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书写

摘要：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以“瘟疫”为主题写下长篇小说《疯癫亚当三部曲》，从多重叙事的角度描绘了传染病大流行背景下，现代社会被利益裹挟，单纯追求科技进步，破坏生态、无视民众疾苦，从而导致社会失序、人类“灭绝”的“末日景象”。小说中的传染病有着多重隐喻，一是人与自然的隐喻书写，传染病的出现是人类随意破坏自然的必然后果；二是人与科技的隐喻书写，传染病揭示了科技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普遍现象。小说以直白、犀利的笔锋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利益至上和科技至上的理念亟待反思，世界秩序和规则需要被重新界定。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疯癫亚当三部曲》；传染病；隐喻

中图分类号：I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08-0161-04

Pandemic Writing

—Apocalyptic Visions in Atwoods Works

Sun Qian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641100）

Abstract： Canadian writer Atwood has completed The MaddAddam Trilogy which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plague， depic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narrative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andemic， the modern society is coerced by interests， purely pursu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estroying the ecology and disregarding peoples sufferings， which leads to the apocalyptic visions of social disorder and human extinction. The infectious disease in this novel has multiple metaphors， one is the metaphorical writing of man and nature， the emergence of the diseases is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humans arbitrary destruction of nature; the second is the metaphorical writing of ma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ectious disease reveals the common phenomenon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superior to mankind. The novels blunt， sharp writing style warn human beings to reflect on those concepts such as anthropocentrism， materialism， the supremacy of interests and technology， and to redefine the world order and rules.

Keywords： Margaret Atwood; The MaddAddam Trilogy; pandemic; metaphor

瑪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其代表作《使女的故事》让她荣获被誉为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布克奖”。她的作品风格变化多样，写作后期重点关注生态环境和科幻等话题。随着2013年《疯癫亚当三部曲》的出版，阿特伍德实现了从女性主义到科幻现实主义写作特色的转换。《疯癫亚当三部曲》由2003年出版的《羚羊与秧鸡》、2009年出版的《洪水之年》和2013年出版的《疯癫亚当》组成。这三部小说以“瘟疫”为背景，从多重叙事角度讲述了科技僭越伦理道德引起的惨状和传染病隐喻书写带给人类的深思。本文旨在通过对三部作品里的传染病内容为研究基础，着眼于其隐喻书写，挖掘阿特伍德笔下所描绘的“末日景象”里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人际之间的关系纠葛。

从古至今，传染病一直伴随着人类共生，人类历史也曾因为传染病屡遭重创。传染病绝不仅仅存在于医学和科学领域，医生和科学家们以此警示后人远离野味、保持健康生活。在文学作品中，以“传染病”“瘟疫”为主题的作品数不胜数。作家们普遍认为传染病不仅仅表现为生理上的疾病，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1］可见作家们关注的是传染病所暗含的隐喻意义，由此引发读者对现实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深思。

一、传染病与叙事

关于传染病叙事，有学者指出“在每一场严重影响人类生活的疫情中，我们会发现病毒戕害着数以万计的受感染者；同时，病毒进入语言叙事之后所产生的恐惧感，同样压迫着数以亿计的人”［2］。因此，借助西方经典作品对传染病叙事进行研究对后疫情时代的民众依旧有深远的意义。

