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政策对沙特贝都因人的影响

摘要：对游牧社会变迁研究多限于“传统与现代”“定居前与定居后”的二元论范式，忽略了社會变迁本质上的一个动态过程。基于“游牧—定居”连续统视角探究，可以清晰地发现，国家定居政策对贝都因游牧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沙特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定居政策使得原本自给自足的贝都因部落向民族国家转型。在沙特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现代化社会进程的合力作用下，贝都因游牧体系、生计和生活方式逐步瓦解，成员之间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部族关系逐渐淡化。贝都因人经历了一系列有序的社会演变和定居后的再社会化过程，完成了由从事单一的农牧业向从事多元化职业的转变，形成了多元社会结构。

关键词：游牧；定居；定居政策；贝都因人

中图分类号：K384;D73/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08-0136-04

The Impact of Settlement Policy on Saudi Bedoui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omadic Settlement Continuum”

Luo Ting1，2

（1. School of Nationalities and History，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2 2. Yulin University， Yulin 719000）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nomadic social change is mostly limited to the dualistic paradigm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pre-settlement and post-settlement”， ignor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in essence.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nomadic-settlement continuum” clearly reveals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the States settlement policy on Bedouin nomadic social changes. The Saudi government has transformed the self-sufficient Bedouin tribes into a nation state through direct or indirect settlement policies.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direct intervention of the Saudi gover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society， the Bedouin nomadic system， livelihood and way of life have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relationships among tribal members and the gradual weakening of tribal relationships. The Bedouins experiences a series of orderly social evolution and resocialization processes after settlement， comple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 single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to diversified professions promoting multiple social structures.

Keywords： nomadic; settlement; settlement policy; the Bedouins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游牧作为一种最为悠久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游牧民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对游牧社会进行研究时，20世纪60年代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这之前，学界主要关注游牧文化与族群关系等问题，而对于游牧社会自身及其历史演变则缺乏足够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游牧社会作为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已经经历了深刻的演变，其传统游牧体系正在逐渐式微，逐渐融入到民族体系和世界体系的深处。这种变化与当时西方国家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密不可分。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转向了对游牧社会外部世界对其影响的探究，而非仅仅关注传统的组织形态。由此，游牧社会变迁的研究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成熟的“游牧—定居”连续系统的研究模式，将“游牧—定居”过程分解为游牧、半定居、定居以及定居后4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延续进行了论述。此范式着重分析定居牧业社区的生计、生活方式，如斯曼斯科所言，在几乎所有的个案中“外部行政力量的政治控制被强加进来”［1］。

一、游牧贝都因人的氏族部落

贝都因人属于闪含语系民族，系阿拉伯人分支，是以血缘为纽带，氏族部落为基本组织单位。贝都因部落是阿拉伯半岛最大的游牧部落之一，贝都因民族成为了阿拉伯游牧民族的指代词。在沙特家族建立政权之前，缺乏统一领导的阿拉伯半岛贝都因人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贝都因部落生产力低下，主要从事放牧经济、四处掠夺。此时的贝都因人对部落怀有强烈的族亲意识。对建立在血缘上的氏族、部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部落的价值观根植于部落成员个人价值观中。然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使得贝都因人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被迫加入到现代化进程中。

贝都因社会能够平稳运行根本上是基于血缘与血统的世系，贝都因社会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血缘单位。世系是贝都因部落文化的根源，它将贝都因群体和家庭作为一个有分支和次分支的脉络系统。贝都因社会依其世系关系组成不同大小的单元，几个不同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成为贝都因社会最大的单元。沙特家族正式建立政权之前，阿拉伯半岛游牧部落社会的统治模式是集权与共和共存的［2］。谢赫作为部落首领拥有最高权力，他领导和管理整个贝都因部落，拥有行政权和军事权等权力。他不仅解决部落内部的争端、纠纷，加强部落成员间的凝聚力，而且代表整个部落负责与其他部落形成契约，确保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结。谢赫的集权还体现在谢赫的选举上，大多数的贝都因部落都十分看重血统，而谢赫主要由血统高贵的贵族来担任，并且为世袭制。另外，体现原始民主的麦吉里斯是部落内部的咨议机构，谢赫做出重要决定必须得到麦吉里斯的支持，贝都因人有权在麦吉里斯发表意见。这种谱系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在贝都因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时的阿拉伯半岛以单一农牧经济为主体，依靠放牧和蓄养骆驼、马和羊等牲畜为生。也有部落从事种植业、园艺，兼营畜牧。村落周围的耕地先是归本部落所有人，后来逐渐过渡到家族的首脑和部落首领手中。游牧民可以从半定居民那里获得小米、枣子和其他农产品，而半定居民可以从游牧民那里获得所需要的肉、黄油和奶酪等。

