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传家?诗文淑世（下）

摘 要：苏轼《过于海舶得迈所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诗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从家庭环境、经济生活、文化教育、价值理念，全方位揭示了苏氏家族的家风和家教。诗中提倡以“爱”为本的家庭环境和积德行善的家族传统，借以培育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提倡以“农”为本业的经济生活，脚踏实地、男耕女织，借以培养自食其力、团结奋斗的精神；提倡以“经”为本、文史为辅的教育模式，借以造就坚实的学术功底和优美的文章词翰；提倡以“德”为本，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超越富贵荣华、个人得失，力求有益于世，穷达自如。正是这些综合因素，决定了三苏家族独特的家风和家教。认真提炼其中的思想、方法、价值和成功经验，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家教文化，指导现代家庭建设的重要途径。此乃“诗书传家久，忠孝继世长”真谛所在。

关键词：苏轼；东坡家风；爱心教育；农本观；经史诗骚；立德立言

三、经史传家，诗赋济时：

以“经”为治学之本

诗曰：“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苏氏家族以经史研究、诗词文章传家，父子兄弟遍注群经，擅长诗赋，既树立起书香门第的形象，也延续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58]的儒者传统。

东坡先生具有非凡的器识、辩论、文章和治理能力。《宋史·苏轼传》评价苏轼说：“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为也。”[59]赞扬他器识闳伟，文章雄隽，见识卓远，政事精明，为民造福。孔子所说的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苏东坡都具备了。因此，当他写文章时，能够将自己的奇谋妙思，畅畅快快地表达出来；当他主政一方时，又能够利国利民，做成许多政绩来。而当祸患到来的时候，他又没有改变自己的操守，以一种高尚人格和浩然正气来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东坡成就如此非凡能力的呢？是博览群籍，无书不读，无书不通。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揭示了东坡的读书经历：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犹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

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60]

苏辙在这里完整叙述了苏轼的学术历程与学术成就。说他初好贾谊、陆贽书，知道古今治乱，为科举对策打下基础；继而读《庄子》，获得超脱物外，因任自然的观念；再读《中庸》撰《中庸说》，掌握了中正中和的辩证法；再因进取受阻，遭遇牢狱之灾，贬谪黄州，对世道人心更有深刻认识，超越自我，为文超然。再就是回归经典，先是继父遗志作《易传》，“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而将“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的《东坡集》等放在最后。

苏轼在整个读书过程中，读贾谊、陆贽文是为了科举入仕，实现现实关怀；读《庄子》《中庸》是解决方法和境界问题，实现人生自我超越；读史，是为了知道古今得失；最后读经，著《易传》《书传》《论语说》三书，解答宇宙、人生、政治、社会等诸多问题，解决终极关怀，最终实现立德、立言而不朽之举。

（一）读史抄史

苏轼在黄州时，曾读《战国策》与佛书、道书，又读史抄史。据杨慎《丹铅余录》记载，他读汉书，读得十分仔细，于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全部分类地抄写。一部《汉书》他都能背。只要告诉每一篇的第一个字、每一段的第一个字，他全都能背出来，下的功夫非常深。他在惠州叫儿子读唐诗、读《汉书》，在海南岛继续注释经典，令儿子抄《唐书》《汉书》，以为可令“穷儿暴富”；还致书侄孙苏元老，告诫他：“侄孙近来为学何如？想不免趋时。然亦须多读书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有便，寄近文一两首来，慰海外老人意也。”[61]

（二）黄州注《易经》《论语》

苏轼在《与滕达道》书中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虽拙学，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62]其又于《黄州上文潞公书》曰：“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63]

（三）海南注《書经》

苏轼到海南岛继续注《尚书》，回来时他跟朋友李端叔说：“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64]（《答李端叔》）他跟很多朋友都说：“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他又说：“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65]他在被贬的人生最低谷的地方，写了三部不朽的著作。

为什么苏轼这个天下奇才的文学家还要读史书、读经书呢？打一个比喻，文学就像一棵树的花朵，诸子百家思想相当于果实，史书是树干，经典就是树根，所以读了诗文会辞章，读了诸子会思想，读了正史知得失，读了经典有信仰。按孔子的说法：“《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66]志即情感，属于文学；事即政事，属于历史；行即规范，属于社会学；和即和谐，属于艺术；阴阳即事物运动变化的原理，属于哲学；名分即政教道德伦理，属于政治学。《易》以道阴阳，《易》为群经之首而大道之源，撰《易传》是要探索宇宙真理、人生道理、社会原理等变化问题的。《论语》为六经原理的提炼，撰《论语说》无异于对六经的主体精神有了总体把握。《书》以道事，此事即二帝三王礼让为国、仁政德治之史。通《书》即既可通历史又通政治。所以苏东坡在整个三段贬谪时期，其他都不足以让他扎下根来，安心立命、心安理得。他将《周易》《尚书》《论语》三部经书读通了、读透了，并写成了自己的注书，才感觉到此生不虚过，能够告慰于孔老夫子。

