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国的政治疯狂与精神分裂症*
——戈尔·维达尔《华盛顿特区》的权力欲望解析

2024-05-09 18:26代显梅

外语研究 2024年1期

代显梅徐瀛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0.引言

美国现代小说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1925—2012）被誉为“美国的王尔德”“当代的伏尔泰”（陈安2012： 103）。自1967 年以来，维达尔创作了7 部“美国编年史”系列小说①，重写了美国革命至2000 年之间的美国历史，《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 1967）便是这一系列美国政治编年史的开篇之作，表达了作家对美国政治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维达尔出身于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其父尤金·维达尔（Eugene Vidal）是美国首任航空署长，外公托马斯·戈尔（Thomas Gore）是参议员，姐夫是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总统，表弟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是美国副总统。身处华盛顿权力中心，维达尔对美国顶层政治的实践活动自然有深入的观察和了解。1961 年的“猪湾事件”②让维达尔发现肯尼迪并不能胜任总统职务和这个时代，因为他只是一位“在公众面前演戏的总统”（Vidal 1961a：24；以下维达尔作品引文仅标注年份和页码），而“反动的国会”和“糊涂的选民”却让“这样无能的人”当选，这不啻于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败迹象（ibid.： 17）。1961 年8 月，维达尔又在《消除文明差距》（Closing the Civilization Gap）一文中抨击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察暴力事件，也因此得罪了时任司法部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维达尔正是根据自己的这些亲身经历，才能在《华盛顿特区》中一针见血地挑开美国政治神话的面纱，让读者得以瞥见貌似普世的美国民主价值观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政治操作与隐秘罪恶。

《华盛顿特区》聚焦20 世纪30 年代至50 年代的美国政治生活。维达尔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段时期是美国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帝国很沉静，我们好像生活在永久的夏天，不计较损失，政治很少被提及，毕竟法西斯已经被征服，而社会主义苏联离美国很远”（1970：38）。然而，在经历了1950 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肆虐，以及1960 年代的政治暗杀事件（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被刺杀）、越南战争及国内的反战运动等之后，维达尔发现，“共和国已经迷失了方向”（1994：x）。在以往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多关注维达尔的政治悲观主义（Neilson 1997），将其贬斥为一部“政治情景剧”（Breslin 1976：106）；国内迄今尚没有对这部小说的研究③。本文从维达尔与美国政治的渊源入手，聚焦小说中的政治形象造假、权钱交易黑幕和“精神分裂症”事件，考察美国政客疯狂的权力欲望对国家、家庭及个人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揭示维达尔在其历史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洞察力。

1.美国政客的形象造假与权钱交易黑幕

作为一部政治“影射小说”（political allusion fiction,Neilson 1997：23），《华盛顿特区》显然继承了美国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的小说《民主：一部关于美国小说》（Democracy: An American Novel, 1880）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冷静审视。这两部小说虽然相距87 年，但都揭露了美国政界的政商勾结和政党腐败，表达了作者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深刻怀疑。同样是出身政治世家的亚当斯在其小说中提醒选民，在判断政客品性时，不能根据他们“声称的形象”（claimed to be）而要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they really are）（Adams 2008：4），影射当时的美国政客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illespie Blaine），试图以此作品阻止其竞选总统。为了避嫌，亚当斯在小说发表之初隐瞒了他的真实姓名。与亚当斯的谨慎相比，维达尔显得勇猛率性，他没有隐瞒自己的作者身份，坚持仗义执言。在小说中，维达尔把矛头指向其姐夫约翰·肯尼迪，并把这种批判追溯到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华盛顿特区》是关于参议员伯顿·戴依（Burden Day）的仕途衰落及其助手克莱·奥弗伯里（Clay Overbury）的政治崛起的虚构故事。伯顿·戴依的原型是维达尔的外公托马斯·戈尔（Thomas Gore），而克莱则暗指姐夫约翰·肯尼迪，维达尔自己则化身为记者彼得·桑福德（Peter Sanford），作为小说的牵线人物见证了姐夫克莱的仕途崛起黑幕。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克莱的岳父、报业大亨布莱斯·桑福德（Blaise Sanford），其原型是维达尔的继父休·奥钦克洛斯（Hugh Auchincloss）。

