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时期中原来蜀交汇人物献疑（上）

吕卫梅

摘 要：按照王朝“正统”观的说法，不仅是中原地区的夏商周秦，就是古代的巴与蜀，执政者都是黄帝这个家族的后人。所以，在先秦古蜀时期，就有许多中原学者，例如彭祖、老子、苌弘、商瞿、开明、尸佼等学者，因为各种原因而来蜀地进行指导。如果真的有许多中原学者在古蜀时期来蜀著书立说，传授文化，那么他们为什么却未能推动古蜀文字的产生、发展？他们的著作中为什么会避谈古蜀历史文化？虽然古蜀时期并不封闭，确有与外界的交往，但是那时并不存在这些由中原来蜀交汇的著名人物。

关键词：古蜀时期；王朝“正统”观；来蜀交汇；历史人物

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一大批古蜀遗址及文物的出土，充分证明了古蜀国有不亚于中原的悠久历史、辉煌文化；而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秦统一后对古蜀文化进行了彻底摧毁，导致有关古蜀国的悠久历史、辉煌文化在文献记载上非常欠缺。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汉代开始的后人对古蜀历史文化的追寻与研究，免不了受王朝“正统”观的影响，必然以中原的文献为参考乃至移植，而这样书写的古蜀历史文化又怎么会是真正的古蜀历史文化呢！以流传至今的一些文献所记载的古蜀时期中原来蜀交汇的代表人物，例如彭祖、老子、苌弘、商瞿、开明、尸佼等人而言，倘若他们真的曾来蜀传道授业，那么为什么却未能推动古蜀文字的产生、发展，乃至与中原文字的融合？在他们的著作中为什么没有关于古蜀历史文化的蛛丝马迹？问题还在于，他们真的是自中原来过古蜀吗？

一、古蜀地是彭祖的最后居住地？

彭祖，又称篯铿、彭铿，陆终第三子。彭祖是中国上古道家的重要人物，可谓“道家先驱”。他以善养生而长寿。他的重生与弃物，服食、吐纳、守静、导引、房术中等养生理论，对道家、道教及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山海经》《列子》《庄子》《荀子》《吕览》《论衡》《史记》《汉书》《大戴礼》《世本》等史籍及注疏，都记载了彭祖其人其事，可见确有其人。但是，彭祖是哪里人？仙逝在哪里？活了八百岁吗？这是有争议的。

《华阳国志》的卷三《蜀志》叙述了古蜀国的远古历史，在“犍为郡”中记有“彭祖家其彭冢”；最后又仿“太史公曰”总结说：“显族，大贤，彭祖育其山。”[1]这里说得很明白：作为“显族，大贤”，“冢”即墓地在彭山的彭祖，古蜀地就是他的最后居住地，他的最后居住地就在彭山。如今的四川眉山市彭山区境内仍保存有彭祖墓园、彭祖墓、彭祖祠、彭祖仙室，室外内有石雕的寿星彭祖肖像，室外陈列八卦图案，历历在目。

相传彭祖活了八百岁。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尧帝时期就有彭祖。他经历夏朝、商朝，商朝时为守藏史，官拜贤大夫，周朝时担任柱下史。这样计算，确实有八百岁。不过，《史记·楚世家》又载：“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2]“氏”在上古多用作宗族的称号。可见，彭祖实际上是以其命名的一氏族。汉代史学家韦昭在《国语·郑语》注中说：“彭祖，大彭也。”清人孔广森注《列子·力命篇》：“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之句时说：“彭祖者，彭姓之祖也。彭姓诸国：大彭、豕韦、诸稽。大彭历事虞夏，于商为伯，武丁之世灭之，故曰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篯不死也。”其是明确说明了这种情况。所謂彭祖年长八百，实际上是大彭氏国存在的年限。

先秦时期，彭祖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位得道高人。到了西汉，刘向撰《列仙传》，把彭祖列入仙界，并称为“列仙”。[3]彭祖逐渐成为神话中的人物。

