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旅行杂志》的康藏形象

仲昭铭

摘 要：创刊于1927年的《旅行杂志》，作为近代中国首份专业性的旅游刊物，影响巨大。20世纪30年代末，出于抗日形势的需要，杂志加大了对西南边疆的宣传与介绍。1939年成立的西康省，在杂志“探索与开发边疆”理念的倡导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旅行杂志》对西康省的介绍，刊文众多，涉及面广。举凡康藏地区的山川名胜、城镇风貌、风土民俗，悉数其中，为读者勾画出极富时代感的康藏形象，加深了国人对西南边疆的认知与了解，在内地与边地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关键词：《旅行杂志》；边疆传播；西康；藏族；游记

《旅行杂志》是近代中国首份专业性的旅游刊物，影响最大的旅游刊物，也是办刊时间持续最久的杂志之一，誉为“民国时期出版物的典范”。该刊1927年创办，以“阐扬中国名胜，发展旅行事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末，抗战形势严峻，伴随国民政府的内迁入川，《旅行杂志》大力介入西南边疆的宣传；而1939年成立的西康省（传统称为“康藏地区”，简称“康藏”），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壮美秀丽的山川，加上风格独具的民风民俗，受到该杂志格外的重视。鉴于目前学界对该刊立足西南边疆宣传与调查，重点刊文宣传康藏的史实，研究还较为薄弱，因此系统介绍《旅行杂志》在对西南边疆深度介入的大背景下对康藏报道的全貌，分析该刊所构建出的旅行者眼中的“康藏形象”，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民国时期主流媒体于西南边疆宣传的概貌，搜集康藏地区“三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献，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旅行杂志》的西南宣传

（一）《旅行杂志》的创刊与宗旨

1923年8月，上海金融界的领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普在该银行设立“旅行部”。1927年，“旅行部”影响渐大，业务日增，故独立挂牌注册，易名为“中国旅行社”，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旅游企业化的标志。为了促进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加深国人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丰富旅游资源的认知，同时也宣传中国旅行社的业务，中国旅行社决定设立编辑部并自办刊物，定名《旅行杂志》。杂志以“阐扬中国名胜，发展旅行事业”为中心，主要栏目分为国内游记、国外游记、西南西北行程、特辑、专著、杂俎、小说、美术图景等，所编文章，不拘风格，多是游者的亲身体会，亲切趣味，加上撰稿人又皆为民国时期享誉文坛的新闻界、小说界乃至政界的重要人物，撰文汪洋恣肆，隽永有味，十分受到读者喜爱。

（二）《旅行杂志》的内迁与西南宣传

20世纪30年代末，抗战形势严峻。1942年8月，杂志迁入桂林出刊，1944年又迁至重庆中正路205号办刊，至抗战胜利后才又迁回上海。

30年代末，杂志一改报道地点国内多涉及沿海一带及大城市区域，国外则专注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刊风，而让西南地区一跃成为《旅行杂志》关注的重点。该刊在1938年的“西南专号”中便有反思文章指出：“翻遍了十二年来的旅行杂志，一千五百余篇游记中，只发现了十篇广西，云南只有九篇，贵州四篇，这实在太贫薄可怜了。”[1]在1938年第20卷11期《西南专号》等同于编后记的“书后”又言：“现在我们是知道西南了，地方是这样大，蕴藏是这样富，风景又是永久妍丽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视西南为畏途了，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西南对于整个国家军事上、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了。”[2]1940年第14卷4期《四川专号》在《紧要启事》又云：“本志以四川古称“天府之国”，蕴藏之富，人文之盛，以及山川秀美，素为各省之冠。在昔交通梗阻，入川行程，比较濡滞，自国府迁渝以来，四川一省，显为中国之心脏，各种建设，突飞猛进，而陆、空交通，尤为迅捷，现已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本志于廿八年正月，即准备发刊《四川专号》，为新四川作一全貌之介绍”。[3]

