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我

陈希我

智障的姐姐突然失踪，20年前为摆脱姐姐拖累而去海外定居的孪生弟弟，陷入了一场接一场的矛盾纠结：一个“我”想继续逃避，另一个“我”要不惜代价回国寻找。“我”与另一个“我”，在激烈地斗爭着，谁会是最后的胜者？

外

世界一下被撕开了。本来一片黑暗，那声音像一道光撕开了天与地。天是天花板，悬着吸顶灯。我在地上。其实我是躺在床上的，但没有觉出床的高度。跟我同水平面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处闪着光。那是我手机的光。

其实我已经把手机设置静音了。只是振动，仍然把我振醒了。浑浑噩噩伸出手去，去扣手机。已经知道是谁打来的，是国内的表弟。国内跟这里时差13小时，夏令时12小时，跟他说了，你那边白天，是我的晚上，你那边吃午饭，我这边正睡着呢，不要这时候打电话。但他就是记不住，总是半夜三更就打过来。也许他觉得没必要讲究这，是我的事。明确说，是我国内姐姐的事。

“你能不能把手机关了？”曾经，妻子总对我这样说。

“那怎么行？要有事怎么办？”我说。

“关你什么事？”她说，“又不是你爸妈。”她是华裔二代，对中国人这种亲情羁绊不是很理解。好在她还觉得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重要的，但是我姐姐，她就觉得没什么关系了。“就因为是双胞胎？双胞胎也是自己是自己。”她说。我早跟她说了，我这个姐姐有智力障碍，父母已经去世，姐姐一人留在国内，是托舅舅照看的，但她还是不能理解。

“我是他弟弟啊！”我说。

“弟弟也要睡觉！”她说。

“我也没办法。”我说。

“那你就是准备着被吵醒了？”妻子说。

这话说的，什么叫准备着嘛。

“睡着了，被吵醒，有多难受你知道吗？不如不睡着。”她说。

这倒是。就像被鬼抓起来一样。“你睡你的。”我说。

“我睡得着吗？”妻子说。

我们老是为这事拌嘴。到后来，她就搬到客房睡了。我接了电话，还得说话，而且不是说几句就能解决的。表弟说话很大声，国内人就是习惯了大声说话，我也渐渐地大声了，妻子就说在邻屋也被吵了。于是跟我吵，从半夜电话，具体姐姐的事，到我。我一直觉得她因为自己是美籍，多少有点疑心我跟她结婚，是想尽快入籍。争吵越来越升级，她搬回娘家住了。然后在电话里还吵。干脆离了算了，我也不想过了。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不想待在美国了。我会跟她吵得那么凶，归根结底是我的心情不好。新冠病毒出现以来，我的心情越来越糟。来美国后我一直谨小慎微，见警察躲着走。即使后来拿到了绿卡，也告诫自己要守法，不能像其他国人那样。这关乎文明，我的尊严。在公司，我是脾气最好的人。我甚至到了忍气吞声的地步，或者说，是忍耐。现在我不想忍了。我不想待这里了。

其实这事发生前，我就有不想待的心理了。我已经在美国20年了，觉得美国没有那么好了。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发展得不错。其实我来美国之初就后悔了，再回头看国内那些大学同学，进步不小，混得比我好多了，而我还只是个卖体力的。推拿师，说得好听，就是用力气伺候人。有时候会吹吹自己曾经是外科医生，对人体结构了如指掌。但其实有多大关系？家庭上也失败。曾经结了一次婚，像我这种身份，嫁给我的女人能有什么好条件？她是偷渡来的，乡下女孩。实在跟她合不来，就离了。现在这个是二婚，二婚也要离了。离了好，我回国还无牵挂。当然我也没有昏头到马上就回去的地步，要熬到领社安金的年龄。

我曾经想象我回国后的舒畅生活。也许是因为“落叶归根”这个词的缘故。叶落在土地上，呼吸着地气，这是我久违了的地气，我故土的气息。但这从故土打来的电话，每每打破了我的梦想，提醒我现实。

内

“你姐不见了！”表弟电话里叫。

这声音简直振聋发聩。他从来不是称呼我姐为“表姐”，而称“你姐”，好像跟他没亲戚关系一样。谈论起我姐来，也是像谈论别人，一个傻大姐。其实我也多少是这样，语气是无可奈何的，还多少有点嘲讽，我是在谈论她的怪异。但当下，表弟急吼吼的，毕竟人丢了。他即使不认这是他的表姐，也是我托付给他的人。我的父母去世后，姐姐没人照顾。她可以住着父母留下来的房子，但生活没法自理。我人在国外，只能托舅舅代为照看。好在舅舅家就在附近，可以给送个饭，料理其他事，其实就是表弟表弟媳去做。表弟表弟媳都没正式工作，舅舅也就那么点退休金，他们家经济不太好，我就给他们费用，一个月1000美元。表弟没房子，一家挤在舅舅的破房子里，我又许诺，姐姐离世后，那房子归表弟所有。他们愿意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怎么搞的？”我脱口而出。

“我也不知道啊！”表弟说，“就是24小时我们轮流看着，一眨眼也会跑不见的。”

那一段，姐姐居家了，表弟媳妇送三餐。社区居委会体谅我姐是残疾人，批准表弟媳戴上口罩，测了体温，把饭送到姐姐家门口。说好姐姐接进去，表弟媳人不要进去。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里面乱七八糟的，也得进去收拾。表弟说，他老婆都是违规偷偷进去的。“我老婆说了，要是被传染了，你得负责。”表弟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这么对我说，好像是在转述表弟媳的话，但这“你要负责”，是表弟媳说的呢，还是表弟自己说的？如果是前者，这“你”就是表弟；如果是后者，那这“你”就是指我了。再仔细琢磨，表弟媳妇这话不一定就是指她有被传染的危险，还包括表弟和他们一家人。一个被传染了，就必然要传染给一家人，特别是孩子老人。而且，表弟也是去我姐姐家的，不能都丢给表弟媳。至少是盯梢，和表弟媳错开时间去，看人是否在屋子里。但要让社区再特批他进小区，社区不会同意，所以每次都要私下跟保安磨，送烟。“现在保安也要求高，都是‘中华，至少‘红狼。”表弟强调说，“好容易答应了。有时进屋，有时没进屋，老实说，”表弟说，“在外面叫一声，里面会应就可以了。没进去，也是为了避免交叉传染。”这也对。“是怕我传染给你姐，毕竟我在外面走动的。”表弟说明道。我也过意不去，要是姐姐把他们给传染了，那怎么好？但姐姐根本没有出门，怎么可能带病毒？但也不好说，这新冠病毒怎么传染的，专家也说不清。只能对表弟表示感谢，另外再加点钱，祈祷一切顺顺利利，不要出事。但怎么就出事了呢？

固然，即使表弟表弟媳错开时间去，也总有间隙。之前就出现过情况，一次，姐姐还是跑出来了。在小区里转，被保安发现，把她送回去。到表弟来时，保安严厉训斥了表弟。“被当孙子一样骂，”表弟说，“我爸当年都没有这么骂我的。”表弟小时候顽皮，没少被舅舅打骂，怎么可能比那还厉害？也许是他现在毕竟是大人了，也是当父亲的人了，受不了。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就跟他说，干脆在门外面加个挂锁，反锁了。但表弟不同意，说要是闹火灾什么的怎么办？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不考虑，表弟也得考虑，他毕竟是执行人。好在接着也没再发生姐姐跑出来的事。有一次表弟还跟我说，大概那保安很凶，姐姐怕了。我听了也笑：“让她怕，就让她怕！这样就老实了。”

“什么时候？”

“早了。”表弟说。

“不是这个，”我说，“人什么时候丢的？”

“三天前……”

“已经三天了？”我叫。

“我怎么知道她哪天会跑出去？”表弟说。

“现在才告诉我。”我说。

“不是在找嘛！”表弟说，“不是怕你担心嘛……”

之前遇到问题，你就一个电话过来，半夜三更也打过来，就不担心我？现在担心了？我想。

“你那么远，担心也是白担心。”表弟说。

“那现在我还是这么远，”我说，“我也解决不了，你能解决吗？”

我这么说，有点赌气的意味。但也难说只是在赌气，我是真不想管的，随你们怎么搞。但这边我已经掀起被单，人坐了起来。窗外天还黑着，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我本来也不想做什么，这几年来，我越来越觉得黑夜让我惬意，是我的避难所。一旦天亮起来，这世界就恢复了常态，嘈杂、纷争。但其实即使在夜里，还是发生着各种事，只是我不知道。不在东部，也在西部；不在美国，也在其他地方……这不，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姐跑丢了。我是一半在西半球，一半在东半球，两边拉扯。我可以想象那边，表弟、舅舅，大家已经乱套了。而我这里，就在幾分钟前，我还在苟且偷安。

“你还是回来一下吧！”那边，表弟说。

我觉得猛然被推搡了一下。“我知道要回去，”我说，“但哪有这么容易！你以为可以说走就走啊？首先，工作怎么办……”一想到“首先”，接着就有“其次”“再次”……好多事要处理，我的头都大了。但越是这样，越是没有心绪。我的心急切要回去，马上就起飞，马上就到家。那个家、那个家乡，现在是事件发生地，并不是我所梦想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它是实实在在的地方，发生事情的地方，而且事情只能靠我来解决。怎么找姐姐，种种办法，又都不是办法。种种可能，又不可能。

外

首先要向公司请假。我在一家华人公司上班。来美国后，我一直没能干上符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当年在国内，我是外科医生。当初是弄到单位去美国进修的名额，跑到美国，不回去了。因为这缘故，这边合作单位也不能接纳我了，我就流落到社会上，签证期到，就成了黑户。即使后来通过华人律师运作，得到绿卡，但我没有行医执照，只能在唐人街推拿店工作。20年来，我从一家推拿店到另一家推拿店。后来年纪大了，体力不支了，就到了现在这家贸易公司。这公司主要做跟中国有关的生意，这几年生意一直惨淡。但几个月前中国有了新冠病毒，老板把美国口罩弄到中国，赚了一大笔。但好景不长，运到中国的口罩滞销了，货款回不来。明眼人都知道，老板在打裁员的主意。我这时候去请假，等于自投罗网。

天亮时分，我终于想到一个办法，我可以对老板说，我回国为公司追款。

公司改为在家办公，我不敢打电话给老板，怕他还没起床。我打开电脑，进入Skype，看老板上线没有。老板上来了，在跟其他人说话。我等他们说完，语音他。

我先提起国内欠款的事。“就是啊，这些中国人！”老板就又絮叨起来，好像他自己不是中国人一样。当然，他已经入美籍了。“这些中国人，以后再跟他们做生意，我就是狗！当初他们缺口罩，我们也是为他们解决困难的，支持祖国……”他居然用“祖国”这词，又好像他还是中国人。当然好像也并没有错，“祖国”是祖先的地方，不就等于你的国籍。但接着他说的话，说明他也并没有厘清概念：“……把口罩寄回国……”他说。回国？这么说中国还是你的国？但其实我也没有很注意这种措辞，回国，我也这么说。当然我还是拿中国护照的，可以说回中国。但我从中国再回美国，又是用“回”。回中国，又回美国？这乱的。我近来对这种措辞计较起来了，特别是对老板这种两头吃的人，我会去抠他。什么支持祖国？不过是发不义财。“……现在他们难关过了，就这么对待我？”老板还在说。其实这时候我应该意识到我为自己想的是馊主意，我给自己挖了个坑。但我还是照例说了预备的话。好像不是我在说一样，是那个急着要回国去找姐姐的我，一个要救姐姐的弟弟，翕开了嘴，让那些早已准备好的话源源吐了出来。

