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实在论基础上的话语建构研究*

刘立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0.引言

自Fowler 等人1979 年发表《语言与控制》以来，批评话语分析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批评话语分析目前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内部各个流派的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完善，话语研究与邻近学科相互借鉴的程度也逐渐加深。从研究内容来看，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结构（特别是具体社会实践的结构）或与之相关的话语策略，关注符号差异（话语秩序）的结构变化。从其借鉴的理论来看，批评话语分析大都致力于批评实在论基础上的分析（Fairclough et al.2004），采取不同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并把分析建立在适度的建构主义之上（Sayer 2000）。社会建构主义学家拒绝通过传统实证主义途径获取本质无反身性的知识，他们以批评性的态度看待关于社会世界的、理所当然的假设，认为这些假设增强了社会主导地位群体的利益。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历史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交流和协商的产物。对社会建构主义来说，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产生固定的和普遍有效的知识，而是开启一种对其他可能观点或是知识的欣赏或认可。

当前话语建构研究大多聚焦话语建构过程中使用的策略，或是聚焦（作为话语具体实现手段之一的）文本的语言特征，但是对于话语建构这一概念的属性以及围绕话语建构这一概念所形成的批评模式和路径较少论及。本文试图在批评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的基础上，具体论述话语建构的属性，同时试图构建一个面向话语建构的批评模式。具体来说，批评话语分析的目标是话语，那么话语在社会现实中的位置在哪里，又该如何界定话语？话语建构的源动力如何体现？作为批评话语分析关键词之一的批评，其对话语建构批评的基本模式和路径是什么？

1.社会现实的本体论层次特征

实在论认为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一世界也包括一个真实的社会现实，它独立于我们的认知而存在。批评实在论是实在论的一个特定版本，其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Bhaskar 等人的文献中（Bhaskar 1986：19-20；Archer 1995：294-344；Sayer 2000：10-11）。批评实在论认为，自然世界和社会现实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依赖于人类的行为而存在并且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即社会现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事先存在的一种建构。但是这一观点并不否认人类对社会现实的知识可能是有限的，或是错误的，甚至在有些方面还一无所知。因此，对于批评实在论来说，本体论应该与认识论区分开以避免“混淆现实的本质与我们对现实的认知”的认知谬论。此外，还应该拒绝一种判断的相对主义（即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呈现都一样好），而是应该努力去寻找一种能更好呈现世界的方式。

批评实在论假定了一种分层的本体论，把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看作是具有不同特征的社会现实的不同层面。也就是在“现实”“实际”与“经验”之间存在一个区分。在“现实”层面，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能产生某种行为的力量。“实际”层面则包括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经验”则是由社会主体所体验的“现实”和“实际”的一个部分。“实际”层面并不是以一种简单或是直接的方式反映“现实”层面，即通过激活特定的、能产生某种行为的力量来影响实际事件发生的方式和程度均是偶然的，这种偶然又存在于一种由不同的结构和原因构成的复杂互动过程中。拥有能产生某种行为的力量不是社会结构的唯一特征，社会主体也拥有影响“实际”层面变化的力量。因此，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社会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恒定同时发生。相反，这种同时出现需要人的干涉。以上论述说明，话语建构与话语主体有密切的关系。根据以上理论假设，有关话语建构的研究应考察话语所处的物质现实并考察物质现实对话语建构的影响，同时也应关注话语如何对其所处的物质现实或是社会现实施加影响。

2.作为社会行为和互动的话语

在批评实在论看来，话语是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中的一个元素，也是相对持久的社会实践中的一个元素，但是社会实践、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都没有消减为话语。社会实践（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是话语和非话语因素的链接。话语包括语言、符号、文本等。在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看来，使用话语而不是语言的原因不仅在于符号体系的多样性，还在于话语把社会事件和社会过程中的语言或是符号元素看作是与其他元素相互链接的一种关系方式。据此，话语分析的目的不是对话语的简单分析，而是要探索话语元素与非话语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把话语分析的目的看作是一种关系分析，那么有必要把这些元素看作是一种具有本体论地位的社会现实。它们虽然不同，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其他社会元素（例如社会关系、物质类别以及机构中的空间结构）在通过话语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包含或内化特定话语元素（包括特定的话语）的同时，并没有消减为话语。话语与非话语元素之间进而构成了一种辩证实现的关系。

