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病，我知否？

《另一个我》这小说的名字是后来改的。《延河》编辑马小盐问我能否斟酌一下篇名。当时我的病又发作了，脑子想不了事，就托她想一个。名字出来，我简直吃惊，这正是我手头大长篇所写的：我、另一个我，又一个我、无数的我的分裂与纠缠，自我辩难。也许是不想题透，我当初在给这篇小说取名时回避了，用的是《孪生》。但也许因为这长篇难以写下去，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写成，它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正如我给它起的副标题：“论写作之缺乏方法论。”这话脱胎于福楼拜曾为他《布瓦尔与佩库歇》所拟的副标题：“论科学之缺乏方法论。”这部小说，福楼拜到死都没有完成。

我是作家，也是教师。我教学后面几年，一直处在难以为继的状态。讲课要观点要条理，但同时，总会有另一种声音冒出来，还会有第三种声音，第四种……众声喧哗？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我一直不敢讲陀翁，我觉得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讲得好他。因为，讲得好就不对了。但我又得讲课，只能迁就一头。这样，课是上成了，但我知道我是在敷衍。如果讲的是写实作品还好，贴着生活面貌、世俗逻辑讲，但文学逻辑不是世俗逻辑，小说写的是精神世界。心路？过去我也这么认为，但“心”有“路”吗？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竟然也“鸡汤”一回。如果一定要说“路”，文学恰是没人走的、只有我走的路。但只有我走的路怎么跟人说？何况那并不是路，而是杂沓的脚印。卡夫卡说：“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不过是彷徨。”这怎么讲？课堂上讲不明白，课堂下也讲不明白。也写不明白。自己都不明白。

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弄明白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借助怎样的框架？之前有传统，后来有启蒙，民主自由人权；国家，革命；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左”与“右”……要命的是现在它们叠加在一起，层次混杂，互相打架、更要命的是混战使问题失效。这是与风车战斗。“我们听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观点，不是事实；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视角，不是真相。”这是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里说的。原来在公元2世纪哲人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竟然忘了。

这也不是忘却，是处境逼得你不得不一再拿起武器来。这是与虚无战斗。前两年我给《普罗米修斯已松绑》一书写后记，标题是《谈何反抗虚无，不过是虚无地反抗着》。韩炳哲也谈“幻想处于自由之中实际上又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秃鹫每日啄食他的肝脏，肝脏又不断重新生长。他不仅被吃，而且又生长，吃得厉害长得厉害。这只恶鹰其实正是另一个自我。用我另一部小说《心！》题记里引用的鲁迅的说法：“抉心自食”。竟至于渴望心长得快、长得肥，自己吃自己，吃得丰盛。

我有病，我知否？

也许是自我意识太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先生们，我向你们发誓，意识太过丰富——这是一种病，一种千真万确、不折不扣的病。”“地下人”处于地下不自由，但越不自由，就越要审视世界，实际上是凝视自我。我在我之中，我在我的自噬之中，我在我的分裂的缝隙中，我在我的缠斗的空气中。也许这才是文学吧。加缪在论述卡夫卡时说：“人类的境遇之中彰显了一种本质的荒谬和与之难以共处的高贵（所有的文学都是如此）。”

陈希我，作家、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大势》《冒犯书》《我疼》《命》《移民》《心！》《普罗米修斯已松绑》，随笔集《真日本》《我的后悔录》，学术专著《享虐的文學》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西等多种文字。获国内国外文学奖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