“你说的是真的？”老板惊喜道。

“真的。”我说。

“你目的是什么？”老板问。

“什么目的？”

“你没说实话。”老板说。

“看公司的款回不来……我也着急啊！”我支吾，“毕竟也是公司的人。”我说得这么冠冕堂皇，自己也为自己害臊。我也是两面人。

“嗯，公司虽然是我的，但公司的人都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老板倒是说得很直接。“我是蚂蚁，”他换了比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应该也知道现在公司的状况……”

“我当然知道的！”我说。

“谁能把货款追回来，”老板说，“我可不要货哦！他们会说，货卖不掉，把货退回来。我要货干什么？货发出去就是发出去了，回来的就应该是钱，我就是要钱！”

我也觉得对方很可能就会这么干。钱没有，货退还给你。我感觉到任务有点艰巨了。本来，我只管死磨烂缠，你欠我的，我要你还。现在他们如果搞个以物抵债，我怎么办？

我正在犹豫，“那太好了！”老板口气兴奋起来。他竟然笑了起来。这笑声让我发怵。八字没一撇，兴奋什么？无非就是找到顶锅的人了，有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了。我能够承担起这个任务吗？老板又说：“你把款追回来，就是我们公司的功臣！大功臣！”

我慌忙摇头。但这是语音通话，那边看不见。老板继续说：“你能追回来，机票、住宿什么的，我全给你报。”机票也给报？要知道，现在去中国航班的机票贵得很，他也给报？慌乱中，我的心思无法在点子上，竟老在细末处琢磨。也许跟货款比起来，还是划得来的，所以老板愿意报销机票。“可以吧？喂！听着吗？”

猛然听到老板在叫我。慌忙应答：“嗯。”

猛然心思一个拧紧。老板他说得很含糊，如果没有追回来呢？是不是都不给报销了？但我也无所谓，我是要回国找姐姐的。

老板又说：“你知道现在公司很难，这些款就是救命钱哇！”

我支吾。

“要是没有救命钱，公司就完蛋了！”

这未免也说得太绝对了。接着我又听到老板说了一句：“公司完蛋了，你也不必回来了。”

这话虽然语气不重，但分量极重。当然未必就是说我不必回到美国，我就是不在他这里干，我还有居住身份。但我还可以去哪里干？经济这么糟，到处都在赶人，怎么可能再要人？当然我可以靠救济金生活，但这样有什么意思？

我不是也不想待在美国了吗？我干脆就回国，不回来算了。但真这么决定，我又犹豫了。虽然我不能说自己是疯了，至少是不慎重。

内

当初我是千辛万苦才出来的，可以说是代价巨大。单是让一个领导受处分，我就至今有罪孽感。按我的资历，我是没资格拿到去美国进修名额的，是我买通了领导。我到美国一跑掉，这事情就闹大了，领导被处分。后来我回国，一直不敢去看望他，也因此不敢联络过去的同事。虽然其中有自己混得不好的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我无法面对这件事。

我所以一定要出国去，主要就是要逃离姐姐。因为有这么一个姐姐，我从小就被歧视。姐姐就像我无法摆脱掉的尾巴。人类没有尾巴，而你有，所以你成了异类，被指认。邻居说起我，不是称我的名字或者小名，也不是说“那小孩”，而是说“那傻女的弟弟”。小时候我和姐姐身高没有多大区别，他们会问我：“你是傻女哥哥，还是弟弟？”“哦，弟弟，那傻女大，他小，傻女的弟弟。”后来干脆简略为“傻弟”，成了我傻了。也确实有人这么说：“他姐姐是傻子，他有没有傻？”甚至，“打他一下就知道了。”我就被戳一下胳膊，拍一下头，踢一脚屁股。我有反应，他们说：“哦，没傻。”我一旦反抗激烈，他们就说：“果然也傻！”

姐姐岂止是我的尾巴，简直就是脑袋。无论在什么地方，我这个傻姐姐都是首先存在的。她一个残疾人，明明是社会边缘人，但却总在人们议论的中心，我们都是她的附庸。我是傻女的弟弟，就连我父母，也被称为“傻女爸”“傻女妈”，或者，“生出那傻女的”。

我从小就埋头读书，因为我是傻女的弟弟，没有人跟我玩。只能自己做自己的。我学习成绩简直鹤立鸡群，但在现实中我却是一只丑小鸭。我没有玩伴。读小学时，曾经有一个同学不在乎我有这么一个姐姐，经常到我家跟我玩。他觉得我姐姐也很好玩，提议她也加入一起玩。但我不愿意，怕姐姐一旦玩得乐起来，现出丑相来。我自己也觉得姐姐拿不出手。他一再坚持，我还跟他吵了起来。我甚至一度疑心他也跟其他人一样，是来笑话我姐姐的。但他毕竟是唯一肯走近我的。但不知哪个多事的邻居，把事情告诉了他家里，他家就禁止他来我家了。他还来，他爸就冲到我家把他拉走，一边拉还一边骂：“你傻不傻！人家都知道，就你不知道！你也是傻子啊？”后来，就是有人愿意跟我玩，我也不愿意了。我就自己读书。我考上了协和医大，我毕业时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我顺利地进入了三甲医院。

我为什么去学医？多少跟姐姐的残疾有关。听母亲说，姐姐是因为当初医疗条件限制，出生时脑缺氧导致残疾的。也许在母亲肚子里就脑缺氧，当时没有检测和预防手段，到生出来发现，已经耽误了。也有说可能是在出生时产道挤压的。我上学后医学有了进步，渐渐知道这些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那是八十年代，觉得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虽然进了医学专业，知道了医学有限性，但还是对专业抱有信仰，包括对科学、对理性。

如果我当初能够顺利成家，我可能不会想出国。我会好好过日子。我的性格不是折腾型的。我也是恋家的人，所以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北京，而是回到家乡福州。对回到家乡这事，后来我也进行了反思。也许我不该回来，这个家里的姐姐是我挥之不去的阴影。也许是因为父母，也许还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有时候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思维清晰的人，甚至我也不适合学医，准确说，是现代医学。我并不是个完全理性的人。我当医生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医生，科主任会开玩笑说我是中西医复合人才。只有在我要出国这件事上，我思维特别清晰。也许是因为周围人，只要明眼人都会觉得我这家庭处境，应该出去。我是彻底急了。我个人条件不差，也有不少女性喜欢我，但她们知道我有这么个姐姐就犹豫了。我跟她们说，姐姐只是姐姐，有父母照顾她，跟我没有关系。但她们想的是，我的父母百年之后，这担子还是压在我的身上。我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可以分担。最终，没有一个肯跟我谈婚论嫁的。人都是很现实的，也不能怪他们。如果换成是我，对方有这么一个累赘，我不会犹豫吗？所以也可以理解她们。一个个都是和平分手的，但每一次，都增添了我心里的绝望。我已经三十多岁，再这样下去，我就完了。

父母亲曾经想把姐姐嫁出去。这世界剩男不剩女，傻女人也会有人要的。还真的找到一户愿意娶的，只不过在农村，但也无法讲究了。以后经常给点补贴，也让姐姐好过些，不至于太被人家嫌弃。花钱能解决，总比压在手里不能解决的好。虽然我们家也没钱，但好歹能挤点钱。更主要的是考虑我，姐姐摆在家里，就没人嫁给我。当时我还租了一辆小车，把姐姐送走，简直有一种送瘟神的心情。吃完酒席，我们回来，把姐姐一个人撂在那里，我如释重负。虽然劝着哭泣的母亲和唉声叹气的父亲，但已在憧憬着未来了。但夫家对姐姐实在不满意，说是实在太傻了。傻就算了，还会破坏东西，说也不听。怎么可能听？能听就不是傻子了。母亲想着，等姐姐给夫家生了孩子，夫家就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计较了。但一直没有姐姐怀上的消息。我把她带到我医院一查，竟然下视丘性腺激素分泌失常，也就是患的是无排卵症。夫家就喊着要把她退回来。好歹也要先稳住对方，挨着，等我结婚以后。这边我加快谈对象。谈了一個，我也跟她说了我有这么一个姐姐，但已经嫁出去了。她说没关系，还说住在一起也没关系，表现得对姐姐很同情。正谈婚论嫁着，夫家把姐姐送回来了。我的对象再来家里，看到姐姐，就不再来了。

其实我是可以不跟姐姐住一起的，我可以自己买房子，父母愿意拿出积蓄给我付首付，我的收入也不低，不会有问题的。还可以启动公积金。但毕竟有个傻姐姐，她就像一个阴影，即使对我的生活不会有实际影响，也总是笼罩着我们。父母还活着，他们还可以把姐姐包揽起来。要是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姐姐这大包袱就要落在我的身上了。所以，趁父母还在，我得逃离。本来我可以等待晋升后申请出国进修名额的，但母亲身体不太好了。如果母亲病了，即使父亲还在，我也走不了。父亲不会照顾人。必须尽快走。办出国手续整个过程我都没有让父母知道，到要走了，才跟他们说，父亲还因此跟我大吵了一架，说知道我抱着什么心理。

“没关系，你姐不会扛在你身上的！你放心，我们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养！”父亲说。又说我：“你不是我生的，你没必要养我们！我们没生你这个儿子！你走！你不要回来了！你就去当六亲不认的美国人！”

父亲听说，美国人不赡养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不亲。我不是不认父母，就是对姐姐，也不是不管姐姐。父母走后，姐姐不还是要我来安排吗？当然我是不可能回国了，这是既成的事实。于是姐姐托舅舅照顾，我出钱。出再多的血我都愿意。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事，还是那话。但真的没事了吗？

外

又是铃声。又是半夜，午夜惊铃。我没有理由不接，没有理由再抱怨对方怎么这时候打。实际上我也在等这个铃声。妻子之前挖苦我是在准备着被吵醒，也没说错。姐姐在国内，我怎么可能完全踏实睡着？现在，心中有事，我根本就没睡着。我在等国内的消息，还把振动调成了铃声。尽管这铃声吓人，但没有铃声更让人担心。铃声倒是个希望。希望传来好消息：姐姐找到了！那么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尽管我深知找到了，只不过问题被掩盖，但能过这一关再说吧。果然铃声响起，赶忙接起，“怎么样？”急切问。

“能怎样？”表弟说。

“什么能怎样？去找了没有啊？”

“怎么没去找？所有地方都找遍了。地毯式，地毯都翻烂了。”

“那个旮旯巷，去找了没？”

我记得小孩喜欢藏那里玩。那地方就跟巷名一样，我小时候以为是人们因为它的形态随便叫的，没想到八十年代恢复在“文革”中被改的路巷名，那里也钉了个牌子，真写着“旮旯巷”。

“找了，没有！”表弟说。

“那……还有那个三宝，那一带！”

