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觏事功思想的践行体系

摘要：李觏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颠覆了当时羞于言利的传统儒家思维，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事功思想体系。李觏遵循逐利原则，针对当时北宋的社会现状，将思想重心置于现实生活中，力求从富国、安民、强兵三个层面践行事功思想，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标。

关键词：事功思想；富国；安民；强兵；利益

中图分类号：B24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08-0152-05

On the Practice System of Li Gou s Utilitarian Thought

Yang Zhuo

（School of Marxism，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Abstract：  As a famous philosopher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 Gou overthrew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inking at that time， which was shy of talking about interest， and constructed a unique ideological system of utilitarian thought.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pursuing profit and focusing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t that time， Li Gou put the focus of his thought on real life and tried to carry out his utilitarian though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enriching the country， pacifying the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the army to achieve the great goal of national salvation.

Keywords： utilitarian thought; enriching the country; pacifying the people; strengthening the army; interest

《富國、安民、强兵》三策是李觏李觏（1009—1059）：字泰伯，号盱江先生，北宋建军南城（今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高阜镇人，一说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人，北宋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李觏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自幼聪颖好学。5岁知声律、习字书，10岁通诗文，20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但科举一再受挫，仕途渺茫。从此退居家中，奉养老母，潜心著述。他俊辩能文，讲学自给，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 “一时儒宗”。今存《直讲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有《外集》三卷附后。的经典著作，其事功思想的内涵也多蕴含其中。李觏的事功思想以利益导向为原则，其思想的践行体系主要体现在他对如何安民养民、如何固军强军、如何富国兴国这几个层面的论述之中，其中安民养民是事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固军强军是事功的军事路径和动力，富国兴国是事功的宗旨和目标。

一、事功以富国兴国

正所谓“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1］138。李觏主张富国兴国需增加“财用”，以“财用”来富国，其增加“财用”的主张又主要体现在其“农商并行”的农商思想和强本节用的富国思想之中。

（一）农本兴国

农业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产业，支撑着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夫农人，国之本也。”［1］211农业是国家的基石，也是百姓的日常生活来源。李觏同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一样，认为农业是富国兴国之本，奉行农本主义。北宋时期，商业虽然已经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国家的生产依然以农业为主。农业赋税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要实现国家富强，根本的解决之策在于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农业规模，从而增大农业税收。李觏主张以农为本，从而带动各经济领域的发展。

首先，发展农业就要先解决土地的问题，没有土地何来农业可言。“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吁陌。”［1］141北宋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土地集中于官僚地主的手中，农民百姓无地可用，农业人口愈发减少。李觏指出，土地兼并的严重后果在于无地农民大量破产逃离，而土地富有者则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境况，故无法对土地进行有效耕种。这直接导致了良田荒芜的问题广泛存在，降低了农业生产的能力。李觏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主张应立刻抑制土地兼并，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良好局势。李觏因此况境主张改革土地制度，提倡“平土均田”，以“井田制”为理想模型，试图恢复井田，为土地分配制度增添国家法制的保障。但在当时，土地私有制已为定势难以改变，“平土均田”的主张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强大阻力和传统制度化形成的阻碍，无非太过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实施起来几乎不可能，所以更为保守的限田方案——限制私人土地的占有数量便成了当时更为有效和现实化的举措，即限制个人所占有土地的面积，每人有一定的田地分配额度，不能超过限制。曾有人对李觏“平土均田”的主张如此评价，“在理论上是比较尖锐和深刻的，他的主要着眼点已经从分配角度转到了生产角度对土地兼并展开批判，他指明了根源于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土地高度集中破坏了农业生产机制，造成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相互分离，从而使社会经济陷入危机”［2］。

“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稼。谷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财丰者乎！”通过实施井田、限田等一系列措施，农田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民众都不辞辛劳地耕种，谷物产量丰富，人民生活富裕，国家的财富便因此充实了起来［1］82。同时，李觏提倡鼓励垦田的政策，激励奖赏农民开垦荒地，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大幅度增加农业田地的利用率和农作物的种植率。

