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大运河

我就想埋头去干，扎扎实实地做一个真正的摄影人，就这样过一辈子。

李德林（以下简称“李”）：汤老师，请你先讲讲是怎么开始接触摄影的。

汤德胜（以下简称“汤”）： 我很幸运出生于摄影世家，我叔父汤影辉1923年在上海照相馆学习人像摄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回到我们老家，自己开了影辉照相馆，生意很好。我七八岁时就帮店里干活，帮忙擦玻璃板底片、漂底片、洗照片，所以耳濡目染，就慢慢对照相有了一点认识。1960年我进照相馆开始学习人像摄影，师父汤影辉是我的叔父，也是我的养父。在他身边五年多的学徒生涯中，我不仅学到了人像摄影和暗房冲、洗，制作玻璃干版及放大等技术，而且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李：你在部队工作了几年？一直从事摄影工作吗？

汤：我1965年入伍，在部队待了近五年，一直从事军事摄影。部队里的相机品种较多，胶卷也充足，很多胶卷都过期几年了，没有人用。我去了以后，把过期的胶卷拿出来拍摄，并且自己配药、冲印、放大。遇到有重要的活动，领导第二天就可以看到照片，他就问现在是谁搞摄影，从哪里调来的这么好的技术人员。后来因我家庭的海外关系，部队难以留用，我就复员了。

我从部队复员回来，退役安置办公室开给我一封介绍信，让我返回农村老家，这个超出我的意料，给我的打击很大。

李：回到农村你还有条件摄影吗？

汤：我从部队回到老家时，我爸爸说，儿子啊，是我害了你。我说没有，种田不是很好吗？年轻人正好可以得到锻炼。尽管我嘴上这么讲，但那时候年轻，还是要面子的，同年当兵的战友复员后大部分被分配到公检法部门工作，还有一部分去了工矿企业工作，而我一回来就回家种田，心里确实不是个滋味。那段时间我消瘦得厉害。我叔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说，我知道你手里没有相机日子不好过，你拿着相机，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他后来就给我一台120海鸥牌照相机和一辆他用过的旧自行车。那时候没有公路，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水壶，一口气拍完了三十多个胶卷。

何汉杰（以下简称“何”）：那时候你主要还是在常州范围内拍？

汤：我骑着自行车边走边拍，不知不觉走了很多地方。那时候我姑妈姑父在洪泽县政府工作，姨妈姨父在扬州工作，亲戚们知道我的遭遇，我走到哪里他们就收留我，这样就解决了我的吃住问题，而且姑父还专门陪着我拍摄了洪泽湖周边的渔民和船队景象。就这样我一路拍过来，顺理成章走上了自由摄影人之路。

李：那不得了，那时候照相机多是用来拍纪念照的，而你能拿来自由地拍。后来因为拍得好进了文化馆？

汤：那时候大环境不好，我就想埋头去干，扎扎实实地做一个真正的摄影人，就这样过一辈子，没想到也遇到了阻碍。我有一次在丹阳陵口的运河旁拍摄，一个胳膊上戴着袖章的人抓住了我的相机，说你有什么资格来照，你是报社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刚从部队出来，我的亲戚都在这里劳动，我想在工地上拍点照片。他就对我说，这里面那么多人，身份很复杂。说着，啪，一把把相机拉下去，我含着眼泪把相机捡了起来，把上面的土擦干净。

在这个情境下，我回到家，心情不舒畅。我的叔父很好，他做我的工作，说你今后可以选一些自己拍摄的优秀照片去报考县文化馆，也可能会扭转你的人生之路。他这话给我指明了方向，促使我更加勤奋地去创作。于是，我冲破了阻碍，到第一线去拍，就这样跑了一年，第二年我就去考文化馆，选了20张照片，放到十寸大。但是事与愿违，我没有被录用。我又回家去，却发现我叔父在遭罪。那种情况之下，我不敢接近他，他也不希望我看到他的境况，可能怕我看到了心里难受。我就避开了，回到照相馆去配药水、冲胶卷，那天晚上是含泪在洗照片。叔父回来时还带一点笑容，说你上次还有一些胶卷没有放大，我这里有纸给你放。那时候还是私营，后来照相馆改为公私合营，我叔父就没有权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咬牙埋头苦干，老老实实地拍照片。第二次再去考文化馆，已经是三年后了，但还是没有被录取。后来第三次去考，到1973年底才得到了去上班的通知。上班以后我才知道，县军管会领导对人家说，三年前我就看到小汤的片子拍得不错，他年纪轻，社会关系他也不清楚，不能归咎于他。因为这个军管委主任的同意，我才去的文化馆。所以我去了以后，努力工作，认认真真把上级交给的任务完成好。与此同时，我还搞一点自己的创作，仍然情系可爱的农民和上山下乡的农村知青们，将拍摄他们的生活作为自己的拍摄专题，并采用了“酿酒式”的创作方法，就这样慢慢积少成多。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记录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李：你拍大运河的这些照片，是完成工作任务吗？当时有什么样的动力和想法？