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旅行杂志》中关于西南地区的游记，从以前的零星报道，转为“多元化的，丰富的、全面的报道。不少学者文人更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对于西南地区进行研究”[4]。从《西南专号》始，不仅刊行了《四川专号》（1940年第14卷4期）、《西南文化专号》（1943年第17卷2、3号）、1945年第19卷1号《今日重庆专辑》等专门介绍西南风土人情的旅游文章，集中介绍西南名胜景区、风俗地貌，而且大量刊发西南地区的交通信息与公路建设咨询，以利旅行人士参考。同时，在原有以“中国旅行社”为出版方的出版著述，如《游川日记》（1929年，曹亚伯著）、《黔游纪略》（1934年，曹鉴庭著）、《四川导游》（1935年，郑璧成著）等的基础上，以《旅行丛书》的名义又出版了《贵阳导游》《昆明导游》（1939年，黄丽生等著）等旅行手册；以《旅行杂志丛刊》名义编印了《川康游踪》（1943年，易君左編）、《西北行》（1943年，茅盾等著）等带调查性质的游记，以及《西南揽胜》（1939年，赵君豪著）、《西南旅行团》《西南印象》（1939年，赵君豪著）等概论西南的著作。这种“以西南为报道重点”的情况一直持续至1946年1月杂志重新迁入上海（四川路420号办公）出刊。直至1947年，杂志中西南地区报道数量才开始又明显偏少。

据笔者统计，从1939年起，《旅行杂志》刊登与西南地区有关的文章与此前历年相比成倍数增长，一直至1945年为此，历年所刊数量十数至数十篇不等；1943年因连刊两期《西南文化专号》，数量竟达70余篇，以充分的笔墨，体现了该刊认为西南“现已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的主张。

杂志对西南边疆的深入，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对康藏异乎寻常的关注与报道。

二、《旅行杂志》对康藏地区的探索

1939年元旦西康建省。这处毗邻四川平原、地势险要的战略要地一开始便受到国人极度的重视；加上建省之初百业待兴，刘文辉经营西康又励精图治，不仅大开西康“东方的门户”，吸外八方人才，积极鼓励有识之士投身西康建设，更大力组织各门类专家、学者前往西康公办考察、调研，以利“搜集治康经验”，遂使国内报道西康省的文章激增。其中，康定（古称打箭炉）作为康省省会，尤受注目。《旅行杂志》所刊考察与领略康藏风土人情的文章，就集中刊发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1946年这一时间段内。

据笔者统计，1939年前《旅行杂志》对西南涉藏地区的报道，数量极少，而且以间接材料为主。三篇文章中，除了一篇是由第三者整理的口述资料外，余下均为翻译国外的资料。程志政译的《西藏的一瞥》，由英国人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所作，原刊于1929年《亚洲》（Asia）第3、4号；秦理齐所译《贡噶探险记》，为美国探险家洛克所作，原刊于美国《国家地理》1925年第9期。微乎其微的报道数量，深刻反映出国人对边疆认知的空白以及边疆被“边缘化”的尴尬角色，当时便引起了部分爱国人士的忧思，如程志政所译之文的原作者麦克唐纳本为1904年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西藏地区的头领，其文不仅充满帝国主义的傲慢，而且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故程志政在文后加按，不无痛心写道：“今边疆日亟，国人对于边事，似不容其漠视。爰译以寄本刊，倘亦为伤时忧国之士所为许乎。”[5]

1939年后，情况有了巨大的改变。从创刊至1949年止，《旅行杂志》介绍康藏的文章共42篇，绝大部分是1939年后（含1939年）刊发的，其中，1939—1946年共刊35篇，这其中，纯粹介绍西康或以康藏为中心的文章，达28篇，占总数的80％。该刊对康藏报道的积极，正是其重视西南边疆地位，努力增强国人对西南边疆认知的体现；也是该刊发力西南边疆探索，激励有志者投身边疆探险的成果。

