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蒂的反讽自由主义

摘要：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认为世界存在本质，个体的意义在于发现本质真理，找到统一的基础。而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则认为所谓本质不过是一种虚妄。借助反讽概念，罗蒂批判了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认为世界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德性和幸福都是无法论证的，二者的统一，是偶尔有之。他还提出将公共和私人领域加以区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社会应该赞成创造才是个人进步的关键。同时，罗蒂也主张，在追求独特的同时，要理解他人的终极语汇，最大可能地减少残酷，加强团结。

关键词：反讽；偶然性；公共和私人领域；团结

中图分类号：B7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08-0140-04

On Rortys Ironic Liberalism

Zhang Shun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Abstract：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represented by Plato holds that there is an essence in the world， and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dividual lies in discovering the essential truth and in finding the basis for unity. However，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er Richard Rorty， on the other hand， argues that the so-called essence is nothing but a delusion.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irony， Rorty criticizes the essentialism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argues that the world is full of contingency and uncertainty. Neither virtue nor happiness can be proved and their unity is occasional. He also propos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and that a genuinely liberal society should favor creativity as the key to individual progress. At the same time， Rorty argues for the pursuit of uniqueness while understanding the ultimate vocabulary of others， minimizing cruelty and strengthening solidarity.

Keywords： irony; contingency;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solidarity

理查德·羅蒂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他在哲学上建树颇多，其中之一就是对西方哲学本质主义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在罗蒂看来，反讽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是一种解构性的行为，其意味着个体的成长，启蒙以来，哲学就一直在以思辨反讽的方式剥去真理神圣化的外衣。自由并非建立在理性的高塔之上，而是应该深植于人类情感和经验的土壤之中。克尔凯郭尔曾得出如下结论：“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的生活起始于反讽。”［1］罗蒂将反讽概念进一步推进，呼吁重新审视个体的价值，摒弃过于抽象的理性主义框架，重新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的社会秩序。对于现代文明的荒芜与混乱，罗蒂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在某种意义上激发了对权力、社会正义和个体权利的深入思考，反讽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普遍性。

一、背弃本质与转向偶然

早期希腊处在一个神话的传统中，是注重教育的民族，在哲学家对诗人进行声讨之前，诗人一直担任着教化公民的重任，占据着重要地位。哲学家对诗人质疑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诗人写的诗是未经审视的，他们在独特性和偶然性上大做文章，没有经过理性思维的考证，其内容会败坏雅典青年。柏拉图认为，诗与哲学是两种不同的追求，他所驱逐的是诗人所代表的感性思维方式。他致力于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致力于寻求对事物本质的抽象把握。在罗蒂看来，哲学家和诗人代表了两条不同的路径。“依照西方哲学传统的看法，个人生命的极致，就在于它突破了时间、现象、个人意见的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永恒真理的世界。相对地，在尼采看来，极致生命所必须越过的重要关卡，不是时间与超时间真理的分界，而是旧与新的界线。”［2］49“一个认为救赎就是与一个比自己更伟大、更永久的东西接触，另一个认为——如尼采所言——救赎是把一切‘曾是皆重新创造为‘我曾欲其如是。”［3］

在对传统分析哲学的精神产生怀疑后，罗蒂认为心灵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是与自然、社会相融合的存在，他试图建立一种后哲学文化来超越传统的心灵哲学。罗蒂反对把真理看作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独立知识体系，讨厌一切带有逻辑和永恒意味的东西。他放弃了对确定性的依赖，寻求偶然性存在的意义。

首先是语言的偶然。罗蒂的语言观和戴维森一致，即“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化，跟兰花及类人猿一样，都只是一个偶然，只是千万个找到定位的小突变（以及其他无数个没有定位的突变）的一个结果”［2］32。也就是说，语言并不是一种媒介，而是一种因果的演变。当之前所用的词汇相互干扰时，新的词汇便会被产生，这些新词汇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描述方式。从而满足人类对于某些事物或现象的描述需要。语言主要是通过无数纯粹的随机事件演变而来，新旧词汇不是对世界的复制，而是隐喻。隐喻源于人们的想象力，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对一切事物的描述其实都是新隐喻取代旧隐喻的过程。由此罗蒂引申出了“思想史就是隐喻史”的理论，即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

其次是自我的偶然。在宇宙的微观世界中，每一个微小的元素都蕴藏着无限的可能。笔尖的触感、音符的跳动、字母的发音，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在生命这个瞬息万变的舞台上，每个个体都是不可复制的演员，扮演着自己独特的角色。而这些不同的角色在传统哲学家看来只能由基础普遍的东西来扮演，生活的真实性往往超出了他们的范围，变得过于理想化。因此，人并没有什么普遍基础，自我完全是偶然形成的。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到了外在的超越，而是天才特有的东西恰巧被他人所知，被社会所需。总之，人的道德品质是由多方面偶然因素塑造而成，没有一个因素优于另一个，正如铅笔和刀子都是工具，野花和玫瑰都是花，并无优劣高低之分。

