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圣杜甫：超凡入圣的原因与历程

木 斋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一、概说“诗圣”

对于杜甫其人“诗圣”称号，如果脱离开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家思想演变史的宏大历程，对其产生的历史因缘，就难以给予深邃的历史解读。“诗圣”这一称号，自诗骚以来，杜甫乃为第一人，而“诗圣”这一称号，其本身就是文学史与儒家思想史两者的结合物，诗者，文学之体裁；圣者，狭义而言，唯有儒家圣人之所独专，孔子之后，亦孔子一人而已，至于孟子，也仅仅被称之为“亚圣”。故，杜甫之被称之为“诗圣”，其内在的涵义，正在于指明杜甫是诗歌领域中的儒家圣人之意。事实上，杜甫的诗歌写作，确实也是第一次将诗歌作为本质形态的文学中国，与以儒家思想作为本质属性的道学中国的完美结合。

宏观而言，中国文学史自屈原之后，一直到杜甫的出现，中间的漫长岁月中，似乎是一个历史的空白，就文人、诗人与政治、与儒家、与帝王、与民众之间，似乎是一个真空地带。两汉时代，根本没有所谓单纯的士人、诗人，有的只是经术、经学之士，但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文学与政治的分离——东汉桓灵时代的党人视死如生，但却没有出现屈原、杜甫式的文人、诗人，那么，为何到了盛唐的中后期，就会出现杜甫这样如此忠诚的儒家思想笼罩下的伟大诗人呢？其中的原因何在？

首先，就文学史的演变而言，文学的自觉自曹魏时代开始，正始文学可以解读为嵇康、阮籍等人借用文学的自然以对抗司马氏的名教的虚伪，太康到齐梁宫体这一时期，文学已经由文人、诗人之专擅而转型为宫廷帝王之享乐的载体，于是，到四杰子昂大力洗刷之后，必然要重回儒家思想的范畴之中，换言之，曹魏时代以诗学士人对经术士人的取代，在盛唐之际，必定要实现一次新的历史高度的整合——文人与诗人在获得了六朝时代的解放与自由之后，不得不重归秦汉帝国的儒家秩序之中——虽然如此，诗人在不断向儒家牢笼就范的旅程中，仍旧能以文学艺术作为自由思想遨游的方舟，李白以道家而为诗仙，王维以佛禅而为诗佛，杜甫则以书写时代苦难的家国情怀而为诗圣。因此，杜甫将文学中国之路与儒家道学之路实现了一次整合——这种整合是时代演变，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国家、民族、诗人自我三位一体水乳交融生命一体的自然结果。

其次，就中国大历史的演变而言，曹魏以降，先后进入到三国鼎立、西晋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的北方与晋宋齐梁陈短祚更迭的六朝时代，没有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也就很难有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的局面，一直到经历初唐的过渡之后才有了恢弘的盛唐气象。这种政治格局下的士人阶层，很容易形成回归儒家一统的新诗学观念：杜甫首开先河，随后，中唐的白居易，特别是韩愈，则更进一步从理论上梳理儒家思想史的道统观念，提倡文学重回儒家哲学的思想体系之中，到了两宋时代，道学旗帜高扬，道统理念深入人心。杜甫其人的被神圣化、杜诗其作的被崇高化，乃为自然的、必然的结果。

再次，就个人的人生经历而言，杜甫经历了漫长岁月的人生磨砺，由其个人的苦难磨砺，到盛唐帝国的国家民族苦难磨砺，再到安史之乱的战争磨砺，从而使得原本淹没在盛唐时代多如满天繁星的诗人行列之中的一员，脱颖而出，成为了盛唐时代的最为杰出的代言人。杜甫接受和融化原本枯燥的儒家思想，将原本消解个人的集体主义国家哲学，通过水乳交融的人生经历，从而实现了物我无间、大我与小我一体、道学与文学一体的诗歌表达。