其次，李觏也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地利之食於人，博哉！农既得其时，种既得其宜，然且不熟者，水旱贼之也。水旱之灾，虽天所为，至於人力亦有可及矣。”［1］83水旱等自然灾害会影响农作物的收成，加上农业劳作人口的缺乏又会导致抗灾能力下降，两者综合起来会导致农业生产能力的下降。兴修水利要注重人力作用的发挥，正因如此，李觏提倡重建水利，用人力战胜水旱之灾。李觏鼓励君主重视水利建设，及时地组织农民疏通沟渠、清理河道、保证其蓄水和排水的功能。水利工程的建设既可以提高农作物的灌溉面积，又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防天灾、保收成，从而增加国家税收，是一举多得之措。

（二）以商富国

李觏在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也未曾忘记商业发展之路。李觏认为工商业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是利国且利民的，鼓励商农并重，以农业为第一要务的同时发展商业经济，重农而不抑商。

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对国民经济的不可或缺性更为凸显。李觏认为，商业经济的流通发展需在国家掌握市场宏观调控权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遇到商户抬高物价、市场垄断等行为时，国家需要进行严格的管控，控制物价的波动幅度，适时对物价进行干预行为，避免农民遭受商户欺诈。

除此之外，君主作为“明君”，也必须承担起保护商业秩序和负责国家财政安稳的重要责任，君主应该积极关注商业领域，掌握市场大体物价的控制权，不能允许商人在市场上肆意妄为，压榨百姓，甚至因为不当的商业交易行为危及人民的生命。

货币作为商业交易流通中的交换媒介，在商业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市场上如果出现“恶钱”，必然会扰乱市场秩序，导致物价的异常波动。除此之外，有些人还肆意毁坏改造铜币，将其制为铜器。为防止“恶钱”的流通和“改铜币”的现象出现，李觏主张“去恶钱”“销铜器”。他提议设定一个期限，以铜价收回“恶钱”，以防“恶钱”在市场上的快速流通。对于“改铜币”现象的产生，李觏主张“一取而消之，勿得复用也”［1］152，将改造后的铜器一次性收回并销毁，不得使其再次使用，从而保障市场交易的稳定。

“商人众，则入税多矣。”［1］155商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允许商业的大力发展会使商人数量增多，商税自然就增多了。

李觏虽不支持商人垄断市场，但他支持商人进行合法合理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商户间合理的贸易竞争。他认为合理的贸易竞争会扩大贸易市场规模，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商人通过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创造财富，他们所得到的利益是应当受到保护的。通过对商人的贸易劳动收入的保护和维持良好的市场贸易秩序，激发商户的贸易积极性，让商人从中获利的同时保证商税的稳定来源，保障商业经济稳定的同时促进国家主体经济的发展。

（三）节用足国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3］。由墨子之言可见节用对一个国家治理的作用甚重。关于节用方面，李觏与荀子的主张极其相似，皆认为富国需先富民，要想富民节用便是实现富民之道的重要途径之一。“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4］通过民众循礼节用加上政府良好的管理使人民富裕，从而足国。综观当时的经济背景，北宋的财政收入并不低，但为什么财政却总是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呢？原因就在于过分奢靡的消费开支。因此，节用足国、节用理国是十分有必要的。

李觏的节用思想是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为其考虑的。李觏认为，所有物资的产量都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对物资的使用应该适度，不能铺张浪费，要根据国家的收入确定可用物资的数量，否则会引发民众无钱可用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社会动荡，所以我们不能过度奢侈。李觏认为生产和消费奢侈品是对人力和财力的严重浪费，而且对国家并没有实际的益处，他鼓励君主应“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君主不追求昂贵的异品，珍惜使用普品，才能让人民生活幸福美满。君主与国家是不可分割的，李觏认为君主应高尚无私，君主的花销应有计划、有限制，切忌开支随意。但他也不支持一昧只追求节俭，不赞成让君主像老百姓一样生活，穿粗衣，住土房。李觏的节用论是较为温和的，对于“礼”所规定的消费标准，应根据不同的境况对消费行为进行调整，有时可能超过规定的“礼”，有时则要严格遵循节约。消费的节俭程度应取决于财政用度的多少，当财政用度不足时，我们应该削减开支，严格遵循节俭原则。