贝都因游牧部落在残酷的沙漠环境中生活是一场持久的生存之战，每个贝都因人不能脱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而独立存在，氏族部落既是他们维持生计的依靠，又能在部落混战中给他们提供保障。因而，贝都因人对血缘、部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已经深植于贝都因人的社会意识形态里。贝都因人存有强烈的“血永远不会变成水”的观念。

二、定居政策促使贝都因人整合进国家系统

（一）沙特政府的直接干预

综观沙特阿拉伯贝都因人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2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伊本·沙特国王对贝都因人采取的定居政策集中体现在“希吉拉”和伊赫万军队的建立。

“希吉拉”一词译为村庄或定居的地方，代表着贝都因人由游牧到定居，由掠夺转向务农和经商活动。1912年伊本·沙特国王建立起第一个“希吉拉”。穆泰尔部落的贝都因人结束追逐水草的游牧生活，移居嘎希姆地区的艾尔塔维河谷，并在此修建房屋、开垦农田，这一期间定居的贝都因人有3.5万人［3］。此后，他们又陆续迁移到其他地区。以此，沙特家族开启了定居政策的序幕。与建国后沙特政府的“去部落化”政策不同，这一时期的定居化进程被称为“引导性”定居［4］。

1929年，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陛下曾在内志（纳季德）策划并实施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旨在为阿拉伯半岛的改革进程注入“希吉拉”的力量［5］381。从1918年起“希吉拉”开始建于纳季德。直至1929年，约有“希吉拉”120处，贝都因移民20多万。伊本·沙特在定居区周围修建学校等基本设施，并为定居的贝都因人提供各种支持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伊本·沙特所创建的“希吉拉”是农业军垦组织，不仅扩大了沙特王国的农业生产，还培养了伊赫万士兵。对于伊赫万来说，务农和圣战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伊赫万为伊本·沙特收复国土和对外扩张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6］。例如，1926年1月，对希贾兹地区的合并。“希吉拉”的伊赫万军队，由不同部落的贝都因成员组成，为贝都因部落提供了超越血缘关系的机会，从而促进贝都因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新的国家向心力和虔诚心，为构建现代沙特国家奠定了基础。伊本·沙特建立伊赫万的举措让贝都因人认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比部落、家庭更大的群体——国家。

伊本·沙特时期建立起的“希吉拉”为加速后续的贝都因人定居进程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各个领域推动了沙特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改变了贝都因游牧民的生活方式，是对游牧社会的第一次冲击和挑战，阿拉伯半岛的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曾经荒芜的沙漠地區转变成了遍布着农民的村庄。这些“希吉拉”定居点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设施齐全的小型服务中心。

（二）沙特政府间接推动

建国前的“希吉拉”定居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1932年沙特现代王国建立之后，阿拉伯半岛的部落联盟国已经转变为一个永久的民族国家。然而，在此刻，大多数贝都因人仍倾向于维持游牧生活，妨碍了沙特新生政权的平稳运行。从其他视角看，随着沙特石油经济的蓬勃发展，现代沙特王国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在此背景下，沙特政府主张深入推进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以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这是定居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

从1932年现代沙特王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间，沙特政府通过土地与农业政策剥夺贝都因游牧部落的传统土地权利，为贝都因部落内财富与私人财产分化创造条件，加快贝都因人定居化。为了鼓励贝都因人定居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沙特政府于1952年和1967年分别成立农业水利部和沙特阿拉伯农业银行，为贝都因人的定居农业提供服务。

在沙特政府的土地和农业政策的推动下，贝都因定居点的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据数据显示，到1950年，全国范围内的‘希吉拉数量已从20世纪20年代的120个迅速攀升至152个，并且部分‘希吉拉已逐渐演变为城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沙特阿拉伯农业部在沙特国王的领导下，启动了大规模的贝都因定居计划，仅仅在这一年内，沙特阿拉伯成功地建立了约29个‘希吉拉，并为贝都因人开垦了约1 000万杜诺姆的土地。”［5］49这些定居工程都是沙特政府为促使贝都因人定居而第一次将现代农业机械和方法引入农村部门所做的努力，促进了贝都因人与国家环境的融合。

（三）贝都因游牧民自主定居

沙特石油经济的迅速崛起及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致使沙特传统游牧经济开始衰退，贝都因人逐渐认识到拥有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从事稳定工作比游牧生活更有安全感。由此，贝都因人由被迫定居开始转向主动定居。这是贝都因人定居化进程的第三个阶段。

贝都因人用铁皮或煤渣块在沙漠的边缘地带搭建房屋，由此开启了他们的半定居生活。许多房屋形成一个村落，此时，他们村落的旁边仍然保有帐篷，一旦定居失败，他们就可以随时开始游牧生活。这类定居形式被称为“近期希吉拉”。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同一部落或宗族的贝都因人向沙特政府申请土地，建立自己的社区。