1937 年，维达尔随改嫁的母亲搬入富商奥钦克洛斯在华盛顿郊区的豪宅，“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家里有5 个仆人，这是当年华盛顿独一无二的财富标志”（1992：22）。《华盛顿特区》中的“桂馆”（Laurel House）就是以维达尔继父的豪宅为原型。布莱斯的另一半原型是20 世纪30 年代的美国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他是维达尔的外公老戈尔的政治盟友。布莱斯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位野心勃勃的媒体人士，虽然他“具有凯撒的雄心，不幸的是，只有科里奥兰纳斯④的能力”（2000：5）。布莱斯靠收购即将倒闭的《华盛顿论坛报》（Washington Tribune）发迹，他使这份报纸起死回生，并利用它的影响力成为政界风云人物。权贵和政要一时之间都蜂拥到他的豪宅，他的桂馆成了华盛顿的政治权力中心。克莱正是在这个时候获得布莱斯的资助平步青云，先是当上了国会议员，然后参加总统竞选。

事实上，克莱的政治生涯是对维达尔的姐夫约翰·肯尼迪的仕途摹写。1960 年，肯尼迪当选总统，维达尔本以为肯尼迪的当选会给美国政治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他相信具有“作家灵魂”的肯尼迪会利用自己的人文情怀去恢复美国“民主共和的原则”（1995：368）。然而，维达尔逐渐意识到肯尼迪奉行的“官僚独裁主义”（Bureaucratic Caesarism）根本不可能传承美国的“民主”理想。1960 年，维达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醒公众，总统竞选只是媒体支持下的政治活动，“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想要卖给我们一个形象，而不是一个人，很可能我们的下一任总统会成为某种机会主义者，他自己可以毫无作为，却可以在任何时刻展现出所需的大众形象：像演员一样熟练地从一个角色转变成另一个角色”（1961b：6）。维达尔的小说聚焦的正是这样一桩政治形象造假的丑闻。作者给克莱的形象造假一个特写镜头，使读者看清整个操作流程，看清媒体与政治勾结对“民主”选举制造成的致命伤害。

克莱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能够在二战后的政治和经济复苏中为巨头们服务。他的攀爬路径是运用迂回曲折的晋升策略：他放弃争取国会席位的机会，先去当兵成为陆军上尉，以此为自己赚取最大的政治资本和选举竞争力。在岳父布莱斯·桑福德的精心策划下，克莱被“塑造”成一名战争英雄，具体的塑造方法是，布莱斯派记者哈罗德·格里菲斯（Harold Griffith）去采访克莱，为他写一篇并不属实的英雄事迹报道，虚构了克莱从燃烧的仓库中救人的壮举，克莱因此被总统授予“荣誉十字勋章”（2000： 238）。这个小说情节有史料依据，暗指PT-109鱼雷艇事件⑤。约翰·肯尼迪凭借自己在该事件中的英勇表现成了当时美国媒体的宠儿，并获得许多荣誉。“战争英雄”的光环让肯尼迪在政治上平步青云，直至当选美国总统。在小说中，克莱名不符实的荣誉让我们看到，“战争英雄”的光环只是媒体宣传的产物，政治造假对于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而言有极大的迷惑性。在现实中，负责肯尼迪竞选宣传的是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Bryant 2001：180）。而在小说中，支持克莱的是其岳父布莱斯·桑福德，克莱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的虚假形象人设，正如肯尼迪借此攀登上总统宝座。

此外，为了烘托克莱作为公众人物的理想形象，布莱斯还用自己的财富操纵着媒体宣传机器，制造克莱的模范丈夫形象，“每一家报纸都这样。都是伊妮德和克莱拥抱的照片”（2000：303），而实际生活中的克莱却是一个荒淫无度的花花公子，早已背叛了神经脆弱的妻子，频繁地更换情人，对婚姻没有任何责任意识。克莱的妻子伊妮德的父亲助纣为虐，克莱更是有恃无恐，并且坚信“起初是假的东西经过不断地重复也就变成真的了”（ibid.：303）。