李觏反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奢侈行为，他认为各个阶层对于钱财使用的限度应有所不同，每个阶层应在合理的范围消费属于自己这个阶层消费水平的钱财。例如，君主要依据国家收入的多少来确定花销，农民百姓要依据自己的劳动收入进行合理消费。李觏既反对个人超过其所属阶层的消费限度而过度奢侈，同时也主张不低于最低限度而过度节俭。同时，李觏也认为要在符合“礼”的前提下进行消费，主张君主通过一定“禁令”对歌舞娱乐等活动的开销进行约束，改善社会上奢侈浪费和淫乱不堪的风气，强烈反对超出“礼”的限制的奢侈消费行为和进行过多不必要的娱乐活动。

君主需要节用，国家需要储备，农民亦需要节余。爱奢为人之常情，但不管自身家庭状况而奢不知节是万万不可的。“至于侈靡，皆为人费，虽不可尽去，亦当制节使微少矣。”［1］91所以国家应以“礼”为制度对君主和民众的消费行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规范，抑制奢侈之风的形成。君主应依据国家财政状况进行开支，平民百姓应爱惜粮食和钱财，保证具有一定的粮食和财力储备以防天灾人祸所致的家破人亡。

二、事功以安民养民

李觏后期从儒家道德中心主义的传统中跳脱出来，将人视为具有物质需求的现实之人［5］。李觏言：“生民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虽尽智力，弗可为也。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之战也。”［1］191李觏对民生问题十分重视，李觏的民生思想和“仁政思想”孕育于事功思想之中，其民生思想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养民之道”，而他的“仁政”思想旨在解决百姓的民生问题。基于这一观点，李觏坚持以利安民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丰富的措施和主张，以解决如何养民、如何富民、如何保护民众的合法利益、如何教化百姓以及如何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在这些方面，李觏提出了丰富而具體的阐述。

（一）治民生以养民

民生是对百姓的生计保障，对国家政权的稳固、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以及人民福祉都至关重要。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

李觏认为富国富民之后，安民养民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国家对于养民安民负有重大的责任，“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如何去“扶弱济困”便是养民的首要问题。李觏的养民政策首先针对处于弱势和经济困难的民众，他提出了一系列“扶弱济困”的政策主张和措施，如增加储备，以防荒年、救助患病的民众、调查公众财产，有效管理资源等。

“古人有言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理然也。夫能以不用为用，不急为急，物皆有备，则国不忧而民不劳矣。”［1］188李觏十分重视百姓的生存环境和国家的安全稳定，主张国家应有计划地做好财富的积累、粮食物资的储备，预留好救灾的预算支出，以应对自然灾害给民众带来的無妄之灾。

在李觏看来，百姓生病是常有之事，但这并不代表可以被忽视。因此，君主应下达政令，给予百姓医疗治病的条件，迅速救治民病，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调查民财，了解并掌握民间百姓财富的状况，让民众了解和重视财富的重要性，政府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资源的管配，以维持社会的良好运作。关于李觏“调查民财，管理资源”的主张，其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让广大民众清楚了解自己的财富状况，以便进行合理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是防止官吏的贪婪行为损害到下层人民的利益，遏制了滥税敛财的现象泛滥而生，使人民免于饥寒之苦。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民众皆知惜费”，“官吏不敢厚敛”，如此便是李觏的目标所在。