据传说，彭祖曾经隐居于闽，后为避战乱，就隐居于蜀之平模山（后改名彭亡山，今改为彭祖山）至仙逝。四川彭山人认为“彭亡”的意思是“周末彭祖家于此而亡”。因为中原战乱不止，对战乱十分厌恶的彭祖遂离开中原，定居于西蜀犍为郡，即今四川彭山，病故后亦葬于此，碑撰“商大贤墓”。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可信的。

大彭国第一代始祖彭祖篯铿本为尧舜时人，由于他的事迹经常和神农时神巫巫咸、黄帝时神医巫彭、夏彭伯寿、商彭伯考、商贤大夫彭咸、周柱下史老子混为一谈，遂有“长年八百，绵寿永世”“非寿终也、非死明矣”等传说。

如果彭祖是人而不是仙，那他是尧舜时期的人，就不可能再是“周末”（周朝末年）之人。彭山人所谓的“周末彭祖”和“彭祖篯铿”显然不是一个人。

彭祖之所以叫彭祖是因为“封于彭城，其道可祖”。篯铿受封于彭城（今徐州）之后才得到了“彭”这个姓氏，这都与四川彭山县没有干系。今江苏徐州市境内保存有彭祖庙、彭祖祠、彭祖楼、彭祖井、彭祖墓等历史遗迹。“彭山”是唐代才出现的名称。彭山县原名隆山县，因犯李隆基讳改名彭山县，彭山的“彭”字源于彭亡山，彭亡山的“彭”则源于岑彭。“彭亡”的意思是岑彭死亡，和彭祖毫无关联。《十道记》记载：“彭亡山，后汉将军岑彭征公孙述，于此山战死，故号曰彭亡山。”[4]

至于彭山的彭祖墓，早就被学者所质疑。

清嘉庆版《四川通志》，记有苏轼兄弟的诗文。苏轼认为“此地后人葬衣冠处”。苏辙有诗句：“厌世乘云人不见，空坟聊复葬衣冠。”[5]苏轼、苏辙均为出生于蜀地的文史大家，他们一致认为彭山的彭祖墓仅是后人埋葬衣冠的一座空坟。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认为“彭祖，彭祖城是也。”[6]彭祖与彭城，两者密不可分，彭祖也就是彭城。

杨守敬在给《水经注》做“疏”时说：“《注》引《益州记》有彭祖冢。然彭城为古彭祖国，《获水注》彭城下曰彭祖冢是也，何以此地又有冢？观《注》云云，盖以为流俗相传之说，聊书存之耳。”[7]杨守敬认为彭山的彭祖墓只是流俗相传而已。

近代史学家顾颉刚直截了当地指出：“老彭为蜀人，这仅是常璩的话。他所以有这句话，只因犍为武阳有彭祖冢彭祖祠。而那边所以有彭祖的冢祠，就因那边有彭亡聚。因此他说老彭即是彭祖，为蜀产。其实老彭和彭祖甚不该并作一人，且彭祖的古迹在江苏徐州的远较蜀中的多，实在是抢不过去的。”[8]顾颉刚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有人认为，四川彭山的彭冢可能是“商贤大夫老彭之墓”，那么“老彭”又是谁呢？《汉书》有《古今人表》，其中列“彭祖”于“上中仁人”，在帝喾时；列“老彭”于“上下智人”，在殷商时。[9]著名历史学家梁玉绳著有《人表考》，力辨“彭祖”與“老彭”是两个人。[10]

清人严可均所辑《仙道》说：“老彭，未知何人，……或是彭祖之支族。”[11]可见彭山区的老彭墓最可能是彭祖后裔老彭的墓，而并非是彭祖归葬处。

二、老子与青羊宫有何关系？

成都有青羊宫，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青羊宫地处原青羊肆，传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为关令尹喜讲道德经，讲到一半，老子有事要走，对尹喜说：“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千日”后，尹喜如约前来，果然见到老子显现法相，端坐莲台，在这里继续对尹喜讲经说法。这一传说，见之《蜀王本纪》：

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今为青牛观是也。[12]