与专门以传染病/瘟疫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不同，《疯癫亚当三部曲》把传染病作为背景或情节转折点。《羚羊与秧鸡》这部作品名字来自于“大灭绝”的网络游戏，其中亚当命名地球上存活的动物，疯癫亚当命名灭绝了的动物。这部作品以吉米的第一视角叙述了吉米生活在奥根农场大院和荷尔史威瑟大院里面见证科技僭越伦理道德，创造了诸如“器官猪”——“这些器官很容易移植并可避免排异反应，但也能抵御每年层出不穷的细菌和病毒的乘虚而入”［3］，以及“浣鼬”“魔发羊”和“狮羊”等杂交动物，其目的在于为私人资本盈利。阿特伍德通过吉米的倒叙，对比描写了荷尔史威瑟大院里科学至上、表面一切平和美好情境和外面的“废市”政府不作为的强烈反差。但正是因为秧鸡等科学家们的行为彻底导致“废市”成为了废墟。秧鸡认为，现代智人在人性上有缺陷且迟早会灭亡，因此，他创造了“喜福多”药片加速人类灭绝，从而为新人类腾出资源和空间，以此完成他伟大的再造世界计划。“喜福多”药片，单从取名就给人一种欺骗性：服用了它，就会变得幸福和幸运，但正是这种错觉让人类陷入加速死亡的大骗局中。秧鸡创造“喜福多”对外宣称是用于提升性能力、延长青春的药片，实际上他在该种药片里添加了传染病毒，该种传染病的“症状为高烧、眼睛和皮肤流血、抽搐，接着内部器官瘫痪，然后便是死亡。从症候出现到临终一刻的时间短得让人吃惊。病毒似乎是在空气中传播的，但也有水的因素［3］。在小说里传染病引起的后果也和2020年新冠肺炎暴发引发的恐慌如出一辙，疫情先在一地暴发，接着如小说里所描述的那样，疫情流向全球，没有国家免遭病毒侵袭。“接着第二份简报又送到了，接着是第三份、第四份、第五份，如燎原之势。曼谷、沙特阿拉伯、孟买、巴黎、柏林。芝加哥以西的废市……这可不是零星的几处相互隔离的疫区。这是一次大暴发。”［3］封城、哄抢物资、设置隔离区、缺特效药，全球陷入恐慌之中。“城市里发生着骚乱，因为交通已陷入瘫痪，超市也遭到哄抢；在第二周里，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仓促集合的疫病管理官员开始发号施令——战地诊所、隔离帐篷；整个村镇，接着是整个城市被隔离。”［3］阿特伍德笔下所描绘的废市里恐慌的情景让秧鸡被迫终止“天塘计划”，并直接让秧鸡灭绝人类、创造新世界的丑行公布于众。这一瘟疫事件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并让三个主角的矛盾白热化。通过瘟疫事件的描述，作者抨击了现代社会的资本垄断与科技极权的现象。

《洪水之年》依然以“喜福多”药片引起的瘟疫为背景，小说的叙述者变成了托比和瑞恩两个女性。她们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讲述废市在经历传染病后，“上帝的园丁”宗教组织领袖“亚当一号”在废市试图重建家园的故事。“无水洪灾”是由“亚当一号”用来指代“喜福多”药品引起的传染病。在《圣经·创世纪》里，上帝派亚当与夏娃看管伊甸园，并且禁止其采摘树上的果子。结果二人没有抵制住诱惑，他们被上帝赶到伊甸园以外的地方，作为违背上帝旨意的惩罚。他们到了人间后，开始繁衍人类，人类犯下了许多恶行。上帝决定用洪水惩罚人类，只告诉诺亚可以建造“方舟”来抵御洪水。而这部作品里的“亚当一号”正如《圣经·创世纪》里的诺亚一样，被赋予了在乱世拯救苍生的任务。他成立了“上帝的园丁”宗教组织，在信仰坍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他积极接收教徒、布道基督教教义、奉行素食主义和保护动植物、建立“伊甸之崖”屋顶——人类的“诺亚方舟”。“亚当一号”在“伊甸之崖”屋顶告诉教徒们要“积极打造避难的‘方舟：储备应急食物、学习动植物知识、训练野外生存技能。同时他还科学地、理性地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洪水是一场瘟疫”［4］。“亚当一号”说“允许我提醒你们大家认识到洗手的重要性，至少一天几次，特别与陌生人接触后。练习这个重要的预防措施永远不是为时过早。远离打喷嚏的人”［4］。“亚当一号”借助传染病事件，要未雨绸缪地规划应对灾难事件的办法和措施。这体现了阿特伍德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即以传染病为背景，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批判，“表达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和警醒”［5］，意在提示人类需要为未来命运的发展找到科学的出路。