“所谓安者，非徒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于教化焉。”［1］174在保障民众的基本权益和生活的同时，李觏指出了教化对民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张重实效的教育选才。“善之本在教”［1］237，教育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未受到良好的教育熏陶，个体很大可能会变得无益于社会，不仅对自己造成危害，也对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尧、舜之民，鄙夫矣；不教而善邪，是桀纣之民，可封矣。移风俗，敛贤才，未有不由此道也。”［1］116李觏主张通过学校教育对民众进行教化，其所言“莫若学校之宜于时也”［1］176，正是直接肯定了学校教育对民众的教化作用。

“为朝家之计，莫若斥大七馆，使荐绅之族咸造焉；增修州学，是士庶人之秀咸在焉。”［1］178李觏表明了其对选拔官吏的重视，通过教育教化和层层选拔，可以很大程度增加筛选出可与百姓间建立密切联系的良吏的概率。他提倡通过积极推动学校建设，扩大教育范围，招收包括普通平民民众在内的杰出人才，使他们接受教育，然后再从中选拔具备优良品德和才能的人才来担任官员。除了要大力兴办学校，教师的择选也十分重要，这关系到人才的培养。师德对于平民百姓的择优十分重要，好的老师要像明君一样，公平公正地去对待每一位民众，将学生培养为品格优良的君子，绝不可忘却本心，只求自身利益而埋没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校教育中李觏特别重视日常测试的重要性，他认为接受了学校教育且通过了层层测试后脱颖而出的人便是顶尖优秀的人才。由此可见，李觏在教育中十分注重实效性，是其事功思想的生动体现。

（二）施“仁政”以安民

“民为邦本”是历代儒家论述诸多的儒家思想之一，李觏继承并强调了儒家传统的思想中“民为邦本”的观念。既然“民为邦本”，那么在君主的治理实践中仁政便显得尤为重要。“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1］168李觏认为民众的拥护是君权合法性的基石，一旦失去民心便会动摇统治的根基。“君之于民，犹亲之于子也。”［1］103同时保护人民的利益是君主的责任所在，君主应当关切人民，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互利共存的状态。因此，李觏主张君主以天下为公，实施仁政，通过德行来治国，实施仁政来整顿国家，提倡“明君治政”的政治主张。

既然实施仁政对于君主来说至关重要，君主的道德修养是实施仁政的重要前提条件。“士不见礼于世久矣。古之君子以天下为务，故思与天下之明共视，与天下之聪共听，与天下之智共谋，……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也，循公而灭私，是五尺竖子咸知之也。然而鲜能者，道不胜乎欲也。”［1］291李觏认识到个人私欲会妨碍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坚信要真正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就必须克制个人私欲，以集体利益为重。所以，李觏认为君主不仅要心怀天下，还要广泛倾听民众建议，与其他有智慧和追求公共福祉的人共同谋求国家的繁荣发展。追逐私欲、财富和权力对于君主而言是万万不可的，君主只有关注天下大计，将黎民百姓的福祉放在心上，与人民共进退，共同面对挑战和问题，才能实现国家的和谐与进步。所谓“君权神授”，天赋予君主权位，君主就须以德行来配合这份权位。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争当“明君”，才能遵“天命”，确保皇位的稳固；缺乏道德修养，便是违背“天命”，违“天命”即为“昏君”，必将失天下。

在实行仁政的同时，还需注意“礼刑并用”“依法循礼”，既不能使用酷刑压迫民众，也不能一味地追求所谓的“仁”而影响到“政”。对于善良的百姓民众绝不能用刑法压迫，对于贪腐等行为也绝不姑息，以礼刑严惩。法是“礼”的一种体现，李觏主张适度用刑，反对酷刑，要求统治者遵循“礼”的原则，并用“礼”作为衡量和限制他们行为的标准，君主的任何行为都不应违背礼的规定，强调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保护，在当时间接表达了百姓平等和谐的美好追求。“夫守国在政，行政在人。人不忠而乱乎政，政乱则国将从之。而且以不诛为仁，是轻国而重仁也。故明主持法以信，驭臣以威。信著则法行，威克则臣惧。法行臣惧，而后治可图也。”［1］246如果将不执行惩罚视为仁德便是对国家轻视而对仁德重视的表现，而明智的君主会坚守法度以树立信誉，用威严驾驭臣子。法度得到遵守，臣子敬畏威严，法律得以实施，臣子畏惧，国家的治理固然会呈现出美好的蓝图。