《蜀王本纪》据传为西汉末成都人扬雄所著，或有言：至少有八个人参与整理。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14]尤其是，《蜀王本纪》原书已佚，现存1300余字，是明人郑朴搜求散见于《史记》《文选》注及诸类书中之文字，辑集而成。

记载老子生平事迹最清楚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15]

文内哪里有什么成都青羊肆之约呢！

不过，历史记载总是有疏漏，尽管云雾缭绕，但是，当年的老子为什么要指定与尹喜再次相会的地点是“青羊肆”，而且很明确是“成都青羊肆”？

且不说在老子的时代有没有成都，有没有青羊肆，就只从函谷关到成都的路线而言。历史上的函谷关有两座，秦关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北15公里处的王垛村；汉关位于距三门峡市约75公里，西据高原，东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是中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要从今天的河南西部启程，一路向西，先北渡黄河，后西经渭水，初抵西安（当时称为镐京），继而再向南，翻越秦岭入蜀，几经周转，才能最后到达成都。这样的行进路线，不知道当年的老子是怎么掌握的？老子当年，在周朝做过的官不过是“守藏史”，一个技术性的小官僚，那时虽然有竹简，但竹简记“成都”是在战国后期，所以在老子时代并没有关于“成都”的记载，那么他又怎么知道成都，知道青羊肆呢？

司马迁说老子“莫知其所终”，记载汉代神仙传说的《列仙传》说：“关令尹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16]，显然，这都不能作为老子与青羊宫有关系的证据。

记载青羊宫来历的史料当数唐代乐朋龟撰写的《西川青羊宫碑铭》。他记载了汉代关于老子“太清仙伯敕青帝之童，化羊于蜀国”[17]的传说，这可以说是从《蜀王本纪》进一步演化的故事。这里提到关令尹喜三年后如约来成都青羊肆寻老子，结果在青羊肆遇见一个孩童手牵一只羊，就是太清仙伯老子命青帝童子变化而来，然后指引尹喜来找老子。这时，老子已再次降生青羊肆李大官人家，是一个生下来长白发的孩童。这究竟是人还是仙？怎么可以作为史料引证呢！

严格地说起来，青羊宫本身的历史只有一千多年，这座宫观的得名是根据成都历史上流传悠久的“青羊”文化典故。当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青羊肆，后来这一道教宫观正式定名“青羊宫”，是唐朝末年的事。

成都青羊宫之得名并不是因为老子，主要原因是因为信奉道教的唐朝两位皇帝曾先后在这里避难。在唐代，成都青羊肆有玄中观。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避乱幸蜀，居于玄中观内；之后唐僖宗又因为避黄巢之乱奔蜀，也在观中驻跸。唐僖宗返回长安后，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下诏赐赏，改玄中观为青羊宫并且大建殿堂。现在青羊宫的格局，就是在那时形成的。由此，青羊宫才成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最有影响的宫观。

作为道家圣地，老子与“成都青羊肆”的传说当然更比皇家赏赐对民众更有吸引力，于是，代代相传，逐渐形成在所谓老子生日的每年农历二月十五举行花会的传统。

三、“化血为碧”的苌弘真“死于蜀”？

苌弘是东周时期一位神话般的传奇人物，《左传》《国语》《庄子》《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对苌弘都有记述。它们说法不一，大同小异。

苌弘是刘文公的属下。他忠于职守。他在王室任职期间，国家已经出现了“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的局面。为辅佐周王，维护王室的尊严，苌弘巧妙地运用自己精通的“方术”为周王寻找统率天下的依据，从而达到控制各诸侯国的目的。《史记》《左传》中有多处记载，如《史记·封禅书》载：“是时，苌弘以方术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貍首。‘貍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19]苌弘通过设射“貍首”，借助鬼神之力，要求诸侯国服从周天子，奉行上天的旨意。

为避王子朝之乱，帮助王室摆脱困境，苌弘和刘文公商定在瀍水以东的狄泉附近扩建周城。《国语·周语下》记载：“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成周，为之告晋，魏献子为政，说苌弘而与之，将合诸侯。”[20]由于周王室财力匮乏，苌弘四处游说，争取到晋国和其他诸侯的支援，最终完成了这一伟大工程。

