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1940年川北霍乱

王容

摘 要：川北霍乱首发于四川省南部县，随后传至剑阁，再波及到盐亭、梓潼、阆中、昭化、广元、苍溪、三台、射洪、绵阳、江油等川北各县。其中，剑阁疫情最重，盐亭次之，其他各县虽不严重，但亦轻重有别。各县在当年的霍乱爆发或流行时间、与疫区接壤程度、霍乱应对经验、社会卫生资源以及经济实力等方面之不同是各县疫情不一之关键所在。川北霍乱说明，在经济极为落后、交通十分不便且人口密度较低的山地地区，霍乱仍可形成大流行。

关键词：川北霍乱；疫情；比较法

一、引言

1940年夏，四川北部地区发生霍乱，即时人所谓之“川北霍乱”。川北霍乱横扫南部、剑阁、盐亭、梓潼、阆中、昭化、广元、苍溪、三台、射洪、绵阳、江油等川北12县，约35020人因此丧生，其死亡人数约占流行区域人口的4.46%，给川北地区造成不小的人口损失。[1]

在川北霍乱中相当引人注目的是剑阁县。当时的剑阁由17个乡镇组成，有16个乡镇都受到霍乱袭击。剑阁霍乱患者高达4万余人，死亡2万多人，死亡率约为50%。霍乱患者约占剑阁总人口的16%，死者约占剑阁总人口的8%。[2]就川北染疫区而言，剑阁霍乱死者约占川北霍乱死亡人数的57%。换言之，以上11县因霍乱致死者的总和尚不及剑阁一县之死亡数。

另一死亡人数惨重的是盐亭县，其死亡人数约5863人。[3]而阆中、昭化、南部、三台死亡人数均为1000余人，梓潼约700人，苍溪110人左右，江油、广元、绵阳、射洪则均未超过100。[4]

何以剑阁疫情独重，盐亭次之，其余各县之疫情亦轻重有别？一般认为，在经济更加繁荣、交通愈加便利、人口密度更高之地，霍乱更容易形成大流行。[5][6]但川北霍乱却并不符合这一论断，先看下表：

说明：本表依据1940年第2卷第4期《新四川月刊》刊载《四川省各县新县等厘定之经过》中提供的数据绘制而成

从表上可见，以人口密度而言，射洪最高，每平方公里高达405人，三台次之，而苍溪、剑阁、昭化均未超过100人，广元则低至23人。以最能体现一县经济实力的赋税收入而论，其按高低顺序依次为三台、绵阳、南部、江油、射洪、阆中、梓潼、盐亭、苍溪、广元、剑阁、昭化。若以人均赋税而论，绵阳、江油最高，剑阁则倒数第一。

以交通便宜程度而言，剑阁全境纯系山岳，仅沿河两岸有极少之平地，丛山阻隔，境内河流除嘉陵江剑阁段（仅45公里）可在夏季通航外，剑阁河流基本上不通舟楫。当时剑阁无铁路，公路只有过境的川陕公路剑阁段，但仅91公里，其余道路多为羊肠小道，险要狭窄，崎岖难行。除广元、昭化与剑阁一样交通不便外，其余各县之交通均较剑阁便利。

如此，则川北各县霍乱疫情不一之原因何在？遗憾的是，1940年的川北霍乱尤其是川北各县疫情不一的原因至今并未引起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付之阙如。故本文拟粗略勾勒川北霍乱的概况，并以比较研究的方法进一步分析川北各县疫情轻重有别的原因，以期能对现有之霍乱史研究有所助益。

二、川北霍乱概况

依据四川省卫生实验处调查，川北霍乱发生于南部与剑阁接壤之兴龙场、思衣场、升钟乡，渐及于剑阁之金仙场，旋以农民“赶场”往返传播，遂至四向蔓延，波及剑阁及周边各县。[7]换言之，川北霍乱的首发地在南部县。不过，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并未言及川北霍乱的爆发时间。好在该处派往川北扑疫的工作人员在事后曾撰写《二十九年秋剑阁三台等处扑疫记》，其文提及剑阁金仙场第一霍乱病例发现于6月中旬，而在此“一星期以前，南部与剑阁接壤各场镇，已有霍乱病例发现”[8]。据此可以推测，川北霍乱“第一病例”最晚于6月初被发现。

