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依之地

韩鹭（以下简称“韩”）：你为什么会对莱姆病的这个群体产生关注并开始拍摄？

吕佳桐（以下简称“吕”）：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东部，很多人都听说过或知道莱姆病的存在。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早期阶段，我只是知道莱姆病的存在，但并不真正了解其严重性。在2021年，我被确诊为莱姆病。经过三周的抗生素治疗，症状有所好转，但没想到数月后病情又复发，并变得更加严重。在复发阶段，常规治疗已不再奏效，于是我开始上网搜索其他替代治疗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慢性莱姆病患者群体。作为一个深受慢性莱姆病症状折磨的患者，我深知其中的痛苦。因此，我开始关注这个群体，以及开始关注这个病症所带来的其他问题。目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并不承认慢性莱姆病的存在，因此保险公司无法覆盖相关治疗费用。这使得患者群体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并且长期处于不被理解、被忽视，甚至被污名化的状态中。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引起公众对慢性莱姆病的关注，让大家看到莱姆病患者的生存困境。这就是我拍摄这个系列的动机。

韩：你的摄影学习经历是怎样的？

吕：高中时，我曾浏览过一些摄影作品，如南·戈尔丁（Nan Goldin）、莎莉·曼（Sally Mann），以及马格南图片社的一些纪实类摄影作品。那些照片都非常打动我。尽管我的大学专业并非摄影，但我一直都在拍照。毕业后，我有过半年的支教经历，期间拍摄的照片曾被国内媒体刊登。这段经历进一步激发了我想系统学习摄影的想法。于是，我于2014年决定前往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摄影硕士学位，并于2017年毕业。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经历对我认识和理解摄影这个媒介，以及逐漸形成自己的摄影语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韩：你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硕士学习经历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吕：刚念研究生的时候，像大多数学生一样，我就是拿着相机没有目的地拍，主要是街拍和拍摄人像。学业近半的时候我开始尝试做一些与个人成长经历相关，同时结合文本研究的项目。我记得在研究生第二年，当我拿着探讨我个人成长经历和家庭关系的作品去见系主任时，他问我：“你如何才可以把你的个人经验转化为一种更具有普世性的经验？从而使你的读者与你的作品产生共鸣？”这句话对我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无依之地”系列呈现出与被摄者很亲密的拍摄关系，在拍摄前期你如何联系到他们并取得信任？

吕：我的第一个拍摄对象是我当时的邻居芭芭拉。当时我已经病了很长时间，刚恢复到可以出门的程度。有一天，与芭芭拉偶遇，简单交谈中得知她也患有慢性莱姆病。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她眼眶湿润地告诉我，她的儿子也患有遗传性慢性莱姆病。她向我介绍了自己的病史，并告诉我为了应付高昂的治疗费用，她不得不卖掉了曼哈顿的公寓，辞掉了工作，如今早已放弃治疗，只能靠兼职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她的遭遇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疾病的严重性。接着，我询问她是否愿意成为我的作品拍摄对象，在一番挣扎后，她同意了我的请求。我们拍摄的第一张照片灵感来自芭芭拉画的一幅素描——像蠕虫般扭曲的不明物体，她称之为“漂浮物”。这种“漂浮物”长期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称其为“莱姆眼”。于是我拍了一张她眼睛的照片，并将那张“漂浮物”的素描与其叠加在一起。她看后很感动，并将我拍摄的照片分享给了其他慢性莱姆病患者朋友。与芭芭拉的合作之后，我有了一些范本，也逐渐找到了更多愿意被拍摄的对象。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理解他们的感受和处境，所以相对来说，我也比较容易得到大多数被拍摄者的信任。

韩：你在拍摄过程当中是如何选择拍摄场景的？

吕：在拍摄前，我通常会与我的拍摄对象进行深入的交流。尽管我们都患有同样的疾病，但每个人的经历却各不相同，带给我的感受也是独特的。在这些交谈中，有一些特别触动我的瞬间，我会反复回想和感受这些时刻，从而形成一种模糊的感觉，然后以这种感觉来决定拍摄的环境和氛围。当然，在拍摄前，我会征求被拍摄者的意见，确保他们在舒适的情况下进行拍摄。比如，有一次我拍摄了一个名叫巴克的男生，我拍摄了他在卧室的照片，一开始觉得已经很满意了。但在后来的交谈中，他提到，曾经有一次问诊中，他被医生告知自己的病无法治愈。那时他才25岁，由于病情已经放弃了自己钟爱的电影事业，当时他内心感到无比绝望。他说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小时候常去的公园，脑袋一片空白地走进了一片湖中……我问他是否能带我去那个公园看看。我们去了那个公园，聊了很久，在暮色将至时，我按下了快门，拍摄了那张照片。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这就是我要的瞬间，这就是那张照片。

