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矛盾纠纷的分类化解

摘要：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农村稳则天下安，农村基层矛盾的化解有利于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有多种形式，主要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种形式。借鉴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选取浙西D镇作为调研地点，主要从信任、规范、网络三个角度分析社会资本。信任是矛盾化解的心理基础，规范是矛盾化解的制度保障，参与网络是矛盾化解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社会资本；矛盾纠纷；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C912;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08-0039-04

Classification and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and Disputes at Rural  Grassroots

—An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Luo Tao

（Party School of Jiangsh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 Quzhou 324100）

Abstract： Grassroots i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When the rural areas are stable， the country is at peace. The resolution of contradic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s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order at this level and there are many mechanisms for the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and disputes， mainly divided into litigation and non-litigation forms. Drawing on Putnams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chooses D town in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site to analyze social capital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ust， norm and network. Trust is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norm i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resolu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network is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resolution.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conflict and dispute; analysis framework

本文將从信任、规范、参与网络三个维度分析社会资本与矛盾化解之间的关联性。笔者选取浙西D镇作为调研地点，通过调研梳理矛盾纠纷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权力型矛盾纠纷，二是利益型矛盾纠纷，三是一般型矛盾纠纷［1］。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是指个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的价值。于群体而言，社会资本是指群体中使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的那些行为和准则的积蓄。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组织理论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一个概念，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都从学科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社会资本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论证矛盾纠纷与信任、规范、社会网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尝试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基层矛盾产生的原因，探析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路径。从目前国内外大量的文献看，关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学、法学视角出发，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研究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实属小众［2］。本研究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规范、网络三个角度分析社会资本的存量对基层矛盾化解成效的影响，信任和可信赖性能够减少个体之间的冲突，而规范则为补贴的交往行为提供了相同的准则，以提高协调程度。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的框架，规范维度是通过增强社会规范意识、约束主体行为，包括强化非正式制度的心理约束力；信任维度则是通过培育社会信任以加强各主体间的合作治理，包括村民与村民间的信任、政府与村民间的信任以及社会组织与村民间的信任；网络维度则是通过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网络增强各主体间的沟通、交流，扩大网络的广度。

二、社会资本与矛盾化解的理论框架

（一）信任是矛盾化解的心理基础

社会信任是指一定范围内行为人评估其他行为人将会采取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概率，这种评估先于对特定行动的监督，并影响行为人自身的行动。社会信任是创立维护社会团结的一个综合性机制。社会信任通过表达与维护它所基于的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维护着社会团结［3］。社区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包括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行动者与组织之间相互信任，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测评依据，社区成员之间相互信任，集体间的效率就能提高，这样的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就丰富。

社会信任能起到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功能。一个社区是由若干的社会结构组成的，一个社区内成员基于某种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组成社会网络，信任度高的社区，社会秩序稳定，社区内成员之间的集体性选择一致度较高，发生纠纷概率就低，如果一个社区的信任度低，社区成员之间相互不信任，无论做何种交易都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在做集体性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难以达成一致。

帕特南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先决条件之一，在一个组织中，信任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着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成功性，社会信任与社区成员之间的相关合作存在着正相关［4］。社会信任度高，社区成员合作的可能性加大，成员之间以合作来解决公共事务或个人事务，那么相应的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便会随之减少，这就是社区成员之间信任度高，社区矛盾纠纷发生概率较低的原因。

（二）规范是矛盾化解的制度保障

社会规范是人类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可预测性的努力的结果，社会规范规定了什么样的行动是被允许或被禁止的。社会规范在实践中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根据社会规范的产生途径，一般可以将其分为“外力驱动型”社会规范和“内生驱动型”社会规范［5］。外力驱动型的社会规范有多种形式，主要来源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外力驱动型社会规范具有刚性。而内生驱动型社会规范则是来源于居民与社区本身达成的契约，如社区内部的村规民约，一个村民不仅要遵守法律、纪律等刚性的社会规范，还有内部的村规民约要遵守。社会规范制约着社区成员，社会规范引导社区成员合作，成员遵守社会规范。外力驱动型社会规范应当在方向引导、法律正当性等方面为内生驱动型社会规范提供辅助，而内生驱动型社会规范应当在具体操作层面提供补充。帕特南认为互惠的规范能够约束个体投机，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规范特别是互惠的规范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必要条件，社会资本又是解决集体行动的钥匙之一［6］。中国农村基层是“熟人”社会，有自身的运转逻辑，就是以道德、人情等内生型规范来治理农村社会。而现代社会主要依靠法律规范来治理社会。当外力驱动型规范——国家法律“失灵”时，内生型规范起到补充作用。如果社区内有完善的规范，包括完整的村规民约，也有传统的道德、人情来约束社区成员的行为，可以减少矛盾纠纷，规范便是化解矛盾纠纷的制度保障。