所谓盛唐气象，并非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也并非仅仅指的是国力的强盛、军事上的征战和帝国疆域的扩大，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因素，即科举制度的变革和渐次形成的士人文官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自从秦皇汉武以来，在政治体制上形成帝王集权的帝国制度，在统治阶层上，则延续先秦时代的贵族门阀体制——汉魏六朝的贵族体制具有几个特点：九品中正制奠定的“上品无寒门”的家族世袭制度、贵族垄断教育的文化体制、直接和政治发生关系但本质上仍旧是儒家经学的家族传承体制。这种僵化的贵族体制，一旦被以科考作为衡量人才选拔才俊的政治体制所取代，并在传统的贵族政治制度中形成了新兴的进士集团，必然会带来新的政治文化活力。杜甫的人生观念和诗学观念，正是这种新兴政治体制及其思想的丰硕果实。

盛唐精神、科举革新，同时也促进了思想史的变革。杜甫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与汉武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显然有着极大的超越性质，两汉之经术士人，生活在僵死的帝王集权的光环之下，杜甫代表的儒家思想，就其本质而言，其所发扬光大的是孔子尤其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在这里，民众的苦难、国家的危亡与帝王的中央集权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对于时代的苦难书写，很多时候正是对帝王集权的某种意义上的批判匡正。当然，这种批评和匡正，就其终极意义而言，正是一种忠君思想的表现形式。

与两汉经术士人的人生本质显然不同的是，经术士人将其全部人生的价值依附于经学而为经术，杜甫则以诗歌作为人生和政治理想的载体，并将这一时代的诸多文化形式，如山水的审美、游历的审美、边塞的体验、战争中的血泪，统统整合进入到诗意的表达中，由此，构建出来文学中国思想史中与政治深度结合的某种形态，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开辟新时代的坐标。

二、入圣之前的人生准备：《望岳》的写作时间

杜甫早期诗作不仅起步晚，一直到26 岁才开始进入到诗集之中，而且数量甚少，游历齐鲁期间作品，前后不足十篇而已，整个漫游时期，亦不过20 余首而已。而杜甫晚年11 年时间，却写作有1000 余首诗作；不仅如此，早期诗作除去《登高》等少数名篇之外，其余作品的质量并不高。有学者引述杜甫天宝九载《进雕赋表》中所自陈：“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然而，在现存的杜诗中，作于天宝九年（750）以前的却不足50 首，可见他的早期作品大多亡佚了。[1]67

即便是当下杜甫诗集所能选入的诗作，一直到天宝九年（750）之前，仍旧罕见优秀篇章。杜甫在经历困守长安十年的前半段人生之中，仍旧没有找到自我人生的定位，即便是诗歌写作的技巧已经初具规模，但却仍旧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除了游历、奔走豪门等狭窄的可写题材，杜甫还没找到能够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实现诗圣诗歌史定位的途经。（详论参看后文。）换言之，如果如同杜甫所说，他在天宝九年（750）之前就已经写作有千首之多，根据现有的50 余首诗作，甚或是更往前一步，根据他天宝五年（746）之前的20 余首诗作，难以想象杜甫除了当下所能具备的题材之外，还能写一点什么。

日本学者佐藤浩一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的《杜甫的早期诗歌——是散佚还是废弃》一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许多日本研究者认为是杜甫本人废弃了自己早期的诗歌，在中国则几乎找不到其说。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最早提出“废弃”说的却是中国明末的王嗣奭，他在《杜臆》卷八《壮游》诗中的评释中首次提出了此说：“观公吴越齐赵之游，知其壮岁遗逸多矣。岂后来诗律转细，自弃前鱼耶？”日本黑川洋一则更明确提出：“原因在于杜甫本人认为早期诗的水平不成熟，就自己废弃了。”[2]20

“杜甫的诗，描述的事物既具体又个别化的文笔，一看便知是何时何处吟咏的，而这正是可以证明杜诗散佚的原因。”“杜甫30 岁之前的早期诗几乎都看不到作品本身，即使是当时有可能审择淘汰，但是，难以置信的是全部作品都被删汰了。”[2]24