韩：你希望通过这组作品为这个群体发出怎样的声音？

吕：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群体。我所接触到的关于慢性莱姆病的讨论大多局限在患者群体内部，因此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在患者群体以外的公共领域引起一些讨论。至于它最终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我没有考虑过，我只是希望我的作品最终可以以摄影书的形式出版，这样就能够有更多的渠道让大家看到这些照片以及他们的故事。我始终相信，肖像可以跨越语言文字，让人们共情，是一种更加情感化的联结。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通过多种路径与读者产生联结，让他们愿意“主动”走近这个群体。

另外，目前新冠后遗症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医学认知，这也有助于医学界理解慢性莱姆病的存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去年更新了有关“感染后慢性症状”的页面，承认了莱姆病和新冠等其他疾病一样，在感染和常规治疗后可能会出现慢性症状。这一变化可能会对有关莱姆病的治疗指南和医学研究产生一定影响，并且有可能在未来影响有关慢性莱姆病治疗的保险政策。我还注意到，有关慢性莱姆病的报道在主流媒体中逐渐增多。从去年开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在为慢性莱姆病研究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耶鲁大学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心，专注于包括慢性莱姆病在内的疾病。而在那之后的一个月，科学家们也终于确定了可能导致莱姆病严重病例的基因。这些进展都不会立即见效，但至少表明了一个趋势，即慢性莱姆病正在逐渐被看见和被讨论。我正好赶上了这个趋势的浪潮，现在也有一些美国媒体联系我，希望报道这个系列作品。希望在未来，慢性莱姆病患者的困境可以得到改善。

韩：作为一名在美国生活的华人，这个身份对你的观察和创作有什么样的帮助或影响？

吕：我的拍摄对象主要是美国人，但我自己在中国长大，因此在创作中我自然会感受到来自文化的差异。例如，我周围的家人和朋友相对容易接受我被诊断患有慢性莱姆病的事实。也许他们不了解莱姆病的具体情况，但他们能够理解我患病的状态。然而，在西方的认知体系下，由于医疗界不承认慢性莱姆病的存在，导致很多患者的家人和朋友往往不相信这种疾病的真实性。即使患者病情严重，他们仍然认为这是虚构的，甚至认为患者在编造。我遇到的许多案例都是这样，在西方社会，人们不喜欢展示自己的脆弱面，当他们鼓起勇气向朋友、家人甚至医生坦诚时，他们却往往不被理解，甚至被怀疑他们的痛苦只是臆想，这个时候患者们的内心是很绝望的。

随着拍摄的深入，我开始更加关注患者与家人或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患者的处境，也反映了公众对此事件的认知。例如，我曾拍摄过一位女生，她已经卧病在床快五年了，身体非常虚弱。她的父亲是一名资深外科医生，在与他交流时，他告诉我，即使他的女儿病情如此严重，他也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由于医院无法检测到她的病情，他曾怀疑她的病痛只是幻想，直到出现其他可检测的并发症，他才得以确认她真的生病了。我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他的挣扎，他很难相信一个没有被主流医学承认的疾病，但同时也努力想帮助他的女儿。因此，患有慢性莱姆病的困境不仅仅发生在患者身上，他们的家人也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在我的后续作品中，我希望能够增加不同的视角，通过多维度来讲述这个议题。

韩：摄影界出现了一种聚焦于自身的拍摄现象，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你在拍摄时更加关注哪些选题？

吕：就我个人来讲，拍摄与自身经历相关的议题，情感共鸣更为强烈。我认为个体遭遇都具有其政治性，也往往具有普遍意义。在过去几年里，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很多灾难，我认为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下，个体表达就显得尤为珍贵。我关注的选题通常与我的个人经历相关，因为这些选题是我感受最深刻、最想探索的事物。我所关注的议题往往来源于真实的情感，比如疑惑、不解，或者愤怒、无助。相较于那些描述宏大历史叙事的作品，我更感兴趣于通过个人或个体经历探索出的社会性议题。同时，我发现很多女性创作者拥有一种天然的觉知，她们有着强烈的同理心，她们表达的触感也会更加细腻，她们也更容易体会他人的生活遭遇。我感觉很多女性创作者会本能地从一个相对弱势的角度去理解和表达他人的生活，这与宏大叙事的视角截然不同。

（感谢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对此稿提供的帮助）

作者简介：

吕佳桐，生于1988年，摄影师，现居纽约。2017年毕业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摄影专业，获得艺术硕士学位。作品曾入围2024年索尼摄影奖的专业肖像组、第九届卢加诺奖摄影比赛、2024三影堂摄影奖、第五届切尔西国际摄影比赛，并获得2024 LensCulture藝术摄影大奖，以及2019年纽约艺术基金会摄影艺术奖金。

责任编辑/韩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