汤：不是工作任务，我没有资格给报纸投稿。我的底片藏在家里没有动，直到2013年江苏省文化厅和文物局为我举办了我的大运河专题摄影展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官员来剪彩，我拍摄的大運河作品才得以亮相，并最终得到了社会的赞赏，而且就是这么一个展览为中国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加了分。

那个时候所谓的生活也就是农民的生活。1968-1985年这一段时间当中，因为农村没有公路，出于运输灌溉需要，基本上在疏浚运河、整理运河、兴修水利，修建水闸和船闸。那个时候我用相机去记录社会生活，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摄影题材，因为我不仅是军人，也是农民，这给我的动力最大。

李：确实当时很多摄影师是报社记者，或者政府宣传员，都是因为工作关系，拍得多了，后来才有拍生活的意识，而那时候你是个人主动行为。

汤：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看不到人拍照，拍生活拍农民的则更少。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多年，全国仍以农业生产为纲，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情系农民。我对农民有这么深厚的感情，是因为我觉得不公平，在肚子吃不饱的情况下，他们还是那样喊着号子劳动，实际上是没力气干不动了，用那个声音来给自己鼓劲。我当兵时，觉得解放军很苦，回过头来想想，农民比解放军更苦。那时候我们部队的津贴第一年每月是六块钱，第二年七块，直到第五年是十五块，但那些农场的知青每月也只有十五块钱的收入。我师父经常跟我讲，你不要只看到粒粒皆辛苦，现在，那些农民和知青是愚公移山、铁肩担道义，全凭着他们对祖国建设的赤胆忠心。所以运河上民工真实的劳动生活场景是我要拍摄的主要对象。

李：你从拍照片或者找工作开始，一直延续拍摄大运河这个题材，你是什么时候有意识要延续这个拍摄主题？

汤：古运河是我心中的母亲河，我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运河边，我从小就在运河边戏水，推开窗户就能见到运河上来来往往的船队和点点白帆，清晨经常被运河码头搬运工的号子声吵醒。从小我的书包里就有一只德国产的小快镜。有一次我们在镇江谏壁，看到成千上万的农民正在疏浚大运河，有一个指挥部的领导，他看见我在那儿拍照，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小鬼，你这个片子要拍赶快拍，这里半年以后水一放，就再也拍不到河底下人山人海的景象了。”于是我明白了拍运河的迫切性。另外，我自己也感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类似这样重大的运河建设工程难得一见，值得留下一些影像资料。

这些照片越拍越多，我就想用这些照片做一组幻灯片，可以进一步让领导了解我，知道我还有这个技术。我想起了1965年我曾经在部队用底片拷贝过幻灯片，在电影放映之前加映“战士训练”的故事，并且曾经得到部队领导的赞赏。于是我将所拍运河民工的底片分别拷贝成“大干快上”“工地炊事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专题幻灯片，并赠送给有关电影放映队，让他们在工地上放映时作为新闻记录加映播放，赢得了民工们的一阵阵掌声。这一做法又得到了大运河指挥部领导的充分肯定。这一次次的成功让我感受到了专題摄影的魅力。有一次，我拷贝了一组“沸腾的水利工地”幻灯片，还配着毛主席语录歌，放映员直接拿话筒介绍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当时轰动了全场。之后，大运河专题摄影作品还制成了流动展板，被拿到各公社工地上巡回展出，民工们特别喜爱这样的流动展览，他们看懂了一张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也看到了自己的亲切形象，感到格外兴奋。就是在这样一次次我所做的有突破性的工作后，我得到了县领导的表扬，作品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肯定，这是我在县文化馆工作时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件事，也让我明白了专题摄影创作的意义，于是我更加坚定了专题摄影创作的方向。1983年我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当我走上领奖台，拿到劳动模范奖章挂在胸前的时候，眼眶一下湿润了。