三宝一带，是有名的迷魂阵，进去了，就很难转出来。据说当年日本人侵占福州也不敢进这里。就是当地人也会经常走错。姐姐是傻子，经常在那里回不了家，以至于后来我们看她没有回家，就去那里找。

“那里，”表弟说，“早拆迁了！现在是大马路。”

哦，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回去了。那些地方都是我离开前的印象。我就去打开google地图，确实只有三宝路。“这里，”我对表弟说，“那宽窄弄不是还在？”所谓宽窄弄，其实就是窄弄，大概叫“宽窄”是在说“有多宽？不过这么窄”。“宽窄弄进去找找看！”

“你怎么知道宽窄弄还在？”表弟问。

我说用google地图。

“这条路前几个月堵住了。”表弟说。

但google上没有显示。“你确定？”我仍说。

表弟急了：“我不比你清楚？我人就在这里。你在外面，瞎指挥！”

“你清楚，那怎么找不到呢？”

“我人在这里都找不到，你在美国找得到？”表弟说。

电脑上跳出广告，很应景的，是私卖电子脚镣。近期这种广告有点多。我心思活了一下，这电子脚镣虽然是侮辱，但如果用在我姐姐那里，就成了保护。其实我之前也曾让表弟去打听一下，国内能不能买到。但表弟没有同意。“是你姐姐啊，”他说，“那是对罪犯的。”“是不是罪犯，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我是为她好。这是在自己家里用。其他电子跟踪器也可以，不一定要铐脚上，手上的，或者放口袋里的。”表弟虽然没再反对，但也一直没有做。现在，事情发生了。“要是当初有电子脚镣或者什么跟踪器……”我抱怨。

表弟自知理亏。“你也就说一次。”

“还要说几次？现在成这样……”我这么说，也觉得自己是把责任推给对方，其实我也上心。

“还是你自己回来找吧！”表弟说。

“我回去，也得把这边事处理好了。首先公司那边……”

“假请好了吗？”表弟问。

“怎么可能？”我说，“老板精得很。”

“这时候就不要斤斤计较啦！”表弟说。

“你说谁？老板？我？我斤斤计较？他是精心算计把我给裁了。资本家就是资本家！”

“裁就裁了，以后再找呗！”表弟说。

“找？那么容易找？现在是什么时期？”

“总会找到的。”表弟说。

“你把外面想太好了。”我说。我要历数外面的不好，那边表弟没耐心听，说：“外面好不好别跟我说，不好，你回来呗！”他的口气是嘲讽的、嫉妒的，他一直觉得我在外面过得很好，有很多钱。我们这代人在年轻时候就是接受了外面好的教育，我也因此跑到外面去的。其实当时我往国内的其他地方跑，北京上海广州，也可以，但我就是要跑国外去，而且就是要跑美国。虽然这些年中国强大了，也有关于美国不好的报道，但表弟看着我没有回国，而且还能出那么多钱给他，就觉得外面还是好。他根本不能理解我是拿钱买安逸，更不能理解我的精神追求，物质并不是唯一标准。我一说外面不好，他就说：“你回來呗！”现在他又这么说。之前我懒得跟他辩，说不清，反正他也就这么一说，姐姐没什么大事，我可以不回去。但这次，我是真的必须回去，我必须具体说我在美国之难了，所以我没法马上回去。第一个拦路虎确实就是工作问题。但他就是不信，就知道让我回去。即使我不管工作，回去，找到姐姐，一切还得继续，还得叫他们照顾，还得付他们钱。这边我回到美国，没有工作了，拿什么付给他们钱？我急躁了，脱口而出：“我就这么回去，到时候没工作、没收入，哪有钱给你们？”

“喂，话可得说清楚！”表弟较真了，“我们要你这点钱吗？你以为钱很多吗？就是钱再多，也要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干呢！是我爹要我们干的，要不是他答应下来，逼我们干，我们什么不好干，要去干这个？吃力不讨好，还被说收亲戚的钱，亲戚之间还讲钱。我们没这么贪，我们真的不想干。是我爹答应下来的，你找我爹去吧！”

那边挂掉了。我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反应。我总觉得付给对方钱，也是对对方的经济支持。确实亲戚之间做事讲钱，不清不白的。这也不是我的风格，我喜欢西方人的处理方式。但人家能这么做，因为他们问题能够解决。如果姐姐在这里，可以送福利院。当然国内也可以申请去福利院，我也可以付给费用，但她算是没有监护人吗？即使可以算，舅舅也不会愿意这样处置自己外甥女的。下一代其实已经把亲情看得很淡了，但老一代不一样。舅舅还常常会念叨起他已经不在的姐姐，就是我的母亲。我对母亲的惦记都没有他厉害，他们那一代人就那样。但也许跟“代”也不是很有关系，只是因为老了。我不是也想着落叶归根吗？当然，我现在是不想回去了，那边的事乱糟糟的。我一回去，姐姐的事就全杠在我身上了。我能找到她吗？何况对国内，我已经很陌生。没有表弟带我，我连路都摸不清楚。

但表弟就这样对我撂挑子了。就是我说错了什么，也不能这样啊！话没说完，就挂掉。这可是国际通话啊，我人远在美国。回拨他，他居然冷冷道：

“什么事？”

那口气，俨然没有姐姐丢失这种事，俨然我姐姐丢失不关他的事。这就是我的事？她也是你的表姐啊！我就很生气。本来在这种时候，我是不应该跟他斗气的，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跟他吵了起来。也许是觉得我也很冤，谁能理解我？甚至，人家还得娇惯我一下，像现在年轻人用语：求抱抱。我为姐姐做得还不够多吗？我被姐姐拖累得还少吗？我历数我的辛苦、我的倒霉。

“不管怎么说，是你姐姐！”表弟最终丢出这句话，“你不管我也不管，让她自生自灭好了！”

“什么话……”我还在说，他又掐掉了。

我没说不管啊……好，我也不管！我冲空气喊。

我自己都活得不清楚，谁来管我？谁来管我死活？我真想死掉算了。我死了，你们就不会找我麻烦了。至于她是我姐姐，就因为有我这个弟弟，你们就找我。如果没有我这弟弟，你们也得管。但我毕竟还没有死，我还得起床，去做事。我就是快死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得被他们赖上。出门上街。人们戴着口罩。已经很少有忌讳戴口罩的了，人们也知道确实传染病来了，这传染不可掉以轻心。美国人也不是不要命的，不都是大大咧咧，他们也是会紧张的。他们那从容，不过是知道这病毒难以对付，甚至根本就是对付不了，只能听天由命。我还有事情要做，我还得去公司。虽然是线上办公，但有个报表在公司，是纸质的，我必须去拿。其实数据我电脑里都有，但老板就是要看纸质复印件。我不敢不从。我还得接着跟他磨请假回国的事，想办法让老板不要把收款跟我的职位去留捆在一起。虽然老板已经图穷匕见，但我毕竟还要活命，得忍着。何况我还有那么个姐姐。只要我没死，就总不能看着她死吧？毕竟还是我的姐姐，还是同胞，还得管着。但问题在于，我也一直管着，但她自己不听，她自己跑走了。也不是不找，我人在外面，表弟也找了。我相信他也是认真找的，但找不着了，我能怎么办？

是她自己跑掉的，又不是我赶走她的，是她自己的责任。也只能这样了。

表弟撂挑子了，我在这边回不去，简直到了绝境。我担心，当然因为绝境，我更担心。但同时这担心也更是空担心。我担心姐姐的安全，她在哪里？她有地方住吗？她穿的衣服够吗？还好天已经转暖，但仍然冷，乍暖还寒，她会不会被冻病？会不会死？她有东西吃吗？没东西吃她怎么活？

人不进食物能活几天？我当然清楚。也就三天左右。如果有水喝，也可以勉强撑到十天。我掰手指数着姐姐走掉的天数。我可以不用掰手指数的，我不至于这么低智商，但我就是近乎低智商地掰着手指数：一天，两天，三天……表弟告诉我时已经第三天了，我已经知道了两天，也就是说，五天！也许是怕数错了，错数一天，就大不一样。少一天，她生命存活率就多一些。多一天，存活率就少一些。她还活着吗？我知道这能活三天十天，只是一般情况，还得根据具体个人的状况，比如环境，比如体质。姐姐身体是强壮的。但我也知道，她那种病人所谓的强壮，并不是健康的强壮，体质上她是不行的。那么，再流落在外，环境一定不好，恶劣，还有，新冠病毒仍然存在，她这么一个人，不可能注意卫生，很可能会被染上的。她被染上了吗？

如果被感染，那也好，或者应该说是无能为力。这病毒如此凶险，全世界都拿它没办法。我又远在西半球，而且也不知她在什么地方。她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染病了，她这种智商也不懂得自救，也不懂得求救，跑出来都不会。她就那么在角落里被病魔吞噬了。那就完了。或者说，她带着残疾活着也是太苦，这下总算……当然谁也不愿意，我也不愿意，但确实是总算解脱了。我不唱高调，我讲事实。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哪里能够体会到残疾人的苦难？就是作为亲人，能够理解，但也欲罢不能地让对方熬。我可不这样，我要诚实，诚实面对人生的困境，包括对自己。

作为她的亲属，我都如此痛苦，更不要说残疾发生在她的身上，那种痛苦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完全体会的。比如她生病，她无法表达她的痛苦。甚至还没有反应，正常人身体里有自我保护机制，身体受损害时，预警机制会被唤醒，出现痛感。她很多时候却感觉麻木，要到病情非常严重了，才被我们发觉。我们正常人有智力判断，知道什么危险，什么不能做，但她不知道。单是我那辆自行车，她的手就卡在车轮上好多次。那时候我刚买了自行车，擦车，把车轮转起来，车轮里的车条在转动时闪闪发光。她很喜欢，我走后她也去转，大概好奇车轮怎么如此漂亮，把自己食指插进去了。对外界好奇，是她残存的一点点灵性，后来被夫家控诉破坏物品，其实也出于她好奇。她离家出走也是好奇所致吧？但她沒有智力，所以酿祸了。当然也殃及家人，她手指卡进自行车轮，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弄出来。又因为她对疼痛感觉迟钝，不会叫痛，我还得判断着对她手指损害的程度，所以处理起来特别难。但我再难，也不过是救她的人，不过在局外，她身体被卡着，实实在在受苦的是她，我只不过是受累，被连累。更糟糕的是，她不知道吸取教训，下一次照样把手指插进转动的车轮里。或者是她知道不对，她也不至于没有一点记性，但她没有理智，她眼睁睁看着自己，任自己把自己送进危险境地。她也很苦，但她很无奈。就这么一次又一次地，各种方面地受伤害，这世界到处有危险，对她来说更是处处陷阱。就连我母亲绝望时也会说：“不如死掉算了！”

但如果病毒没有完全吞噬她呢？她带着奄奄一息的身体出现在人们面前。当然要抢救。即使表弟不管，舅舅也会管的。即使表弟封锁消息不让舅舅知道，那么路人也不可能不管的。虽然听说过老人跌倒没有人去扶的事，但我相信那是极端例子，人有恻隐之心，人还是有人性的，一个活人，总会有人管的。当然人家也不可能揽下来，但可以打120啊，或110，或社区居委会，也会处理的。但问题在于，接下来怎么办？还是找亲属，找她的监护人。表弟不管，只能等我回去，先放在医院。也总算人找到了。

