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肤神貌：以苏轼诗翻译筑跨文化审美共同体

陈夏临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的外在表现，中国文化是中国故事的内在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体系建构，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基，通过文化符号与中国故事展示了中华文化底蕴[1]。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为文化间互鉴共荣铺设通衢，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和表达形式，为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智慧的外宣，做好了共同体构筑的充分准备。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中轴线，锚定作为审美共同体与寄载中国故事的外宣对象，关注对跨文化传播对象的文学成就翻译，是借力文化符号提升文化软实力与感性呈现中华文化的实践路径。苏轼作为中国最卓越的诗人，其古典诗歌囊括了文体、格律、意象、意境等美感的成就巅峰。以中国古诗为跨文化翻译对象，以苏轼为传统文化特定符号，将对苏轼诗的翻译试验作为审美共同体建构的着力点，有助于从一个文化集成个体的故事性、文学性、审美性出发，借助中外汉学家对古典诗歌的翻译试验，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细胞共同体与文体审美共同体的互鉴潜力。

在翻译古典诗歌时，译者不仅要对诗人创作心理进行准确还原，还必须综合性地针对原诗的“寓意、意境、情境、气势、内涵等的源头和关键点”，即用另一种语言完成对原文精神实质的还原，这对译者的理解力、思维力、知识面与语言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4]。《东坡诗九首》译者既将苏轼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杆，将其置于中英语言参照系中，又通过合译赋予译诗在英语语境下的全新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延展了东坡诗的艺术生命，在异质语境下，使苏轼的仕人情怀与古诗妙韵得以重生[5]。此外，为了使译诗在内容与形式上获得平衡，胡先骕与阿克顿对《东坡诗九首》的翻译策略，忠实于古典诗歌结构，译语旨在“以诗译诗”。译者经由审美共同体的建构，明晰古诗意象、重构原诗意境，力求在体、肤、神、貌四个层面，于异质文化语境中，重构苏轼诗所呈现的游历意识、归隐意识、怀古意识、宗教意识与绘画意识。译者还试图从跨文化传播维度，通过文化互鉴与根脉接续，还原以苏轼为代表的中国仕人的精神气质。在译语上，译者以审美共同体维度还原中国古诗雅韵，期待能达到古典诗歌翻译美学的至境。

一、“体”：缤纷的诗体采录

“与西方的表音文字不同，汉语起源于象形文字，现行的文字中绝大多数属于形声字”，“汉字能更为直观地引起读者对于意象的联想。”[6]屹立于汉字表意系统之巅的古典诗歌，其“完美而又多变的形式，其所表达的或婉妙或豪宕而又舒展自如的情绪，以及那似有若无只能意会的诗意和韵味，很难设想能用另一种语铢两悉称地传达出来”[7]。古诗的诗体与格律，是翻译时极难转码的因素，如何通过译作再现诗体与声韵，对译者的古典诗歌功底与诗语转换能力构成考验。

诗体与格律是中国古诗最重要的艺术特征，于“体”层面，译作在诗歌体裁上，借鉴古典诗歌文体结构，试图通过译诗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古诗体例与不同诗体的表达效果。译者以《东坡诗九首》为例，阐发七绝、七律、七言排律、五律、古风等古典诗歌体裁，不同文体对应不同的艺术效果，译诗将古诗文体的缤纷华彩加以忠实呈现。译诗基本保留原诗的句式与句数，七言重刻画，五言重志怀，五言较七言的阐发性更强。由于七言诗翻译以直译为主，五言诗在直译基础上辅以意译，因此在译诗篇幅选择方面，译者的甄选编排策略皆暗伏对中国古诗的译介预设。相较于工整的七言律诗，译者在七言排律的翻译上更为大胆奔放，有时甚至通过刻意“歪曲”原诗语义方式，基于英语读者阅读习惯与理解角度，反而达到忠于主旨的效果。译者以归化翻译为主、异化翻译为辅的策略预设，使译诗迎合英语读者的理解习惯，翻译主旨亦不与原诗相悖，是译者在新文学与异质文学双重语境下，翻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求全之策。