霍乱在南部县北部地区蔓延后，与南部接壤的剑阁金仙场于6月中旬出现第一例为官方所认可霍乱死亡病例。该病例为木匠袁某。“彼于六月中旬，赴南部兴龙场为一死于上吐下泻及小腿抽筋之病人制作棺木，并帮助掩埋死者，事毕返金仙，次日即患霍乱，二日内死于一小店中，三数日后，此小店主人及其家人数口，全死于霍乱。”自此以后，金仙附近各乡镇之死于此霍乱者与日俱增。截至6月底止，此万人之场镇，已死2000余人。[9]随后，霍乱即以金仙场为中心，在剑阁四处扩张。7月28日，剑阁县城及附近乡村陆续有霍乱病例发现。7月底，霍乱在剑阁“纵横三百余里，统计已死亡七千人左右”[10]。8月初，霍乱仍在剑阁横行。直到8月底，当时四川影响最大的报纸《新新新闻》还有剑阁霍乱的相关报道。最终，除三郎乡未发现霍乱病例外，剑阁的其余16个乡镇无一幸免。

霍乱在南部与剑阁肆虐的同时，其周边各县亦相继发现霍乱。6月19日，阆中县政府向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报告阆中霍亂“渐起”。[11]7月中旬，广元县政府向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汇报，7月17日广元出现第一例霍乱病例。[12]《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二十九年度工作报告》载，7月下旬，除剑阁、阆中外，梓潼和三台亦先后报告发现霍乱。[13]8月初，梓潼县县长说梓潼“疫情严重”，敦促在剑阁扑疫的扑疫队尽快到梓潼“共筹防治之策”。8月5日，扑疫队抵达梓潼。当时，梓潼县城尚无霍乱病例发现，只有与剑阁接壤之各场镇有霍乱病例报告，这些场镇距离县城最近的有五六十里。[14]8月10日，《新新新闻》称阆中霍乱流行，急需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派员前往协助。同时，与阆中、剑阁交界的苍溪边界场镇亦发现霍乱。[15]8月13日，《新新新闻》有“盐亭疫势堪虑”的报道。[16]8月25日，《新新新闻》云：“近旬以来”，盐亭“霍乱流行，死者数字甚大”。[17]1940年11月出版的《总裁兼理川政一年来之民政工作纪要》对当年的川北霍乱记忆犹新：“本省剑阁、昭化、阆中、苍溪、盐亭、梓潼各县，蔓延至广，死亡甚多。”[18]再结合《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二十九年度工作报告》可知，1940年川北霍乱波及的县份至少有南部、剑阁、三台、射洪、盐亭、绵阳、梓潼、苍溪、广元、江油、阆中、昭化等12县。

霍乱在川北各县爆发后，各县纷纷向四川省政府及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汇报疫情，并请求援助。按省卫生实验处的说法，接报后，“立即检发大批药品疫苗，分供各县治疗注射，并请卫生署排队协助防堵”，并电饬广元、绵阳、三台、金堂、南充等县设置检疫站，检查来往旅客，如发现霍乱患者，立予隔离，车船加以消毒，以杜传播。与此同时，省卫生实验处组织扑疫队，携带药械，由成都出发，于7月26日专车驰赴剑阁等县救援。扑疫队于7月27日抵达剑阁，其在剑阁开展的主要工作有：（一）在剑阁县城设立临时隔离病院一所，收容县城及附近乡村霍乱患者。（二）访视剑阁附近霍乱流行之村落，除对患霍乱的村民实施治疗外，对未患霍乱的村民，不仅晓以预防霍乱方法，还对其进行霍乱预防注射。（三）扩大预防注射。扑疫队在当地选择中学生15人，予以短期训练，分发各霍乱场镇，协助进行注射工作并宣传预防方法。（四）对井水及民众汲取之河水用漂白粉消毒。（五）由县长带队，扑疫队偕同警察每日在各街道检查清洁卫生、饮食卫生。（六）向剑阁官方建议，霍乱流行乡镇及其附近区域，一律禁止赶场。（七）在剑阁车站设公路检疫站，除对往来旅客加以检视及预防注射外，8周内禁止剑阁人民出境。（八）拨发霍乱疫苗300瓶，由剑阁防疫组织派当地医护人员分往各疫症流行场镇，为民众实施霍乱预防注射。[19]