杜甫咏诗的特点是把事物客体化了，比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长篇诗作，俨然是“履历书”般的行卷诗，到了晚年，杜甫咏诗《夔府书怀四十韵》《壮游》等长篇诗，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自己从风华正茂到风烛残年的一生经历。无论是“履历书”般的行卷诗，还是自传式的回顾诗，都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拿来，如果杜甫是自己把30 岁之前的诗作废弃的话，在后来所写的履历书和自传体诗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不是最应该言及的吗？但是，却找不到类似的描述。[2]23

杜甫早期的诗作到底是散佚还是作者的主动废弃？抑或还有可能杜甫早期并未有大量的诗作，而仅仅有一些作为练笔的习作？三者之间其实都是有可能的。后来人不过是因为在“诗圣”的光环之下，想当然认为诗圣必然是神童，想当然认为30 岁之前不可能没有大量的优秀诗作而已。

总之，杜甫在其经历十年困守长安和安史之乱的人生磨难之前，仅仅类似于士家大族的准纨绔子弟——比之纨绔子弟略优但又并非大诗人的资质——正是后来人生的痛苦磨砺和时代的苦难，玉成了伟大诗人杜甫。因此，即便是杜甫所自陈的七岁开始写诗，到天宝九年（750）就写作了约有千篇之多，也有可能是为求官职的“虚报”简历。

杜甫早期的人生经历，不能说不够丰富，此前，开元十九年（731）游吴越，开元二十三年（735），赴京兆贡举不第，都是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但对于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杜甫似乎当时并无即时性诗文写作，而仅仅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成为诗作的题材。开元十九年（731），他20岁左右，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第一次游吴越，《壮游》中有此段生活的回忆：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至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王谢风流远，阖庐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

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

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3]2363

第二次游历，是在四年后，他“中岁贡旧乡”，参加进士考试失败后，“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

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3]2363

“清狂”二字，可以概括此时的杜甫形象。此时的杜甫，尚与青年时的李白难分异处。这种生活，构成了后来杜甫性格的另一侧面。晚年杜在夔州时，酒后兴发，飞马从山上跑下，差点儿摔死：“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迸落瞿塘石。”（杜甫《醉为马坠》）

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30 岁回洛阳，天宝三年（744），在洛阳结识李白，同游梁宋一代，这是杜甫的第三次漫游，同游者还有高适。《遣怀》诗记此事：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

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

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弃如泥，尺土负百夫。

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

吾衰将焉托，存殁再呜呼。萧条益堪愧，独在天一隅。

乘黄已去矣，凡马徒区区。不复见颜鲍，系舟卧荆巫。

临餐吐更食，常恐违抚孤。[3]2364

不过，这仍旧是杜甫的回忆录中的回忆，而杜甫在当时即时性的写作是怎样记录这一段人生历程呢？进入到开元末期天宝元年之后，大概是与李白一起的游历有关，杜甫诗作渐入佳境，但仍旧不能与困守长安十年时期（天宝五年—天宝十四年）相提并论。其中值得提及的，如“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过宋员外之问旧庄》），朱注：“开元二十九年，公筑室首阳”[4]337；“望中疑在野，幽处欲生云。慈竹春阴覆，香炉晓势分。”（《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中间两联，可以视为《望岳》之雏形，此时已经是天宝初年。

此外，杜甫在此期间所作怀念李白数篇诗作，其本身就显示出来其诗歌写作艺术的飞跃进步。如“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冬日有怀李白》）此诗写作于天宝四年岁末，杜甫怀念李白之作；到第二年春归长安，杜甫再作《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3]2400

可以说，除去《望岳》之外，此一篇可以视为杜甫平生第一首好诗，也可以说，杜甫经历与李白的漫游相处，细品诗歌写作的妙趣，方才获得诗歌写作技巧的飞跃。其中典故的使用，脱略自然主义原型的飘逸，近体诗格律的驾驭等，诸多方面都获得了飞跃，与此前的诗歌写作，可谓是不可同日而语。应该说，困守十年之前的三次游历，特别是与李白的共同游历，可谓是杜甫诗歌写作的艺术准备，到随后的十年困守时期，特别是安史之乱的苦难磨砺，造就了诗圣杜甫的诗人之路。