格律作为古典诗歌规则的概称，其约定俗成本质上服务于古典诗歌的文体形式、创作技法与平仄音韵的表达。从宏观语言角度对古诗翻译作出期许，即满足“字字、句句、章章的最佳表现和巧妙配合”，在“忠实性”与“规定性”之外，令读者借助译诗能得到与同文化背景下读者读原诗“同样感人、同样生动、同样美的艺术享受”[8]。古典诗歌以“体”为依托，在忠实文体之余，译者在古诗音韵上多大程度精仿或转化原诗，直接决定读者的古典诗歌印象是否仍具中国特色。基于中英语言与语音差异，古典诗歌的形式、对仗、平仄、韵部等，皆难以通过译语求全。阿瑟·韦利在翻译中国古诗时，为求诗意连贯曾索性放弃押韵，而采取“跳跃式节奏”以复现原诗语序，但翻译效果却使译诗呈现出散文化倾向；不仅西方汉学家陷于难为，深谙古典诗歌格律音韵的刘若愚，在尝试遵循押韵翻译之后，为求译语意义的完整性，也最终放弃了给译诗押韵[9]89。刘若愚在论述古诗翻译时，指出译者的首要目标是展示原诗的特征与品质，译者在古典诗歌语言结构与译语语言结构中，避免简单复制，而是使经归化翻译后的诗歌仍保留诗意与文化内涵，达到与原诗类似的表意功能与审美效果[10]。固然古典诗歌经由翻译会折损部分诗味，但《东坡诗九首》译者尝试借诗人笔触“以诗译诗”，借助转化原诗意境与语言结构，尝试中西诗境间的平移与复现。

九首诗中，译笔最工者当属《和子由渑池怀古》，译诗对语意与结构的忠实，恰保留了这则七律的影射写法。五律《扶风天和寺》与《和子由渑池怀古》有类似特点，译者为求表意上的内涵深刻，译语亦极尽工整。相较于重于描绘具体情态、并蕴个体意识于意象情态中的《泛颍》与《攓云篇》，译诗参差辉映，译语工而寓意丰，译语丰而寓意实，使诗语工细与诗境镂刻形成复调。

在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处理上，译者克服古诗中大量关联词、语气词等复杂语义，明确区分“乃是”“何堪”“何似”“无使”等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译诗实现了英语语义下的平稳过渡，以最贴切的句式传递原诗寄怀。如《过岭》首句“七年来往我何堪？”统领长诗，按字义直接解释为“七年的来往奔波岂是我能忍受？”，但诗人意在借此句引出下文对“难堪之状”的摹写，非只一句简单悲慨。译诗掌握潜在诗意与结构安排的关窍，将此句译为：“How shall I bear for seven years the journeys to and fro？”以“How”开头，引出下文的开放式答案，下文三段历数七年来奔波的辛酸往事进而铺陈，译诗起笔之势亦不远逊原诗[11]186。

《东坡诗九首》之精妙译笔，源于两位译者的诗歌创作功底。阿克顿作为新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者与践行者，早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前，就已积累了丰富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经验，是20世纪20 年代牛津诗歌改革的“助产士”，其诗风唯美，意象繁复，引领英国现代主义诗歌一时之风骚。“同光体”诗人胡先骕注重诗文辞采，擅长同光体诗创作，对苏轼诗评价极高，他强调新文学不应脱离对优秀古典诗歌传统的传承，主张文学创新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根脉的理性传承。《东坡诗九首》以苏轼诗为例，还原了中国古诗体裁的典雅性与传统性，从而在跨文化传播层面，为英语读者接受与品鉴古典诗歌提供兼备文质的范本。

二、“肤”：典雅的文本淬炼

相较于自古中国诗人寄情于诗，以“诗言志”作为创作诗歌的最高要求，在宋代仕人看来，“审美活动不再是被批判的对象，而是提高主体心性的重要途径，生活审美化意味着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并成为仕人的普遍追求”[12]。在仕人诗的美感表现上，炼字与音韵是最彰显古典诗歌审美的“肤”质。炼字使古典诗歌字字珠玑，雅韵使诗朗朗上口，因此，在“肤”层面，译者以唯美的诗化译语，尝试打磨迎合英语诗歌读者阅读习惯的译诗。同时，译者在诗语与用典层面，尽可能准确地在英语语境下复现原诗的美感与神韵。