《疯癫亚当》作为三部曲里的最后一部作品，它揭示了所有人的發展和结局。在遭遇了人为制造的传染病之后，仅存的人类必须要寻找重新建立废市的规则和秩序。《疯癫亚当》小说的标题取自文中的一个组织名称，他们是高智商的科技人才，被秧鸡骗来参与到长生不老的“天塘计划”里面。在这部作品里，阿特伍德直接道出了瘟疫产生的原因：“他们协助秧鸡进行他的大实验，制造某种极致完美的转基因人种，可以长生不死。他们也参与了研发‘喜福多药片的核心工作，大规模瘟疫就是这样开始的。据说秧鸡命令他们把病毒植入超级春药里。”［6］33这群高智商人群从“天塘计划”里逃了出来，成为了“上帝的园丁”成员，与吉米和托比等“上帝的园丁”宗教组织的其他教徒们开始试图寻找人类未来的出路和发展。在遭遇了公司警的突袭之后，“亚当一号”不知所踪，所有教徒们分崩离析。托比勇敢承担起了“夏娃六号”的责任，开始在“疯癫亚当”的泥草屋里——“这块飞地为那些从灭绝人类的全球性瘟疫中残存下来的人提供庇护”［6］78开始了曾经“亚当一号”在“伊甸之崖”的工作：储备粮食、教授各种技能、布道、吸纳新教徒。而“天塘计划”里创造出来的秧鸡人也与仅存的人类和平相处，他们一起对抗彩弹手、为受伤的“上帝的园丁”疗伤、学习写字、甚至与人类拥有了孩子。在结局里面，正是因为人类与秧鸡人以及器官猪、魔发羊等生物和谐共存，才战胜了彩弹手，重获幸福与正常的生活。最后的结局预示着在“后人类时代，人类需要与一切物种和谐共存才能找到自我拯救之道”［7］。

二、传染病的多重隐喻

隐喻是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的修辞手法，作家们借用传染病/瘟疫隐喻来表达自己当时对传染病/瘟疫的看法，同时也尝试引导读者挖掘作品中的深刻内涵和社会价值。阿特伍德三部小说里都涉及了传染病书写，而究其隐喻意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人与自然、人与科技。

（一）人与自然的隐喻书写

“人创造的文明，未经善用，反过来就以疾病的形态戕害人。疾病标志着被伤害的生态圈的反叛与报复，也是大自然对邪恶技术扰乱世界秩序的报复。”［8］传染病的出现是人类随意破坏自然、滥用科技而造成的后果。在《疯癫亚当三部曲》里面阿特伍德多次描写了生态遭到人为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逐渐恶劣，正是自然与人类生态的不平衡导致病菌的快速传播。作者在《羚羊与秧鸡》里生动地描述了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表现：“当海平面飞速升起接着又因加那利群岛火山爆发引起巨型海啸时，房子连同海滩的其余部分以及好几座东海岸城市都被冲走了。在佛罗里达的葡萄柚种植园，断了雨水后园子就干瘪得像颗大葡萄干了。就在同一年奥基乔比湖萎缩成了个臭气熏天的泥潭，埃弗格莱兹国家公园则燃烧了整整三个星期。”［3］2001年“小布什上台以来与能源化石产业保持密切的联系”［9］，他在《美国能源报告》中建议增加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的产量，同时退出多边环境谈判进程。这些政策和做法直接导致企业加大化石能源等的开采与研发，不仅污染了环境还会因为过度开采破坏生态和谐。在《疯癫亚当》里，泽伯就描述了自己的父亲瑞夫正是因为该种政策的红利而成立了“岩石圣油教”。瑞夫打着《圣经》和《马太福音》的幌子，杜撰出石油至高无上的地位，号召所有人冶炼石油来造福世界。而这正为苦于石油短缺导致价格飙涨的社会公司高层提供了出路，瑞夫也因此敛财无数。因此，正是由于小布什政府的政策支持加之像“岩石圣油教”的疯狂洗脑，出现了阿特伍德笔下的废市垃圾堆积、冰山融化、植被减少以及让人生病的“变质的食物和水”［6］90。吉米在《羚羊与秧鸡》里回忆道，大院的人不会轻易去废市，“废市里除了买卖活动外所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毫无意义：没有精神生活可言。”［3］