眉山土风“贵经术而重氏族”[67]，苏氏家族也是“治经独传于家学”[68]。老苏壮年折节事学，自谓“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69]。张方平谓其“杜门绝宾友，《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70]。老苏著有《易传》百篇（未完。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之三“《易》可忘忧家有师”[71]，即指其父洵），《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合作），《苏批孟子》（疑伪）和《六经论》《洪范论》《太玄论》《谥法》等经学、史学著作。

苏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72]。此外，他还有《论语拾遗》《孟子说》以及《经论》《经说》多篇。合三苏父子之经史著作，《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老子》诸经皆有著述，《太常因革礼》《古史》《东坡志林》《龙川别志》《龙川略志》等皆传史法。

三苏父子将六经都研究了一遍，加之以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无疑就获得了最全面的理学修养和道德提升，因此他们才见事而明，议事而精，遇事而定，做事而成，这一点在东坡身上体现最为充分。那么为何东坡于此独提“《春秋》《古史》乃家法”呢？一则是谦虚不自提所著各书，而提子由之书，有表彰老弟之意；二则“《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见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为综合运用道德仁义礼乐政刑以论断历史的专著。孔子说：“吾志在《春秋》”（见《孝经钩命决》）。轼《与张嘉父之七》亦曰：“《春秋》学，此儒者本务”[73]；《古史》乃重修《史记》，是历史的借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三则是苏轼对《春秋》念念不忘，他在海南有《夜梦》诗：“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74]说明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要讲完《春秋经》。

当然，在文学作品方面，这更是三苏父子的看家本领。《东都志略》也称：“（欧阳修）以其（苏洵）书献诸朝，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轼、辙）同举进士，又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时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75]父子三人竟使北宋文风为之一变。南宋遂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76]之谚。这一影响，整个科举制时代，犹受其滋润。

由是可见，苏轼之学有经有史，有文有艺。用体用本末来考察，他也是有末有本，有用有体的。文章展示了东坡的议论与谋猷，史学增高东坡的古今治乱认识，而经学才是东坡的器识、志气的根本源泉。因此我们说在知识领域，东坡是以经为本的。

三苏富于藏书，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有所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77]他还时常读书校书，使成善本。苏轼《和陶〈郭主簿〉》其一：“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78]他又在海南作《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长留五车书，要使九子读。”[79]苏辙《藏书室记》也回忆其父藏书、校书之事：“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80]藏书、爱书、读书、著书，就是三苏遗留给后世子孙的良好家风。

在这种尊经贵史、诗书传家的家风熏陶下，苏家子孙皆能为文。《宋史》轼本传：“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81]苏辙亦有三子迟、适、逊，亦能著述。轼《和犹子迟赠孙志举》：“我家六男子，朴学非时新。诗词各璀璨，老语徒周谆。愿言敦宿好，永与竹林均。六子岂可忘？从我屡厄陈。”[82]其《与侄孙元老书》又云：“海外亦粗有书籍，六郎（过）亦不废学，虽不解对义，然作文极峻壮，有家法。二郎（迟）、五郎（适）见说亦长进，曾见他文字否？”[83]

苏轼又向元老告诉幼子苏过陪他在贬所的情形：“老人与过子相對，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84]六子之中，唯苏过最擅属文，苏辙曾经赞叹：“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85]苏轼《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汝应奴隶蔡少霞，我亦季孟山元卿。”[86]他又在《答刘沔都曹书》告诉自得其乐曰：“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87]苏过著有《斜川集》二十卷。

长子苏迈“文学优赡，政事精敏，鞭朴不得已加之，而民自不忍欺。”[88]《东坡志林》卷十称赞“儿子迈幼尝作《林檎》诗云‘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于等辈中，亦号有思致者”；又赞其“亦时出新句也。尝作《酸枣》诗云‘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此句亦可喜也。”[89]他在黄州与迈联句，赞迈：“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武。短诗膝上成，聊以感怀祖。”[90]

苏轼又赞次子苏迨：“诸子惟迨，好学而刚”（《祭欧阳文忠夫人》）[91]，知为楚辞，有世外奇志。迨亦有诗才，陈师道有诗赞之：“胸中历历著千年，笔下源源赴百川。”苏轼《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我诗如病骥，悲鸣向衰草。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养气勿吟哦，声名忌太早。风涛借笔力，势逐孤云扫。何如陶家儿，绕舍觅梨枣。君看押强韵，已胜郊与岛。”[92]