三、《旅行杂志》所记的康藏形象

总览《旅行杂志》刊发介绍康藏文章，凡可分为三类，其一为旅行的见闻或带旅行指南性质的导游文章，其数量最多，主要栏目有《屐痕处处》《旅程纪述》《边疆游踪》《地方描写》等。其二为各类考察、调查活动的成果与研究性的学术文章，主要栏目有《边疆透视》《边疆考察》等。如黄炎的《西康调查日志》即为司法行政院1938年9月赴康调查司法的日记体工作记录。而研究性的学术文章不少由当时知名的专家、学者撰写，如《西宁塔尔寺之三大盛会》作者邹豹君为地理学家，时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兼史地学系主任；《介绍藏民妇女》《记黑水旅行》的作者于式玉为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教授；《西康东陲木里纪行》的作者杨衔晋为森林植物学家，时任复旦大学农学院教授。其三为杂俎文，偏向杂录与琐闻类的笔记体，主要刊于《补白摘拾》等栏目。以上文章蔚为大观，亲历亲见，行文生动，从不同方面勾勒出20世纪40年代鲜活的康藏形象。

（一）以康定为中心的城市形象

明代中期以后，以青藏道为汉藏主要通道的情况有所转变。经康区南部，连接内地与朵甘、乌思藏的川藏道被定为官道，逐渐成为明代涉藏地区僧俗往来，以及茶叶贸易的另一交通要路，使得汉藏间交通的重心由西北南移至四川和康区。[6]至清代，打箭炉已成为汉藏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誉为“藏路咽喉”“西陲巨镇”，“四方商贾辐辏，为川茶、夷货交易之所”。[7]

民国时期，特别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迁入川，西康由边地变为腹地。1939年1月西康省宣告成立，使康藏的地位日显突出。“四川是西康的仓库，西康是四川的屏藩！两省疆域，虽划分为二；但就整个关系说，则川康唇齿相依，实为不可分离的一体！以历史、地理言，则西康前称川边特别区域，川康向为整体；以政治、经济言，则两省供需相连，利害相同，无异弟兄姊妹的关系。又西康毗连云南，物资有无常相通假。即或西藏有事，因有西康处在中间，也不致遽尔波及云南，所以就西南国防上说，如果川康能够，则川康可以屏障西南各省，中央即可减除西顾之忧，因此西康在我国西南国防上所占的地位，确是非常重要的！”[8]康定为西康省会，为康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川藏一线的交通咽喉，故《旅行杂志》介绍康省，均以其为基点。

1.康定的地志记录。在徐仁常的游记中，康定的地理、经济、街景与气候等均有概括介绍：“康定原名打箭炉，相传诸葛武侯南征，遣将郭達造箭于此故名，位于四面不毛白高山中，以川山的环绕为天然城墙，汉番杂处，人民以经商为业，贫苦的以劳力为牛，所用各物由外面远入，故生活较内地高昂。中有小河，河的两旁，集为市廛，茶、布匹、药材、皮毛……均以此为集散地，商业特别发达，银行约十余家，金融甚为活跃，大有都市风度，惟终日水声淙淙，大风萧号，气候寒冷，一到秋天，均各设炉取暖，有经年不化的雪，漫积在那最高的山上，比之内地，真是天上人间。”[9]

楼祖诒的《西康行》，列有由川入康的详尽路线介绍，在《边情介绍》一节，介绍了康藏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特别在社会环境介绍中，有康省各县户口统计，对于康省民族、交通、藏文字以及历史均有涉及。

李致刚的《康定琐志》有《风景线》一节，专事叙述康定的风景。作者将之归纳为：青色的天、各色的云、大风、高山、明月、白雪与河流7种，并赞叹富于诗意，“这引人留恋的边塞景色，内地是不易看到的。”[10]

在康定的地志记录中，尤以李致刚的《康定琐志》最为典型，是文作者1943年受朋友之邀赴康，归后撰成此“康定实性的报道”，全文分《形势和通道》《建置，人口，商业》《气候，物产》《交通，文化》《市街、城郭，官衙、教堂寺院》《明正土司，锅庄》《市容，旅馆，饮食，娱乐》《风景线》《结论》等九节，可当民国时期浓缩版的康定志书。

2.康定的城市记录。李致刚的《康定琐志》中记有康定的市街与市容，在他的文中康定“有大街二，道长各二里，南岸蜂窝街、大石包街、马市街，北岸为营盘街、诸葛老街、老陕街，连系两岸的木桥，共有四道，有上中下三桥，和将军桥。中桥左右为康定的心脏，百货云集，将军桥是前川边镇守陈遐龄所建。市街两岸，均紧接山麓”[11]。对于康定的市容，李文也客视给予了评价：“康定市街，还是若干年代遗下来的，因多风的关系，房屋建筑得很低矮，用鹅卵石嵌成窄狭的市街，粪秽满地狼藉。”[12]

