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手书《赤壁赋》两处异文浅议

李凤能

摘 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苏轼手书《赤壁赋》卷，与众多版本的《赤壁赋》文字有两处不同，一是“沧海”作“浮海”，一是“共适”作“共食”。苏轼曾多次亲书《赤壁赋》，这两处异文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沧”与“适”不是后人“抄错”，应该是他自己后来所改。

关健词：赤壁赋；苏轼手迹；异文；心境；修改

《赤壁赋》是苏轼的代表作。“乌台诗案”出狱之后的苏轼被贬至黄州，做了一个团练副使的小闲官。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与十月，他两游赤壁，写下两篇名赋——《赤壁赋》（或称《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此篇只探讨《前赤壁赋》的两处异文。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之《前赤壁赋》注释①道：“本文反映了苏轼被贬后的心情，虽流露出一些消沉的情绪，而主要的则是表现他的豁达乐观的精神。”[1]巨才选编《辞赋一百篇》之《赤壁赋》【解意】也说：“此赋作者通过览胜、吊古、抒怀，表现了他遭贬时的思想苦闷，逆境中的豁达情怀，适逸中透着进取的人生态度。”[2]总之，那时的苏轼心情是复杂的也是矛盾的，交织着苦闷、消沉与豁达、乐观。而豁达、乐观的情绪终究胜过了苦闷与消沉，成为他人生的主导。

苏轼手书《赤壁赋》文卷，目前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孤品存世。该藏品虽然已非完璧（前面数十字为后人补写），然其珍贵程度却是自不待言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这件藏品，有两处异文颇值得探究。下面谈点个人浅见，权作抛砖。

一、“渺浮海之一粟”

苏轼手书《赤壁赋》中有一个骈句：“寄蜉蝣于天地，渺浮海之一粟。”（见图一）众多版本如《苏东坡全集》所载《赤壁赋》[3]、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所选《前赤壁赋》[4]、巨才选编《辞赋一百篇》所录《赤壁赋》[5]，均作“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不仅如此，历代书法名家手书之《赤壁赋》，也作“沧海”，不作“浮海”。以明代的文征明、祝枝山、董其昌为例，他们所书《赤壁赋》，此处竟都作“沧海”。（见图二、图三、图四）

关于这处异文，有学者推测，苏轼本来写的是“浮海”，可能是“浮”与“沧”字形近，加上真迹仅少数人知，才导致传抄或出版印刷过程中误植。

我以为，这个推测是不大站得住脚的。因为从苏轼手迹看，“浮”字清清楚楚摆在那里，即使让他人抄录，“浮”与“沧”也不大可能因“形近”而误。

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沧海”与“浮海”的区别。“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说人生天地之间，生命短暂得就如朝生暮死的蜉蝣，个体渺小得就像大海中的一粒小米。作者借客人之口，道出了他自己的感慨，所以后边紧跟着便是“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用“浮海”除有上述感慨之外，還寓含着更为凄凉的心境。“浮”既可指人生之漂浮，又可指宦海之沉浮，把人生之不定、难料、无法自主表现得更为充分。从意境上说，“浮海”比“沧海”更吻合苏轼当时的体验。

但是，行文还有一个美学问题。赋这种文体除表意、修辞而外，还得适当讲求句式与音韵。《赤壁赋》虽然是散体赋，但其中也有一些骈句韵语，故读来音调铿锵，琅琅上口。骈句要求上下句结构要大体一致，对应部位词性要基本相同，而音调则需要错综交替。若从这几个方面考察，“寄蜉蝣于天地，渺浮海之一粟”便有些瑕疵：“蜉蝣”是名词，“浮海”却是动宾短语，且上句第二字“蜉”与下句第二字“浮”同音，其搭配到底不够谐协，不够和美。从结构与韵律上说，则“沧海”比“浮海”更胜一筹。

也不只是当初作赋措辞的选择，还有后来改没改动的问题。若有改动，那么，为什么要改？是他改还是自改？他改或自改又何以证明？

苏轼所书明明是“浮海”，为什么文征明、祝枝山、董其昌都写成了“沧海”？把“浮海”改为“沧海”究竟是谁所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由于苏轼亲书的这篇《赤壁赋》，异文不只一处，这个问题，还是放到后边一并讨论吧。

二、“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在前述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之《前赤壁赋》、巨才选编《辞赋一百篇》之《赤壁赋》及众多版本的《（前）赤壁赋》的最后一段，有这么几句话：“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可苏轼手书却不是“共适”而是“共食”。（见图五）我所见版印书籍该文与苏轼手书相同的，仅民国世界书局版《苏东坡全集》之《赤壁赋》，它前文虽不作“浮海”而作“沧海”，后文倒是作“共食”而不作“共适”。[6]