最后，与自我相对的社会也是偶然的。用柏林的来说，我们必须放弃“相信人们向来所信仰的一切积极价值，最终都必须相容一致，或甚至彼此蕴含”［2］173。弗洛伊德主张，我们应当把自己看作是大自然的杰出作品之一，而不是极致的实现。罗蒂因此描绘了一个充满偶然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哲学的基础，人们不再追求宏大的历史事件本身，而是用一种更个性的方式看待世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所谓的英雄崇拜并不是有接近不朽者的能力，而是对擅长做各种不同事情的杰出男女的羡慕。此外，罗蒂认为自由主义制度之所以受到推崇，并非源于启蒙运动的基础理性，更多的是基于实践计划。人与社会的交融构成了真正的世界。

二、“私人”与“公共”的割裂

一旦自我和社会都处于偶然状态，那么想要发现一个共通的本质就几乎难以完成。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人们对公共与私人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柏拉图主义的目标是将个人的完美追求与社会的整体感相结合，并要求我们认识到存在一个普遍的人性观念。它既是人的本质力量之所在，也是人的价值追求之要道。罗蒂指出，在社会化的背景下或历史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真正定义人性。对于我们而言，真正的进步在于如何在私人的自由与公共责任的张力之间找到平衡。一个良好的自由主义社会应该同意公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私人空间内进行自我创作，只要不危害影响到他人，社会就不应干预。罗蒂反复强调，“在反讽自由主义文化背景下，公共和私人领域是平行的，二者所使用的词汇是有明显差异的。”［4］如果我们想实现自由的话，就必须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开来讨论。如果说个人创造的词汇是私人的，那么正义的词汇就必须是公共的，所有人都可以使用，是彼此沟通的工具。因此，在构建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时，我们需要找到自我创造与正义之间的平衡点。或许，可以通过建立公共价值观的基础，将一部分私人的自我创造融入其中，使其成为社会认可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个体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也能在共享的正义框架内找到归属感。这种平衡是一个复杂而精妙的挑战，需要社会集体的智慧来构建。我们无需对此做出二元对立的选择，而应当平等看待它们，并将其应用到各自不同的场景中。

罗蒂还认为，一方面尼采、海德格尔、普鲁斯特、纳博科夫等人的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示了自我创造的自律人生的真正面貌是怎样。另一方面作为公共代言人的马克思、杜威、哈贝马斯则旨在促进社会进步和为人类谋福祉。可以看出，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在思想上存在著一定的差异，这使得它们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意义。尽管两种话语体系不能完全替代，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话语逐渐演变为私人话语。在现代西方国家中，哲学和政治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这是二者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传统哲学家们误以为他们的理论能够为实际的政治操作提供指导，但实际上哲学更像是一个私人的故事。也就是说，完美的统一只是一种幻想，现实则更多地呈现出复杂和多样。我们力所能及的无非就是把“理论归于私人领域，而把政治限定在公共领域”［5］。

三、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

罗蒂在他的乌托邦中把既承认偶然性又肩负责任的人称为“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反对残酷，渴望建立一个充满共情和理解的社会，摆脱恶意和冲突的阴影。反讽主义者则是秉持历史主义的信念，相信一切来自于机缘，他们怀疑一切，不相信存在“正确的”终极语汇。

虽然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置身于自己使用的一套终极语汇中，但“（一）由于她深受其他语汇——她所邂逅的人或书籍所用的终极语汇所感动，因此她对自己目前使用的终极语汇，抱持着彻底的、持续不断的质疑。（二）她知道以她现有语汇所构作出来的论证，既无法支持，亦无法消解这些质疑。（三）当她对她的处境做哲学思考时，她不认为她的语汇比其他语汇更接近实有，也不认为她的语汇接触到了在她之外的任何力量”［6］。

罗蒂在与反讽主义者的互动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很明显，他坚信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因为大部分人都能避免残酷的对待，但要真正成为反讽主义者，就需要对传统习俗和所处时代的矛盾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反讽主义者们所追求的正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还包括思想和观念方面的解放，它要求人们能够摆脱对世界的依赖，从而达到一种超越现实的状态。反讽主义的对立面是形上学，形上学家坚信，表象之下隐藏着一个永恒不变的事实，他们自认为已经掌握到了正确的语汇。而按照罗蒂的定义，他心中的反讽者要追求新奇性和特殊性，要不断选择的同时又不断否定自己的选择，坚信人生唯一的使命在于创造。