可见，三苏家族富于藏书，世代以经学相传，以文章相勖，不仅造就得三苏父子的经术杰出、文章盖世，还使其子孙人人能文，个个有诗，是典型的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

四、立德立言，糠粃轩冕：

以“德”为立身之本

诗曰：“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儒者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进要致君尧舜，退可立德立言，只要文章载道、德行垂世，何必区区以轩冕为念？

《宋史·苏轼传》史评中说，苏轼还在读小学时，有人将石介《庆历圣德诗》传到蜀中，苏轼历举诗中所言韩（琦）、富（弼）、杜（衍）、范（仲淹）诸贤，问老师这些人是谁？老师觉得很奇怪，小小孩子为什么问这些大人物呢？苏轼说：“我正想跟这些人结识哩！”可见苏轼当时“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想与这些宰执贤哲平等对话、共议国政。《宋史》又说苏轼20岁左右，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到京师，兄弟俩同登进士，父亲文章也被广为传颂，一时之间父子的声名传遍朝野。不久，苏轼俩兄弟又“登上第，擢词科”（词科是制举的意思，专门为公卿宰相人选来选拔人才）。苏轼本人“入掌书命”（代皇帝起草各种文告，即进翰林院），“出典方州”（做知州，类似行省省长）。 可见三苏皆是科举求仕的士子中之一员，也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

不过，苏轼与苏辙入仕，目的却与他人不同，他们是为了化民成俗，致君尧舜。这在他们儿时接受母亲教育时便已经决定了的。司马光《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载苏母曾对儿子“戒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亦无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进士第，又同登贤良方正科目。”[93]在母亲的教育下，二子自幼便确立了读书为民，致君尧舜的理想。

苏轼《沁园春》曾回忆：“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94]因此在王安时新法推行期间，苏轼、苏辙在任地方官时，尽量因法以利民，减少新政扰民。苏轼《戏子由》有“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95]句，重申致君尧舜志向。后来苏轼在贬途中作《南康望湖亭》仍然表明：“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96]可见其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本心。

苏轼当时将这一理想自谓为“初心”，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始终未改。其《送俞节推》鄙视“异时多良士，末路丧初心”[97]；宣称：“我生不有命，其肯枉尺寻。”[98]他又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表示自己要“守其初心，始终不变”[99]，又在《谢宣召入院状》说：“臣敢不益励初心，力图后效。”[100]在《谢翰林学士表》说：“敢不激昂晚节，砥砺初心！”[101]又在《谢兼侍读表》表达：“臣敢不淬励初心，激昂晚岁，誓坚必死之节，少报不赀之恩。”[102]还在《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中表达“下无所见其能否，上无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面目”[103]，无愧幽明，不惭鬼神。他甚至倒霉至极之时，在与他人合伙陷害自己者之前，表态仍然要直言极谏，其在《与章子厚参政书》中言：“而轼乃以罪废之故不为一言，以负其初心，独不愧乎？”[104]

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后来他在《沁园春》中感慨：“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105]他无可奈何，只好自己转换心态，随遇而安：“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106]

不过，在个人得失、荣辱上，苏轼一向追求不高，处之泰然，而更多重视精神愉悦、个性解放。他说：“人生悲乐，过眼如梦幻，不足追，惟以时自娱为上策也。某名位过分，日负忧责，惟得幅巾还乡，平生之愿足矣。”[107]他又借渔樵之语说：“人之有祸福成败、盛衰得失，穷达荣辱、兴亡治乱，莫非命也。”[108]又说：“抑人生自有定分，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耶？”[109]

苏轼少年得志，文采飞扬，豪气干云，大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气概！可一旦步入仕途，又忠直耿介，却事与愿违，时时碰壁，并不如意；甚至一贬再贬，从黄州、惠州，直到海南儋州，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远，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也越来越小。前后贬居11年，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在这迁谪中被浪费掉了。好在东坡熟读经史、诸子、佛道之书，洞悉宇宙人生、成败荣辱之理，读书、注经、访古、吟诗，反而贏得了更多的文学成就和学术成果，表现出深邃的思想造诣和达观的人生态度。