至于明代文征明、祝枝山、董其昌所书苏轼《赤壁赋》手迹，祝枝山作“共适”，董其昌也作“共适”，唯文征明作“共食”。（见图六、图七、图八）

“食”，是耳之所得，目之所遇；是造物者馈赠给人们的精神食粮。“适”，是宜，是美，是谐和，是舒畅。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自书《赤壁赋》是写作“食”的，那么“适”又从何而来？

文征明曾多次书写《赤壁赋》，而每次书写，前边都作“沧海”，后边都作“共食”。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赤壁赋》手迹，曾是文征明家的藏品。他既把玩过苏书真迹，就该熟知苏轼写的是“浮海”，为何还作这样一种选择？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苏轼本人所书《赤壁赋》当时存世的还有好几卷，或者文氏所见别的苏书前边也有写作“沧海”的。

还有董其昌，他说：“予三见子瞻自书《赤壁赋》，一在槜李黄承玄家，一在江西杨寅秋家，一在楚中何宇度家。黄卷有子瞻跋，尤胜，然皆前赋也。后赤壁，则惟赵子昂有石本。又思陵尝书之，夏禹玉为补图，亦在杨寅秋家。因书后赤壁赋，并记于此。”[6]其实董氏于苏轼自书《赤壁赋》，也不止“三见”。他在崇祯甲戌（1634年）十月，还见过太仓王士（即王闲仲）家收藏的另一件更为难得的苏轼自书前后赤壁赋合卷，是王士长子王瑞国带到娄东一条船上给他看的。为此，董其昌还手书一卷作为回赠。董氏既然见过好几种苏轼自书《赤壁赋》，为什么他抄写时也作“沧海”“共适”呢？

董其昌后来见的这个双赋合“璧”的苏轼自书卷，清末依然尚在，曾为大收藏家裴景福于1903年夏在广州番禺购得。裴氏在《壮陶阁书画录》卷三中记叙：“香光云三见子瞻自书《赤壁赋》，黄承玄所藏卷有子瞻跋，尤胜，然皆前赋，后赋惟赵子昂有石本。今此卷二赋俱书，楷法精紧……惟前赋题作“赤壁赋”，书完即接写后赋，不另署题，与后世传本迥异。”[7]（按：该书繁体竖排无标点，标点为我所加，后引亦同）他还指出，明清人抄《前赤壁赋》，除文征明外都抄错了，苏赋中的“共食”是出自《阿含经》……

他这个说法也很值得商榷。虽然《中阿含经》卷第十一有“共食”一词，但天王所言“共食”的对象是郁单曰人常所食的自然粳米，与苏轼所谓声色享受明显不同。苏赋此处未必就是用典。倒是清人乐钧著《耳食录》，借用了“耳得之”的说法。

苏轼手书《赤壁赋》，在明代除董其昌见到的四家藏品之外，据记载至少还有吴廷与王履善两家所藏。这些藏品并非统一批量生产，因此有书写时间先后的区别，这就不得不说到苏书的两篇《跋》了。

三、苏轼所书的《跋》

上述明人所藏苏轼自书《赤壁赋》，只两件有苏轼写的《跋》，一为黄承玄所藏，也就是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一卷；一为王士所藏的前后《赤壁赋》连写卷。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那一卷卷末，苏轼写道：

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见图九）

钦之，是傅尧俞的字，据此可知，这篇《赤壁赋》是苏轼应友人傅尧俞的请求抄写的“近文”，抄写时间是元丰六年（1083年），地点是黄州。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从鬼门关上爬回来的他神经很是脆弱。《赤壁赋》尽管是他到黄州后的第三年所写，但写成后却不肯轻易示人，至翌年见者才“一二人而已”，这说明他十分审慎。在抄给傅尧俞时还说自己“多难畏事”，嘱咐“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显然他此时还在后怕，怕别人鸡蛋里挑骨头，再从他的文字里找出制造文字狱的新材料。

王士家所藏的前后《赤壁赋》连写卷，虽清末犹在，但后来也不知所终。好在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三还抄录下了苏轼的《跋》：

元丰甲子，余居黄五稔矣。盖将终老焉，近有移汝之命，作诗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独潘邠老与弟大观，复求书《赤壁二赋》，余欲为书《归去来辞》，大观欲并得焉。余强应其意，然迟余行数日矣。苏轼。[8]

潘邠老即潘大临，前后《赤壁赋》合卷是苏轼奉调汝州前夕应友人潘大临与其弟潘大观的请求写的。时间是元丰七年（1084年）初夏，地点仍是黄州。

此时已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五个年头，他的心伤已平复不少。读到他《赤壁赋》的人亦逐渐增多，否则潘氏兄弟也不会指名“求书”。

既然收藏过这个前后《赤壁赋》连写卷真迹并作过一些探究的裴景福声称明清人抄《前赤壁赋》只有文征明抄对，那么，他所见的苏轼亲书则应与文氏所书文字相同。由此推断，这个苏轼自书前后《赤壁赋》连写卷，应当已经将“浮海”改作了“沧海”，只是“共食”依旧如初。