古典诗歌的诗语有诸多难解难译处，在《东坡诗九首》中，亦不乏东西方诗语难以通过译语转码的案例。如《扶风天和寺》的“临风莫长啸”，译者将“长啸”译作“whistle”，与原意有偏，表现力也逊色。曹植《美女赋》中有“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长啸”可解作“吹口哨”。苏轼喜用“长啸”二字入诗，在表现怡然旷达情绪时，“长啸”确可作“吹口哨”解，如：“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和林子中待制》）但在《扶风天和寺》末句，“长啸”形容悲怆之态，应取司马相如《上林赋》中“长啸哀鸣，翩幡互经”之意，即“大声呼叫”。但紧接着“遗响浩难收”句，译者将“遗响”译作“echo”，取“回声”之意，而“echo”还可解作“共鸣”，对“遗响”的诠释不仅确切，且情态生动毕现，缓释了“长啸”在翻译准确性上的不足，然而“口哨”于空中回响状，终不如呼号更达意[11]187。

由于种植户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及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因此，怀远县政府应该提供资金支持，对怀远县的土地和住户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在地势平坦或者种植地较多的地区将住户区集中起来，建立社区。剩余土地集中规划为种植用地，建设石榴产业示范区。并通过对土质、地形等一系列情况的勘测，在不同的区域种植不同品种的石榴。分区域将土地承包给农户种植。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而在农户较为分散，种植区不集中的地区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通过科技创新，研究出新的品种，以独一无二的特色品种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并且可以直接联系加工企业收购当地石榴，降低销售成本。

虽《东坡诗九首》在语意转换与典故化用上颇有可斟酌处，然而，最考验译者的还是对仗中的炼字，译诗在这一层面上却频现惊艳笔触。以格律最严的七律为例，《过岭》中有“梦里似曾游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梦里”是千千万万个梦中，而“醉中”只指代眼下这次大醉，因此译诗将“梦里”译作“In deams”，而准确地将此次“醉中”译为单数的“a daze”，经由英译实现了古诗的对仗美[11]186，使英语读者也可领略中国古诗形式之严谨。

阿克顿钟爱传承传统古雅的诗，胡先骕则有大量中国诗词创作经验，两位译者在审美上皆偏向唯美复古。选译九首苏轼诗不仅具备字面上的画意，更重投射借诗传情、借诗穷理、以诗纪年的“言志”意识，及与其“言志”意识所兼容的生态美学思想。年少即热爱自然、钟情山水的苏轼，在步入仕途后宦游多地，“通过对外在自然美的发现，感受到自然的亲和力，体认到自身的生命价值，实现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交融，追求诗意的栖居地”[13]。基于此，译者既要理解诗语，亦需复现苏轼值创作之际的情怀妙悟与所处环境，译者被赋予了翻译者与研究者的双重使命。

“译语文本是由译语文字和文化所承载的，但译文的内容和思想来源于原语文本”，因此译语只应忠实于原文内容与思想，然而苏轼的双关诗语，使得译者只能还原文本中出现的内容，削弱了原诗的丰富内涵[14]。基于此，译者只可能尽量在译语层面、概念结构内涵上，整合表达方式与其他概念域，尝试激活同一概念在译语文化中的各种翻译可能，力使读者领略到的译诗不致因翻译尽失本味，同时锤炼诗语兼备在译入语境再次被阐发的潜力。