在小说中，金钱总是权力的孪生兄弟，金钱是政客们获得权力的魔棒，是他们贪赃枉法的主导动机，正如即将参加总统竞选的参议员伯顿所说的，“没有金钱的帮助，就不能成为总统。问题就在这里。好在还有三年的时间筹款”（ibid.： 28）。在描述伯顿为竞选总统而筹款时，维达尔设置了一位商人埃德加·尼尔森（Edgar Nelson）与伯顿进行“合法交换”（ibid.： 34）：尼尔森试图用低价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只要能得到这位参议员的应允，尼尔森就会支持伯顿的竞选活动，并把贿赂支票夹在信中转交给伯顿。虽然伯顿起初还有良心挣扎，认为“从印第安人手上夺走土地实在太不忍心，太不讲廉耻”（ibid.： 36），但是竞选的严峻形势让伯顿无法保持清高，“伯顿的财政条件差得可怜，到了竞选的最后几周，他连广告费和电台费都付不起了。他几乎没有钱在那些周报上登广告，那些广告虽然在争取选票上毫无用处却不得不登，因为报纸主编总是看谁登的广告多就支持谁”（ibid.：215）。最终伯顿规避了良心的不安，接受了尼尔森的贿赂，他给自己的理由是“在选举游戏中，人们要按照规则来玩游戏，除非他根本不想玩游戏”（ibid.： 113）。伯顿最终相信自己的受贿行为是遵循了美国宪法，毕竟总统和其他政客都“花钱买选票”（ibid.： 114）。当伯顿选举的资金筹措到位，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有了最大保障，保守派报纸开始鼓吹伯顿是“唯一能够维护宪法而又维持和平的政治家”，提名将是“囊中之物”（ibid.： 113）。至此，读者幡然醒悟：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民主选举竟然是不可告人的权钱交易和良知人格的出卖！

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布莱恩特（Christopher William Bryant）在评价克莱和伯顿这两位小说人物时准确地指出，克莱奉行的是“机会主义”（Bryant 2001：149），而伯顿则是“实用主义”（ibid.： 155），他们都是高度的利己主义者，只要能达成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美国心理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权力与人格》（Power and Personality, 1949）一书中认为，从政者对权力的追求是一种以公共服务来提升自信的“补偿手段”（Lasswell 1949：39）。根据拉斯韦尔的观点，克莱不择手段的政治冒险可以被理解为，他因为出身寒微并不具备优秀的政治素养，所以为了克服“较低的自我评价”（ibid.），只能靠形象造假补偿自身素质的不足。同样，伯顿竞选时的权钱交易也是拉斯韦尔所说的政客和商人之间“互利互惠（giving and taking）”的交易行为（ibid.： 10），极大地败坏了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公平”竞争原则。克莱和伯顿作为政治候选人的不法行为正是维达尔在小说中揭露和批判的美国“民主”政治堕落的表现。他们疯狂的权力欲望不但是华盛顿政治腐败的根源，而且破坏了家庭生活的和谐。

2.权力欲望对亲情的伤害

加拿大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思维运作》（How the Mind Works, 1997）一书中指出，欲望是“心灵的斗争，就像国会争斗一样，理智和情感都想占据主导地位，都想成为完全征服你的力量”（Pinker 1997：419）。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认为，如果不小心对待，权力很可能会变成刺激人们贪婪欲望的恶魔，会变成一种“恶”（Paine 2004：4）。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也在其经典著作《政治正义论》（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1793）中指出，权力欲望源自“我们内心的邪恶（wickedness）”（Godwin 1971：5），它能导致人的疯狂行为。在该小说中，几位政治人物的权力欲望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维达尔在这个故事中把首都华盛顿描述为“一个烂泥塘中心，沙蚤窝，满绕着有毒的常青藤，肚子里塞满了腊肉油烧圆白菜和难以消化的弗吉尼亚火腿，吃起来就像从沉船底下刮下来的东西”（2000：47）。权力欲望成了人格的腐蚀剂，男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女人为了权力不顾羞耻。