在剑阁停留10天后，因梓潼县疫情告急，扑疫队遂将临时隔离病院、公路检疫站及其他各项工作，交由新近成立之剑阁卫生院接替，并留予大批药械，以备应用。8月5日，扑疫队到达梓潼，除拨发霍乱疫苗外，并向梓潼张县长建议尽快成立县卫生院，同时梓潼城及有疫症流行区域一律禁止赶场，以期能遏止霍乱在梓潼之蔓延。

随后，扑疫队又赶往绵阳。由于绵阳尚无霍乱病例发生，该县公路卫生站防疫组织已臻健全，故扑疫队给绵阳留下300瓶霍乱疫苗备用外，即开赴三台。扑疫队至三台时，三台县城附近尚无霍乱病例发生，“惟与盐亭接壤各乡镇，则流行颇剧”。[20]故扑疫队协助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在三台设置的特约卫生院进行了以下霍乱防治工作：（一）在盐亭、三台公路之富顺场，设立检疫站。（二）扩大霍乱预防注射。（三）拨发漂白粉5磅，作井水消毒之用。（四）向三台县长建议仿剑阁办法，禁止赶场。

由于汽油不敷使用，扑疫队取消原来拟赴盐亭的计划，径直回到成都。正如扑疫队所说，扑疫队虽奉命赶往川北各县扑疫，“经过三台、梓潼等处，然工作之大部均集中于剑阁”[21]。

与此同时，8月初，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陈志潜协同卫生署顾问伯力士前往绵阳、三台等县指示防疫工作。最终，由于秋后天气转凉，在扑疫队与“地方团体之努力”下，川北霍乱“乃得逐渐遏止”。[22]

三、川北各县霍乱疫情不一之原因略析

川北各县之疫情不一，与以下几个方面密不可分：

（一）霍乱流行时间以及接壤程度的不同

霍乱的兴起与消止，与气温关系极大。气候炎热有助于霍乱的传播，而天气寒冷则不利于霍乱的流行。故霍乱在民国时期被官方认为是“我国一种通行的夏日时疫”。[23]这意味着，在气候相差较小的区域内，若人为干预和控制霍乱的程度区别不大，则各地之霍乱结束时间差不多均为不利于霍乱传播和流行的秋凉时节。如此，则霍乱在各地的兴起和流行时间就与疫情的轻重干系极大。换言之，从理论上讲，若各地其他各方面情况相同，则霍乱爆发时间越早的地方，疫情就越严重；反之，疫情就会轻很多。

川北霍乱先发于与剑阁接壤的南部，再传至剑阁。因此，从时间上来说，霍乱在剑阁的爆发时间早于除南部之外的川北各县，这是剑阁霍乱疫情独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南部虽是川北霍乱的首发地，但由于南部有霍乱应对经验，加之提前做了霍乱预防工作（详见后），故疫情并不严重。

以南部和剑阁为中心，霍乱开始传染至周边各县。从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所作之“廿九年川北霍乱流行地域分布图”[24]可知，1940年川北霍乱最大的传播模式为接壤传播。由于盐亭之北面和东面两边之边境均全线与南部和剑阁两县的疫区相邻，故盐亭霍乱十分严重。因盐亭霍乱猖獗，故三台县亦受到影响，其疫點近乎全为与盐亭接壤的东面边境地区。阆中和苍溪的疫点则紧邻川北霍乱的兴起地——思衣场、升钟乡和金仙场。昭化的疫点紧靠剑阁东部边界之霍乱重疫区，故霍乱在昭化亦颇为剧烈。梓潼的疫点在与剑阁和盐亭交界之处，但由于接壤处均非两地之重疫区，故梓潼的疫情不轻也不重。而广元、江油、绵阳和射洪则因为没有与剑阁、盐亭、南部等疫情首发地或重疫区相邻，故受霍乱的波及很小。