三、“神”：意象的译笔斟裁

意象是古典诗歌的核心，意象的翻译决定了译后的古诗是否仍能保留原诗神韵。于“神”层面，译作重视古典诗歌对意象的强调，关注主题与意象间的关联，准确翻译诗歌意象，创建读者可感知的具体意象与诗人寄生于意象的潜在心理。胡先骕与阿克顿在翻译中国诗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借助合适译语，突破传统中国诗歌意象跨文化传播的瓶颈。意象在源文化环境中，是作者与读者间，为取得表达与阅读的双向审美，在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层面做出的默契合作。如“柳”“雁”“梅”“桑”等，诗人只需准确使用特定意象，即可使后世读者在看到意象的同时，进入体会意象内涵的通衢。此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集体文化记忆在古典诗歌中的世代传承。但英译时，因“原文语言符号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与相对应的译文语言符号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往往并不平衡”，译者在诗歌语言转码与补偿目的语相应文化信息层面，都面临跨文化翻译的难题[15]。如何借助精确译语，实现传统诗歌意象在英语世界传播，是《东坡诗九首》对译者所提出的翻译要求。

在古典诗歌意象提炼上，苏轼堪称大家，他常以画譬喻，下笔前选定与诗意契合的意象，再细观摹绘其状貌，诗之画境与诗境融于一炉，擢升了其诗的审美价值。如《和子由渑池怀古》一诗，看似摹绘“渑池”意象，仿佛志只在“怀古”，但核心意象却是“飞鸿”，即“鸿雁”。基于对中国仕人文学的理解，“经过不断学习实践即教育过程并有所成就方能‘成人’，才可以获得入仕的资格与能力”，在儒家文化体系里，“只有那些‘学而优’的君子才最终拥有参与实际政治事务的真实资格。这样，政治在实际运作中将全民政治转变成精英政治。”[16]仕人之稀缺与清贵犹如鸿雁，具有清高雅洁的象征意义，“鸿雁”投射了高尚的仕人襟怀。但在跨文化传播层面，“鸿雁”这一外显意象与“仕人”的潜在意象在译诗中并举，却未在异语语境下呈现出原诗的表达效果，以致“鸿雁”与“仕人”表层与潜在的意思尽失，皆因译者笔力难追苏轼神韵之故。

意象的译笔斟裁，需译者对翻译文本的文化环境有深入具细的研读与体认，《东坡诗九首》的合译模式，恰为准确淘澄古诗译语提供了理想平台。以苏诗中的“鸿雁”意象英译为例，在《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许渊冲曾将“孤鸿”译作“a swan”，取天鹅在英语中“高傲纯洁”之意，归化译语虽顾全英语读者阅读习惯，却忽视了诗语的意象内涵。为忠实原文，《东坡诗九首》译者将“飞鸿”译作“flying goose”，即正在往远方飞翔的大雁。远飞象征对现状的不流连，无论飞鸿在地面留下多么鲜明的爪印，鸿飞当空之状犹生命之流逝、命运之无情，苏轼诗中“蹇驴”与诗外的“倦客”皆长嘶无益，唯如飞鸿般不流连于一时雪泥指爪，才能谋求随后的步步为营。“Everywhere and in every way”传达了坏壁已朽之意，译诗将“旧题”译为“script”，取译语“笔迹”“脚本”的内涵，而非字面上的“旧日题诗”，较直译更好地承接了“飞鸿”意象。译诗传神之处，在于译后的“脚本”“笔迹”较“题诗”，更是对无常与空无的智慧领悟，既呼应核心意象“雪泥鸿爪”，又暗合主旨的“无迹可寻”，执着于生死只是留恋尸骨埋藏的“新塔”，而放空向前则此刻的“困蹇”与往日的“崎岖”，都将成为时空长河中的过往，亦如飞鸿踏雪泥。此外，译者对诗题的翻译亦见功力，不提“怀旧”，更不提“渑池”，也不言及“应和”，而只将题译为“Answering Tzu-yu”，即向子由答复对人生的体悟，旨在以“体悟”二字统揽意象与情怀[11]185。

对古典诗歌的跨文化传播，不应脱离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情境的研究考证。不尊重诗人亦无视译者的评价立场，生硬地照搬理论展开对译作的批评，不足以借史管窥译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调重拾的动因。因此，还原译者试图借古诗翻译构筑文学审美共同体的初心，有助于洞悉译笔所潜藏的文化历史与民族智慧[17]。恰如作为古典诗歌之眼的意象，不仅具有贯通诗歌情感与再现历史情境的线索作用，亦有升华诗意、擢升认知的思辨作用，更是译作努力还原的文本焦点。诗歌意象翻译精确与否，直接决定了译诗与原诗的内在联系是否建立，而围绕意象所承接的行文气脉，更考验了译者对古典诗歌结构的把握程度，意象散则神散，意象贯通则诗意愈明。《东坡诗九首》对意象的把握与诠释能力，集中反映了阿克顿与胡见骕两位诗人兼译者，在诗歌创作与译语驾驭上的卓越能力。