我回去接手，但如果存活下来的她比原来更不堪了呢？无法康复，也就是说，死又死不成，活又活不好，我该怎么办？这是更糟糕的情形。这下我可能连脱手都难了，谁能照顾这么一个人？我再回美国就难了。还不如别回中国去，到时候还有个回旋的余地，有个借口：我人在外面，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

但就是不愿意为在人间的她做，这就是我的居心。甚至，我所以没有再要求表弟去弄电子跟踪器，并不只是我拖延，而是多少有点存心，姐姐失踪就算了。甚至，让她失踪，死掉。但她是我姐姐啊，我怎么可能希望她死？我怎么能坐等她死？当然不能。希望不要，希望不要，但我就是沒有做。我就是潜意识里期待事情发生。

我怎么会有这种念头？但这不是心理问题，是事实。我蓦然发现事态出现了转机！她就是找不着了。要面对现实。但尽管这是现实，这么想本身就不对，说明我就有这种期待，我期待她死掉。但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有？她是我的姐姐，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但我确实产生了这个念头，我为自己这个念头感到自责，我看到了自己的残忍。为了掩盖这种残忍，或者说，为了悔过，为了忏悔，为了赎罪，我更努力回国，去救她。我脑子里只有救姐姐或者说是赎罪的念头。这让我近乎不顾一切。我也不要这工作了，抛开这绊脚石，我去买机票，买了机票就回去。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昏头到跑上大街去买机票。也许是这时候，我必须动起来，用行动来洗刷我的罪念。其实我是知道现在机票可以网上买的，但或许我只是知道可以在网上买，那么实体机票售卖点也有。我已经十多年没有买机票了，我真的不知道机票只能网上买。但我至于如此孤陋寡闻吗？毋宁是在自己蒙蔽自己。或者，还有对网络购买的陌生，觉得不保险，不如直接付钱，拿到机票，这才是板上钉钉的，保证我能够回国。我跑了很多自己认为会有的实体售卖点，都没有找到。我累得再跑不动了，摘下口罩，坐在路牙子上喘气。也只有这样，才觉得我在尽全力。我觉得自己像条流浪狗，我以我的自我作践、我的卑微，来回应我脑子里残留的理想与道德，我真是无能。

但我仍然找着实体机票售卖点。一连几天，都上街找。我明知希望渺茫，甚至根本没有希望，但还是每天出门去。早上出门，半夜回家。毋宁是在表演行为艺术。不，我是真的在找，只是我已经不希望找到，我把自己累死得了。或者从一开始我就希望自己累死算了，这样万事都休了。苦难结束，而不是苦难苟延。我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想了吗？我死了，姐姐的事也压不到我身上了。

我真的倒下了，我病了。我安心躺着，心里念着：好了，好了。好就是了，了就是好。我心里唱着《好了歌》。我躺在床上，我是实在起不了床了。我又无法让自己死掉，只能无可奈何地躺着养病，满脑子惨淡。但我还是更多想着姐姐，我是如此不顾自己，我心里放不下她。但我出不了门，无法再去跑机票。如果我没有倒下，我还是会再上街去找售票点。我实在没有力气，一点力气也没有，连给自己找吃的力气都没有。上帝，怜悯我吧！姐姐，原谅我！我们一起垂死下去，就好了，好了！

我饿了几天。有时我会推想，我都快饿死了，姐姐的情形会是怎样？也许她已经死掉了，但我没有得到通知。当然，也许她没有被发现。就是被发现了，也不一定会传到我这里。表弟不会再给我打语音了。但他也不至于做得这么绝吧？但我是想知道呢，还是不想知道呢？我是希望自己干脆没有知觉了，还是还想有知觉呢？至少，我的身体还是自己能感觉着的，或者说，我还是会去感觉着这世界，毕竟我还没有死，我还有理智。

内

表弟还是打过来了。我当然想接，但又不敢去接。他已经不跟我联系了，现在又跟我联系，说明出大事了。是姐姐死了吗？我怎么又想到这？但由不得我不想到这。我害怕。但我与其是害怕听到姐姐死了，毋宁是害怕对方怪我。表弟不跟我联系，我就也不跟他联系吗？导致现在这样。死的可是我姐姐。但是我姐姐又怎样？我就该死？再说是表弟他甩下我的，我能怎么办？我人在国外，怎么回去？是你的责任！这么想着，就觉得轻松一些。责任有所归属了，至少不是我的完全责任。但就是不完全，我也愿意承担吗？与其是愿意承担，毋宁是感觉到承担之后就好了，所以我甘愿受责。但你们就没有责任吗？你们……这么想着，我接起了电话，要先声夺人，斥对方。但那边响起的却是舅舅的声音。

舅舅都出来了，可见出大事了。我又心虚了，口气也变得唯唯诺诺。

“你怎么回事？”舅舅说。

“没……怎么回事……”我应。

“你就不管了？”

“没……没有！”这可万万不能承认的。“我在办手续……”我确实在办手续，好多事。“首先……”我几乎又要跟舅舅罗列起我回国要过的关卡了。

“等你办完，你姐姐都死了！”舅舅说。

舅舅这话，好像洞察了我的思想，我是在拖拉，存心让姐姐最终救不了。这怎么可能？再说我虽然闪过这个念头，但已经斥责自己了。我已经把它赶走了。但真是赶走了吗？我委实不能确定。它好像仍然在。更明确说，它是躲进了潜意识里。它原来是从潜意识中冒出来，现在又藏进了潜意识里。它藏进去了，以至于我能感觉到它，但又不能看见它。现在舅舅用他的语言把它给揪出来了。但它不是真的出来了，舅舅所显现的只是他的猜测，那念头还在我脑子里，并且我还在用我的心抹杀它。“怎么可能！”我辩。

“怎么不可能？”舅舅说，“人没吃没喝会死的！”

原来舅舅说的是常识。那么，也说明他并没有洞察到我。是啊，我在西半球，他在东半球，怎么可能看得到？难道他可以穿过地心看到我？他其实只是在棒喝。“这我知道……”我说。

“你是医生。”舅舅说，“你当然知道。”

“对啊，我怎么可能让事情到这种地步！”我说。

蓦然意识到，这样，也就是说事实上，姐姐并没有到死的地步。也就是说姐姐还活着。我心中一亮，但接着惨淡下去。姐姐还在，我还得尽责下去。但因为有被戳穿的感觉，所以我马上掐灭这个念头，而且在语言上更是，简直是在矫揉造作地表演：“丢的是我姐啊！”

“知道是你姐就好！”舅舅说，口气缓和了些。

舅舅跟表弟一个想法。用的是表弟的手机，我能想象得到这时候表弟在边上，他看到我变得这么软，一定会在心里笑。其实虽然他是我表弟，包括亲戚，甚至就是舅舅，对我们家也不是能平等看待的，多少也是觉得我们家出了一个傻子，完了。“傻子，没得说！”这是他经常说我姐姐的话，摇头，但他那神情与语气，是把我们全家都否定了。有时候他确实会明确说出来：“你们家，没办法！”他就是会拿一粒糖几粒豆子花生给这个外甥女吃，也是满脸的歧视。他就是会帮我们家做事，那眼神，也是把我们家打入弱势的。但仍会有一番标榜，我是在为你好，那些传统伦理美德其实从来没有施行过，都在圣贤的书上，再加现代的思想意识。舅舅的话语总是让我虽然不服，但又反驳不了。

“也是我的外甥女。”舅舅说，“所以我们也急。我知道你也急，你有难处。在外面比在国内难多了，所以当初就不该出去。美国有什么好？我们中国人还是在中国好，你姐姐也有个照顾。当然我们也会照顾，她是我外甥女，我们都会把她当作自己一家人的。一家人就不要分你我了，要有大局观、大局意识。”舅舅退休前是工人，但那年代工厂常有读报学习，读报习惯一直保留到他退休，所以凡事他都能说出一番高屋建瓴的道理来，而且用的词都与时俱进。“大局”这个词就是。“要以大局为重。你们这代人就是缺乏大局意识。当初你出国，就是缺乏大局意识。整个国家在进步，你却拘泥于你的小家庭……”

大道理虽然令人厌烦，但大道理也确实有无可辩驳的威力。但家庭是小，对我影响太大。我就是这么个没有大理想的人，我只想过上好生活，不，正常生活。“人所具有的我皆具有。”我也会说道理，这是我年轻时代流行的道理。他又说我个人得失算得了什么？就姐姐算得了什么。当然其实姐姐也算不了什么。在这个世界，姐姐貌似是主人翁，其实是被架空的。其实我也希望被架空，不错，我个人算不了什么，我也可以不结婚，我还可以去出家，我都可以做到，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对人生有太多盼望的人。尤其是到那时候，早年对人生的设计已经被撕碎了，我可以什么都无所谓。但我父母有所謂，尤其是我母亲，就是舅舅你的妹妹。苦于我结不了婚的主要是她。所以，舅舅一唱高调，我母亲就啐他。但舅舅并不觉得自己错，他有强大的理论支撑着。他会说：“你就这么两样心？”我母亲说：“我怎么是两样心？手心手背都是肉。”舅舅说：“现在是手背没有肉。”我母亲说：“难道你要手心的肉割给手背不成？”舅舅说：“谁叫你割？也割不了，手心手背就是一体的。在你肚子里就是一体的，一个整体。”我母亲说：“你这意识是说无论如何两个孩子要绑在一起？”舅舅就又说“大局”这个词。我母亲生气：“要说大局，你也跟我是大局，你怎么不把你孩子跟我换换？”舅舅就又占领道德制高点，说：“你这是嫌弃自己的孩子！”我母亲争辩：“我没有！”

傻姐姐是母亲生出来的，说不近人情点，要怪就怪母亲或父亲。我没有责任。没有征求我意见就给我配了这样一个姐姐。如果我生出来也是傻子呢，该由谁来照顾我？虽说这一般是不可能，如果双胞胎都智力低下，那就可能是遗传的原因了，而我父母都智力正常，但也不排除变异。但不管怎样，我的智力没有问题，这是事实。对这个事实，舅舅是这么解释的：是我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抢了姐姐的营养。我小时候听着，觉得冤死了。不错，我和姐姐是同卵孪生。性别不同基本是异卵孪生，同卵孪生一男一女罕见，通常存在染色体或基因异常。但这不是我的选择。也许是为了教育我，让我觉得自己对姐姐是有责任的。既然是教育，就要从大道理讲起。比如现在，他又侃侃大讲起来：“一个家庭就好比一个国家，问题总是有的，但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总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但矛盾双方是互相联系的，对立统一。你说是国家益了你，还是你益了国家？是你益了你姐姐，还是你姐姐益了你？”

“怎么还姐姐益了我？”

“你在你妈肚子里就抢了姐姐的营养。”就又来了。“至少，你妈给你吃得多，姐姐都没吃！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这倒是。但当时食物有限，我也没吃什么。

“你都没吃什么，那你姐姐更没吃的了！”舅舅总是有理。

“也不是我要吃的，是大人要给我吃的。”我说。

“你这话太没良心了！哦，别人不想吃，别人已经吃得饱饱的？吃的东西没地方送，一定要塞给你？”