小说中的犹太商人布洛克（Mr.Bloch）利用妻子艾琳（Irene Bloch）接近权贵。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世家眼里，布洛克夫妇这样的暴发户一直受到歧视，被排挤于顶层社交圈之外。然而，为了接近权贵，艾琳可以说是人皆可夫，而“她丈夫根本不在乎她跟谁上床，只要是个重要人物就行”（ibid.： 163）。出于对权力的迷信，艾琳先是做了伯顿的情人，后又资助彼得·桑福德创办的一份激进报纸，尽管20 世纪50 年代是美国的政治敏感期，激进报纸对于华盛顿特区无异于洪水猛兽。艾琳之所以冒这样的政治风险，只是为了让彼得邀请她出席桑福德家族在桂馆举办的沙龙舞会。艾琳在丈夫死后很快就嫁给了奥格登·沃特雷斯（Ogden Watress），新丈夫家族的显赫声望让艾琳从灰姑娘摇身一变为华盛顿贵妇们艳羡的对象，足见权力在华盛顿特区的神奇魔力。

华盛顿“像凡尔赛宫，奢侈腐化，能把朴实的庄稼汉变成花花公子，甚至更糟糕”（ibid.： 45）。克莱便是一个走进华盛顿这个大染缸被权力异化的庄稼汉。拉斯韦尔在谈到出身低微的美国从政者时用“小镇男孩”（small-town boy）或者“农村男孩”（country boy）称呼他们，他们处于社会边缘，为了克服自己的政治资源劣势善于抓住机会并加以利用（Lasswell 1949：50）。出身农民的克莱正是这样的“小镇男孩”，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引诱伊妮德，因为她父亲可以成为克莱平步青云的经济靠山。婚后克莱发现岳父并没有帮助他的意思，他便开始偷情出轨，其婚姻随之陷入危机。在小说中，华盛顿特区政客们的私生活大多混乱无序，即便是像伯顿这样比较保守的大人物也暗地里与艾琳有染，克莱更是情人不断。为了表达对丈夫的愤怒和对婚姻的失望，伊妮德成了“交际花”，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爱回家就回家，想外出就外出”（2000：125）。尽管如此，伊妮德依然深爱着克莱，数次请求克莱回归家庭，并保证以后恪守妇道；当克莱决定参军时，她恳求父亲动用关系将克莱留在安全的后方。然而，克莱对妻子因感情无望导致的酗酒行为和婚外情不仅没有任何同情和愧疚，而且他本人变本加厉地在外面鬼混。

华盛顿特区的权利欲望同样销蚀了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支持。作为父亲的布莱斯不仅不同情女儿的婚姻状况，反而怨恨她对婚姻不满的反抗行为；伊妮德的母亲则整日忙于华盛顿特区的社交生活，对女儿漠不关心。在华盛顿特区，婚姻似乎只是政客们追逐权力的媒介，是他们仕途升迁的政治游戏的道具。当克莱发现，伊妮德拒绝配合他在公众面前演戏假扮恩爱夫妻时，他就想尽快离婚。然而，当他意识到离婚不利于他的政治升迁时就立即打消了离婚的念头，“离过婚的人毕竟不能成为总统候选人”（ibid.：252）。在美国的竞选活动中，幸福的婚姻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个政治家品格的关键，某些宗教协会睁大眼睛盯着候选人的家庭情况，因此克莱的模范丈夫形象至关重要。在克莱“光荣”退伍回国时，伊妮德被迫参加布莱斯精心安排的政治秀节目，而为了让媒体拍到一张温馨的家庭照片，布莱斯则把女儿“像发扑克牌一样”推到克莱身边（ibid.： 242）。在这个家庭里，在华盛顿特区，神圣的婚姻和温暖的亲情都被异化为通向权力巅峰的做秀节目和政治游戏。布莱斯因自己天资所限无法从政，所以就决定找一个替身接近权力，当他发现克莱有这方面潜力时便竭力推出女婿做国会议员候选人，布莱斯的儿媳戴安娜对公公的行为评价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关照另一个人的前程，甚至于牺牲自己的女儿，这样的行为很不自然”（ibid.： 344）。就这样，伊妮德成了父亲和丈夫权力欲望的工具和牺牲品，他们根本不会顾及她的感情需要，更不用说尊重她的人格。