也可以说，《望岳》与这一首《春日忆李白》，可谓是杜甫在其人生第一个时期诗歌学习的两首毕业佳作，可以称之为人生第一时期的双璧交辉之作。《望岳》之作，此一篇气魄雄浑，眼光独具，超越了当下目前的写实性写作方式，而为超越写实的创造性写作方式，浦起龙认为“公集当以是为首”，但虽为游历齐赵时期之题材，但却不一定写作于此时。不仅应该是在他第一次进士考试败北之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作品——此一时期，就其题材而言，多为游历应酬之作，就其写作方式，多为具体场景的写实方式，五律如《登兖州城楼》：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清徐。孤障秦碑在，荒城鲁殿余。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虽不乏佳句，但比较安史之乱前后的作品，思想深度显然还不在一个层次。应该说，就当下所能读到的杜诗作品，此一首《登兖州城楼》，可以视为杜甫到兖州的第一首诗作，也是当下多能读到杜诗作品的第一首作品，其中已经有了《望岳》的某一些雏形，后者则可以视为此一首的放大版作品。

此外，《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迹籍台观旧，气冥海岳深”，《与任城许主薄游南池》，“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等，皆可视为是望岳名篇创作的积淀和准备。甚至可以将此一首名篇佳作，视为杜甫在天宝三年，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次年，与李白在兖州分手，杜甫西去长安之前的作品，换言之，杜甫此作，亦可视为受到李白诗风影响从而出现的艺术水平升华之作，是十年漫游人生经历的最后结业之作。

但无论如何，将《望岳》视为杜诗全集的开卷之作是可以接受的，将一首达到代表作水平的诗作置于全集之首，乃为全集编纂者之通例，正如孔夫子辑诗三百篇，将并非最早产生的作品《关雎》置于首篇。

读杜诗开卷之作《望岳》中“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一句发问，便见出性情，见出气度，见出不凡，喜悦、惊喜、赞叹尽在不言之中，诚如赵秉文《题南麓书后》所说：“夫如何，三字几不成语，然非三字无以成下句有数百里之气象。”“青未了”三字，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出地理特点，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结尾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以孔子登泰山而晓天下之意，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知道杜甫有如此胸襟，如此才华，如此抱负，方能理解杜甫“到处潜悲辛”的痛楚。

三、超凡入圣的历程：从困守长安到安史之乱的飞跃

天宝六年（746），杜甫到长安应试，李林甫制造“无一人及第”的局面，却居然以“野无遗贤”上表称贺。当时政治的腐败也就可想而知了。杜甫本欲一展其政治抱负，却成了这次政治阴谋的牺牲品。等待他的，是漫长的十年长安困守时期。应诏失败，干谒也碰得头破血流。试看他的一首干谒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笑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逡逡。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入秦。尚怜钟南山，回首清渭滨。当拟饭一报，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如前所述，杜甫诗歌写作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么早熟，至少在他青少年时代并无特别的佳作，除了写作时间并不那么早的《望岳》之外，他26 岁开始进入诗集，随后一直到开元五年之前，仅有2 篇佳作，一篇为怀念李白之作，另一篇为登临泰山的望岳之作，可以作为杜诗的后期诗作之中比肩而不逊色，进入到困守长安之后，则又重新沦入一般平庸应景之作，一直到此一首投谒之作出现，方可视为第三首佳作。将一首投谒诗篇，能写得如此活灵活现，生动有趣，境界全出，投谒者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怯之意，反而显得神气活现，就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成功人士，在讲述他者的人生故事。