社会科学中的话语分析通常将话语简化为一种表征。在批评话语分析看来，话语是与特定社会领域或实践相关的语言使用，如政治话语；或是表示从特定社会视角对世界的一种解释方式，如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但是如果从话语与社会现实的辩证实现关系来讲，话语则是构成社会过程中某个元素的意义生产过程（Fairclough et al.2004）。Fairclough把它称之为符号过程（semiosis）。以上对话语的界定也凸显了话语是意义生产的过程，强调了话语建构的社会行为和互动属性。Fairclough（2003：132）认为这种符号过程同时具有三个维度：行为、身份和表征。这三个维度又具体表现为体裁、风格和话语。以上有关话语的界定是Fairclough 流派与其他话语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一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流派把社会行为和互动看作是符号的一个维度，认为需要将符号视为文本，把文本看作是意义的生产过程。话语分析也因此是文本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维度的分析，也就是“链（chain）”和“选择（choice）”的分析。这种话语分析把不同话语之间的“选择”与特定体裁相关的“链”关联了起来，而不是将话语分析局限于对某类话语的识别上。这样的话语选择被视为是在特定行动过程中做出的行为的一部分。其结果是将行为和社会互动视为主要内容、将表征包含在其中的符号观点被建立起来。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体裁被视为主要部分，话语（以及风格）包含在有关体裁的分析之中。社会行为和互动因此被视为链接了符号和非符号元素（Fairclough 2013）。

在以上论述中，话语的社会行为和互动维度得到强调，话语建构则是话语的社会行为和互动特征的具体表现。据此，话语可以作为相互行动（社会实践）的方式被制定出来，并以某种方式被灌输，或是以物化（例如以建筑形式组织空间的方式）的形式体现出来。例如，一种新的管理话语可能作为管理程序被制定出来，这其中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新的社会互动形式，或者可能作为某种身份被灌输，在符号层面上形成新型管理者的风格（ibid.）。从这种角度出发，有关话语建构的批评是对话语所蕴含的社会行为和互动的批评。这一批评也因话语与社会之间的层次化而具有了层次化的特征，即这种批评既是基于某种规范的规范性批评，又是基于话语研究者的解释性批评。

3.话语建构的批评路径

3.1 规范性批评和解释性批评

马克思将社会现实视为由概念所调节的产物（Marsden 1999：37；Fairclough & Graham 2002）。这意味着社会事件和社会实践都是经过了表征、识解、概念化或理论化的产物。社会现实具有反身性，即人们如何看待、表征、解释和概念化它们也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因此，作为批评社会分析对象的社会现实兼具“物质—符号”特征（Jessop 2004；2010），即同时具有物质性和符号性的特点。与之相关的分析因此需要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假设中，批评社会分析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因为其研究对象的性质要求它把关注社会现实物质方面的学科和关注符号学方面的学科结合在一起，把社会现实的物质层面和符号层面的学科结合在一起。

对于作为批评社会分析其中一个类别的批评话语分析而言，中心问题是这种物质性和符号性（或是话语）之间的辩证关系（Fairclough 2001；2006：9）。社会现实是由观念和话语来调节。社会现实包括社会实体（人、事件、实践、制度），也包括关于它们的信念/观念和表征。社会现实中的关系既是认知的，又是因果的，也就是既是表征和解释的问题，又是因果的问题，既是可以批评的认识论关系，又是需要解释的存在论关系（Bhaskar 1989：101-102）。因此，批评话语分析既是规范性的批评，也是解释性的批评，既是基于规范或价值的批评，又是基于因果关系和辩证关系的批评。批评话语分析开始于对话语的规范性批评，即根据某一社会中的规范（例如说真话、真诚说话、公正说话等）对话语进行评估，然后在此基础上对违反规范的话语实践进行解释，进而转向对产生这种话语的社会现实的解释性批评，最终提出改变这种导致话语失范的社会现实的行动路线。

3.2 社会行为和互动的解释性批评

批评话语分析结合了对话语的规范性批评和对作为社会现实中行动基础的话语的解释性批评，具体呈现为一种实践论证（practical argumentation）模式，即应该做什么来改变现有现实的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往往通过解释话语和物质现实成分之间的关系来获取。

批评、解释和行动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批评话语分析的本质。虽然批评话语分析本身不是行动，但它是向行动迈出的一步，批评话语分析识别并提倡一种行动路线。此外，批评话语分析认为，除非通过解释，否则不能直接从批评走向行动。没有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包括对话语和社会生活其他元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辩证关系的解释，则无法知道什么需要改变，什么可以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解释在批评话语分析的这种方法中因而非常重要。解释关注的重点不仅包括话语中的权力，还包括话语背后的权力，不仅包括对话语操纵的批评，还包括对话语中意识形态的解释。以上批评解释的根本目的则在于对现有社会现实的特定方面进行改变提供理由。例如，在对现代大学的话语实践的批评中，如果对此类话语实践在大学的“市场化”中的作用进行批评性解释，那么就可以提出改变大学的行动基础。如果大学将学生视为“消费者”，而这可以被解释为大学私有化策略的一部分，那么可以说存在一些应该修正的错误（Fairclough 1993）。