因此，接壤程度决定了霍乱在各县流行时间的不同。川北十二县概属山地，而霍乱在山地流行颇慢，比如金仙场与剑阁县城相距150里，霍乱从金仙传至剑阁历时一月有余。[25]因此，离重疫区越近的地方，其霍乱流行的时间就越靠前，其疫情就越严峻；而离重疫区越远的地方，则霍乱的流行时间就越靠后，其疫情就越轻微。这是川北各县疫情轻重有别之关键所在。

（二）对霍乱应对经验的差异

霍乱在剑阁酿成重灾，与当时剑阁地方社会基本上没有霍乱应对经验关联极大。剑阁在近代只有1919年因军队携带霍乱病菌过境而致柳沟、武连、汉阳、凉山、剑门和开封等地发生霍乱。但除开封外，均是人烟稀少的北部地区，人口稠密的南部区域则未受影响。这意味着，1940年剑阁霍乱爆发时，剑阁绝大部分群众基本上都未曾感染过霍乱或注射过霍乱疫苗；加之缺乏霍乱的应对经验，一旦霍乱来袭，极易引发高染病率和高死亡率。

据剑阁金仙镇人蒲芝桃回忆，霍乱流行时，金仙场、木马乡的霍乱病人四处吐泻，人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病，也不知如何治疗，乡邻或帮忙搀扶霍乱患者“滚凉水”，或替霍乱患者扎针，或替霍乱患者“刹痧”，或让霍乱患者喝黄泥巴水。元山区人李尚辅回忆，霍乱发生时，元山区民众“从未听霍乱之称谓”，更不知此病之传播途径，只得“任由此瘟疫肆虐横行”[26]。甘水乡中医李杞春忆及霍乱肆虐时，“有的人找端公打锣治病，端公也染上霍乱而死。人心恐惧不安，无法，将玉皇菩萨抬上游乡窜户，求神保佑，迷信神的人惹上霍乱不治而呜呼哀哉。”剑阁店子镇百岁老人刘光杰言，发生霍乱的那年夏天，不断有人得霍乱死去，“开初是装棺材、火匣，逐渐死多了竟没人敢近身，不得不用麻绳将用席筒卷着的尸体拖到黄栎树嘴下丢弃”[27]。

上述四人的回忆透露了以下几点：第一，剑阁民众大多不知霍乱为何病，不知如何治疗，更不知其会传染，故因接触而身染霍乱者比比皆是。第二，霍乱患者之吐泻物、排泄物以及霍乱死者之尸体严重污染环境，扩大了霍乱弧菌的传播面。第三，人为聚集加剧了霍乱的蔓延。简言之，民众对霍乱的无知，加剧了霍乱的流行。

实际上，不止一般下层民众对霍乱近乎一无所知，连一向被民众视为见多识广的士绅，也多不识得霍乱。剑阁开封场士绅在向县府汇报时，就以“时疫”称呼霍乱，并详述患者病症。[28]因此，直到霍乱在剑阁南边各乡流行开来之后方意识到问题严重的各联保才开始陆续向剑阁县府汇报。正如剑阁县府事后所说，剑阁“霍乱流行，死亡惨重，推原厉阶，胥由民众不识卫生要旨，各乡镇疏于防疫工作，以致疫势蔓延，瞬息百里”[29]。

当然，“瞬息百里”只是语法上的夸张用法。如前说述，金仙场之霍乱传播至剑閣县城历时一月有余，“较之沿江河区域可谓慢多矣”[30]。这意味着，霍乱在剑阁被人为阻断或遏止的空间很大，但霍乱却近乎在剑阁全境肆虐且酿成重灾，显然，“民众不识卫生要旨，各乡镇疏于防疫工作”并不能承担全责，事实上，剑阁县府同样难辞其咎。