陈长风的《川康公路巡视》在李文两年后写成，对比可以看出建省以后康定城市的变化，比如新市区的风貌以及印度商品在康的倾销情况：“康定位于三山峡谷中，北来的雅拉河，南来的折多水，在城中会合而成康定河。在东关内之郭达山麓，关有新市区，街道平坦，房屋整齐，社会服务处就在这里。旧市区房屋沿河建筑，汉康藏三族合居于城中，全市近三万人。中山街、中正街是商业的中心，商店除汉人经营的外，亦有康人开的店铺，所售的物品，有印度来的英国毛呢料，花式新颖，内地买不到的此地都有，还有红花、麝香等珍贵药材。”[13]

3.康定的居民记录。汉藏等民族杂居、民族融合紧密历来是康定城市的一大特点。在游记中，对于康定的居民构成也多有纪录，如《蓉康旅程》所记“康定居民汉藏杂处，汉人以川籍为多。汉人所用语言与川语大部类似”[14]，而楼祖诒的《西康行》有康定户数统计数，李致刚的《康定琐志》有康定人口统计数。

4.康定的商业记录。李致刚《康定琐志》记录了康定商业简史与税收情况：“康定在唐宋以来，随着茶马的交易，日趋繁盛。据□书记载：最初由临时架设很简陋的帐幕，作为临时市场；和建筑碉房的锅庄交易，每月有一定的日期，集会过了便星散。到了清初明正土司极盛时代，市而繁荣，已不是从前赶集的形态，现在康定住民十分之八九，都是商贾。据民二十七年的调查：康定东南北三关征税税款的统计，约年在六十八万元上下。收入最旺的，要算东关，由藏输入川省的货品以药材为大宗，其次是皮毛；由川省输出的第一为粗茶，其次是布帛杂货。骡马驮包出入上面的三关的，每天最少也有三百五十头至五百头之数。”[15]

“康定锅庄集旅店、货栈、商品中介、衙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是康定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16]，也是清季至民国初期，康藏地区汉藏贸易的主要机构，是康定经济习为的典型代表。历史上，打箭炉因市而生，因茶而盛，其中“锅庄”不仅奠定了茶马互市的商贸基石，也决定了茶马互市从商贸到交通运输等全套的规则与操作、管理流程，对“茶马古道”的兴起、发展与繁荣起了最为直接与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旅行杂志》中不少游记纪录了“锅庄”的概况，如梅幼云的《打箭炉》中便云：“打箭炉是一个毫无生产的高地，市面上的特产如金子、麝香、鹿茸、虫草、皮货、药材等都是蛮地所获运出来的。此外米、油、菜蔬、百货等都是内地运进来的，形成了汉藏两族贸易的重地。街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商店，一切巨商们多半是把货物囤积在古老的大蛮房子里——他们叫做‘锅庄——在那里面，你可以看见成千驮的茶包是预备销售蛮地的大批汉货，和整屋的藏毯、狐皮、白菌子和蛮地出产的珍品，还有不少由印度入藏的大批香烟。蛮商的牛马，经常几百头几百头的在这些锅庄里驮进驮出。”[17]

对于康定的消费情况。在黄炎的《西康调查日志》中，通过作者在康定消费的经历，叙述了当地物价的高昂：“午后剪发，起码五角，若令出门则须乙（壹）元。籼米一小碗饭大洋五分，一切物价除土产、药材及土人之毛织物外，均极昂贵，生活程度较成都高数倍。”[18]王清泉的《蓉康旅程》，则对康定城区米、猪肉、鸡蛋、蔬菜等物价加以胪列，并分析了物价居高不下的原因：“康定位于万山环抱中，城垣狭小，发展为难，但生活程度之高，虽特等都市犹望尘莫及。此地不论任何日常用品、食品五谷，俱须由成都、雅安、西昌、汉源等处运来，因着交通不便，多用人力背来，途中恒须廿日左右才能运到。运费往往超过货值，售价怎能不贵？”[19]