（三）参与网络是矛盾化解的路径依赖

帕特南认为，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产生了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又是社会资本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社会信任又能减少社区矛盾的产生，最后得出公民参与网络能够有效减少社区矛盾发生的结论。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提高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性行动的困境。一次成功的合作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成员之间缺乏信任，然而公民参与的网络能促进社会信任的产生，社会信任有利于社区成员之间的协调和交流，社区内矛盾发生的概率就会减少［7］。

社会资本理论的公众参与网络其实就是传统意义的“关系”。不同的公众参与网络化解矛盾纠纷的方式不同，不同的公众参与网络产生的社会资本不同［8］。社会资本是矛盾纠纷化解的关键因素。

公众参与网络必须建立在信任、互惠和合作等基础上才能认为具有社会资本，参与网络专指共享某些相似特征并因为这些相似特征（如共同的血缘、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职业、共同的地域等）而建立联系的人所结成的共同体网络。

三、D镇基层矛盾纠纷的原因分析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主要依赖以宗族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这种参与网络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它是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功能性组织（村党支部、村委会）为基础的功能性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成为了农村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主要力量。法律赋予了农村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党支部书记，一定是“能人”“强人”，他的社会资本丰富，才能带领本村村民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这样的村矛盾纠纷才能实现矛盾纠纷不出村。一般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是社区成员之间小矛盾调解的一般性力量［9］。每个行动者都需要扩大参与网络，以实现社会资本的增量，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建立互惠合作的信任关系。

（一）信任的缺失

1.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信任缺失

社区成员之间信任是影响社会资本存量关键。社会信任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整合社会秩序的作用。信任度低一般表现为社区成员之间不信任，破坏社会资本的存量［10］。社区成员之间不信任容易让行动者的合作成本增加，如果一个社区内部成员之间是相互不信任的，邻里之间的纠纷就会增加，村民之间往往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升到互相不来往。村民之间的不信任，容易导致猜忌盛行。在农村建房是大事，两个相关邻居A和B，A先盖好了房子，后来B也完成新房的建造，因为两家不信任，A认为B的房子比自己建得高，是因为B想比自家过得好，就用房子来压低自家，因为相互不信任，两家产生了很深的矛盾［11］。

2.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的信任缺失

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的信任缺失是当下基层社会亟需破解的社会治理难题。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笔者通过在D镇的调研，验证了社会资本与矛盾纠纷化解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信任越高，社区内发生矛盾纠纷的概率就越低。D镇在开展“三改一拆”“三改一拆”：是浙江省政府领导下的一项旨在促进转型升级的专项行动。具体内容包括：三改，指的是对旧住宅區、旧厂区和城中村的改造，这些区域的改造旨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调整产业结构以及提升城市整体风貌；一拆，即拆除违法建筑，这一措施是为了消除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同时也是为了节约土地资源、降低城市建设成本，并最终提升城市品质。这项行动从2013年开始至2015年结束，为期三年。工作中，H村是社区成员对村级组织信任高的村，该项工作开展就很顺利，在违章建筑的认定上村民几乎没有异议，他们认为该村党组织的书记是一个值得村民信任的好干部，社区内的村民对接下去的违章建筑拆除工作也非常支持。相反D镇S村，因为社区成员对村党组织和村干部不信任，村里存有大量违章建筑，村里也没有公开违章建筑的标准和从哪一年开始算起，上报了一些认为容易拆除的违章建筑到镇政府。该名单一上报，就引起村民不满，认为违章建筑认定存在问题，导致该村“三改一拆”工作无法开展。上述两个村的情况很好地验证了社会信任与矛盾纠纷之间的关联性，社会信任度高，社区矛盾发生概率便呈下降态势［12］。

在D镇的调研中，无论是开展“三改一拆”工作还是“生猪整规”工作，如果一个村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信任不够，这项工作往往很难开展下去。