何：你退休以后的二十多年还一直在拍运河，拍运河的历史遗迹？

汤：我在2001年提前8年办理了退休，之后整理过去六十多年里拍摄的底片，同时也继续作为一个自由摄影人再继续拍摄运河两岸的人与事，继续寻觅运河两岸的历史文化古迹。

从90年代开始，国家的建设突飞猛进，古运河的建设也掀起了高潮，好多古桥因为满足不了现代船只的航运要求要被炸掉，我很心痛，觉得我们几千年文明的国家不能这样轻易毁掉历史遗迹。有一些城市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开始重新规划，绕道古运河开挖新的运河。2004年前大批船队仍然横穿常州城，常州运河古城就是2001年动工，在城外郊区挖了新的运河，于2005年开始正式通航，能通行千吨以上的货船。

每当我看到有桥要拆的时候，就赶快赶到现场记录下来，这样我抢拍了不少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运河照片。2020至2025年间，常州段的新孟河、魏村德胜河船闸、镇江谏壁的船闸及无锡至苏州段的运河在1949年以后进行第三次新建，改造船闸，进一步放宽加深河道。如今各地都在不断改造和建设更为壮观的新运河和运河文化公园，所以我在2023年3月初至9月上旬又组织了十多位摄影家再一次万里朝圣，拍摄了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和安徽、河南的隋唐大运河遗址，为世界遗产中国运河又留下了一批新的影像资料。

何：你是什么时候从江苏这一带往河南，往北走的？你从常州出发，有意识地拍了整条大运河？

汤：我爷爷是教书的，他经常给我讲述千年古运河的故事，给我讲运河两岸的文化为什么格外发达，运河两岸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状元和进士，还讲运河上的洛阳是十三朝古都，而南京是六朝古都，哪个朝代在何地建都首先要开凿运河，所以隋唐时期开挖了永济渠等古运河，我由此得到不少教诲。1999年、2010年我带了4个影友先后赶往洛阳、郑州、滑县、浚县、新乡市以及巩义县永昌陵，回来又到台儿庄和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一路走一路拍了不少胶片，这些片子中的部分2013年亮相在我的中国大运河摄影展上。

1965年起，我在北京服役的几年中，部队野营拉练到通州、河北、天津等地，只要有机会，我总想去看一看当地的古运河地段，这也是我对运河的一种情结。1994年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去北京工作，我为儿子、儿媳俩人在运河的尽头——通州工贸大厦买了一栋公寓房，在楼上就能看到通州的燃灯佛舍利塔，让他们看到运河就想到家。

我的照片，力求第一是真实，第二是有生活，第三是有生命。

李：你不是宣传人员，也不是报社记者，所以你在拍运河两岸生活的时候，大部分画面比较自然。那个时代摆拍流行，你的拍摄是很难得的。

汤：我从部队复员回来以后的五年中，是一个自由摄影人。1973年12月我考进了原武进县文化馆，刚到文化馆那三四年，挂个摄影员的工作证，人家也不理我，其实，那时候报社已经有摄影记者了。但是，在我拍大运河的日子里，却没有看到过现场有摄影记者在拍摄，我说太可惜了，这个不记录下来，几年以后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当时如果要摆拍的话需要有资格和经过组织领导的安排，并且还要通过政审，所以在那个年代我是没有资格去组织摆布的，只能偷偷拍摄。

李：看你的作品，发现你拍照时特别注意角度的选择和变化。有一张拍运输队收稻子在水中前行的照片，是爬到一棵树上拍的吧？

汤：有时候拍摄条件有限，我就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来补充自己的不足，树的制高点就可以充分利用。有一张拍民兵晨练的照片，我就是在高邮湖和邵伯湖之间发现了一棵树，爬上去以后构好图按下了两次快门，回去冲好胶卷一看，才发现鹅群之中还有一只领头鹅在那儿指挥，感到格外兴奋。