当然不是。

“是疼你！自己不舍得吃呢！”舅舅说，“吃了，就要感恩！”

“我怎么不感恩？当时要是跟我说清楚了吃了就要怎样，我也不会吃！”

“那你吐出来！”舅舅说，“你吐出来的也是渣，是排泄物，营养都被你吸收了，所以你才能长大。养你这么大！”

又不是你养的！我想，但理性让我不敢这么说，我换了一种说法：“养我的是我爸妈，又不是我姐……”

“你爸妈为什么要养你？就为了继承他们，照顾你姐姐！”

“敢情我是这么用的，”我说，“敢情我是工具！但我是跟姐姐一起出生的，又不是后面再去生我，来救姐姐！”

“老天是早就配好了的！在肚子里，就配好你要对姐姐承担责任的。”

为什么偏偏我配上这样的姐姐？为什么偏偏我是健康的？我健康，我成了嫌疑犯。甚至，是我抢了姐姐的健康，所以我健康就不是应该的。我本来是不应该健康的，我正常活着是不正常的。而姐姐这样子，倒应该是我本来的样子。就像基督徒被告知你原来是有罪的，自己去感受，你一生要赎罪。这样，我就让自己觉得我本来是不该健康的，我正常活着是不正常的，而姐姐这样，倒是我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我不一定是确实有罪，但我就是无可推卸地有罪。这是原罪。我必须用一生去赎罪。我还不能死，我一死，姐姐就得死。我自杀，就是蓄意让姐姐死。就像基督徒，自杀是不被允许的。我罪未赎，死的资格都没有。至于什么时候能死，不是我能知道的。只能熬，一次次接受苦难。有时候倒是觉得姐姐像上帝一样，掌握着审判我的权力。她不说出，她什么也不懂，倒像是佛祖，拈花一笑，只是我不是摩诃迦叶，我是俗众。我无话可说。我认了！我就认了啊！我认了还不行吗？我这就回去！但我也得去办啊！我就是不要工作了，我就是不再回美国了，但我也得回得去啊！也得坐飞机，总不能人直接飞上天。没飞机也得坐轮船，总不能从海里游回去……

外

还是没找到机票销售点。回到住处，精疲力竭。我已经尽力了！又冒出这念头。但我知道也只能自己跟自己说说，还得跑。我就是被驱使的马，不会被赦免的。

手机铃又响。好啦，我已经去跑了！刚回来，催什么催啊！我死了你就不催了！这可不是我自杀，而是被你们逼死的。我以为又是舅舅他们。但是是公司那个哥大生。

他是来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在我所供职的公司打工。大家都没记住他的名字，都叫他“哥大生”。这身份就足以把他跟别人区别开来。我们这破公司，是不可能有他这样好的大学的学生来的。而且他都申请到全额奖学金了，为什么还要来打工？他说是为了不跟社会脱节。明白说就是不跟中国社会脱节。出来留学的人都会跟国内社会脱节，这里好歹是个中国人的公司，而且做的是跟中国有关的贸易。他说他毕业后是要回国的。这点上跟我近年来的想法类似，感觉能跟他说上话。他是个实在的孩子，或者说是讲现实。现实是，他回国会比在这里过得好，要什么外籍或者绿卡这些花花架子呢。这代孩子一生出来就在讲实惠的社会，相比之下，我像他这么大时，脑子里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时代不一样。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没有我这样一个姐姐。他是来问报表的事的，我才记起虽然表拿回来了，但忘了复印了。家里又没有复印设备。“我拍个照。”我说。

“确定……能行？”他问。

确实，谁都知道老板很呆板，或者其实就是霸道，他说要怎样就怎样。当然我还可以出门，在家附近找复印店。但最近，店是否会开？“不是一样的嘛！唉，他不行，我也没办法了！反正我是要回国的人了……”我脱口而出。

“回国？现在？买得到机票？”

“就是买不到机票啊！跑了半天没找到售票点。”

“实体售票点啊？谁还去实体售票点买啊？”他说，“都在网上了。”

我才记起他们这些留学生是每年都要回国的，他们对这事熟悉。本来，我是让自己觉得网上购买不靠谱的，不能买。偷安着，暂时回不了国了。现在这么一个懂得网上买票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我被他推到了前线。我还有些怨恨他：“网上……你就不怕被骗？”

“当然有可能。”他说，“特别是现在，一票难求，骗子就更多了。应该去航空公司官网。但我刷了好几天了，都没有买到。”

“你也想回去？”

“怎么不想回去？现在没有线下课，都是网课，回去也一样上。但就是买不到票。后来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票贩……”

“什么小红书？”我以为是“红宝书”，现在还有“红宝书”？

“小红书都不知道？”他叫起来。

“知道知道。”我不敢露怯，我的心思也不在这上头，“保险吗？那个小……红书。”

我不是问买到了吗？而是问保险不保险？

“当然不是随便一个票贩子你就把钱给他，小红书上好像诈骗的还挺多，得找票务代理公司，也就是专门卖票的公司。一般这种公司叫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哦……”

“还要注意转账一定不可以转微信支付宝之类，只认准对公，要是对方说他们公司最近对公结算转不了，果断换下一家。要认准公司对公账户还有营业执照，最好可以视频确认公司的办公场所，很多骗子都是挂靠公司的，有对公账户和营业执照不一定是真的。”

“這么复杂！”我说。

“就是这么折腾，还没有买到。”

“怎么？”

“贵死了！”他说，“一票难求，求到的也是天价。”

“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说，如释重负。

“还是有办法的！”他说，满满的泄不完的正能量，“可以中转。以前如果不直飞，可以经由日韩、港澳台、新加坡、中东、欧洲中转。但现在新加坡、阿联酋迪拜机场、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对入境、转机、防疫等等各方面采取了严格措施，都已经不适合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中转了。就算买到目的地为中国的联程航班，也可能在美国都上不了飞机。我拿的是中国护照。”

“我也是！”

“你不一样。”他说，“我听说，肯尼迪机场还有洛杉矶机场出发时，乘客办理值机登机手续，航空公司检查签证身份、始发地等等是不是符合接下来所有中转地的落地转机资格，如果不符合就无法再登机。”

“就是啊！”

“就是通过了，出发了，仍然可能飞到了第三国或者地区，发现前往下一个中转地的航班被临时取消了，这样，乘客就滞留第三国了，或是由航空公司再送回美国。更可怕的是，根据美国现在入境政策，要是乘客非公民，就是再飞回美国，也可能无法入境。”

“这样啊！”我叫，“我就是！就是一路顺利，买到了票，上了飞机，但去机场途中，在机场办值机，路上这么长时间，等于把自己暴露在病毒传播的环境中。这就得不偿失了。”

“你是一定要回去吗？”他问。

“一定要回去。”我说，自言自语，自我申明，“我当然要回去！虽然不能考虑利害得失，我姐姐丢了，我怎么能管自己会不会被感染？我就是被感染了，就是死了，就是飞机失事了，我也得回去……”

“怎么会想得这么严重？”他说。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说，几乎是叫出来。

对方愣了半晌，试探着说：“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他们这些年轻人就爱这么说，受了什么刺激。对，不错，我是受了刺激了！我是受了……我舅舅的刺激。但我自己内心知道，舅舅再怎么刺激，也不会怎么刺激我。我是受了自己的刺激。明确说，我是发现了，或者是确认了自己的居心，我竟然要姐姐死，我受刺激了。人有求生本能，我怎么能剥夺？但人也有死亡本能。但我怎么能决定姐姐的生死？但问题在于，这似乎也并非在决定别人，而是在决定我自己。或者说，我决定别人死，但别人完全可以不死。但问题在于，这个别人是我姐姐。但仍然可以，我要她死，她作为我的客体，也可以不听我的。但问题在于，这姐姐是没有意志的。她的意志在我这里。但她既然没有意志，为什么要擅自出走？似乎这出走，又是我自己出走。我一直想出走，但我又不能。我被牵制着。“你还太年轻，不懂……”我说。

“有什么不能懂的？”他说。

“单凭你想怎样就怎样，你就太年轻！”我说。

我这么说，简直是羡慕他。他没有因袭的重任，不像我。

“想怎样就怎样，有什么不好？”他说。

是的，没什么不好。只能怪我自己该死。我恨我自己。我被牵制着，我死不了，我看着自己活着，简直罪孽地活着，所以我又必须去洗涤自己。当务之急，我必须买到机票。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了，我要买到机票，立刻，回国！这是我的救赎。“好，好……”我说。我敷衍他，我已经什么尊严都没有了。“你们这代人，跟我这代人就是不一样。我这代人死脑筋……”但我脑筋死吗？“太笨……”但我笨吗？我与其是自我责备，毋宁是在哀怨。但哀怨归哀怨，事情总得解决。我与其哀怨，毋宁利用他。我要利用他，帮我买到机票。

“你手机有APP吧？”他问。是“吧”，不是“吗”，就是说，他觉得应该是有的。但我没有。

“那就下一个吧！”还是“吧”，俨然可以轻松办到的样子。但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下载，下载什么。他又说了几个售票公司，我完全没有听说过。是用手机，手机在跟他通话着，我也没办法去搜索，去查一下。也许是我笨，我不会做。我怎么这么笨？从小到大，笨这个字跟我不沾边，我一直是聪明的孩子。因为对网络不熟悉的缘故？年纪大了，玩不动新生事物。就是不会，他怎么教也不会，完全不会。我与其是不会，毋宁是没耐性，毋宁是自己不想学了，于是一切都归结于太难了。甚至，怪这手机设计怎么这么不科学？不玩了。但当我要跟他说“算了”，我又犹豫了。说时一时爽，以后怎么办？我怎么买到机票？没有机票我怎么回去？我宿命地跟他说：“求求你，我开电脑……”

这宿命感与其是源自对自己能力的绝望，毋宁是我还有电脑可操作。我会操作电脑，我靠它吃饭的。尤其是近期，居家办公，我网络操作娴熟了不少。如果我就因为不会在手机上买机票而拉倒、放弃，那么就照见了我对姐姐见死不救的企图。如果这时候在路上，我还可以对他说我回到家里再看看，电脑在家里。但现在就在家里，电脑就在边上。它盯着我，我不能对它视而不见。我对哥大生说“我开电脑”，后面还有一句：“这电脑很慢。”毋宁是让他不想等了，不耐烦了，不理我了。他会说自己没空。但他却好像很上心，说：“没事，我等着。”

他怎么这么闲？真是最近在家闲的。那就怪我为什么要跟他说买机票的事。现在，我只能自己拉的屎自己吃了。打开电脑，听着手机，由他一步一步教我。终于按他的指引，找到个APP下了。但接下来怎么操作，又不会了。就连一些词都听不懂，不知道指什么。但我平时不也是通过网络工作的吗？并没有太多出现障碍。当然有一定的障碍，但在同事们帮助下，也都混过关了。也许是因为那是混，现在不是。那是给老板办事，现在是做自己的事。如果不是新冠，我会要求跟他见面，让他来面对面手把手教我。但有新冠，怎么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事就没办法了！我竟然生出一丝轻松，就好像不想见人，天为我下起了雨。不，下雨还必须去。是我病了，实在出不了门。我老了，走不动了。