（二）人与科技的隐喻书写

阿特伍德的《疯癫亚当三部曲》被称作科幻小说，里面描写的科幻场景如电影里的景象：转基因动物、基因编制的人类、杂交人类等在作家笔下屡见不鲜。但阿特伍德自己更愿意把三部曲当作现实主义作品来看待，在描述离奇的科幻场景时，她叹惋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失落，抨击科技僭越伦理道德。在第一部曲《羚羊与秧鸡》里面，吉米的父亲是大院基因研究的专家，他负责器官猪的研发工作。吉米的父亲这样描述器官猪：“这些器官很容易移植并可避免排异反应，但也能抵御每年层出不穷的细菌和病毒的乘虚而入。一种快速成熟基因被拼接进器官猪体内，这样其肾、肝和心脏可以很快制备好，现在他们的技术正日臻完善，一只器官猪一次可长出五六只肾。这种宿主动物多余的肾便可以割下来；然后也不用杀死它，而是让它继续生长出更多的器官，很像龙虾失去一只钳子后能再长出来。”［3］吉米的母亲也是大院里面的科学家，她负责研究对器官猪有害的病菌。但是吉米的母亲和父亲对这些基因编制项目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吉米父亲升职搬进了荷尔史威瑟大院之后，两人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吉米母亲指责吉米父亲“在干涉构造生命的基础材料。这是不道德的。是一种……渎圣行为”［3］。吉米母亲显然反对违背人类伦理道德的行为，但是吉米父亲却沉迷于基因项目带来的丰厚回报。吉米母亲有一天便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吉米后来从电视里的“快乐杯”游行示威活动中看到母亲，得知母亲被公司警一枪打死。吉米母亲是反抗科技僭越伦理道德的代表者，其结局以死亡告终，这似乎讽刺了科技凌驾于人类的现象。

三、传染病隐喻书写的反思

阿特伍德的三部曲以科幻小说的形式为读者再现了瘟疫袭击的惨烈场景，作品里传染病造成的“末日景象”让中国读者不得不联想到发生于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作家先知性的末日描写让读者深思人类中心主义，让政府当局对各种频发的社会问题引起重视。在作品里既充满了悲情和惨烈的个体问题，也呈现了群体的分崩离析，同时还凸显了时代痛症问题。她不仅仅描写了传染病，还借瘟疫来质询人类如何为“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发展寻找合适的出路”［10］。

四、结束语

以《疯癫亚当三部曲》传染病书写为研究对象的并不多，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第一部小说《羚羊与秧鸡》里的“瘟疫”场景，而忽视了其余两部作品里“瘟疫”对现实的警醒作用。通过本文分析得知，“三部曲”之一的《羚羊与秧鸡》里描述废市被“瘟疫”病毒笼罩的情境呼应了之后新冠疫情中的的苦难情形。“三部曲”之二《洪水之年》里用“waterless flood”来指代“瘟疫”，借指《圣经》所预示的结局：人类会被这场“洪水”灭绝。第三部《疯癫亚当》则为读者展现了“瘟疫”之后，世界废墟的景象：人类几乎灭绝了，而仅存的人类也即将在孤独和缺少食物中灭亡。阿特伍德用其细腻的手法和精湛的笔触为现代人类敲响了警钟：世界的秩序和规则需要被重新界定，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參考文献：

［1］ANDREW HOBEREK.Living with PASD：Review of Zone One［J］.Contemporary Literature，2012（2）：406-413.

［2］CORAL ANN HOWELL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garet Atwoo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171-188.

［3］范蕊，仵从巨.西方小说中的瘟疫题材［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88-93.

［4］管新福.病毒、隐喻与临床救治：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J］.名作欣赏，2020（16）：123-126.

［5］王韵秋.阿特伍德“后启示录叙事”中的全球瘟疫与现代性批判：以《羚羊与秧鸡》为例［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5）：120-129.

［6］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M］.韦清琦，袁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王松林.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英美诗歌瘟疫书写［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2）：17-28.

［8］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33.

［9］闫海艳.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长篇小说中的疾病书写［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22.

［10］朱振武.文学想象：从生态批评到环境正义［N］.文艺报，2015-04-13（7）.

作者简介：孙倩（1996—），女，汉族，四川内江人，单位为内江师范学院，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