人压抑紧张的视觉冲击。在作品《低头的自画像》中，人物肤色和头发运用饱和度低的灰色，人物的耳朵、颧骨、嘴唇和手关节处掺杂了些许红色，背景和衣服则采用对比度弱的白色。浅色与人物的深色形成强烈的色块分割，装饰性极强。

3.克里姆特的平面空间和席勒的留白背景比较

为增强画面的装饰性，克里姆特和席勒都对画面空间进行了平面化处理。克里姆特通过忽视背景细节的描绘，用单纯简单的背景代替西方传统绘画的纵深空间，使人物和画面背景之间没有远近层次之分。他采用长短不一的线条对背景进行切割，与图案繁复的主体相组合，使画面人物仿佛处于一个虚拟的二维空间，突出画面的平面性。在克里姆特的作品《芙丽莎·瑞德勒》中，对人物的刻画延续了古典主义的绘画手法，人物细腻柔美，服饰和背景却采用平面化的装饰手法，利用抽象的造型元素使其趋于扁平化。画中的女性形象和背景融为一体，背景中纯色色块的拼接和几何图形的装饰，减少了传统意义上背景的真实感。通过平面化的处理，主体人物与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自由的空间布局实现了画面的装饰性意味。

而在席勒的大量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在背景的处理上，大多选择留白或简单的平涂，很少看到复杂的背景。即使有，也仅仅是对主体人物的简单补充，以此达到主体人物与空白的平面背景形成强烈对比的目的。这种处理方式与中国传统绘画中对背景空间的留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画面人物的主要造型手段则是通过线条来实现的，外轮廓通过寥寥几笔勾勒在画面中。席勒通过消除明暗，忽略照射在模特身上的光线，以此达到削弱人物光影形成平面二维的画面效果。僵硬的线条使人物显得枯瘦，身体的空间感变得更加单薄和平面，凸显出席勒所要表达的画中人物空洞虚妄的灵魂。席勒恰恰是利用背景的直白与简洁，引导观者将视觉注意力集中在人物主体上，将彷徨、焦躁与不安无限放大，透过画面直击心灵。

4.克里姆特的抽象装饰图案和席勒的概括几何轮廓比较

克里姆特和席勒都擅于运用几何图形来增强画面的装饰性意味。但在克里姆特的绘画作品中，抽象的几何图案分布在除人物面部和身体裸露的部分之外，其中主要有圆形、三角形、方形和菱形，他将这些图形有秩序地分布在画面主体人物的服饰和背景中，形成强烈的疏密对比关系。这种修长变形与写实相结合的造型特点，增强了画面的形式美和装饰美。在作品《吻》中，类似于藤条形状的三角形图案则是借鉴了日本纸样和浮世绘中“藤”的形象，象征着爱的心情，是恋爱的隐喻。此外，还有曼陀罗纹、螺旋纹等抽象图形都被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义。这些几何化抽象的装饰元素，不仅填充了画面，使画面丰富饱满，也通过象征意义传达出自己的创作主题，增添了画面的形式感和象征性。

而在席勒的大量绘画作品中，出现的几何图形是由画面人物的肢体通过弯曲、交错、切割的方式在外轮廓形上构成不同的锐角和钝角，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感受和心理暗示。作品中人物的造型都是席勒对模特的身体结构进行解剖后，对身体轮廓线进行概括提炼的结果。他抓住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关键部位并融入自己的主观感受，取舍分明，用精炼的线条创造出棱角分明，具有主观情绪和几何图形的人物造型。在作品《艺评家勒斯勒尔肖像》中，人物外轮廓简练，左右双臂向内环抱，且小臂平行，手臂的动作形成自我保护的姿态；手指向前伸展，形成锐角的几何形状；反观双腿向外大开，形成矛盾的个体，给画面增添了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孤独感。席勒对形体结构的高度概括，用严谨且自由的线条归纳出具有几何图形的、夸张的人体形态。有力的形体转折和造型几何化的运用造就了席勒独特的艺术语言。

（二）材料运用和绘画技法方面的异同

克里姆特的装饰性语言主要体现在画面中几何装饰图案和综合材料的运用上。几何化的纹样使画面丰富饱满，增添了画面的形式感和象征性；在材料上运用立体装饰材料和沥粉工艺，使画面产生肌理感和立体感，打破了装饰性绘画的平面性，丰富了画面效果，增强了视觉冲击力。在金色风格时期，克里姆特受父亲的影响，在油画颜料中加入了金粉，并且在主要人物的服饰和背景处理上粘贴金箔。受拜占庭镶嵌壁画的影响，他结合立体装饰材料，使画面的质感更加富丽华贵。同时，他结合沥粉工艺的表现技法，让画面产生一定的厚度和肌理，丰富了画面的层次质感和视觉效果，使作品成为工艺性与绘画装饰性相结合的艺术作品。在作品《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一号》中，克里姆特使用金箔材料进行拼贴并结合金粉，通过二者不同的质感和光泽来制造哑光和亮面不同的视觉效果。在人物首饰和服饰的处理中，他采用宝石、金属、玻璃等材料，增强画面的立体感和厚度，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的沥粉工艺，在材料的特性效果下，给观众带来更加丰富的感官体验。克里姆特不仅在画面中使用装饰性的元素，当作品被安装在墙上后，他还会采用金银、铜、珊瑚等材料作为装饰元素对画框进行镶嵌。克里姆特将作品的画框也视为画作的一部分而进行构思。