三、事功以强军固军

所谓富国强军，富国作为首要任务，为强军提供了物质基础。自古以来，军队的建设一直是确保国家兴盛发展、繁荣稳定的重要保障。针对当时“冗兵”的军事背景和尚文抑武的政策，李觏深刻认识到强兵固军的必要性，认为“兵者，国之大事”［1］96，并由此提出了以功利思想为基础的治军思想。

首先，李觏提倡“用才用长”的军事人才选拔理念，认为挑选出精兵强将是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兵将不在于数量，在于少而精。正所谓“国之所以为国，能择将也。”［1］168国家的兴旺、战争的胜败，关键就在于良将精兵的择选。在李觏看來，与官吏的选拔如出一辙，良将精兵的择选并非易事，所谓的良将精兵需要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大良德，为民、为国而战。若是将具备五大良德的精兵组合起来，一支仁义之强军便由此诞生。李觏反对挑选有能无德的将领，认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将领的首要条件即为忠于国家。李觏认为在精择良将的同时，要注意储备大量的精兵强将以防突发的战事，真正德才兼备的将领都需要经过长期的考验。李觏为了达到择选精兵强将的目标，在征兵制度上主张以府兵制代替募兵制。府兵从农户中进行征兵，通常是由地方政府或官员直接招募、管理和支付。在李觏看来府兵制比募兵制更为高效，因为招兵更加方便，同时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负担。李觏改革征兵制度的理想很美好，但放眼现实却难以实现，全国推广募兵制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否善于用兵御兵对于战争的战败与否也至关重要，李觏对于君主和将帅在强兵御兵问题上的主导性作用进行了肯定。在选拔出精兵强将之后，还需合理地运用御兵之术来管理他们，以发挥其最大卫国护国之用。李觏言：“胡不芟其冗，转其资，以厚敢死，使以寡胜众，而后气可复，庶乎强国矣！”［1］253通过奖优惩劣方可整顿士气。李觏建议让君主将财政盈余用于褒奖英勇卫国的战士，善用利益来调动将领士兵的积极性，进而鼓舞士气。这样既能减少冗兵现象的出现，弥补兵力劣势，又可激励士兵们积极应战并发奋增强自身实力。除了主张物质上对士兵进行激励，李觏还看到了军队日常性的军事演习的必要性。所谓“夫守国之备，不可以不素习也。不素习，则驱市人而战之未足为喻也”［1］97。只有对士兵进行日复一日的操练，让士兵长期保持强健的体魄和为国奋战的精气神，才可建设出一支又一支士气高涨、战力突出的军队来保家卫国。

士兵拥有强健的身体素质和精锐的作战能力，君主将领善用御兵之策，两者相结合必可造就强军。在谈及如何强军固军之时，李觏尝试使用利益激励的方式来实现目标。他通过引导军队以利益为动力磨砺自强，显示出他对“利”的重视程度，并展现了他事功思想的根本内涵。

四、结束语

“国家利益是大利也是大义”［6］，李觏作为宋代社会改革的先行者，其事功思想结合安民、富国、强兵三个层面组成体系筹建而成，其独特的理念思维为当时的国家发展带来了指向性的巨大影响。总结而言，李觏这一思想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全面性和相互关联性，将事功与安民、富国、强兵三条践行路径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实质性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觏.李觏集［M］.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12.

［3］墨子［M］.方勇，评注.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8：192.

［4］荀子［M］.杨倞，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4.

［5］章林.李觏与儒家经济人性论的形成［J］.广西社会科学，2021（12）：95-101.

［6］汪洁.中国古代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考略［J］.南京社会科学，2006（2）：68-71.

作者简介：杨卓（1998—），男，汉族，安徽马鞍山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