同样，对权力的疯狂欲望也破坏了布莱斯与彼得的父子关系。因不赞同父亲的政治造假，彼得创办一家“冷门”报纸《美国思想》（The American Idea），宣传社会主义，与父亲及姐夫信仰的资本主义形成对峙。他知道父亲布莱斯不会帮助自己，而自己也不愿意求助于父亲，于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奇怪”（ibid.： 228）。为了得到资助，彼得求母亲邀请艾琳·布洛克出席桂馆的沙龙聚会，父亲布莱斯却在宾客面前公然嘲笑彼得的出版事业。同时，克莱和伯顿这一对“政治父子”最终也在各怀鬼胎的权力角逐中反目成仇。伯顿曾经作为克莱的政治导师，一直把克莱视如己出，并试图将女儿嫁给他。然而，在议员竞选中，伯顿却为了颜面坚持参加竞选，逼迫克莱退选；而克莱为了击败对手，威胁要公布伯顿受贿的赃证，最终逼死了羞愤交加的伯顿。“今天的人懂得的不是动机而是利益，承认的不是准则而是业绩，崇拜的不是上帝而是野心。克莱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人了”（ibid.： 333）。

从这些扭曲的人际关系中可以看出，在权力的腐蚀下，丈夫荒淫无度，并默许妻子与人偷情；父亲把女儿当成满足权力欲望的工具；母亲在政治漩涡里图慕虚荣，不顾家庭责任；儿子为了反叛不称职的父母把家庭视作牢笼，饱尝无家可归的畸零感；义子为了在权力角逐中取得胜利逼死自己的义父和恩师。人伦常情被权力的魔掌扼杀，婚姻家庭遭到权力的符咒摧毁。正是对权力的疯狂追逐，华盛顿特区的政界、商界、媒体、医界沆瀣一气，同恶相济，合力演奏了一首美帝国政治权力欲望的狂想曲。

3.“精神分裂症”事件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精神病学术语。美国精神分裂症专家富勒·托里（E.Fuller Torrey）在《精神分裂症》（Surviving Schizophrenia, 2001）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但也仅仅是一种脑部疾病，与多发性硬化症及帕金森症无异。病人不应该为患上疾病负责任，也不应该因此而感到羞耻，患有这种疾病就像患糖尿病、关节炎或是心脏病一样”（托里2018：1）。托里提醒读者的是，我们不应该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伦理评判。然而，回顾精神病学史，托里指出这个疾病曾经引起的可怕联想：

精神分裂症这个词本身就很不吉利。它一直被认为是“这个语言里最邪恶的词之一”。它影响恶劣，惊悚刺耳，让人联想到疯狂和疯人院。它不像“惊悚”（démence）那样不稳定，“精神错乱”（dementia）源自该词。它也不像“化脓”（écrasé）那样可见，“发疯”（cracked）源自该词，词意是一个人像破罐子那样碎裂了。也不像“狂人”（lunatic）那么浪漫，意思是在月亮（在拉丁语里月亮是luna）的影响下坠落了，“精神分裂症”是一个不和谐而且残忍的术语，正如它所指的疾病那样可怕。（Torrey 2001：1）