我这么老了，却还要顾别人，还要顾姐姐，做这种事。但恰是因为老了，才要做这种事。姐姐年纪大后，变得越来越傻，我也就越来越累。或者，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我不能不管不顾了。如果年轻，我还能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但年纪大了以后，亲情观念强了。我恨自己，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却还要去照顾别人。我能照顾得了吗？连机票都不会买。但那边，他，却很有耐心。他根本不像年轻人，如果是我当年，不要说对我姐姐，对我父母，我也早逃之夭夭了。但这个年轻人不会，这代年轻人，也许因袭的重任比我们这代少吧，跟我们不一样。都说他们干活不像干活，但也不能这么说，其实他们愿意干的时候，会非常热心，一心一意。当然一旦他们不愿意了，觉得没意思了，也会一甩了之。消极方面说，他们责任感不强，但从积极方面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由？他们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负。所以他才会就是要帮我，丝毫不考虑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想做了。他简直是用他的热心来拖垮我。他还在说：“没关系的，慢慢来……”

“怎么能慢慢来！”我啐他。如果能把他骂生气了，走掉，也正好。但他没有生气，没有甩下我，说：“淡定，淡定。”

连感叹号都没用。倒显得我不理性了，甚至，不讲道理。我要理顺自己的道理：“你太年轻，经历的事情太少了。我活了这么久，什么事没有经历过？”

“淡定，淡定。”他仍然说。

“怎么能淡定？”我叫，“我的姐姐丢了，等我回去找，我怎么淡定得下来？只能我去找了。她只有我一个亲人了。她是很疼我的！如果是我出了事，她也会不顾一切的！”

内

这话倒没有乱说。虽然我不能认可舅舅那毫无科学知识的歪论，但凭良心说，姐姐是爱我的。当时没觉得，就觉得这是应该的，她是我姐姐。尽管我知道她是个傻子，但在我没有办法时，还是会接受她的帮助。只不过长大后，我更多会记着因为她残疾给我造成的伤害。如果她不是傻子，我就会过上正常的生活，干脆就不需要跑去美国，后来也不会那么又爱起中国来，要回国，简直是报复性的折腾。重要的是，你已经是中国人了。命中注定你是中国人了，一如命中注定有这么个姐姐。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姐姐，我出了事就不会有人拼死来救我。总不能认为我绝对不会出事吧？总不会认为我会被上帝特殊眷顾吧？即使是上帝选民，也要遭受各种灾难，人生如同在泥淖中闪跳，难以把持。这时候，绝对痴愚的姐姐就成了无论如何的救世主。

小学时候，学校号召同学们给老师写大字报。其實我是用脑子想过这事的，校长站在操场土台上，号召我们揭发老师，那么校长他自己是否也是老师？我们写他的大字报行不行？我当时像刚尝到血的小老虎，就有这个念头。当时我因为聪明，所以想标新立异，就写了校长的大字报。墙上一排大字报，就我的特别抢眼。一天下午快放学时，校长来教室找我，说要跟我好好交流一下。校长跟学生交流？何况我又是写了他大字报的。我怕了，就跑走了。跑回家里，家里只有姐姐。我当然知道跟她说没有用，她听不懂。我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她去门口张望，看看有没有人来抓我。这种事她可以做。她守在家门口，她都没有坐在门槛上，一直站着，时刻准备着进来向我报信。但我对她毕竟不放心，我希望父母快快下班回来。但我也知道父母不会这么快回来，他们单位下班了还要学习。天渐渐暗了下来，我越来越恐惧。我把门反锁上，从里面横上门闩。表面上是我害怕人冲进来，事实上，多少也有把姐姐牺牲掉的心理。我实在太恐惧了，太害怕来人了。果然，姐姐在外面叫了起来。我知道抓我的人来了，才发现无处可逃。我们家没有后门，我只能往正门突围。但我也知道我的力气有限，不可能成功。即使他们只来一个人，一个大人，我也不可能逃脱。我的腿都软了。这时候，我觉得自己被什么驮了起来。好像驮上了乌龟的背，那么坚实，但又比乌龟灵活。也不是灵活，是用蛮劲，一下子撞开了那来抓我的人。他们好几个，围上来，但我破门出去了。我飞快奔跑，但却不是用我的脚，才意识到是有人替我跑，才听到急喘的粗气，才发觉我根本是倒着的，所谓跑的感觉，其实是我的脚在空中蹬。我的屁股被一只手抓着，那手不住地往大腿方向滑。那是夏天，我只穿着裤头，如果穿着长裤，摩擦力还可以起作用。但那抓我的手卡得死死的，稍一滑，就又卡住。只是它不懂得回往上一层，而是就地卡住，就像齿轮只卡住当前一档。但它又不是齿轮，卡住不动，它还会滑。它是我姐姐的手。我被她驮在肩上。我只有腿在她肩上了。她完全可以耸一耸肩，把我荡一下，我身体就又会回到她肩膀上。她浑身是汗，手也是汗，她的手掐进我的肉了，但我反觉得安心了。但仍然无法阻止我下滑。再滑下去，我就会栽到地上了。但她毫无所知，她只知道跑。我从她胯下看到，她的腿，时有时无的肚子、胸，完全看不到的脖子、下巴、嘴。她整个人是倒着的。甚至，她的脑袋是整个反卷过来的，我想到“反潮流”。但她怎么搞得清楚这些？她就凭着爱我，要把我保护起来。虽然动作不对。就像经常在我学校门口的那个傻母亲，总是把孩子倒着抱，头朝下，腿朝上，也抱得好好的，那孩子也不哭。同学们笑她，她也不改过来。老师就来赶我们，说：“笑什么！你们在妈妈肚子里时就是头朝下的。”

也是。被姐姐这么倒着，我感觉又回到了娘胎里。

我出生时被认为是忽略性横位。关于双胞胎胎儿是否都是双头位，我曾经探究过，其实特殊情况也是存在的，德国美国医学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也许我就是特殊的。也许我一直跟姐姐是反向头位的。在妊娠中，胎儿头朝下是正确的姿势，但在人类世界中，却是倒错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的，姐姐是错的。我比她优越。这也应该归咎于我的父亲。孩子只有一张床，父亲觉得我重要，姐姐不重要，所以让我睡床头，她睡床尾，她那头有马桶，她睡在我脚的那一头。

“闻我臭脚！”我会恶作剧冲她叫。但她完全听不懂，还呵呵笑。她的世界没有上下之分。或者，干脆是以下为上。这样，她就以搞不清楚上下对错的状态被我鄙视。我拿脚戳她的脸，她也拿脚戳我。我就叫，父亲就来训斥她。她仍然笑呵呵的，有时候一边被父亲斥责，一边脚还戳我。父亲只能说我：“她傻，就不要跟她计较了！”

“她傻，她就有理了？”我说。

父亲骂：“她傻，你也跟她一样傻啊？”

“我也当傻子！”我竟然说。

闹的时候，我真没觉得我有智商上的优势。我们都钻在被子里，这时候姐姐是躺着的，但也因此上下方位被岔乱了。我和她都是躺着的，她和我一样是正常的。我们闹，闹得厉害，干脆把被子掀起来，继续打闹，完全是两只小兽。当我腾出手来助战时，发现左右也是相反的。这让我有点发蒙，尽管我很聪明，但在躺着时，世界不是以常规的方位出现的，而我的智力只能在常态之下才能起作用。如果说在动脚上还可以懵懵懂懂乱动一气，反正两腿都有力气，我不需要刻意去伸右脚攻击她，但战斗升级后，就必须出动我的手了。我本能出动右手，右手灵活。而且我机灵，一开始就左侧卧，这样能腾出右手来。她脑子不灵光，只知道对着我。这样，她的右手就被制约在身体下，伸出来的是左手。我判断她肯定输。却不料她的左手也有力气。固然，她本来就比我有力气，她不长脑子就长身体。“吃东西只长身，不长脑。”父亲总这么说，虽然实际上她并没有吃什么东西，她就是力气比我大，所以能把我像驮一袋米一样驮着跑。“有蛮力。”大人们说。但问题在于，她那是左手，我用的是右手，我再怎样还是男孩子。但她的左手就是死死控制了我的右手，我不仅无法占便宜，还终于输了。有时我来不及调整有利的姿势，让她左侧了，她完全没有在意，但我也不能叫她侧到右边去，那显得太欺负她了，胜了也没有成就感，我就只能右侧面对她。我只能主要靠左手战斗，右手成了辅助，想必这下更是输惨。岂料她腾出的右手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后来发现她原来是左撇子。再想想早年她扒饭时也是用左手，被父亲打了一阵，她怕了。她改过来了，拿筷子，拿调羹，甚至叫她递东西，在父亲的打骂下，也都用右手了。虽然如此，扭打的时候，习惯性之下，她还是暴露出左撇子的本性。她左手力气比右手大，这让我有一段时间很犯蒙，搞不清楚她伸出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她左手还很灵活，不像她那种智力的人伸出的。相比，她的右手就非常笨拙，不，是更加笨拙了。也因此，对她跑出门去，家里人并不担心，因为我们家的门是左边开的，这样，门锁就是向右旋的，她用左手只知道左旋，打不开。而用右手，她的右手动作又非常生硬，不柔顺，反把锁卡住了。

我们家早年住的是老房子，是在搭扣上挂上挂锁的。平时虽然没有挂上锁，也是把搭扣搭上的。她虽然可以掰开搭扣，但是搭扣在门的外侧。父母上班，我上学，就把她反锁在里面。反正她不要上学。我脖子上挂着钥匙，回家自己开门。拥有钥匙，表示我正在长大。我将来还会有更多的钥匙，像父亲那样用钥匙环串起来，挂在皮带上，铿铿作响。而姐姐永远不可能有，只能等着我们给她开门，然后才出去玩一下。不过在老房子，邻居乡里多，她还是自由的，大家也会搭把手。虽然看她傻，但要是出了危险还是会帮助的。这也是父母所以敢把她反锁在家里的原因，紧急状况下，大家会砸锁把她救出来。但后来拆迁了，搬到安置房，邻居甚至都不认识，互相不来往，锁的问题突显出来了。好在那时候母亲下岗了。好在？确实是“好在”。下岗是灾难，但也解决了照看姐姐的问题。我们这种家庭，只能在坏与虽然坏但还有所补偿上选择。就好像当时厂子倒了，下岗，拿到“割头仔”，就是下岗补偿金，虽然只有3万，但父母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也高兴了一阵。下岗是没法选择的，能拿到这么多钱也好。父母做起了盘算，先把安置房补平方的钱还上，然后，买个小推车，母亲去摆早餐摊。但没几天就因无证被取缔了，小推车也被没收了。然后物价飞涨，补贴日常开销，没几年就折腾光了。好在，无处谋生的母亲，可以在家看住姐姐。“也是一好！”父亲说。这样，我们家就安心地用球形门锁。“也有一好，”母亲也说，“她旋不开。别我转身做事她就跑出去了。”当然随着姐姐长大，她的笨拙也有所好转，或者说，长期磕磕碰碰，也让她对外面的世界习惯了一些。当然，主要也因为她稍微长大了一些，所以不让她出去，她一般也会听。只有上一次。还有就是这一次。