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关键在于此诗的投赠对象韦济迁左丞的时间，浦起龙引《旧唐书》注：“天宝七载，迁尚书左丞。”此前一般学者多认为此诗写作于天宝七年左右，但近来也有新的说法，认为杜甫“《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两首作于天宝九年（750）”[1]73，理由是陈铁民新发现的韦济墓志，韦济自河南尹迁左丞事在天宝九年，虽然《旧唐书·韦济传》记载：“天宝七载，又为河南尹，迁尚书丞。”从这一些记载来看，韦济确实像是天宝九年而为尚书丞。

杜甫此诗到底何年所写，还需要考察一下。诗中说：“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此处的“十三载”，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计算的。此前杜甫人生的重要履历，其中有两个关键点：其一，是进入到长安的时间，此为天宝五年（746），杜甫35 岁进入长安，但天宝五年距离九年，满打满算也就5 个年头，与13 年不能搭界；而从天宝五年开始计算的后面13 年，则已经进入到安史之乱之后；则唯一的可能，指的是天宝之前的人生重要事件，特别是与他从此进入到骑驴漫游干谒的人生阶段有关。

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二十四岁第一次应试落第，随后，离开科举应试之人生路途，翌年，开始了历时5 年的齐赵之游，到天宝三年（744）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翌年，与李白在兖州重逢，一起“痛饮狂歌空度日”（《赠李白》），度过“飘蓬”一般的岁月；随后，就开始了进入长安，困守10 年的阶段。因此，杜甫的“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奉赠韦丞二十二韵》），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真实人生实录，其开始的时间，正应该是应试落第的翌年736 年，736 年后数13年则应改为748 年，而此年正好是《旧唐书》记载的天宝七年。

如此来看，还是旧的记载为对，杜甫自己的记载不会有错。写作时间既然基本确认，再看杜甫原作的写法：“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二十二韵》）此一个部分为第一个层次：“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两句总领全篇，乃为杜甫营营奔走13 年之后碰壁千翻之后的人生概括。

随后，杜甫开始了他的自我介绍，说自己早在少年之日，就有幸而为观国之宾，读书读破万卷，每每下笔如有神助。写出文赋与扬雄类似，写出诗歌则与曹植有一拼。当时名人李邕都想要与自己结识，著名诗人王翰曾经想要与自己家不邻而居。自我感觉也颇为杰出，因此，立下远大理想要做出一番非凡事业，要致君而为尧舜，要使民风纯朴一新。

杜甫所自我陈述的光荣历史，并无任何史料可以验证，不论是早充观国宾的荣耀，还是比李邕、王翰对他的赞赏仰慕，都在历史上并无任何蛛丝马迹。估计当时杜甫投谒的韦左丞丈闻此也会黯然失笑，认为不过是这个流落京城的决然不太年轻却还没有任何出路的年轻人的一种自我推广的广告语而已，但杜甫的这一些诗句却异常生动鲜活，显露出后来非同一般的才艺。

到“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开始更为生动警人起来。一个诗人竟然能将自己乞讨一般的悲辛人生经历写得有滋有味，在表面残杯冷炙的悲辛文字下面，依然跳跃着火热的人生理想，燃烧着少年一般的人生激情。在诗篇的结尾处，诗人竟然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在行乞讨官，而展开想象的翅膀，说自己再不能受到提携，就要远走高飞，甚至写出来想象中离别的场景细节：“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入秦。尚怜钟南山，回首清渭滨。当拟饭一报，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在这一段困守长安十年的人生履历中，杜甫的人生主线固然是行谒奔走于豪门贵族之门，如同《示从孙济》所说：“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4]13每天早上习惯性地跨驴而出，骑驴出门之后还没想好今天要去哪一家权贵之门。在这种人生出路漫长岁月的焦虑中，杜甫逐渐睁眼看世界，从小我的天地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一系列边塞诗题材之作，如《后出塞五首》等佳作都是写作于此时。