无论是抄给傅尧俞的《赤壁赋》卷还是抄给潘大临兄弟的前后《赤壁赋》合卷，都是苏轼“亲书”，如果上边推断成立，那么，在为潘氏兄弟抄写的这一合卷中，苏轼对《前赤壁赋》已作过一处改动了。

四、是他人“抄错”还是“自改”？

裴景福仅凭自己购得的前后《赤壁赋》合卷就下一个明清人抄《前赤壁赋》除文征明外一概“抄错”的结论，未免太过武断。抄没抄错还应当参照明清人抄写《前赤壁赋》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下面以明代文征明、祝枝山、董其昌对《前赤壁赋》的抄写为例来略作探讨。

首先，文征明、祝枝山、董其昌是知名的大书法家，他们的抄写不可能马虎；祝枝山抄作“沧海”“共适”，董其昌同样抄作“沧海”“共适”，他们必有所本。特别是董其昌多次见过苏轼手书《前赤壁赋》，若苏书全如裴景福所断言不是“共适”而是“共食”，董氏能闭着眼睛瞎抄一气？

其次，文征明、祝枝山、董其昌尽管治学成就不同，但治学态度都相当严谨，且他们又都是苏轼的粉丝。若他们果真“抄错”，何不重抄？即使不重抄也应圈改吧？（王羲之书《兰亭集序》、韩愈书《祭侄文》等都有圈改。）难道他们会让自己“抄错”的赋文跑出来打眼现世，从而亵渎心中的偶像？

不是他人“抄错”，那就应该是苏轼“自改”。修改文章是作者的权利。改，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听从别人的建议而改（如齐己《早梅》“昨夜一枝开”的“一”原本作“数”，郑谷说是“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齐己于是折服。事见《唐才子传》卷九）；一是经自己斟酌而改（如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初作“到”，又改“过”“入”“满”，改了十几次，才定为“绿”。事见《容斋续笔》卷八）。但无论哪种原因的改，最终还得作者定夺。

前文说过，豁达、乐观的情绪是苏轼人生的主导。心伤虽一时难以抚平，但时间的流逝到底会把痛苦冲淡。苏轼既然做好了在黄州“终老”的心理准备，那么他应该已经把某些东西看开，心态已然放平，打算作个平常之人了。加之他颇受释道两家影响，回头再看当年所写的《赤壁赋》，他会不会有所改动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赤壁赋》写成至抄给傅尧俞之前或者也有过改动，只是我们已无从知晓。比照抄给傅尧俞的《赤壁赋》与抄给潘大临兄弟的《赤壁赋》（双赋）可知，苏轼已将“浮海”改成了“沧海”。依据祝枝山与董其昌书写的《前赤壁赋》推断，将“共食”改成“共适”也应该是苏轼所为。

他最初很苦闷也很“畏事”，由于苦闷，他才觉得人生如梦、如寄，漂浮不定，沉浮难料；他才向“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寻求精神慰藉。所以在抄给傅尧俞的《赤壁赋》里，他写的是“浮海”，写的是“共食”；由于“畏事”，他才叮嘱友人“深藏之不出”，不要把《赤壁赋》拿给他人看。

经过几年谪居黄州的生活，他的心态已变得豁达，把人生的漂浮、宦海的沉浮早就看淡，不再计较个人得失。经济拮据，他就量入为出，熬东坡羹充饥，煮东坡肉解馋。因此，他抄给潘大临兄弟的《赤壁赋》合卷已将“浮海”改成了“沧海”，只是清风明月仍是他的声色享受（也愿与他人分享），所以“共食”还保留着。

毕竟乐观是苏轼的天性。从他被贬后的心路历程探究，必然经历一个直面逆境，适应新境，走出困境，开创来境的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如果一直放不下、看不开、适应不了、解脱不出，那他就不是今天我们认识的苏轼了。

苏轼的胸怀是坦荡的也是博大的。他热爱生活也善于适应环境，即使命运坎坷，在新党旧党争斗的夹缝中被人排斥、被人误会，遭到一贬再贬，直至贬到海南岛，却仍然乐观，仍然向上。这样的苏轼后来把《前赤壁赋》中的“共食”改成“共适”，以拓宽意境，不仅仅局限于“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取”，兼照应前文的“侣鱼虾而友麋鹿”、后文的“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舍”，强调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相处，不也符合苏轼的人生理念吗？因此，他自改“共食”为“共适”，并应其他友人请求多次“亲书”《赤壁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注释：

[1][4]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下册第二分册（1），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49页，第1251页。

[2][5]巨才选编《辞赋一百篇》，《赤壁赋》【解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3]《苏东坡全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269页。

[6]《画禅室随笔》卷一。转引自吴斌：《董其昌与苏轼<赤壁赋>的情缘（下）》，《武英书画》第275期。

[7][8]《壯陶阁书画录》卷三，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1937年版，双页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