而在席勒绘画作品中，他则着重对色彩的削弱和对结构的肢解重构，突出对线条的运用，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艺术语言。线条作为画面的主要装饰元素，在人物的脸部、手部、腿部的线条变化最为丰富。他通过线条的粗细、深浅的变化表达出人物不同的质感和力量。同样，他也通过线条干湿的变化表现出肌肉和骨骼结构的起伏。此外，他还通过稀薄和厚涂的画法形成对比，丰富画面的内容，增加画面的层次性。画面中粗糙的肌理、颤抖僵硬的线条和茫然麻木的神情，形成独具感染力的线条语言，更加直观地传达出他的内心世界。

而在席勒后期的作品中，由于人生经历的变化，画面中的线条多了些柔和细腻，传达出他晚期内心的安稳与平静。在席勒为新婚妻子所画的作品中，女子形象不似以往模特的清瘦与病态，多了几分圆润。曲线代替了凌厉的直线，衣服刻画上舍弃了大量的线条分割，更加注重衣物的质感。衣服上条纹的转折和排列更加具有装饰性意味，为作品增添了新的艺术魅力。

三、克里姆特与席勒的装饰性语言对现当代艺术的影响

（一）克里姆特肖像画中的装饰性语言对绘画设计的影响

克里姆特的作品极具个人审美趣味，作品中既有象征主义绘画内容的哲理性——他对象征性装饰元素的迷恋，使其作品中充满了理性、神秘的特点——同时又兼具东方的装饰趣味。克里姆特注重空间的比例分割，追求非对称性的构图，采用装饰图案化的造型，作品中蕴含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华贵的装饰效果使画面散发着强烈的个性特点，对绘画艺术和招贴设计都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他对装饰美学的运用激发了欧洲各地的分离主义运动，格拉斯哥画派、维也纳工作室和新艺术运动相关的艺术家都把克里姆特的作品作为灵感的来源，将艺术融入日常物品中，模糊了美术与设计之间的边界。他对形体和色彩的大胆概括和运用，也使席勒和奥斯卡·科柯施卡等表现主义艺术家深受启发，为人类心理的大胆探索奠定了基础。克里姆特对潜意识的探索、对象征主义的表达以及对色彩图案的大胆运用，也一直影响着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其中就包括奥地利画家埃戈·夏伯。

（二）席勒肖像画中的装饰性语言对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

作为表现主义画家的席勒，在人物肖像画作品中带有一种与东方传统绘画理念相契合的表现形式。他注重节奏感，通过线条的长短变化、疏密排列造就画面的韵律感和装饰性。画中人物瘦削且夸张的肢体语言，强烈地传达出人物极度不安的内在情绪，充满了扭曲病态的气息。席勒极具张力的艺术风格同样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作品深刻影響了20世纪艺术的发展，被誉为新表现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大量的人物肖像画向人们展示了人的欲望、恐惧、孤独和死亡，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他的画作影响了大卫·唐顿、理查·德汉斯等知名时尚插画家，甚至连英国的大卫·鲍伊专辑封面也模仿了席勒画作中人物的动态，以此表示致敬。

四、结语

任何时期的优秀绘画作品都具有其独特的人文背景和精神内涵。每一幅绘画作品中都蕴含了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审美趣味。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克里姆特和席勒在人物肖像画中装饰性语言的应用，发现二者在形体及透视空间的平面化处理，对色彩明度、纯度和对比色的大胆应用，以及富有变化的线条等方面，都各有特点。

克里姆特和席勒的早期人物肖像画都属于古典写实主义。然而，经过不断地反省与沉淀，他们抛弃了学院派传统，将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各种工艺元素融合起来。克里姆特对人物的刻画延续了古典主义的绘画手法，人物服装和背景进行平面化处理，并融入具有象征意义的几何装饰性图案，忽视物体和空间的真实透视，构成了三维和二维、立体和平面的奇特交织感。席勒则是对形体结构进行高度概括，用严谨且自由的线条归纳出具有几何图形的、夸张的人体形态。他通过有力的形体转折将造型几何化的运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克里姆特和席勒二人虽是师承关系，并且在席勒早期的一些作品中也能找到克里姆特的影子，但他们的艺术风格仍然各具特色，各自在绘画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两位伟大的艺术家通过个人的绘画语言将自己复杂的内心情感直观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们大胆探索、勇于尝试，在创作中积极汲取不同艺术流派中对自己有益的部分，进行内化并形成自己的绘画语言。同样，他们作品中的哲学思考和对绘画语言的探究对人们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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