除了“近期希吉拉”之外，沙特阿拉伯还有一种自发建立的定居点，被称为“希拉尔”，这个名字直译为棚户区或贫民区，是沙特贝都因人在城市中心周围或石油公司周围自发建立的定居点。1942年起，沙特阿拉伯各地区，特别是利雅得和沙特东部的石油市镇都广泛分布着“希拉尔”，因为这里能够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也可以让贝都因穷人获得福利补贴［5］56。

由上可知，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沙特贝都因人放弃游牧生活，自发地迁往乡村或城市，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贝都因游牧体系、生计和生活方式受到沙特政府的直接干预。在国家对牧民的管理上，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机构。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经济利益得到了保障，使其成为一个具有较强市场意识和国家意识的群体。沙特政府也借助间接的发展策略和市场经济的力量，推进游牧社会的演变，使传统的游牧文化逐渐向现代转型。推动更多的贝都因人融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并逐渐融入农民社区的大家庭。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社区出现了新的劳务关系，导致社会内部的分化加剧，同时也促进了人们的生计多样化。

三、定居政策对贝都因人生活的影响

沙特阿拉伯游牧时期，经济落后单一的农牧社会结构是沙特的显著特征，传统的氏族部落组织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沙特贝都因定居化进程的推动，游牧民涌向城市，并向其他经济部门转移。单一的农牧社会结构向多元的现代化社会过渡，城市中产阶级、产业工人等新兴阶层，促成了多元的社会结构。部族关系淡化，传统游牧部落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受到冲击。迅速的社会流动和城市化使传统的农牧、市民和牧民的分野趋于消失，传统部落土地转为私有，这对部落的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属于传统部落领域的各阶层已经分化到其他社会群体中了。原本从事单一农牧业的贝都因人开始从事多元化的职业。但由于受到教育和传统观念的制约，进城定居的贝都因人一般选择在军队、国民警卫队工作或者成为出租车司机、机修工，甚至业务经理等。总体来说，定居贝都因人可选择的职业范围较广，经济水平也在提高。沙特贝都因人已经经历了从游牧部落生活向永久定居生活的演变，贝都因人的依赖主体也从集体部落向个体家庭转移。这种变化使得他们在生产、生活中与其他成员之间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血缘和亲属关系的本质和作用已经发生了转变。在职场和居住环境方面，这种转型表现得尤为显著。

在1928年至1968年期间，沙特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分配，导致贝都因部落失去了自我保护和管理资源获取利益的重要职能。通过土地改革，沙特政府证明了国家有权干预贝都因部落的管理，取代了部落之间的契约和同盟，削弱了贝都因社会的凝聚力和团结，破坏了贝都因部落的政治独立［6］。与此同时，随着按地区划分的政治机构的建立，原本按部落划分的部落首领权力也在逐渐失去效用。其政治地位也在逐渐变弱，他们不再被视为有效权力的来源。

随着沙特定居政策的推进、石油经济和现代教育的发展，沙特阿拉伯王国正向着现代化迈进，在这一阶段中，现代科技、新媒体、现代通信开始充斥在沙特贝都因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思想的出现致使贝都因人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虽然定居的贝都因人仍然非常注意维持其传统的部落价值观，但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公民主体意识、文明意识等为主的现代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沙特贝都因人具有了现代政治、经济与文化观念，对沙特阿拉伯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逐渐增强。

四、结束语

贝都因游牧社会在沙特王国实施了一系列定居政策后，实现了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部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沙特贝都因部落因为自愿或非自愿的定居，逐渐失去了部落社会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贝都因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直接导致贝都因人部落观念的改变。贝都因人经历了一系列有序的社会演变和定居后的再社会化过程，这一过程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社会演变受到了沙特政府实施的发展政策和市场经济力量的共同推动。由于贝都因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计划，导致贝都因人更多地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漩涡中，并逐步演變为成熟的定居社区。贝都因社区成为经济活动与政治生活结合最为紧密的区域。在定居社区中，出现了新的劳务报酬关系，导致社会内部的分化加剧，同时也促进了贝都因人生计的多样化。沙特政府的直接干预和间接推动往往交织在一起，通过定居政策、土地制度变革实现对贝都因社会的有组织改造，又通过发展政策和市场经济引导贝都因人选择其他生计和生活方式，逐步使贝都因游牧社会融入到民族国家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1］RICHARD SYMANSKI，IAN R MANNERS， R J.BROMLEY.The mobile-sedentary continuum［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75（3）：461-471.

［2］ALEXEI VASSILIEV.History of saudi arabia［M］.London：Saqi books，2000：93.

［3］DAWN CHATTY.Nomadic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M］.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The Near and Middle East，2006：24.

［4］UEM FABIETTI.Sedentarisation as a means of detribalisation： on some policies of the saudi arabia government towards the nomads［M］.London：Routledge，2015：80.

［5］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M］.何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6］高依宁.沙特阿拉伯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及其社会转型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21.

作者简介：罗婷（1984—），女，汉族，陕西榆林人，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榆林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阿关系与阿拉伯社会文化、民族社会学。

（责任编辑：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