拍这张照片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因为我爬的杨树上的刺毛刺得我身上出现十多处大小肿块，又疼又痒，后来赶到我姨妈家用肥皂擦洗，才减轻了疼痛。

何：虽然很多拍摄角度不用去刻意找，但是你必须亲近运河两岸老百姓的生活，才能拍出动人的照片。

汤：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有深入渔民、船民等运河两岸的百姓人家才能拍摄出有深度、有高度、有温度的作品。

在拍摄运河的日子里，我除了背着相机和胶卷，还自带干粮和一条军用被。拍运河就和民工住在一起，拍船民就借助着船舱宿夜。一路上所带的干粮是我夫人和母亲用炒好的大麦磨成的粉，加上糖精片，开水一冲就是一顿美餐；我母亲还给我用煮熟的胡萝卜晒成干，供我路上充充饥；当然身上也带着粮票，走到古镇的时候，可以补充一点食物。1970年我跟随镇江地区第二航运公司轮拖运输队（拖有四十多只大木船），跟踪拍摄他们的水上小学。船队从宜兴装各种水缸运往山东枣庄，我和新华社记者周浩荣一同登上了船，我俩一直住在船舱里，和船民们同吃同住了十三天，一路上我们拍摄到了水上学校一年级至五年级的船上教学，及为船民们扫盲的三个班，這八个班分别开设在五条木船上，其中有两个复式班。就在流动的船上，我们观察到了船民、老师和学生的生活，拍摄到了水上学校老师的教学现场、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扫盲班的船民故事。这些生动真实的场景为我们提供了创作的机会，让我们收获了很多作品，也为水上学校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历史。1988年我又一次找到了水上学校的老校长，想再拍水上学校，经了解，1984年国家出台了船民和渔民可在陆地定居的政策，1985年水上学校因此解散，小孩可以就地上学。之前拍的照片成为不可复制的记录。

李：你有一张几万人一起修运河的照片，场面震撼，还有人说你模仿萨尔加多？

汤：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驻日本办事处和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给我发来邀请函，邀请我的“大运河摄影作品展览”赴东京展出，为周年庆典祝贺。展览在东京开幕后，日本写真协会特邀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当时有一位摄影家说我这张《万人疏浚大运河》照片与巴西摄影家萨尔加多拍摄的《塞拉·佩拉达金矿》雷同，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听到之后还有些疑惑。萨尔加多的名字我知道，但对我有没有影响我不知道。这两张照片从内容上看，萨尔加多照片上的那些人是求生，而我拍的是我们中国人民为整治大运河、建设自己的祖国而做出贡献，从中看到的是我们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时间上看，萨尔加多的作品《塞拉·佩拉达金矿》是1986年前后拍摄的，而我那张照片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拍摄的。此时他们才认识到我的作品创作时间比萨尔加多的那幅作品早了10年。经过这番讨论后，他们对我的大运河展览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李：那张照片也是影像作品中一个经典的历史瞬间。

汤：是的，那是京杭大运河疏浚工程中的一个经典瞬间。

在中国农民生活极其艰苦的年代，靠一锹一锹、一担一担、一筐一筐的人工疏浚、拓宽、深挖中国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这就是中国人民特有的为社会主义建设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农民和广大知青是我们祖国建设的栋梁！我在现场常常被他们的号子声所震撼，被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所感动，在现场我只恨自己带的胶卷太少，只恨自己肚子饿的时候无力奔波，否则我会拍到更多类似这样的好照片。

李：你大运河题材的作品在大陆一些大型展览和台湾多个城市展出，还应邀出国到日本、美国的美术馆展出，并被很多机构收藏，大家为什么喜欢，你有什么感想？

汤：感想蛮多的。因为我自己一直喜欢大运河的专题摄影，所以持续拍了60多年，我认为在摄影创作上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十年磨一剑，对于专题摄影的创作要舍得花时间，强调以摄影作品背后的故事、作品的内涵为重，这样的作品才能留得住、传得开。所以我的大运河专题作品受到国际艺术界的好评，在美国洛杉矶展出时，我荣获了“国际摄影杰出摄影家”称号，在日本也受到了日本写真摄影协会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大使的高度评价。