按剑阁县府自己的说法，7月5日，剑阁县府已组织剑阁县防疫协会，商订防疫办法。但剑阁县府似乎并未引起相当之重视。当时四川影响最大的报纸《新新新闻》最早报道剑阁霍乱的日期是7月26日，其报道提及四川省政府接到剑阁方面报告瘟疫的电文。[31]按新闻惯例，并结合《新新新闻》在7月30日引用剑阁县长请求救助剑阁霍乱的电文，[32]则剑阁县府向四川省电报剑阁霍乱的日期应该在7月24日或25日左右，此时距金仙场发现霍乱病例已有一个多月，霍乱已在剑阁四处蔓延。由于剑阁以及四川省医药卫生资源有限，故斯时的剑阁霍乱已很难短期内扑灭。直到秋后天凉，因低温环境不利于霍乱的流行，剑阁霍乱才告停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年剑阁金仙镇发生疑似霍乱后金仙民众及剑阁县府的反应。1941年4月，剑阁金仙镇发生疑似霍乱，剑阁县府鉴于“去年之疫症，系由该镇发生，蔓延既广，死亡极多，而其根蒂潜伏，势所难免。顷刻间果又发生疫症，若不极为利止，严加防范，恐又成为去年虎疫之惨状”，故即令剑阁县卫生院迅速组织防疫大队，“星夜驰赴金仙镇”扑疫。事后虽证明霍乱事件系乌龙，但当赴金仙之工作人员诘问袁镇长及地方人士，“既未见霍乱之发生，何得如此惊异，乱呈电报，淆乱视听耶！”答曰：“伊等本局外人，不知究竟，深恐又为发生，故电请早打预防针，以作防患于未然耳。”[33]不止于此，为避免重蹈去年旧辙，剑阁县府在1941年初即开始着手组织全县卫生网，于各乡镇公所设卫生所，所内设卫生干事。[34]1941年4月，剑阁县政府在给各区署、乡镇、公所的训令中，提醒上述单位应记得去年霍乱惨状，事前防范，令其严格贯彻落实县府制定的《预防虎疫办法》，县府“将于短期内派员巡视”，如有违背，严究不殆。[35]可以想见，若这样的应对出现在1940年，则霍乱当不至于在剑阁肆虐并酿成巨灾，可见霍乱应对经验之重要。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南部县作为川北霍乱的首发地，其疫情却比剑阁轻很多。因为南部县曾是1939年四川大霍乱被波及的几个川北县份之一。由于曾受去年霍乱之害，故仅以预防注射为例，南部县在1940年5月就提前未雨绸缪。5月17日，南部县县长向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发电报，说：“夏令已届，烈日熏蒸，最易传染时疫，拟请发给能注射万人以上之霍乱伤寒混合浆苗，以便交由当地注册医师分别注射，籍资防御。”省卫生实验处获知后，即发给南部县100瓶霍乱疫苗，因运输损毁3瓶外，其余97瓶，均由南部县政府分派西医持赴各乡镇施行强迫注射，事后统计共注射1880人。[36]这样的注射人数在今天看来虽少，但在当时却算十分可观，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和减缓霍乱之传播。

射洪县也因为1939年发生过霍乱，故当1940年5月底在县城、太镇两地发现霍乱后，立即向省卫生实验处报告，请求拨发防疫药苗500瓶，“以便普遍注射而重民命”[37]。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射洪县向省卫生实验处汇报其发现霍乱病例的日期为5月30日，早于川北霍乱的爆发时间。这有两种可能：其一，射洪县可能是川北霍乱的另一个霍乱起源地，因该县在1939年曾流行过霍乱。其二，射洪所报之霍乱为疑似霍乱，并非真霍乱。因为卫生署在1935年出版的《霍乱及其预防方法》中说，“除非是在霍乱流行的时候，及发现霍乱的地点，专靠临床的经验不足以诊断霍乱”[38]，而射洪县在汇报中并未明确其所发现之霍乱已经检验后确诊。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毋庸否认，射洪县政府因去年霍乱流行之故，故在第二年认为自己县境已有霍乱时，反应迅速，及时上报。最终，射洪县得到省卫生实验处下拨的霍乱疫苗50瓶，虽然量小，但若射洪之霍乱为真，则有助于射洪县快速将霍乱扼杀于萌芽状态；若射洪霍乱为错报，则射洪县亦事先做好霍乱防范，未尝不是其在1940年川北霍乱中受波及较小之原因所在。