（二）制度的悬空影响基层社会稳定

1.拆违的标准不统一

社会规范制约着社区成员，社会规范引导社区成员合作，成员遵守社会规范。社会规范能够促进社区成员互惠合作，互惠合作的结果是社区成员互相信任度增加，如果一个社区没有统一的社会规范（村民公约）或者社区成员不遵守社会规范，社区成员之间不是合作而是相互猜忌或者升级为相互对抗，那么该社区的社会秩序就会发生改变，矛盾纠纷也会上升。在本文案例中D镇两个村，H村的村委会在开展“三改一拆”工作中，以法律和法规为准绳，平稳推进该项工作，没有发生矛盾纠纷；S村因为村委会没有按照规范推进，村委会按照自我的理解来推进“三改一拆”工作，使该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发生了矛盾纠纷。D镇X村开展“三改一拆”工作时，及时向村民公布违章建筑的认定标准，哪些属于合法的一户多宅，哪些属于非法的违章建筑，对有些违章建筑拆除可能影响到公共安全的，列为暂缓拆除对象。X村按照统一的标准去推进工作，遇到特殊情况斟酌对待，遇到的阻力就相对较少。

2.制度约束的缺失

在社会治理中，完善的制度能约束政府的权力。D镇S村在开展“三改一拆”工作中，没有按照上级政府的文件要求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来确定本村违章建筑的统一认定标准，哪些是“一户多宅”、附属用房的标准是多少，而是以完成上级政府的任务，找一些容易拆除的违章建筑，那些违章面积大，但是比较难以拆除的，就不去执行，激化了村民与村委会的矛盾［13］。

（三）公众参与网络不发达

1.缺少多元主体的参与

公民参与网络是公民通过建立各种民间组织而形成的密切联系，这对于共同价值观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是信任、合作、规范形成的重要途径。在农村存在着四种公众参与网络，即以血缘、姻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宗族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以功能性组织为（村党支部、村委会）基础的功能性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以习俗宗教信仰等为基础的象征性活动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以地缘和业缘等同样经历为基础的一般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不同的参与网络需要各种主体的参与，行动者的血缘、亲缘关系的公众参与网络是在短时间稳定不变的，个体也很难改变这种参与网络，这种社会资本是固定的。社区居民对农村公共事务不够关心或根本不予过问，村民很难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基层组织缺少与村民互动的媒介或者活动。扩大公众参与网络，能够提高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2.村民与政府互动不足

本文的功能性参与网络一般以村级组织为代表，村民与村级组织积极互动能够让公众网络发挥最大效益。在D镇S村的案例中，该村委会没有及时与村民互动，对村民反映的附属用房认定标准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导致矛盾纠纷发生。

3.公众参与网络不够健全

很多村级组织，开展工作时，特别是涉及部分村民利益的时候，往往没有征求涉事对象的意见。公共议事会的成立，开辟了村民与组织之间双向沟通的渠道，为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立了一功。

发挥农村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的作用。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在农村的社会地位不低。今日农村，留下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青壮年基本外出打工谋生。妇联要调动广大在家妇女，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四、结束语

社会资本理论把信任、规范、互惠和合作的参与网络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既可能有利于参与网络中的个体成员实现自己的工具性目标，也可以促进参与网络共同体集体行动目标的达成。一个社区往往有好几个参与网络，每一种参与网络的成员在集体行动时目标达成一致。信任是集体行动一致性的关键因素，规范、互惠和合作能够促进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因此，培育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建立社区内部的规范，引导社区成員互惠合作是社区社会资本的关键指标，社会资本又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矛盾纠纷的化解在于培育社区内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是以社区规范来保证成员之间互惠合作的。

参考文献：

［1］蔡立辉.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与方法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5）：93-100.

［2］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M］.郭星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77.

［3］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5.

［4］郭星华，陆益龙.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6.

［5］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下的社会矛盾［J］.探索与争鸣，2006（10）：19-22.

［6］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9.

［7］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开放时代，2008（3）：51-58.

［8］贺春兰.基于现代治理—公众参与视角的舆论研究：内涵与启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8）：64-68，74.

［9］蔡文成.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J］.行政论坛，2014（4）：11-16.

［10］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J］.社会学研究，2011（1）：1-40，243.

［11］陈光金.中国社会发展推动了哪些理论创新［J］.人民论坛，2009（5）：51.

［12］陈治国.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建构探源［J］.前沿，2010（23）：125-129.

［13］陈光金.中国收入不平等：U型变化与不确定的未来［J］.江苏社会科学，2010（5）：1-13.

作者简介：罗涛（1983—），男，汉族，浙江衢州人，中共江山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乡村社会治理。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