另外，从感情来说，摄影人带着自己的情感投入创作，才能创作出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甚至有温度的作品来，你自己都没有感动，就按下了开门，你拍的片子能感动谁呢？这是我在部队五年中学到的最珍贵的一课。因为有高度、有温度的片子，全世界都欢迎。我的照片在法国展出，美国休斯敦国际摄影节主席鲍德温在开幕式上看到，马上就邀请我到美国办展，而且还到我家里来采访，这是我想不到的。莱斯大学也邀请我去做了两场演讲，讲照片背后的故事。总结的时候，鲍德温主席就说：我把他的展览邀请到我的国际展当中，专门开辟一个板块，16个国家的展览中，唯有中国的汤德胜先生的展览的叫发现展，这个标题和其他的标题不同，是我们发现了几十年前的宝贝，把它们挖出来了。我的作品到美国休斯敦展出以后，纽约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帕德里夏带她的两位研究生来我家中探讨，又把我的展览邀请到美国总统画廊展出。这样一来，我就明白这些照片的分量了。此外，我的照片在日本展出，大使馆的大使对大运河深有体会，展览完了以后他请我们去吃饭。他在宴会上说，我看到你的作品很亲切，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日本写真协会、朝日新闻联盟两个会长邀请你到他那里去赴宴，去演讲。他说我到中国去了好多趟，我们和中国办了很多次联展，我觉得你是用心去创作的，与中国其他摄影家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从我过去展出的项目和他们反馈的信息中，我觉得我的照片，力求第一是真实，第二是有生活，第三是有生命。美国的报纸也说，我们现在就要看你这样有生命的片子。

更重要的是，我记录的都是普通人，因此我的展览来看的人特别多，深受他们欢迎。比如说2012年“知青？？——穿越时间的重量”展览，本来展出一个半月，结果展了四个半月，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但不断有各地的知青团来观展，把展馆周边的交通都弄得堵塞了，交警还找我去谈话，我说我没有请他们来。他们为什么这么热爱去看这些片子，因为他们从中找到了他们的影子，看到了他们的过去，还要让他们的子孙也来看这个展览。连外国人也来看这个展览，捷克的大使说，真奇怪，一个摄影家变成了明星，那么多观众都排队与作者合影留念。这位大使还说开幕的时候第一场现场观众太多了，他都没能挤得进去，但他看到外面的老知青们已经泣不成声了，这就证明了这个展览的感染力是非常强的。本来9月底闭幕，我就想把展览撤了，但领导出面说，很快国庆长假，我们当地的宾馆、饭店要靠这个展览兴旺起来，所以后来一直延续到10月10日才闭幕。观众的欢迎证明我们摄影家的汗水没有白流。

李：你最近要出版一本大运河的作品集？

汤：马上就要出版，样书已经出来了，上下两册，八百多张图片，分十个部分：上册是疏浚大运河、抗洪救灾、发展下的消失、流水的城市四个部分，下册是运河人家、运河浪漫、知青、祭与礼、为时代造像、航拍大运河六个部分。

这本《运河存影》是我向中国大运河申遗10周年献上的一份礼品，也是我向母亲河表达的一份敬意，还是我想留给子孙后代们的一份难忘的记忆。

我们摄影人创作要源于生活，要取之于民，回报百姓。

李：你不仅拍传统题材量大质优，还特别注重创新，80年代你的那幅《太阳与人》的作品，当时在摄影界争论了很久，请讲讲这一段经历。

汤：你的问题挑起了埋藏在我内心的记忆。第十五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我投了署名“易水生”的作品《太阳与人》，引起了争论。当时为了我这张作品，延期颁奖。展览开幕之前发问卷给观众，问同不同意《太阳与人》获十五届全国影展的金牌奖。这个问卷我也拿到了一份。问卷发出去三千份，收回来两千份左右，其中一千六百多份都是赞成的，所以这个金牌奖也可以说是观众选出来的。