5.康定的其他记录。黄炎的《西康调查日志》为杂志首刊的国人写作的康藏旅行文章，分三号（期）连载，记叙了作者由康定经泰宁至道孚一线的行程日记，文中所记康定多为直观印象，如康定之物价、二道桥之温泉、参观寺庙之类，零碎杂散，更多是司法调查方面的工作记录，如日志中载康定司法概况：“年后二时半至康定县政府调查该县每月民刑案件，约十余起，汉人与汉人，汉人与土人，土人与土人，均有在县府涉讼。监狱一所，计三间，看守所男四间，女三间，现在人犯约廿余人，尚有军队寄押人犯有拾余名，囚粮每月有三百四十元，由杂捐项下支付。人犯少，即所收款移作司法经费，法收每月约数十元，查阅卷余，判决颇特”[20]。梅幼云的《打箭炉》则以新闻特写的手法，批判了内地的鸦片与赌博对当地的毒害，歌颂了藏族同胞的淳朴与勤劳。

（二）以高原为中心的自然形象

《旅行杂志》一直以“阐扬中国名胜”为主线，杂志寄情山水，歌咏自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康藏瑰丽无比的自然景观，对高原景色的描绘是该刊宣传的重点。杂志不仅翻译了国外如著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等在康藏的探险游记；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还刊发了国人在康藏“边疆探险”的文章。这一时期该刊介绍康藏的各类文章，也多少涉及对康藏自然风光的记叙，这些行文一方面是突出康藏旅途之“艰”与“险”，另一方面，也赞扬了康藏风景之“美”与“奇”。

1.贡嘎探险的记录。至约瑟夫·洛克《贡嘎探险记》在国外刊登后，誉为“蜀山之王”的贡嘎山不僅名扬世界，也成为康藏自然探险的标杆。其山脉络纵横，雪峰巍峨，主峰海拔达7556米，直刺天际。诸俭的《木雅贡噶山下藏区纪行》便是一篇优秀的“边疆探险”游记。该文介绍了木雅片区民风民俗与宗教信仰，描述了登山至半腰的经过。文中对于贡嘎山的美艳更不吝文墨：“至最高处，视线忽然开朗，只见蔚蓝得可爱的天空，无丝毫云翳牵挂，向南望去，雪白银妆的贡噶山脉，尽收眼帘，众峦簇簇，向东南逶迤，形似长城。主峰，高插天际，光洁莹晶，被阳光照射万丈。全山积雪，虽于盛夏，亦不溶化，亘古以来未尝改变其雪白皎洁的面目”[21]。

2.高原生态的记录。康藏自然风光优美，生态保持优良。该刊文章也对此有所介绍，如陈长风《川康公路巡视》记述从塔公至道孚间的森林密布，温泉相间，景色宜人：“由塔公寺西行七十余公里，路线穿过高地原始森林，名‘松林口，此处海拔四千余公尺，有温泉、是游人最好的地方，其中林木，多是云杉、冷杉，树身直径粗达十公尺的随处皆可见，阴森森的一片，是珍禽异兽蛰伏的地方，专入林间，几疑置身仙境。”[22]

3.高原水利的记录。壁莹的《金沙江》是为数不多的介绍康藏水利的文章。该文是1940年秋经济部与交通部联合办理的“金沙江查勘队”工作的一个简报。

（三）以衣食住行为中心的民俗形象

1.康藏人民的生活形象。《旅行杂志》第13卷8号刊登的朱汝谦的《川康途中》，实为奚东曙加入“川康考察团”后在康考察期间写给朱的书信。文中纪录了康藏的饮食习俗：“（考察团）每至一庙必献哈达，对喇嘛则赏犒茶叶，对人民则当场赏犒酒，因康人喜欢饮茶与酒。关外均用藏洋，故此次携带许多藏洋而来，同时亦带翻译、厨役、食物，因康人只食青稞、糌粑及喝茶，不种蔬菜也。”[23]鞠孝铭的《青康之行》虽为从青海入康的游见，但专有《闲话藏民风俗》一节，简要介绍了康藏人民之服饰、饮食、住所与婚姻、丧礼等风俗。钟秀生的《藏族平民生活鸟瞰》为一篇全面介绍康藏人民生活的科普文章，全文分《游牧生活》《农人生活》《衣食住行娱乐及其他》三节，对于康藏同胞的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文化信仰、服饰、饮食、住所、歌舞艺术等都有所简介。马若达的《康藏人服饰忆略》，分“衣”与“履”两部分，简要介绍了康藏的服饰文化。