3.3 解释性批评的实践论证模式

根据政策分析中的“论证转向”（Fischer&Forester 1993：1-18；Fischer & Gottweis 2012：1-28），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实践论证模式（Fairclough&Fairclough 2012：1-2）由此提出，其中实践论证的要素包括：环境前提，价值前提，目标前提，手段-目标前提和主张（或结论）。事物的现有状态在环境前提中以特殊的方式呈现。目标前提则是根据环境前提中的表述和潜在的价值和关切（价值前提）去解释可能的和理想的未来状态。手段-目标前提往往通过一个条件形式来呈现，即：如果我们追求一个行动过程，它将很可能把现在的某种问题状态转换到符合某种价值和理想的未来状态。主张（或结论）则是追求一个特定行动过程的最终目标（Fairclough 2013）。在以上模式中，事物的现在状态存在问题或是事物现在状态的问题化与环境前提相关。目标的达成与否不仅要根据现有事态的问题化阐释，而且要根据一系列价值和关切。以上观点认为，一旦某种问题化被接受，一系列相对应的解决办法和对其他不相关的解决办法的排斥就会随之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事物的状态被问题化的过程中，价值前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价值对环境前提中的事物状态如何被问题化以及采取什么解决办法都非常重要。最后，手段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可以为实现目标服务，但行为主体往往追求一系列复杂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实现另外目标的手段，而已实现的目标在进一步论证中又成为环境前提的一部分。

建立在以上模式的批评可以被看作是在对社会生活的某一部分进行描述、评价和解释的基础上，倡导向某个特定方向转变的行动路线。以这种方式看待批评，可以使人们对消极批评和积极批评之间的关系有更明确和更连贯的看法。消极批评被纳入到对现有事物状态的环境前提中，积极批评被纳入到目标前提中，并在目标前提中想象一种可能的、令人满意的新事物状态。同时，以实践论证为模型的批评有助于澄清规范性批评和解释性批评之间的关系。实践论证通过对一系列问题的规范性评价，并以此来构建批评的规范性模型。实践论证的规范性评价涉及对现有事物状态的问题化进行相应解释以及质疑这种问题化的充分性和正当性，这进而可能导致产生不同的问题化（消极批评）和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不同的目标和手段（积极批评）。

在规范性批评的基础上，解释性批评将问题解释为现有事物状态（包括社会结构和实践）的影响。导致这些问题的现有事物状态的各个方面被认为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需要改变以解决问题。解释性批评包含了从事实到价值的移动：X 导致问题Y（事实），所以X 是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价值）。这一批评框架把批评从行动和事件扩展到实践、制度和结构。在解释性批评的过程中，批评话语分析从现有状态中的问题转向了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因此，批评话语分析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实践论证的形式（Fairclough 2018），其中包含以下四个具体的实施步骤：（1）对话语的规范性批评；（2）基于社会现实解释被规范性批评的话语；（3）对话语所在社会现实提出解释性的批评；（4）提出改变社会现实的行动方案。其中前两步属于规范性批评的范畴，关注说话者对话语的操纵，第三步属于解释性批评，关注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第四步则是在规范批评和解释的基础上，提出改变社会现实的行动方案。具体到对某个话语或是文本的批评，又可以有以下三种批评的方法。一是对论点结论的批评，这种批评试图否定论点的结论，认为追求主张的行动路线将会破坏论点中提出的目标或价值，或产生其他不能妥协的后果。二是对论点的有效性进行批评。例如，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实际上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如果将这些方法添加到论点的前提中，则论点将不再成立。三是对前提的可接受理性（或真实性）的批评，例如对现有事物状态的表征、解释和问题化的方式的批评。

以上模式明确地阐述了符号因素和非符号因素如何影响特定策略和目标的选择与保留、支配权（hegemony）的产生和争夺。在评估实践论证以及在制定逐步向目标迈进的策略时，社会行为者在考虑社会结构和与主体选择相关的非符号（以及符号）因素的可能影响的基础上，预测特定行动的可能后果。因此，这种符号和非符号因素之间的关系被社会主体认为是实现特定策略和目标的重要因素。