这幅作品创作的缘起是《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首歌，我觉得我妈妈也是我心中的红太阳，就创作了这幅作品。大概是1984年底，我家还住老房子，家里三樓空着，我就用三合板把窗户全钉起来，屋里顿时一片漆黑，我又找人来漆了几遍，把屋内改成灰色背景。之后我邀请到了一位女模特，指导我太太去拍，结果拍的时候，模特又不愿意了，就没拍成。我还是念念不忘要创作这幅作品，但那时候赶上“严打”，模特找不到，我也不敢拍了。后来我就天天到新华书店去看书，当时新华书店归文化局管理，我有条件去看仓库里没上架的书，偶然间翻到一本外国画家的画册，找到一张女性人体的胴体画，觉得可以用于创作。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我也懂一点法律，知道翻拍不存在版权问题，就拿回家翻拍了一张。我又去拍太阳，但当时因空气污染很难拍到鲜红的太阳，于是我拿一条红领巾，往台灯下一盖，当作太阳的红，就拍摄制作出了红太阳。然后我在暗房里创作，彩色负片、彩色正片、人体……不断试验。等放大的照片感觉满意了，我就勇敢地投稿。

这幅作品1986年完稿，1987年投稿，1988年颁奖。当时中央电视台公布了金牌奖，没兴奋到半个月，我的美梦破灭了。我接到一个电话就说，你闯大祸了。组织上也告诉我说，人家都批判你，说你弄虚作假，套用外国画家的画，侵犯了国际版权，等等。一顶顶“帽子”扣上来，我也紧张起来。但是我心想，获不获奖无所谓，反正作品是我创作的，投稿时我也详细讲述了创作的经过，我问心无愧。当时全国很多报纸杂志不断讨论这件事，我等于是在摄影界一潭死水中扔了一块石头，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过了一年多，中国摄影家协会领导下来开座谈会，我写材料给摄协党组，说既然这样创作不好，那我自愿撤回我的参赛作品。后来他们派四位领导到我们县里找我谈话，说这是摄影艺术界的学术争论，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在摄影界引起了一场风波，在这件事情里，你是做了贡献的，你可能受了一些委屈，但为摄影界今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碰到一个难关，有一天我家院子里出现一个包了很多报纸、杂志的包，我下班回家，我母亲拿给我，我太太也看到了，知道了这件事的严重性。于是她们婆媳之间交流，说让我不要再搞摄影了，风险太大。她们把我的相机藏到棉花被里。后来我就和我母亲谈话，她说，儿子，我求求你，不要搞摄影了。我听了这话，心里五味杂陈。过了半年，讨论还不结束，但我还是要拍照，我母亲和太太没办法，就把照相机拿出来给我，结果相机两个月没动过，发霉不能用了。我太太就又拿钱给我买了一台上海4A牌120新相机。

李：这件事当时影响挺大的。

汤：有人因此贬低我，他们看报纸的大标题很吓人，就把“帽子”往我头上扣。最严重的就说，你作为摄影家，靠这样的欺骗手段拿国家级的金牌，都没有人格了。但展览开幕颁奖时，又通知我去领奖，主办方觉得这个作品完全是成立的。

后来我还陆续拿了几个铜牌奖，几个银牌奖，再后来又拿了一个全国一等奖，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自己也很勤奋，想尽量用自己的努力向别人证明我的实力。现在看来，当时的70多篇正面文章、100多篇负面文章，至少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影响了一批摄影人，大家认可了观念摄影创作。

李：你获得第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提名，还获得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投的是大运河的作品？

汤：获金像奖提名是1996年，获金像奖是2009年。投的是以拍运河两岸为主的照片。照片是我自己放大的，全部放到十六寸。放大了以后我把两个朋友请到家里，用他们的眼光来选，我大概放了60张，他们选出50张，后来我调整了两张，就这样寄出去，获奖了。

李：2014年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3年你办大运河的展览，是为了配合大运河申遗吗？

汤：是的，当时展览名称是“‘以世界的名义守护运河——大运河常州段申报世界遗产”。这个展览我们2012年就开始筹备，2013年开展，是全国第一个大运河展览，目前为止在国内外共展出了40多场。

李：大运河申遗的过程中，你的影像还发挥了作用。

汤：2013年韩国籍世界遗产专家姜东辰观看了我的大运河作品展览，用近2个小时看了328幅作品，并用韩文题词“祝大运河申遗成功”，对展览中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征得我的同意之后，姜东辰还翻拍了我80多张疏浚大运河的老照片带回联合国，据说我的大运河展为中国大运河申遗加了分，做出了贡献。