如果说，《后出塞》等边塞诗作，还属于士人在为自己的奉儒守官的仕途做功课，为未来一旦出现的仕途提前备课备考，并在这种课业准备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某一些军事思想、反战思想，大约写作于天宝十年的《兵车行》和大约写作于天宝十二年的《丽人行》，则标志了杜甫思想和诗歌写作的飞跃，由以奉儒守官的个人人生仕途的追求，而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转向了对表面繁花似锦内里却已经危机四伏的盛唐时代的黑暗的尖锐批判。

《兵车行》写出了“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兵役苦难，写出了“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直接批评今上玄宗的诗句，这是一个里程碑，标志了杜甫人生思想及文学写作的转型。

伴随着人生视野的堂庑渐大，感慨遂深，杜甫的仕途也终于获得了一些亮色：先是在天宝九年、十年之际，杜甫先后数次献赋，特别是所献三大礼赋引起玄宗的关注，随后，在安史之乱前夕，杜甫获得河西尉的任命，杜甫拒绝了这个需要到小地方任职的小官（河西在陕西同州境内）——确实，已经在人生经历上经历了困守长安的人生砥砺和宏观的诸多治国思想的大诗人，确实难以想象去做一个奉迎长官鞭笞草民的河西县尉。

随后，新的任命改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官职，虽然听起来只是掌管府内卫士以上名帐差科的小官，从八品下，比原先的河西县尉从九品下略高一点，对于有着“致君尧舜上”宰相理想的诗人而言，仍旧是相差甚远，但能在京城天子脚下工作，而且，工作性质较为逍遥，有利于业余时间继续读书写作，如同杜甫《官定后戏作》所解释的：“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杜甫获得了这一官职，在身份上确认了自己奉儒守官的人生定位，随后，他的思想和文学写作，就真的可以“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了。

天宝十四年岁末，杜甫获得这个闲职之后，复往奉先探视家小，写下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前，杜甫因为京城乏食，将家安置在奉先（今陕西蒲城，即元稹崔莺莺故事发生之地，《长安志》：“奉先县，开元四年，建睿宗桥陵，改为奉先县。”），这一次官定后再次回家省亲。

《咏怀五百字》可谓是《兵车行》之后的另一个界碑。《兵车行》的写作，将杜甫的视野引向了广袤的时代黑暗，《咏怀五百字》则深入到杜甫个人对时代、社会的深邃思考，展现将其个人的人生遭际与儒家的所谓家国情怀整合而为一体，从而实现了以小我透视大我，以个人的一滴水透视大海的波澜壮阔。

所谓杜诗为“诗史”的特色，也从此首诗作开始作为界碑。关注现实的黑暗，必然会影响或说是引导诗人的写作，关注和摹写一切当下纪实性的事件细节，从而成为某种记载当下史的特殊诗歌写作方式。

一般来说，以诗来记史，并非易事。搞得不好，就容易诗不似诗，史不是史。杜甫的成功，在于他把整个动荡着的、浩大的时代与个人的遭际结合得如同一身，将他人的事件与自我的情感结合得天衣无缝。所谓“慨世还是慨身”是也，笔者如此描述，仍然感到有人为地将两件事物“结合”在一起之嫌。

事实上，杜甫的生活与当时的社会事变完全息息相关，而他又是那样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正统的儒家诗人，这就使他不必特意地结合，只要写出了自己，也就写出了一个时代。正如一滴水就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何况，他又是那样一颗透明而晶莹的水滴。试看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本是一首记述他自京城赴奉先县探亲的诗篇，然而诗人起首一大段，抛开自己“赴奉先县”之正题不谈，却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内心矛盾说起，而从内心世界说起，需要先铺垫自己个人的身世。浦起龙分析此诗的篇章立意和结构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起手用‘许身’‘比稷契’二句总领，如金之声也。结尾用‘忧端齐终南’二句总收，如玉之振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4]

开篇一大段议论，确实是老杜大手笔，大文章，打破六朝初盛唐之际诗人的传统写作模式，开辟类似散文议论的写法：“杜陵有布衣，老大意撰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瓠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可谓杜甫在此前的“致君尧舜上”之后，再次宣示自己的远大人生理想，是要“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要做后稷和商契，两者分别是有周和殷商始祖，杜甫的人生理想可谓是在整个儒家思想统治大时代之内的大出格，但同样在这个大时代里，杜甫的这一有大逆不道之嫌的人生理想，却被近乎无条件的接受下来了，这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某种宽容，也就是后来宋儒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