同样受过1939年四川大霍乱流毒的还有阆中县。阆中县政府在6月中旬发现本县“疫症渐起”时，即在6月19日向省卫生实验处电请速发霍乱防疫苗浆邮寄下县。[39]其反应之快，与上述1941年后之剑阁别无二致。

除这些县份外，苍溪、绵阳、三台均在1939年流行过霍乱，所以，从霍乱应对经验的角度，这也是这些县份疫情较轻的一个重要原因。反之，盐亭则与剑阁一样，在1939年四川大霍乱中基本上未受其扰，故盐亭1940年的霍乱疫势亦较重。

（三）社会卫生资源及经济实力的差别

1941年，剑阁县卫生院院长任杰侯认为，去年剑阁霍乱之所以“扑灭稽迟，遂致蔓延扩大，死亡二万人以上之同胞”，是因为“款绌药寡”，[40]“医药不敷”所致。[41]此论十分中的。因为就当时情况来说，霍乱的防治基本上已成固定模式，即隔离、消毒、清洁、预防注射和治疗。换言之，在人为方面，除了有无霍乱应对经验的区别外，于各县而言，扑灭霍乱基本上就是各县人、钱、药品等社会卫生资源的比拼。

仍以疫情最重的剑阁县为例。当时剑阁的医疗卫生资源极度匮乏。霍乱流行时，剑阁只有一个刚成立的剑阁县立卫生院。该卫生院由烟民调验所草草改组而成，院址设在远离县城的大山之中，除院长外，另有医师1人，护士2人，防疫助理员2人，病床数仅10张。由于卫生院财政拨款有限（省款3600元，县款2320元，合计仅5920元），以及县卫生院收入微乎其微（每月仅几十元），故药品奇缺，卫生院形同虚设。更加糟糕的是，除县立卫生院外，剑阁并无其他私立医院，西医虽有5人，但因设备简陋，药品缺乏，只能诊治一般疾病。[42]

同时，剑阁在防治霍乱中的缺钱问题十分突出。剑阁县在1940年支出预算书中虽有卫生支出项目，但经费仅120元。[43]霍乱四处蔓延之际，剑阁县府派人赴成都等地购买防疫苗浆及救济药品，但经费只有1000元，还是从他处“挪垫”而来。县府派遣医师下乡救治霍乱，共拨款500元，亦系“挪垫”，事后尚需请示上级机关在“县预备费下动支”。如此缺钱之下，县府只能明令各联保向民众募集，并派人到各联保催收捐款。[44]

剑阁这样的卫生资源与以下县份相比，愈显匮乏。广元县卫生院成立于1939年，为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后首批拟“择邻省毗连交通便利之县份成立八处”卫生院之一。[45]1940年，广元县卫生院经费中省款有12000元，县款9390元，合计高达21390元。[46]除县卫生院外，广元还有创建于1935年的私立同济医院。[47]三台县在霍乱爆发时虽没有县立卫生院，但三台县西医院历史悠久。1902年，英国基督教公谊会传教士范瑞辅（英国人）利用“玉龙教案”赔款在三台开办仁慈医院，1905年落成，时有病床58张。除仁慈医院外，民国时期三台西医也不少，开设的私人医院有晋咸医院，医馆有天申医馆，医社有九龄医社、济安医社、活人医社、民生九一四医社、新生医社等，另有复华医疗处、康复诊疗所、文榜医药房等。[48]不止于此，当时的四川省卫生实验处还在三台设有特约卫生院，该防疫组织由“杜院长主持，工作进行颇为努力”，故扑疫队队员只需协助杜院长开展霍乱防治工作即可。[49]阆中在1940年时虽然也没有公立县卫生院，但阆中县西医资源较为发达，政府亦相当重视。早在1895年英国基督教会盖士利就已在阆中开办仁济医院，1897年该院即设有病床10张。1917年，该院有病床40张，职工30人。民国年间，仁济医院业务收入每年约30万元。除此，阆中县政府每年还要给仁济医院拨款4万元。另外，阆中尚有创立于1931年的保宁医院，设内、外、妇、儿科，有病床10张。[50]至于绵阳，当时四川省卫生实验处的扑疫队队员就说，绵阳“公路卫生站防疫组织已臻健全，足资应付防疫工作”，故扑疫队只留了300瓶备用霍乱疫苗就离开了绵阳。[51]