2.康藏的交通形象。楼祖诒的《西康行》概述了历史上西康的交通路线：“古时康定至瓦斯沟之河峡，尚无通路，蕃人入川，分南北二道，南道逾雅加埂经摩西面，渡沈村河入黎州，即后汉时白狼入贡旧道，其后更自荥经经沿小河逾山至沈村，绕避大相、飞越二岭，即系诸葛武侯南征之路。北道自革地入松潘，或自金川出理番河谷至威州，唐代吐蕃入犯，恒由此二途。大概南宋初年，番商杂处民间，蕃人为谋运茶捷径，始开瓦斯沟峡路，即自瓦斯沟渡河，逾严州大山，至碉门（今天全），贸易茶马，史上著名茶马市者即此。清康熙后，改自天全逾马鞍山，经泸定至康定，民国以来，雅康相攻，始发见二郎山路线，近遂循之，以筑川康公路，此为最后之路线，笔者所由，即此最后发见而最新开凿之一线。”[24]

黄炎的《西康调查日志》记述了“出关”翻越折多山交通的不便，“路不易找，路上堆石作标识，设遇大雪，不特马粮难找，路也无有，关外行路之难，不可以言语形容”[25]。诸俭的《木雅贡噶山下藏区纪行》，叙述了从康定“出关”旅程的艰险，“一出康定南门，就是所谓‘出关了，……因为关外的气候、风俗、民情与内地大异其趣，所以出关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出关之前，要准备雇到关外唯一的交通工具——“乌拉”（供差役的牛马和人）。如果你不通藏民语言时，则须找到适当可靠的通事，充当你的翻译。关外气候也悬殊，除了带着足够御寒的被褥外，每人必要带着一袭笨重的藏毡子，以防暴风雨的侵凌，就是油、盐、菜、米等食料也要带着。”[26]在交通纪录方面，陈长风《川康公路巡视》一文较具代表性。此文为作者受川康公路局之邀赴康的纪录，对从成都至甘孜县，沿途交通概况、风土人情，多有记载。

3.康藏的妇女形象。作为一位女性民族学家，于式玉对于边区妇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她的边疆考察文论中，一直贯穿着对边区少数民族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对于她们淳朴而真诚品行的赞美。如《记黑水旅行》中写道：“山路虽然高高低低，但是几个女同伴，兴致勃勃的边走边唱，我也不肯示弱，总更与她们前后不离，我们彼此语言不通，常以表情传达意见。慢慢熟识之后，她的紧握住我的双手，用两双明眸注视着我，使我感觉到她的满腔热情。我离开西北藏民已经半年，久别了的边民，真挚情感，又在黑水女孩们中间重新发现，使我兴奋万状。人类真的情感，唯有在边民群众里，才保存得完整整的。”[27]她的《介绍藏民妇女》介绍了藏族妇女的经济地位与社交活动，认为藏族妇女辛劳而善良，应酬与社交的机会比男子更多，而她们“化青在大自然里的境界，真是值得羡慕的”[28]。

四、结论

1939年后，《旅行杂志》立足西南，是中国人民进入抗日战争特殊阶段的产物。杂志对西南的倾斜，自然使这一区域的少数民族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叶，可谓该刊报道西南边疆的“黄金时代”：地域上，举凡西康、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青海等省份均有谈及，而尤以前三省为甚；数量上，文章众多，体裁多样；民族上，西南主要的少數民族大多有所覆盖；影响上，报道之广度与深度可谓前所未见。以杂志介绍康藏地区文章为例，一方面代表了杂志介入“西南边疆”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杂志以众多的文章，繁密的报道，显现了丰富多彩的康藏形象，加深了国人对西南边疆的认知与了解，在内地与边地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仅就这点而言，在文化传播与文化沟通方面，《旅行杂志》在宣传边疆的努力与实验上，还是成功的。我们认为，《旅行杂志》“边疆宣传”的价值与意义在于：