从托里这简短的几句介绍里可以看出，“精神分裂症”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杀伤力。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简爱》（Jane Eyre, 1847）中伯莎·梅森（Bertha Mason）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她如同野兽一般在阁楼上被关了10 年之久，最后在大火中悲惨死去，这也许就是昔日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命运写照。《华盛顿特区》中的伊妮德罹患“精神分裂症”虽然并非属实，但是她的命运却与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悲惨。伊妮德的父亲和丈夫为了消除敢于说真话的伊妮德这个克莱仕途上的最大隐患，与医生合伙为她罗织了“精神分裂症”的罪名，借此把她终身监禁在精神病院里。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1988）中指出文学作品中的“疯癫”隐喻内涵，“疯子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不再是司空见惯的站在一边的可笑配角，而是作为真理的卫士站在舞台中央”（福柯2012：15）。被父亲和丈夫指控为“疯癫”的伊妮德和作者维达尔一样，都是华盛顿特区黑暗政治的揭露者和批判者，她的婚姻悲剧和感情不幸都是美国政治疯狂与腐败的副产品。伊妮德的疯狂恰属于福柯对“疯癫”原因的解释，即“绝望情欲的疯癫，因爱的过度而失望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诉诸于疯癫”（同上：31）。她一直深爱着克莱，所以才痛恨克莱的背叛；在爱恨交织的绝望中，伊妮德对克莱发出这样的控诉，“你是最自私的人，我还没见过比你更自私的人。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如果你曾经稍微替我想一下，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2000：186）。遗憾的是，陷入权力欲望的克莱并没有认真对待妻子的倾情呼唤。

亨利·亚当斯在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1907）中写道，“政治是权力厮杀的游戏，而不是温柔心理的研究”（亚当斯2014：151），“权力是十分可怕的东西”（同上：443），它让人“狂躁”（insane excitement）（同上：434）。可见，真正陷入疯狂的不是伊妮德而是她的父亲和丈夫。布莱斯告诉女婿，“离婚在你目前这种处境下等于政治自杀，更不用说往后的日子了。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可以让人宣布她有精神病，把她一辈子关在精神病院里”（2000：257）。为了掌控克莱代表的权力，布莱斯决定牺牲女儿，以“精神分裂症”为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克莱的仕途隐患。布莱斯贿赂审查委员会和相关医生，以资助扩建医院为诱饵让医学界的权威们都异口同声地把伊妮德“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以此迫使女儿同意接受永久性住院治疗，也就是终身监禁。福柯帮我们解释了这种怪异的家庭现象，“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家长制权威围绕这种疯癫复活了”（福柯2012：237-238）。这显然是男性权力欲望导致的疯狂，依据美国第五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DSM-V），他们才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属于因权力欲望而疯狂的“偏执型精神病”（Torrey 2001：66）！

相比之下，伊妮德却显得格外健康，即便是在醉酒中她也依然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对父亲和丈夫的造假行为一直持正直而理性的批判态度。彼得是姐姐健康状况的见证人，他公平地指出，“我爸爸和姐夫要把我姐姐送进疯人院去，可是她并没有疯，只是有点糊涂。她酒喝得太多而且喜欢闹事，但是不应该把她关进疯人院”（2000：261）。她之所以被冠以“精神分裂症”的罪名，用福柯的话解释就是，“禁闭是出于避免丑闻的愿望，或是为了家族和宗教的名誉，将一个人送进禁闭所”（福柯2012：67-68）。彼得试图劝解父亲收回成命，也试图帮助姐姐脱离苦海，但是他无法对抗的是这黑暗的美国政治潜规则：妨碍他们政治前途的人都是敌人，即使是亲生女儿也会被毫不犹豫地“清理出去”，这便是小说展示给读者的美国政治黑幕。

被布莱斯收买的医生暗示急于除掉女儿而后快的父亲，只要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伊妮德是“疯子”（2000：274），他们就可以把她关进疯人院。伊妮德终于为他们提供了证据：在一次苦闷酗酒之后，伊妮德与父亲发生争吵；在极度的沮丧和绝望中，伊妮德控诉道，“为了他自己的事业，克莱反正是什么事都愿意干的。所以你爱上他了，尽管他实际上认为你是个令人作呕的老狗”（ibid.： 278）。在激烈的言语争执中，伊妮德用手枪击中了墙上阿伦·伯尔画像的左眼，尽管她无意伤害父亲，但是这却让父亲如愿以偿地得到女儿精神失常的证据，于是立即把她送到离家很远的精神病院。小说的这一情节恰好体现了福柯意义上的疯癫本质，那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的断裂，由此导致的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强行使非理性成为疯癫、犯罪或者疾病的真理”（福柯2012：2）。布莱斯作为政治理性的象征，利用贿赂手段收买精神病专家，借医学权威之手强行宣布非理性的伊妮德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彻底清除了她对他们的权力威胁。