随后，深度袒露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情结和忧国忧民的情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然后，才有“岁暮百草零”，“客子中夜发”的叙述。然而，他的兴趣全然不在旅程风光，而是目之所见，引发心之所思、神之所虑。这就是对皇帝及其君臣“欢娱”的抨击，对权贵的不满：“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深的同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对战争深深的隐忧：“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最后，诗人描述了他回家后的所见所闻：“入门闻号陶，幼子饿己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天折。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诗人描写了自己一家的遭遇，也就立体地再现了当时的千千万万个家庭，而诗人的目光，也从自身一家延伸到那千万万个平民的家庭。这大概倒不是从艺术的需要而出发的创作，而是诗人的心，真真地记挂着他们：“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辍。”

清人杨伦从艺术风格变革的角度评说：“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杜诗镜铨》）。指出这种鸿篇巨制，史诗般的大作，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独具宏观慧眼。还应看到，随着这种体裁、描写对象、内容方面的巨大变化，也必然要带来艺术上的种种创新，因为传统的艺术方法已不能很好地表现这新的内容。

正如杜甫在《咏怀五百字》之中所担忧、所预感的那样，“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辍”，安史之乱果然就在这君臣欢宴的火山顶上爆发。就在杜甫经过骊山之际，安史之乱爆发。天宝十五年（756）二月，杜甫告别留在奉先的家人，独自返回长安，就任兵曹参军职务，当年五月，叛军已经兵临潼关。杜甫急忙赶往奉先，携家小逃难到鄜州，安置于鄜州城北的羌村，八月，杜甫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只身北上延州，在途中被叛军被捕，押解到长安。杜甫写作有《哀江头》《春望》等著名诗篇。

《哀江头》《春望》可以并列而为杜诗艺术飞跃的第三个界碑，杜甫成为了安史之乱中叛军的俘虏，杜甫由《兵车行》的京城的旁观者视角写作对战争的揭露，到《咏怀五百字》省亲一路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再到《哀江头》自己本人成为叛军俘虏，成为战争之中的一部分。由此开始，杜甫自己从战争的批判者、思考者到被迫卷入到战争本身，自身连同家庭的命运，已经与时代融为一体，换言之，安史之乱将杜甫从原本是传统的奉儒守官的儒士的人生世界，飞跃而为与时代同命运共呼吸的诗人，由此，必然会走向超凡入圣的诗圣人生。

《哀江头》写作于肃宗至德二年（757）三月，杜甫被安史叛军所俘，写作此篇。“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痛彻心扉，落笔即为绝唱名篇。

《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诗，司马光评：“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如矣”（《温公续诗话》）；明人胡震亨亦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一联，“对偶未尝不精，而纵横变幻，尽越陈规，浓淡浅深，动夺天巧，百代而下，当无复继。”（《唐音癸签》卷九）由此，很自然地能引出第三点，即语言的高度锤炼。特别是锤炼非常普通、通俗的字眼，从而达到字重思深的艺术效果。如刚才所析“国破”一联，“在”字、“深”字，都是最常用的词，安排在适当的位置，就得到了不凡的效果。

至德二年四月，杜甫逃至凤翔，谒肃宗，授左拾遗，作《述怀》：“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杜甫在这一首诗中，又有了一个新的创造，就是写作个人人生经历的诗史，这是别一种意义上的诗史。前文所引的《壮怀》等个人自传的诗篇，是杜甫晚年之作，有意识写作个人的诗史，特别是现实性日记式的记录，开始于此一篇。