此外，罗蒂坚持认为对社会团结而言“最大的敌人是残酷”［3］。残酷可以通过再描述被避免，但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因为再描述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揭开了一些人的真实自我和真实利益。这主张蕴含着强烈的残酷性，这就像是把一个孩子的宝贝玩具重新描述为垃圾，丢弃到垃圾堆中。在反讽主义者看来，个体的自我和世界是毫无疑义、微不足道、落后保守的，他们的再描述对他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往往带来侮辱意味。当然，反讽主义者眼中的再描述并非是要找到人类受苦受难的理由，而是当我们使用自己的终极语汇时，要尽量避免自己语汇中的词语以及行为会触犯到他人，使他人受到侮辱。在再描述中，我们创造了团结。人类的团结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不是深入研究和探索，而是通过想象力，将不熟悉的人视为与我们处在相似环境下，同甘共苦的伙伴。而将“他人”纳入“我们之一”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小说中对苦难的种种描述。罗蒂认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分别揭示了私人完美对社会的伤害和极权社会对个人的打压。从某个角度看，小说的创作者和读者可以被视为沉浸在真实世界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能不断地认识到自己的残酷之处。从小说现有的布局来看，叙述者通常都是悲悯的。但在历史的偶然下，一个叙述者可能会通过撕裂一个人的灵魂来寻找乐趣，变成完全残酷的。这就意味着小说不但可以展示残酷的一面，还隐含了残酷的可能性。在罗蒂看来，小说不仅仅是道德的净化工具，其道德作用更像是历史的偶然，是一种宏大并非永久的福利：不仅能确保艺术的价值，还能持续地带来道德上的影响。

四、关于罗蒂的思考

一方面，我们很多人是与罗蒂所说的反讽主义者相对立的“形上学者”，认为语言是再现现实的工具，终极语汇中存在着一个终极真理，需要借助哲学的力量不断接近那个最终的真理。形上学者认为各种哲学理论最终会趋于汇和，趋近于对实在的再现。在罗蒂的理念中，后哲学文化不是对传统的简单背离，而是一场与时俱进的思想变革，这并不会瓦解人们的信仰，也不会使社会丧失凝聚力。相反，私人的反諷和公共的自由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反讽的盛行极有可能会强化社会结构。罗蒂把偶然性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使人类得以摆脱自然状态，成为真正的自由人。在他的乌托邦中，如果人们对公共事务产生怀疑，会更倾向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实用途径，把理论付诸实践，而非仅限于抽象的思辨，沉湎于对哲学定义的探索中。

罗蒂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个人和社会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跳出传统或教条主义的限制，开阔思维和视野，增强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但是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从而失去对真理和理性的信仰和承诺。在这个视角下，人们会过于追求个人满足和社会稳定，失去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从而忽略了对社会变革和批评的机会。因此，在参考罗蒂的观点时，我们需要在反讽和团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保持偶然性的意识，也要保持行动的力量。

另一方面，罗蒂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的理论，给人们提供了持续辩论的平台。个人能否独立于社会进行自我创造？社会能否忽视个人的发展？这两者的分割能否实现？在这个看似划分清晰的边界中，人们的思想不断交织。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服从社会、私权服从公权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有时，个人的私密思想会在公共领域中找到共鸣，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力量。而在公共的言辞中，也会隐藏着个体内心的深邃追求。马克思曾明确表示，人的存在是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的，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人的本质则是所有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现。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纯粹属于自己，环境的存在塑造了独特的个人，同时个人的私人活动也间接影响着公共环境。”［4］自我以社会存在为前提，离不开生长的环境、阅读的书籍和同伴的交流。正如“维特根斯坦的周围有弗雷格，有罗素，有维也纳学派，甚至还有托尔斯泰、詹姆斯等等，梵高的前面有伦勃朗，有米勒，有巴比松画派，海牙画派，甚至还有基督教、日本的浮世绘等”［4］。因此私人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这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中，社会才能不断地演进，呈现出更加多元和丰富的面貌。

五、结束语

罗蒂对私人与公共的区分仅停留在话语层面，并不能对所有问题都给出有力的回答。我们应该理解乌托邦社会的精髓，所谓的哲学不过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每一次日出都是未知的序曲，正如我们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反讽主义一直以来面对众多质疑，尤其是它不接受事物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评判准则，这使得所有的进步似乎都变得毫无价值。但是反讽主义并非颠覆一切，而是引导我们去寻找内心深处那个独一无二的声音，重新定义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高度。虽然公共和私人领域无法在理论上进行分割，但对二者进行适当的区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社会的进步源于每个个体对于自我内在需求的理解，尊重私人空间，认识到独立思考的珍贵，无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确保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得到维护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激发每个人的创新能力，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话语权，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正所谓社会在探索中进步，人在社会中成长。

参考文献：

［1］董迎春.当代诗歌：走向反讽中心主义［J］.社会科学研究，2012（3）：202-207.

［2］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3］黄泰轲.理查德·罗蒂论反讽概念与私人完美［J］.唐都学刊，2016（3）：116-121.

［4］陈安慧.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罗蒂的社会希望［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80-85.

［5］陈亚军.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54.

［6］陈亚军.论罗蒂的反讽自由主义理论［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24-31，94-95.

作者简介：张书宁（1998—），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