在疯人院的两年时间里，除了弟弟彼得来探视伊妮德之外，伊妮德的父母和丈夫完全把她抛在脑后。更令人发指的是，伊妮德在试图开车逃离疯人院的交通事故中丧生，这件事反而成了她父亲和丈夫政治做秀的素材，“在一座高高的墓碑下，克莱为他女儿擦眼泪时，欣喜若狂的摄影记者们把牧师、布莱斯、弗雷德丽卡（伊妮德的母亲）都推到一边去了，他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2000：315）。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作为上帝代言人的牧师在葬礼上也发表了“庄严的悼词”（ibid.： 314），从宗教上承认了两位政治阴谋家的诡计得逞。在这一场因为权力的疯狂欲望而酿成的家庭悲剧中，政客、医生、牧师、媒体都是最活跃的导演和演员，他们联手扼杀了一个无辜的生命，也象征性地宣告了美国政治理想与家庭伦理的终结。伊妮德在疯人院创作的画中表现了布莱斯在地狱中受罚的情境，诅咒因为权力陷入疯狂的父亲，控诉了这泯灭良知、逼人癫狂的人间地狱——华盛顿特区。

4.结语

权力欲望让华盛顿特区的权力追逐者们迷失了心智，患上了真正的精神分裂症。美国心理学家拉斯韦尔在谈到华盛顿特区那些走火入魔的高层政客时写道，他们“贪得无厌，残酷无情”（Lasswell 1949：54），为了权力可以牺牲所有人，他们才是“一群精神变态者”（ibid.： 56）。维达尔的故事告诉读者，华盛顿特区成了一群政治疯子的聚集地，一所名副其实的疯人院。正是通过这样一群丧心病狂的政客的嘴脸，维达尔才成功地展现了美国政治生态衰败的景象。

作为7 部“美国编年史”的第一部，《华盛顿特区》是维达尔对走向歧路的美国政治体制进行反思批判的开始，从这里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小说《黄金时代》，维达尔以小说的形式对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政治、历史和社会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重写。从历史素材中获得文学创作的灵感，《华盛顿特区》与司各特（Walter Scott）和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历史小说一脉相承，但是与这些传统历史小说不同的是，维达尔的历史小说中几乎没有正面人物，身处政治中心的维达尔使其作品聚焦权力顶层，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对美国政客形象的解构，对美国政治内幕的曝光。维达尔认为，历史就是“流言蜚语”（2000：172），它只是历史学家建构的存在。因此，《华盛顿特区》也可以被看作是维达尔为这样的流言蜚语增加的新内容，表现出作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部小说也为世界人民祛魅美帝国政治神话，帮助大家认清美国政客们在自由、民主的幌子下上演的政治闹剧。

注释：

①“美国编年史”系列包括7 部小说：《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 1967）、《伯尔》（Burr, 1973）、《1876》（1876, 1976）、《林肯，一部小说》（Lincoln, A Novel, 1984）、《帝国》（Empire, 1987）、《好莱坞》（Hollywood, 1990）和《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2001）。

②该事件是指1961 年5 月17 日，美国组织雇佣兵试图颠覆古巴政权。这次行动被卡斯特罗挫败，严重打击了肯尼迪的声誉，从此肯尼迪被诟病为一个弱势的总统。

③参见孙宏的论文《“石墙酒吧造反”前后同性恋文学在美国的演变》，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2）：122-128；曾艳钰的论文《戈尔·维达尔小说〈伯尔〉的叙事伦理》，载《当代外国文学》，2016，37（1）：13-21。

④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古罗马的英雄，缺乏政治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