当然，与剑阁卫生资源水平相当的也有。比如南部和苍溪在当时均未建立县医院，但南部有一所由华西医科大学毕业生曾秀芝于1935年创建的“平民医院”，内有6名医务人员，主治西医内、外、妇科疾病。[52]而苍溪则有一家成立于1936年的“尔安醫疗社”以及创建于1940年的私立医院“涂山医院”。[53]

各县卫生资源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是各地财政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折射。如前所述，在霍乱肆虐的关头，剑阁县府却拿不出钱，这说明剑阁县财政十分拮据。1940年，剑阁县岁入预算合计只有261318.50元，其中经常岁入仅221318.50元，以当时之剑阁人口分摊，人均不足1元。民国时期，除个别年度外，剑阁县财政“年年收不敷出”。[54]历年的入不敷出加上1940年实施新县制的花销，剑阁县财政已难以支撑平息霍乱所需之开销。这亦是剑阁疫情严重之关窍所在。

从纵向对比的角度，正如前述表格所示，与被霍乱波及的其他川北各县相比，剑阁的经济实力基本上亦属垫底。在当时人认为最能体现一县经济状况的赋税收入一栏上，剑阁在川北十二个霍乱县中排名倒数第二；若以人均赋税论，则剑阁排名倒数第一。因此，此表不仅能说明剑阁疫情独重之经济原因，它亦可解释川北大部分县份卫生资源之差异以及疫情轻重之别。在该表中，赋税收入最高的是三台和绵阳，均突破60万元大关，故三台和绵阳的卫生资源在川北十二个霍乱县中属佼佼者不足为奇。三台虽因与盐亭接壤而导致1200余民众死于霍乱，但疫区基本上都在边界地带，说明三台疫情控制较好。除了与三台有霍乱应对经验有关外，三台雄厚的卫生资源以及经济实力不容忽视。南部虽是川北霍乱的首发地，但南部县经济在上述十二县中排名第三，加之又有霍乱应对经验，早作霍乱预防，故南部疫情并不严重。同样疫情轻微的还有江油和射洪，其经济实力在十二县中也较靠前。与之相反，年赋税收入在10万以下的4个县份——盐亭、昭化、梓潼、剑阁，均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县份。而苍溪和广元虽然经济亦不发达，但广元远离剑阁，苍溪则仅有极少部分边界与剑阁接壤，故这两地的疫情亦较轻。

四、结语

与民国时期不少地方发生的霍乱事件相比，川北霍乱已算严重。但川北霍乱最引人瞩目的是各县疫情不一的原因。概之，剑阁疫情独重至少与以下诸方面密切相关：（一）剑阁霍乱早发。（二）剑阁地方社会之民众几乎都无霍乱免疫力，且地方社会缺乏霍乱应对经验。（三）剑阁社会卫生资源匮乏，经济在川北各县中近乎最差。盐亭霍乱剧烈，以下因素不容忽视：（一）盐亭约一半之边境与南部和剑阁两县的疫区相邻。（二）盐亭无霍乱应对经验。（三）盐亭经济落后。与此同时，盐亭霍乱死亡人数不及剑阁的原因至少有二：（一）盐亭霍乱流行时间较之剑阁要晚。（二）盐亭虽与剑阁和南部均接壤，但离剑阁和南部交界的重疫区较远。南部县虽然是川北霍乱的首发地，但因经济在川北各县中名列前茅，地方社会有霍乱应对经验，地方政府又提前进行了霍乱预防注射，故疫情并不严重。其余各县，则因与剑阁和南部疫区接壤程度、霍乱流行时间、霍乱应对经验、社会卫生资源以及经济实力等方面之不同而导致疫情轻重有别。