何：这么多年的拍摄中，你肯定有不少自己独特的摄影理念。

汤：我从事摄影创作已经走过了60个春秋，喜欢拍系列化的作品，复旦大学顾铮教授给我总结为酿酒式的创作方法，几十年如一日，慢慢积累。我有几点自己的体会：

第一，我们摄影人要立足时代，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创作的题材太丰富了，我要感谢这个时代。我经历过缺吃少喝的年代，知道农民手拉肩扛的艰辛，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我拍的对象多数是农民，是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人，这是生活真实的记录，所以能打动人，受百姓欢迎。

第二，我们摄影人创作要源于生活，要取之于民，回报百姓。我一直想，也跟学生讲，镜头不是镜头，镜头是你的心头，所以说你有了这个心头在手里面，你就应该情系百姓，不管哪个艺术门类，都要靠作品来立人，靠作品来说话。

第三，运河的源头是人，拍大运河不能只拍运河的符号，更多的应该记录运河两岸的人、事和历史文化的积淀，注重运河作品的内涵，用我们的作品去呼吁人们保护我们心目中的母亲河。

第四，我觉得作品要走出去，要講好照片背后的故事。大运河是一项世界工程，要用大家都接受的眼光和角度去拍，去展示，讲出背后的人类共通的故事。我的作品曾在中国台湾地区六个城市展出，也在法国三个城市、美国三个城市、日本两个城市展出，我带着照片走到海峡对岸讲中华故事，走出国门讲中国故事，在这一点上，我自己觉得还是能交出一份不错的卷子的。

何：到今年，你已经拍摄了60余年，之后还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汤：我心脏动过手术，所以不能太疲劳。但我有两个愿望：

一是竭力培养好下一代摄影人，开展摄影创作交流。退休23年来，我把家里基本上办成了一个业余的摄影培训基地，主要开展摄影技术和艺术方面的传、帮、带的培训和交流，注重树人立艺。我的学生中有曙光小学的校长，摄影教育从娃娃抓起，他做得很好；南京艺术学院摄影系曹昆萍教授经常带研究生来研究我的创作，还把研究生的作品带过来我们一起交流；江苏理工学院摄影系的邓铭老师带着一批批摄影学员到我家里来举行作品观摩和理论研讨会；英国在江苏常州办的威雅学校摄影班的师生每年暑期都到我家里来举办他们的展览作品分析研讨会。此外，一些离退休老同志想玩玩相机，也经常来我家里交流。我每年接待10多批这样的交流学习团体，但我总觉得自己贡献不足，仍希望以有限的精力点燃自己照亮别人。以上的交流、教学、研讨全部都免费，有时还供应一顿便餐。

二是学好无人机的使用。我近两年的小飞机拍摄均由我的徒弟丁婷和金闪辅助完成，现在运河变化很大，值得留存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需要通过小飞机来进行航拍记录。

作者简介：

汤德胜，1947年生，江苏常州人，国家一级美术师。1985-2014年历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常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1996年获中国摄影金像奖提名，2008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突出贡献奖，2009年获中国摄影金像奖，2011年被美国职业摄影师协会（PPA）授予国际摄影杰出贡献奖。1975-2017年，共有150多幅作品在国内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中获奖。1987-2008年，先后应邀赴罗马尼亚、新加坡、日本大阪、泰国曼谷、哥伦比亚和中国台湾地区举办个展；2012年先后在常州运河五号美术馆、张家港第五届长江文化艺术节、海南省首届国际青年艺术节（海口市美术馆）举办“知青—穿越时间的重量”作品展；2013年应邀在巴黎举办个展；2014年应美国休斯敦国际摄影艺术节主席鲍德温之邀，举办“中国知青”摄影作品展；2015年应邀在美国总统画廊举办汤德胜摄影作品展。出版摄影作品集《抗洪救灾》（1991）、《江南水乡人家》（1996）、《初涉人生》（1999）、《狂野非洲》（2001）、《知青—穿越时间的重量》（2012）、《中国大运河》（2013）、《三寸金莲》（2019）等。

责任编辑/何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