四、“貌”：意境的形神校雠

建构意境是古诗书写与审美的终极目的，如果说，意象决定了古典诗歌的“神”，那么，经由意象有机连缀而成的意境则是古典诗歌之“貌”，意境的构筑将决定古典诗歌美感是否得以忠实呈现。相较于浓缩诗意内涵的古典诗歌意象，意境是古诗读者捕捉体认诗意的外延，然而，意境在古典诗歌中的表达，在诗人与读者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译者对意境的还原，是译者为诗人与读者之间建构审美共同体，译者再现意象的难度更甚于还原意象。于“貌”层面，《东坡诗九首》译者基于对苏轼诗原有意境的再现，兼容英语读者的阅读与审美习惯，以归化翻译为主，尝试还原苏轼在不同心态与遭际中，呈现于古典诗歌中的游历、归隐、怀古诸情怀。同时，译诗融入苏轼诗的宗教意识与绘画意识，诗语突破中西文化间的审美与语言隔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可读、可观、可入、可鉴之诗境。在语言所引发的情绪感触层面，《东坡诗九首》呈现不同风格的苏轼译诗，使读者经由审美共同体的复调，共享以苏轼诗为代表的中国古诗妙境。

作为最负盛名的中国士大夫，苏轼诗书画皆工，曾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之说，其所主张的“疏澹含精匀”，出于天真淡泊与简远旷达的胸襟，吐心声之际兼传墨趣，以平淡妙远、浑然天成为诗画合一的最高境界，因此苏轼有“文章翰墨照耀千古”之誉。《东坡诗九首》中，既有含蓄的言志诗，亦有轻灵的写景诗；既有奔腾恣肆的题画诗，也有绵密哀婉的咏怀诗。译者对古典诗歌意境的翻译，亦循苏轼的诗画合一风范，炼字功夫深挚而不矫揉，意境与笔法均不脱原诗风韵。如《澄迈驿通潮阁》的倦客愁归路，归心被黄昏吞没，鹭、浦、山、桥等有颜色的景物，连同乡愁，都被吞没于“晚潮”中。译诗将“晚潮”译作“eventide”，并未因字面“潮”字而误将“晚潮”作潮水，亦不因上句的“秋浦”，想当然地译“潮”为秋浦之潮，而是精确地以“暮色吞噬了一切”入译笔，将“晚潮”译为暮色黄昏。译者避免了表达上的夸张与失误，从而在意境上更直接地将读者带入了吞没情、景与无边的黑暗寂寥之中[11]185。

相较于情景翻译的沉郁，译者对《泛颍》的“流水有令姿”则译得妙境。在翻译上，译者并不采用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姿态”或“气质”译“姿”字，而是用符合英语表达的“真正的魅力”进行归化翻译。译者用心在于，“姿态”（posture）只是单纯描述性词语，用于展开后文意境的发起处，易于使读者误认为，下文只不过就单纯描述颍水的状态。而原诗拟借“姿”字，阐发颍水与人格间的融通共鸣，颍水与人因为有相同的魅力，而互相吸引浑融。此处，译者对“姿”的精确翻译，使全诗意境包蕴表里两层诗意，恰当地还原了“姿”字在全诗中的统领作用。译者最终将“姿”译为“genuine fascination”而非“posture”，显出译者对苏轼诗的理解深度，反映了译者对古典诗歌意境与用词的提取与淬炼水平[11]183。