（一）以“阐扬中国名胜”为中心，以“探索与开发边疆”为侧重，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心，坚持抗战到底、守疆护国的决心

1939年后，《旅行杂志》立足西南，以康藏地区为重点的探索与介绍边疆的办刊思路，是中国人民进入抗日战争特殊阶段的产物。杂志虽名旅行，刊登均为文人雅士的游记，但正是通过这些看似“风花雪月”的文章，介绍西南地区广袤的秀美山川、广博的风土人情，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心，坚定了大力建设西南边疆、守土抗战、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就内容而言，《旅行杂志》的边疆宣传，言在边疆的风土地理，而意在抗战，激励民众抗战到底，万众一心守护吾土吾民。

（二）以“边疆探险”为事业，以“边疆宣传”为重心，促进了内地对西南边疆的了解和认知，促进了西南边疆旅游业的开发、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客观而言，《旅行杂志》的读者定位于内地，杂志对以康藏地区为重点的大量西南边疆的游记，促进了内地对西南边疆的深入了解和认知。杂志对西南边疆地区风景名胜、民俗风土的带指南与咨询性质的介绍，加上随后配套出版的导游一类旅游手册，有力促进了西南边疆旅游业的开发，促进了内地民众与西南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三）以“边疆考察”为工作方向，以民族考察和民族调查为工作方法，留下了一批比较具有民族学与民俗学意义的历史资料

“大家文笔，亲民视角”本为《旅行杂志》的办刊特色。1939年后，《旅行杂志》以西南边疆探险为出发，大量刊发了民族学与民俗学学者的民族考察文章和民族学调查报告。这些文章，工作方法专业，文章内容翔实，为世人留下了一批比较具有民族学与民俗学意义的历史资料。不仅如此，作为民国时期办刊时间最为持久的旅游类杂志，《旅行杂志》所刊文章，已成为民国时期西南地区游记类历史文献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杂志所刊的康藏游记，已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藏学游记类汉文文献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29]

总之，民国时期《旅行杂志》的“边疆宣传”，以康藏形象描述为重点的西南边疆的书写，在当时，对于宣传抗日救亡、促进西南边疆旅游业的开发，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存档大批民族学与民俗学的文献资料，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材料，观古鉴今，古为今用，还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注释：

[1][2][3]编者：《西南专号书后》，《旅行杂志》1938年第11期。

[4]熊紅霞：《旅行杂志》研究（1949-1954），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程志政：《志政按》，《旅行杂志》1929年第6期。

[6]刘立云：《从玉石之路到茶马古道：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演变及其意义》，《西藏研究》2018年第1期。

[7]清·王世睿：《进藏纪程》，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8]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39—540页。

[9]徐仁常：《从成都到康定》，《旅行杂志》1943年第5期。

[10][11][12][15]李致刚：《康定琐志》，《旅行杂志》1943年第1期。

[13][22]陈长风：《川康公路巡视》，《旅行杂志》1944年第6期。

[14][19]王清泉：《蓉康旅程》，《旅行杂志》1939年第9期。

[16]林俊华：《康定锅庄的历史与特征》，《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

[17]梅幼云：《打箭炉》，《旅行杂志》1946年第1期。

[18][20][25]黄炎：《西康调查日志》，《旅行杂志》1939年第5期。

[21][26]诸俭：《木雅贡噶山下藏区纪行》，《旅行杂志》1949年第8期。

[23]朱汝谦：《川康途中》，《旅行杂志》1939年第8期。

[24]楼祖诒：《西康行》，《旅行杂志》1943年第6期。

[27]于式玉：《记黑水旅行》，《旅行杂志》1944年第2期。

[28]于式玉：《介绍藏民妇女》，《旅行杂志》1944年第2期。

[29]焦虎三：《我国藏学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历史概述》，《西藏研究》2021年第5期。

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康巴文化研究中心2022年重点项目“民国时期康藏游记类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KBYJ2022A004）、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2022年一般项目“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康藏游记类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QYYJC22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文化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