她是用左手还是右手旋开圆锁的？我又是用左手还是右手？这点鼠标的手是左手还是右手？这要回去的意志，是左手传达的，还是右手传达的？不管怎样，传达的都是我的心。我的心在左边。但心还分左心房右心房。但左心房右心房都是我的，我的心。我的心牵挂着姐姐。甚至，我分不清这心是姐姐的，还是我的。如果是左边的，那是我的。如果是右边的，那是姐姐的。姐姐在我對面。

小时候和姐姐打闹，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出击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好像我面对的是一面镜子，我让自己抬起左手，镜子里抬起的却是右手。这种情形，其实在我婴儿时代就开始了。洗澡时，母亲图省事，把我们一起放在大木桶里，让我们面对着面，身对着身。这样，母亲可以捞起一把毛巾，我这边洗洗，姐姐那边洗洗。当然洗到背部时还需要分开洗，但背部一般是简单洗洗的。至于屁股、阴部，也是互相对着方便洗。肥皂打手上，搓这边，余下搓那边。一直到我上小学低年级，还是和姐姐一起洗澡。我们一边接受着母亲搓洗，一边打闹。我就没有分清我的左右手和她的左右手的对应关系。也没有意识到我和她性别不同。我对姐姐的性别没有意识，这也应该归咎于父亲。父亲小便，从来不避姐姐。住老房子时是用尿壶，父亲转过身去就小便。住安置房后是卫生间，父亲小便也从来不关卫生间门。甚至有时候大便也不关门，因为卫生间没有窗户，我们也没有装排气扇，父亲说关起来臭。家里四口人，对妈妈，他固然可以不避，我是男的，他也可以不避，只有姐姐一个。最初母亲还提醒他，他就一句话：“她懂什么？”

母亲也渐渐受了影响，有时候小便也不关门。有时还会叫我给她拿东西过去。甚至会把我叫过去，坐在便桶上，跟我交代什么事。对方是我母亲，我也没觉得需要回避什么，那么姐姐也是了。我上学后，知道了小便要避女同学了，但仍然没觉得姐姐是女的。姐姐是中性的，因为是我姐姐，更重要的，因为她是傻子。姐姐就更没有这意识了。她会赤裸裸在镜子前照自己。我跑进去，她也不管。我读中学时，一次又被我撞上了，我忽然觉得慌张，跑了出来。但脑子里已留下她赤裸裸的影子。细节的器官是模糊的，是整个裸体。那一整个是我的裸体。那么，她就是男的了。后来我知道这是我的意识在自我屏蔽。模糊着跟她的性别差异，我让自己心安下来。

就是到姐姐来例假了，也没有觉得她是女的。她不会自己处理，母亲一边为她处理，一边唠叨从此以后自己又要多了一件事。因为忙，母亲常常也不避开父亲和我，或者避开父亲也不避开我，给姐姐扎旧式月经带。也许是因为姐姐会乱动，旧式月经带能够牢固绑在她身上。自从姐姐有这事，我们家就有这东西挂着了。那年代其实已经有卫生巾了，这使得我们家还在前文明时代。当然前文明这种说法不正确，用月经带也是文明的表现。或者，我只是觉得血扎眼，好像是她因为傻而碰伤流血似的。洗了还沾着血印。我没有晕血的毛病，这也让我后来可以无障碍地报考医科大学。但也许根本无关血，还是关乎文明。

姐姐一点也没有文明的样子。她很会骂臭话：“操你妈！”她学会骂这个时还很小，周围人都这么骂，她也学了。她傻，但学这个倒很快。她也会冲我骂，还会对父母骂。被父亲揍了几次，后来不敢对父亲了。为什么父亲不继续打下去？让她彻底不敢了，就像打她用左手拿筷子一样。大概是她骂得太频繁了，张口就来，而矫正拿筷子一天只需要三次。就随她了。她对母亲骂“操你妈”，母亲摇头：“我妈？是你的谁？”她当然不懂。她对我骂时，母亲又说：“他妈就是你妈！”

“只有傻没药治！”大家都说。

我上高中时，语文老师是个文学青年。他上课跟我们讲过一篇小说叫《爸爸爸》，里面有个傻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张口就是“X妈妈”，形象可悲可叹。我想起我姐姐。

还好姐姐是姐姐，我是我。我智力没有问题。父亲说我们家遗传基因不会有问题，姐姐只是变异，走岔路了。那是一个精神焕发的时代，我一直揣着这种精神。初中时，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接着各地都组织一些科学家跟青少年见面。我被推举为学生代表，拿着塑料皮笔记本子，这是我成绩全优的奖品，请求科学家给我签名。我还记得一次聆听福州籍科学家、科普作家高士其老师的讲座，他给我很大震撼。他年轻时研究脑炎病毒，不幸被病毒感染，从此留下了终身残疾。

我想象他那歪歪斜斜的身体里面，有很多病毒。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人体里本来就有很多病毒，不是所有病毒对人体都有害。那时候我也区别不清病毒和细菌，读他的《细菌的衣食住行》，“大王”的生活、“蚂蚁”的生活、大王和蚂蚁的斗争，还有其他的捣乱分子，想象着这就是他身体里面发生的情形。我可不能像他这样，就是当上科学家，当上著名作家，也完了。我不仅要聪明，还要健康。我姐姐是我最大的忌讳。高老师那每一个动作，都在竭力要从自己病体中挣脱出来。我也要。我要离开他。但我老是梦见他。越是忌讳那样子，就越记住那样子。企图抹杀，于是必须抗争。越是要逃脱，就越是被绑得紧。反抗的与所反抗的拴在了一起，绑在了一起，打了死结。都因为太用力。太用力的人生，铸成悲剧的人生。就像姐姐那总是太用力的样子，用力说话，用力拿筷子，用力走路，跑起来也比正常人用力。其实我跟她没什么两样，我也是一副愚相。

父亲也说，你自己奔前途，家里的事就不要管了，他和母亲来管。单是为了报答父亲的无私，我也要努力学习。我肩负着全家的牺牲，带着全家的希望，但到头来我没有满足家人的愿望。在外面，我过得怎样，我从不跟国内人说真话，跟父母也不说。按说我既然出国了，应该有个好奔头了。但我却像交了華盖运，出不了头。我虽然人在美国，却还在中国人圈子里混，根本进不了美国主流社会。而且这些年，我的中国也强大了。我甚至还想回去了。甚至，那在中国的姐姐，在我，也不是那么不可理解了。人成熟了，很多东西能够理解了。也许是遗传因素起的作用，人归根结底是人，回到了人，人之常情、亲情，只要以人为本，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不就是这样吗？

内

忽然觉得难受，呼吸困难。也许是中招了。这可不妙，还有那么多事需要我去做。也许正因为那些事，我必须处理那些事，我必须回国去找姐姐，我才生病了。急火攻心？毋宁是被传染了。也许在国内的姐姐被传染了。很可能，她那样跑出去了，根本不懂得处理卫生。于是，我也被传染了。

小时候姐姐一生病，我就也生病。或者我一生病，姐姐也生病。民间说法是双胞胎有身体感应，医生说是互相传染的缘故。但医学上也不只认为是感染造成的，还有遗传因素，两个孩子对某种相同疾病的免疫力都比较弱。某种程度上说，遗传就是命运。其实在外面的我，会时常感受到国内姐姐的身体状况，只是我常把感觉驱赶走了。不然我还怎么活？姐姐给我的具体事务已经够让我受的了。但我又仍然感受着，甚至是身不由己地去感受，这就是烦恼所以产生的原因吧。现在又是这样。我甚至不能确定姐姐是否已经被感染了，但我确实有了被感染的症状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那么姐姐也已经不行了吧？这不是我所期待的吗？她死我也死，不就一切都解脱了吗？或者也可以说，圆满。阿弥陀佛……但就是不能解脱，我很难受，但我没有死。我死不了，我以没有死的身体，感受着姐姐将要死去。我想跨过死亡门槛，却要把她从死亡门槛拉回来。这是怎样高难度的动作？我不知该怎么做，但却在努力做着。简直是自己跟自己在战斗。这不是被逼的，而是出于本能。死是本能，生也是本能。我对本能无可奈何，只能顺其自然，躺倒。但却还在抽动着，我要活。我拨打了911。这动作简直是神经的非条件反射的……

……我感觉自己是在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洞里。这是七十年代“深挖洞”时挖的防空洞。就在我们家前面坡道的一侧，从我们家地基通过。当时父亲还担心我们家房屋危险了，但又不敢反对，终日忧心忡忡。革委会领导说，这反而是对我们家有好处的，防空洞就在我们家门口，警报一响，我们家可以先躲进去。但父亲说，先躲进去，也先埋进去。我也受影响，总觉得天上会有“帝修反”飞机轰炸，我家地底下还会崩塌，这家简直是不能待的。倒是姐姐傻人傻福，成天去防空洞里玩。挖的时候她就钻那里玩，常被人家轰出来。洞挖好了，她更是往里面钻。她“噌”的一下就不见了，不用说，先去防空洞找。按说洞口有铁门锁着，她怎么进得去？后来她带我进洞才知道，边上有个被弃的洞口，大概本来是作为另一个出入口的，挖后发现土质太松，就重新堆上土封了。但土很松，不久就实沉了下去，又空出一个口。或者也有姐姐扒的缘故。洞口能让小孩钻进去，我和姐姐玩捉迷藏，她就经常躲进那里。

在那里，我也感觉到安逸。外面世界全没有了，就我们俩。这时候我没觉得姐姐傻，就像我们在母亲肚子里一样。姐姐所以会跑那里，应该也是有这感觉吧，觉得那是母亲的子宫。归根结底，我们当时就不该出生，要一直在母亲肚子里。她不懂得说不想从母亲子宫出来的话，这是我这种有智力的人才会说出的话。也因为我有智力，我也不会去说那种没有知识的话，怀胎十月，怎么可能不出来？甚至连忠实于这种感觉都是不理智的。我能做的，就是既然出来了就面对，走向未来人生。倒是她，直觉不想出来，就不出来，就钻进洞里。

她也不管那是一个死胡同。做鬼的我一旦摸进去，她是没办法转移的，怎么逃都在洞里，最终会被我抓住。她被我抓住，号叫得像动物。但过后就是不会长记性。这让我很无奈。一个聪明孩子跟一个傻子玩捉迷藏，这简直是愚人游戏。为了增加趣味性，我会故意做出根本不知道她藏在哪里的样子。她老是藏一个地方，我觉得很无趣，就教她藏别的地方。我跑到一个地方，叫她藏进去。她藏进去了，然后我当作不知道她藏哪里，这里找，那里找。这不过是自己找自己。轮到她做鬼，我仍然是鬼。我要引她来捉。她摸不着方位，我故意弄出声响，让她注意过来。再不行，就朝她叫：“我在这儿呢！”她过来了，我就先跑，在她还没有发现我时，我就跑了起来。我简直就是自己的鬼。也逃得跟真的一样，逃得惊心动魄，拼命，其实都在自己设计的计划里逃亡。不止，我的计划是为傻傻的她设计的。我是在傻子计划里当真逃亡。邻居看我们这么玩，会说我：“你也是傻子。”