译者在表达原文意思时，其实质是将原文的概念与意境所表达的内容转移（transfer）给译文读者，通过新语言交织过程，“在译语中找出恰当的句型”，从而形成等量的内容投射。译诗既要与原文的结构和概念吻合，又需在修辞和效果上与原文匹配，这不仅考验译者的语言与创作水平，更是对语言隐喻系统在异质语境下调配与再创造能力的检验[18]。译诗不仅还原了意境，甚至还尝试模拟苏轼诗意境中人与物的情态。如九首序列中，前有颍水戏老叟，《攓云篇》中的老叟弄云，则将云之钝与叟之捷，并列于“逼仄入肘胯”中。若只是云飞入车，即“cumbering”，拟人的云累累赘赘、挤入车中，布满车中的云雾，再次吞没了诗中老叟的肘与胯。但老叟捉云时，则是“搏取”，译者用了“caught and clamped”，较原诗中“搏取”的“夺取”之意，可解为更贴切的“捉取”，使老叟手笼云雾的形象更加生动活现[11]185。在苏轼另一首融天真放旷心性于奔马中的题画诗《韩干马十四匹》中，译者将“不嘶不动尾摇风”，译作“Nor whinnies nor moves but swishes the wind with his tail”，将“尾摇风”的字面意义即“尾巴在风中摇摆”，译作“swishes the wind with his tail”，即“马尾扫出嗖嗖的风声”，使得马尾之情态与甩动的风声都近乎可观可感，译笔可谓传神[11]189。

每位中国古诗译者，都不可避免要面对同一个难题，即必须在原诗形式与内容中做出兼顾取舍。此前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诗歌译者，往往为照顾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极大简略了原诗的格律与形式，译诗除内容上略能传达原意，英语读者读到的几近于英文诗，无法领略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典诗歌[9]89。固然《东坡诗九首》译者无法完全重现原诗语言与格律，却借助译语使苏轼诗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尽可能忠于原诗与源文化，使英译后的古诗仍存原形与本味，因此能有效地传播古典诗歌的文体特征与文化内涵。

五、结语

《东坡诗九首》译者既准确传达原诗意旨，又立足古典诗歌“文”与“质”两个层面，针对不同诗体与题材，忠实客观地呈现了苏轼诗的人文情怀与审美境界。译者在翻译策略上，对古典诗歌体、肤、神、貌的还原，既兼顾了苏轼诗思，又迎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与审美习惯。苏轼古典诗歌内涵层次丰富，在“言志”之外多有空静圆通的禅悟，因苏轼熟知禅宗灯史、语录，且所涉经籍理论极多。因此，译诗为忠实案本的同时保留苏轼诗的诗味，译语纵偶有调整变异，以至于违背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在传达晦涩的古典诗歌禅意与重叠意境时，更能借具有中国诗味的译语呈现苏轼诗笔法原貌。译者在意象与意境的复现中，用精准且厚重的表达方式，调动读者借助诗语深入原诗情境，进而领略苏轼诗深刻且丰富的情态，为后世中国古典诗歌译者试验了一条跨文化翻译的路径。理想的中国文学影响模式，即借助跨文化传播，将文明间共存的人文情怀与精神能量加以提炼共享。译者旨在向世界呈现中国智慧的同时，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通过复调性的审美共同体建构，增进文明间互鉴共荣、推进共同体发展壮大。《东坡诗九首》借古诗这一中国文学经典体裁，尝试以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旷达仕人情怀，借助古典诗歌的跨文化传播，展示命运共同体间突破时空疆域的复调共振，以卓越的译诗完成对人类审美历程的存档，投射了两位译者研究视野的跨越性与延展性。

胡先骕与阿克顿的古诗翻译，始发于新旧交替的文学环境下，对以古典诗歌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根脉的重拾意识；复调于在古今中西的诗人译者中，以仕人情怀为突破口，对人类审美共同体的情感共振；阐发于在古诗体肤神貌的翻译策略层面，联结中外文人同具诗意品格的审美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大背景下，如何系统性地借助中国智慧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既考验跨文化传播者的互鉴能力与研究视野，亦反映文明间多样性的兼容状态。从古诗承袭到译笔传递，《东坡诗九首》作为中西汉学家的审美共同体建构成果，演绎了如何在世界文明多样化背景下，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价值与借鉴意义的路径。译者以翻译古诗构筑审美共同体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该译作至今仍堪为中西文化互鉴的唯美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