同年闰八月，杜甫因为上疏房琯事件开罪于肃宗，往鄜州省亲。杜甫的个人人生经历几乎就是为这个时代的诗史写作而生，如果不开罪于肃宗而会较长时间贪恋权位，就会成为一位奉儒守官的官员，但杜甫的儒家性格之愚，造就了杜甫的人生一直就在漂泊流离之中，从而始终生活在时代的现场。于是，杜甫的这一次旅行，写下了《北征》《羌村三首》等名篇。

《北征》写的是杜甫自凤翔省亲北归，是个人事件的记述，但又是时代社会的艺术写照，同时，杜甫完成了诗史写作的体式：“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开篇四句，正是史书写法，如同《春秋》，肃宗至德二载秋，闰八月朔日初一，杜甫从凤翔去鄜州，鄜州在凤翔东北方向，故曰“北征”，所去为何？乃为省亲家室，所行之旅如何，尚在战争硝烟之中，故曰“苍茫”。以下：“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靡靡逾迁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一幅盛唐时代战乱的图景画卷展示在前，即使是描述景色，也带有沉重的心理阴影，从而成为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而这些，又与诗人的旅程描写、家庭描写以及诗人喜怒哀乐的心绪融为一体：“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此刚归家情景之画面，细节入微，凄惨而又可笑；随后，写久别重逢的快乐：“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竟挽须，谁能即嗔喝。”此数句后富有喜剧效果的场面，可笑却又无奈。凡此种种，真可谓形象如画，如特写镜头，细节入微，令人如置身其中；而那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时代的写照亦皆在其中矣。

长篇诗作，随之而来的，便是结构的处理，清人黄生分析说：此诗分四大段，辞阙一段，在路一段，到家一段，时事一段。若各叙自可分为数题，亦无害各为佳篇。然杜公偏以合叙见本事。盖一篇用笔，忽大忽小，忽紧忽松，他人急忙转换不来，而公把三寸弱翰，直似一杆铁枪，神出鬼没，使人应接不暇，此真万夫之特也。尤妙在末后一段，本是辞阙时一副说话，却留在后找完，以成一篇大局，自是古文结构。他人不论，即文家巨擘如昌黎，见之亦当汗流气慑矣。（《杜诗说》卷一）清人吴瞻泰亦评：“此作有大有小，有提有束，有急有闲，有擒有纵，故长而不伤于冗，细而不病于琐。然又须看其忽然转笔，突兀无端，尤属神化。”（《杜诗提要》卷二）

“诗史”的出现，以及对时代、社会、人生思考的主题在诗歌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必然地引发对传统的、典雅的、山林的、意象式的诗歌艺术格局的变革。在上述两首诗中，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诗人的大段议论述说，如《咏怀五百字》的第一大段，《北征》的后一大段，都是议论。这样就开了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先河。

《北征》和《羌村三首》之间，孰先孰后？应该是《北征》在前，《羌村》在后，但两者之间十分紧密，连带而下，《北征》就情节而言，从出发写到到家，《羌村》则开篇就写到家的场景，两诗之间，是一气贯下的关系。同时，《羌村》不同于《北征》的长篇累牍，大段议论，大段铺排，而是改为类似抒情诗的小场景，细节生动，兼有对话和故事情节。

《北征》中的“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等颇带戏剧性的细节描写，直接影响了《羌村》的叙事写作，而此两首诗，让杜甫学会了短篇叙事故事的写作方式，包括人物形象鲜活、情节曲折、细节生动、对话惟妙惟肖，从而开启了后来“三吏三别”的写作。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不同于飘逸的“诗仙”李白，也不同于如同静寺古刹的“诗佛”王维。他在诗歌领域里，俨然如同哲学伦理界之孔丘、孟子。而他的诗被称作“诗史”，是由于他以诗的载体，来容纳历史的容量，并且多寓春秋笔法，满含褒贬爱憎之恨。俨然如同史学界之左丘、司马迁。宋人宋祁《新唐诗·杜甫传》说他“善陈时事”，“世号诗史”。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评论。试掩卷而思，以安史之乱为中心，举凡当时前前后后的政治事件、军事战役，甚至当时的经济、外交，在他的诗中都有记载和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