因此，川北霍乱不仅颠覆了霍乱更容易在经济发达和交通便利的地方流行的一般性认知，它还说明，在经济极不发达、交通阻隔且人口密度较低的山地地区，霍乱仍可形成大流行。所以，川北霍乱虽已远去，但它对当今地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仍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注释：

[1][4][7][13][19][22][24]《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二十九年度工作报告》，四川省卫生处1941年编印，第6—8页。

[2][54]四川省剑阁县志编纂委员会：《剑阁县志》，巴蜀书社1991版，第164页，第645页。

[3]盐亭县志编撰委员会：《盐亭县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页。

[5]陈我隆：《霍乱的防治》，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190页。

[6]单丽：《循海而来：清代霍乱大流行的地域分布与变迁》，《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第60—73页。

[8][9][14][20][21][25][30][49][51]《二十九年秋剑阁三台等处扑疫记》，《卫生通讯》1941第1期，第3—4页。

[10]《四川省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训令》，剑阁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4-401，第11-23页。

[11][37][39]《富顺、宣汉、自贡等五十县市政府呈请核发霍乱疫苗呈文与四川省府卫生处指、训令》，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3—1713，第108—109页，第204页，第206页。

[12]《各县卫生院廿九年疫情旬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392，第84—85页。

[15]《救济川北虎疫，省府决定经费八千元》，《新新新闻》1940年8月10日，第7版。

[16]《陈志潜昨视察返省，川北虎疫严重减势》，《新新新闻》1940年8月13日，第7版。

[17]《盐亭二区，霍乱流行，死者数字甚大》，《新新新闻》1940年8月25日，第5版。

[18]《总裁兼理川政一年来之民政工作纪要》，四川省政府1940年编印，第18页。

[23][38]《霍乱及其预防方法》，卫生署1935年编印，第1页。

[26]四川省剑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剑阁文史资料·医卫史料专辑》，1997年，第37—41页。

[27]郭子松：《八十年前，剑阁也因霍乱大流行封场》，剑阁县人民政府网，2020年7月30日发布，2023年12月10日访问，http：//cnjg.gov.cn/new/detail/94a7bbc7bf3d4d8dbb55a35567dd513e.html.

[28]《开封士绅请求县府救治时疫的电文》，剑阁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4-400，第82页。

[29]《剑阁县政府布告》，剑阁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651，第21-26页。

[31]《救济剑阁瘟疫》，《新新新闻》1940年7月26日，第7版。

[32]《剑阁虎疫流行甚炽，全县死亡已达四千》，《新新新闻》1940年7月30日，第6版。

[33]《呈报彻查金仙镇发生霍乱详情恳》，剑阁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651，第8页。

[34]《剑阁县演圣公所呈文》，剑阁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3-996，第11-12页。

[35]《夏季将届，虎疫堪虑，宜事先防范》，剑阁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651，第61页。

[36][52]《南部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6页。

[40]《剑阁县卫生院呈请迅筹药款以资购药而防疫症》，剑阁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564，第87页。

[41]《剑阁县卫生院三十年度防疫计划大纲》，剑阁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564，第7页。

[42][46]《各市县医院经费统计、住院病人防治霍乱详情旬报表各科疾病病患病人数表，各县卫生院所经费统计表》，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3-3341，第2页。

[43]《剑阁县二十九年度县地方岁入岁出总概算书》，剑阁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4-17，第38页。

[44]《审核前碑垭联保主任杨太生呈报征募二十九年防疫捐的呈文》，剑阁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651，第41—44页。

[45]张玲：《战争、社会与医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

[47]《广元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6页。

[48]《三台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2页。

[50]《阆中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2—912页。

[53]《苍溪縣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6页。

基金项目：川北医学院“习中心”课题“近代中国疫病防控对当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借鉴研究”（项目编号：2021YB007）

作者单位：川北医学院（南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