苌弘的学识、忠诚和治国之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公元前492年，晋国发生了大夫范吉射和中行寅叛乱事件，苌弘的上司刘文公与范吉射为世代姻亲。为达到削弱晋国实力、辅助王室的目的，苌弘暗中为范氏出谋划策。内乱平息后，晋卿赵鞅以此为借口要征讨王室。周敬王是依靠晋国的支持，才登上王位的。他迫于压力，为息事宁人，讨好晋国，下令杀了苌弘。忠心耿耿的苌弘最终做了“替死鬼”。

苌弘死得冤屈，死得悲壮。相传，有人慕名收集他的血液藏在家里，三年后这些干血块全都化为碧玉。后来常以“碧血”与“丹心”连举，称颂为国捐躯之士；用“苌弘化碧”比喻千古奇冤。

《后汉书·郡国志》的“洛阳下”注引《皇览》说，偃师东北山（邙山）有苌弘墓。[21]今偃师市有化碧村，村中有一冢，或为苌弘所葬之地。2003年8月，苌弘墓旁发现一通明代所立的“周大夫苌弘墓”碑，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记载苌弘墓情况的墓碑。2007年10月，苌弘墓及墓碑被公布为洛阳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苌弘本是周朝著名政治家，却与蜀地扯上了关系。因为《庄子·外物篇》说：“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22]为什么要“死于蜀”？《庄子》没有作任何解释。

到了明代，蜀中学者杨慎对“苌弘死于蜀”之事就说得非常具体了：“苌弘被放归蜀，刳肠而死，蜀人以椟盛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23]而《大明一统志》又说：“周苌弘，资中人，敬王时为大夫，孔子尝从之问乐。死而血碧，蜀人祀之。”[24]将其“蜀人”的身份明确了。

不过，“苌弘死于蜀”总给人疑点：周人要杀苌弘，就该在周境内杀之，或者送去他得罪了的晋国，让赵鞅杀也行；但为什么要送去蜀，还要加以刳肠之刑？

好在记载苌弘事的还有其他典籍。《左传·哀公三年》：“刘氏、范氏世为婚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六月癸卯，周人杀苌弘。”[25]《吕氏春秋·必己篇》：“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藏其血三年而为碧。”[26]二书并没有苌弘死于蜀的记载。众所周知，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古代典籍在西汉以后都是经过重新整理的。顾颉刚说：“现在看见的《庄子》是晋郭象《注》本，而《吕氏春秋》的作者所见的乃是战国本。”[27]既然各书关于苌弘死地的说法不一致，那么，苌弘与蜀的关系则大可存疑。

注释：

[1][1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卷四十《楚世家》，中华书局1999年版。

[3][16]（汉）刘向，（晋）葛洪：《列仙传·神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唐）贾耽撰，（清）王仁俊辑《十道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本，2009年版。

[5]四川省方志办编清嘉庆版《四川通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7]（清）杨守敬：《水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

[8][27]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中华书局1999年版。

[10]梁玉绳：《人表考》，《二十五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11]（清）严可均辑《仙道》，《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2]（汉）扬雄撰，（明）郑朴辑《蜀王本纪》，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1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

[1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二《序志》。

[15]（漢）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17]（唐）乐朋龟：《西川青羊宫碑铭》，《道藏辑要》，巴蜀书社1995年影印清刻本。

[18]（汉）刘安：《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9]（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20]（战国）左丘明：《国语》之《周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1]（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十九《郡国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

[22]王叔岷：《庄子校诠》之《外物篇》，中华书局2007年版。

[23]（明）杨慎：《升庵外集》卷四十六《子说部》，中华书局1986年版。

[24]（明）李贤等著，方志远等点校《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七《成都府·人物》，巴蜀书社2018年版。

[2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之《哀公三年》，中华书局2016年版。

[26]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之《孝行览·必己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成飞集团老年大学教务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