也许我真的也是傻子，跟傻子玩的不就是傻子吗？我们天生是一起的，天生是一体的。这简直就是诅咒。当然也是亲情，亲情就是诅咒，一种甜蜜的诅咒。那洞穴就是被诅咒了的温柔乡。以至于后来我以为我跑得很远了，其实仍然在这个洞里。也许我根本无须逃亡，逃得再远，都在这里。后来我们搬家了，那里成了公园。据说本来有开发商看中，要建楼盘，因为下面有防空洞，影响地基，就没有要。政府就把那里改造成了文化公园，防空洞改造成休閑场所。姐姐觉得那里有得玩，就往那里跑了吧？也许在我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她屡次溜出去，跑那里去。她并不是只会使用左手拧开锁，她也会用右手拧开。她的左手就跟我们的右手一样灵活，她会拧开球锁，跑出去。但她怎么回来呢？她没有钥匙，进不了门。我蓦然发现我愚蠢了，她难道不会从门窗爬进来？我们家在一楼，没有架空层，完全够得了她爬。她既能够爬洞，怎么就不能爬窗？也许她根本就没必要从门口进出，她就是从窗户进出的。我们都以为她是傻子，她不能，我们才是傻子。

也许这次她也是从窗户爬出去的。表弟自始至终没有说门锁有没有异样。不过她是出去了，也有可能出去后把门关上了，门锁自然不会有异样。窗户外面就是小区围墙，她既然能爬窗户，当然也能爬围墙。就这么爬出去了，去防空洞那里。姐姐就在那里。我要回去，去防空洞找姐姐！

外

“还是你姐姐！”谁的声音？是妻子的。她怎么会在这里？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躺在医院病床上。我想起我当时要打911。但她怎么来了？我怎么把她给弄来了？按我们的关系，我就是死也不会去烦她的。她说是我打了她的电话，她把我送到这里。原来我没有打911，而是打了她。我为什么不打911？依稀当时犹豫了一下费用。但叫她不也要送医院？那种情况，她也要打911的。我这不是愚蠢吗？

我就是愚蠢，和姐姐一样愚蠢。如果妻子不在，我可以起来，逃走，回国。反正我不想再回来了，账单我也可以不管了。我也已经撑起身体了，却被她按了下去。

“你别管！”我叫。

“我人在这里，怎么可能不管？”她说。

“不关你事！”我仍说，“你是我什么人？”

“我是你妻子！现在还是，还没离婚。”

对了，还没跟她离婚。这又是一件要办的事。“那就离！”我说。

她抿嘴笑着：“那就等你出院以后。”她好像不像原来那样急躁了，脾气变好了。但对我来说，这更是不好。

“我可以出院了！”我说。

“真要离婚啊？”

“我要回国了！”

“那等你回来再说不行吗？”

“不回来了！”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我说。她以为我就这么恋美国？包括恋着她。甚至，她觉得我是希望依靠她入美籍的吧？“全不要了！”我道。

“你这么大方啊？”她说，“社安金呢？还差几年吧？要提前拿？那可损失不小喔。再说现在手续也办不了。这周二起所有办事处都关闭了。哦，可以网上办理……”

“不要了！”我说。

“别傻了！”

“我就是傻，你还不知道？我就是傻子！和我那傻姐姐一样傻。我们有傻子基因。你嫁错了，嫁给一个傻子。还好没生育，生出个傻子来，赶快离！”

“你就这么想离开我？”她说，“你到底爱过我没有？”

扯到了爱，她追问到了爱。爱怎么说得清楚？但女人就是要说清楚这个。这可麻烦了。我没回答。我没回答，她就更要追问。“那我们结婚这些年，算什么？我算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了？”

内

我也不知道把她当什么了，或者我真的是没有爱过她，我只是在利用她，利用她肉体，还有身份，敢说没有？我向她承认。她更是愤怒了，纠缠不休。这可糟了。我为什么要对她这么说？再说我也未必对她没有爱的。但现在我要摆脱她。我真的那么想摆脱她吗？即使是，我完全可以像她所说的，先回国，以后再谈离婚。我已经有够多事情要处理了，为什么还要节外生枝？而且是这么大的事。结束婚姻是件很大的事。她是华裔，她那边还有父母以及一堆亲戚，结婚是我和她整个家族的事。当然更主要的是要处理感情，而且还是爱情。爱是沼泽，结束爱更是像抓着一手稀稀拉拉的屎。我为什么要去沾这屎？而且，你如果真的爱我，怎么就那么绝情跟我分居了？现在又不舍得了。所谓爱不过是不舍得，甚至只是不甘心。但我甘心吗？我甘心。我回国决心已定，但我生病了。但我生病了为什么要给她挂电话，把她叫来？

毋宁是招她来的！给自己设置障碍。我已经知道了姐姐的藏身处，这毋宁是把我往前推了一步。我没理由不回去了。一旦落到现实，我就理性了。不在现实，心还可以抒情。但我已经看到了姐姐在那里，我就不能没有行动了。不确定的心被确定了。我叫她来，毋宁是搬来确实的敌人，来搅乱自己的内心。她是我自己招来的内鬼。

让自己失策，其实是更大的策略。之前其实就已经是了，我为什么就只会去实体售票点买机票？网上操作，我至于那么笨拙吗？笨拙也可以慢慢学，哥大生那么有耐心，我却急躁了。我急躁什么？总有东西在跟我捣蛋。那是我自己的内心，我的内鬼。还有，我就是要回去，确实可以先回去，其他回来以后再说，至少离婚上可以，但我却偏偏决定不回来了。表面上是彻底斩断，实际上这种绝对的决心，毋宁是在给自己制造不可能性。但正因为其不可能，所以才偏要成其可能。这是自己放纵自己，是自己毁灭自己。妻子还是头脑太简单了，她只是看到表面。她至多说我：“你就只爱你自己！”

不错，我坦承，我就只爱自己。就因为我弱，我顾不了别人了，我只能爱自己，爱我姐姐。我们弱势人的情感就是这么狭隘。我们不幸家庭的人的感情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我们只能自己爱自己，自己救自己。我已经知道了姐姐在哪里，如果我不回去，我会一辈子得不到安宁的。

难道就因为我没有去救姐姐？

其实姐姐在防空洞这个念头，三天前就已经出现在我脑子里了。只是我把它屏蔽了。我宁可去问表弟那些我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存在不存在的地方找了没有，就是没有去提示这个防空洞。我自己都屏蔽自己。我觉得这是荒唐的、愚蠢的。但问题在于，姐姐就是一个愚蠢的人啊，她就是会做出荒唐的事情的。我当然很知道姐姐痴愚，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说出来？甚至没有让自己意识到。因为，说出来了会被笑话。这么荒唐的事你也想得到？你岂不是也是傻子吗？只有在我昏厥了，脑子反而解放了。这时候，我弄不清自己了。

只有我知道她躲在哪里，但不能告诉别人。告诉别人，别人也不相信。我和她是闭合的。这里是我们共同的秘密。

昏迷时，我恍恍惚惚看到自己站到那洞口。她在黑暗中，我看不见。我叫唤她。我叫唤她如同叫唤我自己。这让我吃惊，也让我接受不了。我跟她完全不同的，怎么可能她就是我？也因此，我一直抵抗着我对她干傻事了如指掌的这个事实。其实我的智慧，我所能看到的，不过是洞外的亮光照着我的阴影。对着我的姐姐，恰是面向洞外的，看到外面的世界。她身处黑暗，看清了世界。我通过她，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归根到底是我过于自信。因为自信，所以有了困境。如果一开始就干脆在困境中，也就没有困境了。比如我一开始就不出国，甚至干脆就不知外面的世界，那么也就没有现在回国这种事了。我跑，其实还在原地。倒是姐姐，她的愚昧让她智慧、强大。她简直就是圣愚。她永远在自己的地方。

我的眼睛适应了洞穴的黑暗，渐渐看到了姐姐。她站着，赤身裸体，像原始人。这下我没有慌忙闪开眼去，这身体，是我小时候从镜子里看到的姐姐的身体。没有性征。本来嘛，女性肚子下就没有男人那个器官。但姐姐也没有胸部。女性没有胸部，或者胸部不明显也是常见的。但究竟是姐姐没有胸部呢，还是在我当时撞见之后，自己在记忆里把性征抹掉了？现在，我看到的姐姐只是我记忆中的姐姐，因为姐姐在防空洞，只是我的猜测，我根本没有实际看到。我用固有的印象来填充，那印象中的姐姐身体就没有性征。那没有性征的身体是那么熟悉，我看着，觉得就是我自己。我和姐姐的区别，除了聪明与愚蠢之外，就是性。如果性抹掉了，那么对面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但问题在于，我有性器官啊！我看自己，竟然也没有。我简直骇然，难道我一直是这样的？我明明靠这器官小便，还有性交的。难道那一切都是我的幻觉？我的记忆会错到这种地步？但不管怎样，事实上我就是没有，再摸自己肚下也是没有，光滑得像虚妄的历史。事实是：相同的长相，相同的身材，基因也高度相似吧？我们既然同性别，同卵双胞胎基因相似度可达99%。

这不是姐姐在洞穴里，是我在洞穴里。不是认知问题，而根本就是命，我们同体、同命。我要去救的是我自己。

外

妻子没明白，她不可能明白。她好像又全明白了，爆发地叫：“好！你要回去，好！我给你买机票！”

“我自己会买！”我说。

“你会买？”

“会！”我说。

我怎么可能会？但我竟然会了。简直神奇。敢情我救自己时就会，想回去时就会。

竟然没有直航的。航班熔断了。

内

我的心也被熔化了一样，一半火急，一半无奈。

外

哥大生你不是说，可以通过第三国转机吗？

这哥大生简直就是我的救命稻草。

内

不，绊脚石。

外

买新加坡的。

内

不是说持中国护照的要审查严格吗？

但我是绿卡。

我要这绿卡干什么！

外

没票。

“怎么办？”哥大生问。

“还能怎么办？再找呗！”当然要再找啦。

法兰克福。竟然有票。

内

心死了。

外

登机。起飞。

内

天空无所傍依。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如果飞中国的航班取消了，会滞留在第三国。

外

千万别出状况！碎碎念。

内

自己也笑。如果念佛有用，那一切问题都不成为问题啦。

外

但会有什么问题？不会有问題的。

内

难说。活了这么大岁数，很知道人生不顺多于顺利。还是得信命。念佛，与其说是蒙昧，不如说是更大的深刻。

外

不要再念了！多了菩萨多了鬼，把拦路虎叫出来了！

内

这是忌讳！讳疾忌医！掩耳盗铃！鸵鸟战术！闭起眼睛就没有悬崖了！自欺欺人！怎么可以？过度的希望等于虚妄。人们从来没有这么乞求顺利，到了可笑的程度。

外

你这是存心！你想干什么？

内

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都已经在飞机上了。

外

还可以滞留第三国。

内

我希望滞留第三国回不去？我这么没有良心？我愿意漂泊？你说什么呢！你不知道我……

外

我还不知道你？

原载《延河》2024年第2期

原刊责编  马小盐

本刊特约编辑  朱旻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