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110]回忆当年年少读书，心存治道，文章滥翻，豪气干云：“念昔各年少，松筠闷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文章风云起，胸胆渤澥宽。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哪知世事并不如人意，两兄弟虽然连科及第，但仕路并不顺畅：“横渡一倾溃，万类争崩奔。”沧海横渡，鱼龙混杂，本欲“誓将贫贱身，一悟世俗昏。岂意十年内，日夜增涛澜。”两兄弟拼将性命，大力争取，也未见好转，生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苏辙晚年所作《历代论》引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111]，表达了少年积极入仕，中年倍受打击，晚年著书立言，将自己的思想传诸后世的心路历程。苏轼《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而效颜渊潜心经学，寻求箪瓢之乐：“箪瓢有内乐，轩冕无流瞩。”[112]其海南《夜梦》诗也说：“我生纷纷婴百缘，气固多习独此偏。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113]既然仕路不顺，何不转而研究经典，效法圣人孔夫子“韦编三绝”，将编连《易经》的绳子系得更牢靠！

正是这种超越自我，亲近自然，亲近历史，亲近经典，使东坡先生渡过了人生苦厄；超越功利，超越得失，成就了他文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的初心，甚至完成了“天下奇才”的形象塑造！

综观东坡经历，他诗文最多的时期是在贬谪时。他的三部学术著作《易传》《书传》《论语说》也完成于贬谪处，实现了他“立德立言”、名垂不朽的士大夫追求。这正是苏氏家族重视经史教育、德言垂范的重要成就。

结  语

细读苏轼《过于海舶得迈所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诗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一诗，前半表达了他对连累子侄们的愧疚，后半则系统提出了家教以爱为本、家事以农为本、学业以经为本、事业以德为本的家教方案。结合苏轼、苏辙兄弟的相关作品，充分证实这一家教路径是存在的，也是成功的、有效的。正是充满爱和鼓励的家庭氛围，培育了二苏及其子孙健全的人格。也是脚踏实地、农耕桑织的经济生活，让二苏及其子孙能经受住各种突然来临的灾难和考验，渡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是以经史教育为基础、诗文训练为辅助的教育模式，造就了三苏及子孙坚实的学术功底和优美的文章表达。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求富贵荣华，但求有益于世的思想准备，为三苏及其子孙提供了可进可退、能达能穷的宽广道路。这些综合的因素，形成了三苏独特的家风和家教。只要认真提炼其中的思想、方法、价值和成功经验，滋养出温良恭俭让的家庭温情，立足于生产自救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加强经史教育文章垂范，端正实学实务、立德立言的价值观，就能够涵养成优秀的家教家风，培养出杰出的子孙后代。这也许就是“诗书传家久，忠孝继世长”的真谛之所在吧！

注释：

[58]何晏、邢昺：《论语注疏·阳货》，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270页。

[59][72][81][85]脱脱等：《宋史》第31册卷三百三十八，点校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0818—10819页，第10835页，第10817页，第10818页。

[60][80][111]苏辙：《苏辙集》，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集》第18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224页，第378页，第140页。

[61][83][84]苏轼：《苏轼文集》，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13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页，第308页，第307—308页。

[62][64][67][74][77][78][79][82][86][90][92][94][95][96][97][98][105][106][112][113]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867页，第1923页，第2864页，第735页，第282页，第748页，第744页，第798页，第687页，第394页，第454—455页，第934页，第152页，第697页，第349页，第349页，第934页，第934页，第744页，第735页。

[63][73][99][104]苏轼：《苏轼文集》，《三苏全集》第12册，第315页，第506页，第117页，第349页。

[65]蘇轼：《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苏东坡全集》第2389页。

[66]方勇译注《庄子·天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68页。

[68]苏轼：《苏轼文集·谢制科启一》，《三苏全集》第12册，第259页。

[69]苏洵：《苏洵集·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三苏全集》第6册，第78页。

[70]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邱少华点校《苏洵集》，中国书店2000年版，第192页。

[71]苏洵：《苏洵集》，《三苏全集》第6册，第414页。

[75]王称：《东都事略》卷一百一十四，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988—989页。

[76]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八，《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页。

[87]苏轼：《答刘沔都曹书》，《苏东坡全集》第1822页。

[88]《饶州府志》卷二十一，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第87—88页。

[89]苏轼：《东坡志林》卷十《书迈诗》，《三苏全集》第5册，第261—262页。

[91]苏轼：《苏轼文集》，《三苏全集》第15册，第440页。

[93]司马光：《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邱少华点校《苏洵集》，第181—182页。

[100][101][102][103]苏轼：《苏轼文集》，《三苏全集》第11册，第376页，第377页，第396页，第410页。

[107]苏轼：《与王庆源十三首》其十一，《苏东坡全集》，第2164页。

[108]苏轼：《渔樵闲话录》上篇，《三苏全集》第19册，第627页。

[109]苏轼：《东坡先生志林》卷一《书田》，《苏东坡全集》第3990页。

[110]苏辙：《苏辙集》，《三苏全集》第16册，第205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