4.作为一种互动与协商的话语建构批评

4.1 批评是一种问题化的互动建构

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分析视为一种基于“解释、批评和规范性评价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问题驱动的方法”（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60；Fairclough &Fairclough 2012：78-83）。批评实在论基础上的话语分析把对问题化的建构建立在适度的建构主义之上（Sayer 2000：158-169）。在此基础上的批评话语分析认为一些“问题化”比其他的“问题化”可以更好地捕捉到这些造成问题的困难，因此也能更好地在正常的社会实践和批评中得到评价（Bacchi 2012；Howarth &Griggs 2012）。从批评的角度来看，问题化将消极批评与积极批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在将某种困难的原因定位为某个问题，并将这些困难解释为某一问题的结果时，就能确定需要改变什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既是对困难的一种解释，也是需要解决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化的生产根据所涉及到的不同社会主体而有所不同。在某个具体的话语中，话语主体（话语的发出者）、话语中的不同主体（话语实践的参加者）以及话语受众（话语的社会支持者或是反对者）都可能参与了话语中问题化的呈现。从问题化参与的维度来看，则有国家、机构、个体层面等三个维度。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问题化，则是在综合考虑以上问题化基础上的再一次问题化，也是在对以上问题化评价、质疑的基础上提出自己问题化表述的过程。因此，批评话语分析者的问题化可被视为试图以某些方式改变现有社会现实的实践批评。此外，批评话语分析不是对以上问题化进行简单的批评性分析，而是对问题化产生过程的批评性分析。这意味着问题化的过程是一种互动的协商过程，是对各种存在的话语实践论证的批评分析，即基于现有事物状态的特定问题化以及基于特定的目标和价值、支持或反对特定行动路线的实践论证。

批评话语分析阐明了问题化对社会变革和支配权的产生与争夺可能产生的影响。问题化被看作是为实践论证提供前提，从而作为行动的要素。此外，在实践论证中，问题化被视为问题-解决结构中的元素，事物状态和论证（包括它们所包含的问题化）都是问题化的过程。此外，问题化也被视为话语实践中相关主体与话语分析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建构。

4.2 批评是一种主体之间的协商过程

批评是一种实践论证，也是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与话语主体以及话语场域之内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商。批评往往是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专家与社会科学家、专家、评论员及社会实践中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延伸对话。批评首先是话语研究学者与话语主体以及与话语实践相关的各个主体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可以表现为观点之间的认同、反对或是协商关系。话语实践参加者的问题化被看作是批评话语分析学者批评性质疑的一部分。

这一批评模式下，对事物存在状态的某一特定解释的选择过程中，批评话语分析的主体和其采用的话语策略扮演着重要角色。这要求批评话语分析者考虑或审视话语实践中相关的符号和非符号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符号构成了社会活动的基础，社会实践离不开符号之间的互动，符号实践因此构成了社会实践中人们理解他人、评估自己行为和他人影响的重要的工具和切入点。因此，人的行动的社会意义在于人们之间的互动以各种各样的符号为中介进行。人们通过解释某个行动的符号意义而做出反应，从而实现主体间的互动。

话语实践的目的往往是寻求一种支配权的建立。对寻求建立成功支配权的力量的分析应涉及其行动的背景（Sum 2005）。对支配权形成过程的分析应该包括对现有事物状态的分析以及对成功执行其战略的可能障碍的预测分析。这些阻碍可能来自社会结构、社会主体、行为主体的策略以及某些行动路线可能产生的后果。批评话语分析者往往需要根据以上阻碍采取行动，防止这些障碍的发生，并产生有利于执行其意图的效果。他们必须在评估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支持或反对某些行动方针的论点，批评性地进行评价，并在某些情况下提出反对采取其他策略的行动者的论点，而这需要一个协商的过程，即对不同行动方针的不同论点进行批评性的比较和评估。

5.结语

话语建构研究试图对话语如何影响社会变革及支配权的产生和竞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话语主体将话语（以及由此产生的表述和解释）视作“为实践论证提供前提”的一个要素，从而将其视为社会行为者的行动，话语因此提供了行为的外部理由。如果一个特定的话语被用来问题化某种社会行为和互动的背景，那它则充当了某种环境前提，话语的主体就会以此为起点对社会现实采取相应的行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话语主体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可能因此会偶然地对社会现实产生建设性的影响。因此，批评话语分析学者对以上话语建构的批评其实是把符号的有效性问题纳入对行为和互动的解释。但应该看到，以上话语建构的批评模式的出发点是一种经验语言学的视角，即把话语看作是具有议论性体裁特征的实践论证。其次，批评实在论基础上的话语建构研究本质上还是坚持了一种结构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遭到了后结构主义学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