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教育与地域诗学的三种学理关联

武 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在影响地域文学形成的诸多因素中,教育无疑是重要的一种。江南在以“文治”著称的南宋时期,官学、书院及乡学等教育形式配合科举制度得以建立。元朝立国,南北统一,“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1]而文教在江南地区的重新展开,助力江南学校快速发展。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诏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2]2032据学者统计,有元一代,包括路学、州学、县学等儒学学校,北方368处,江南664处,其中江浙行省389处,即已超过北方总数。史料可考的义塾、乡学33所,北方5所,江南28所。[3]52-59北方书院86处,江南书院309处,其中江西91处、浙江58处,高于区域平均数2倍以上。[4]至于社学、私塾等更为普及的教育形式在江南地区更是不胜枚举。显而易见,元代江南教育盛况是江南诗学繁盛的重要原因。在学理联系上,教育与诗学至少存在三种关系:教育主体即从教者与诗人及诗坛的关系;教育内容与诗歌教习及诗学宗尚的关系;教育对象及效果与诗人群体(包括流派)、地域诗学传统、诗学传播的关系。宋元以来江南士人的阶层下移及元代社会从业环境的变化,促使诗坛名流多司教职,以学官、教师作为职业身份的诗坛主体,改变了以往诗坛的构成模式,成为元代江南诗坛的一大特征。在元代官学、书院、家塾刻书中,诗学教材是重要的刊刻内容,其中也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区的诗学宗尚。在教育推力下,因宗尚、师承等因素聚合而成的地域性诗人群体或流派,以及所形成的地域诗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元代诗学的发展。同时,诗学教育在元代江南的兴盛促进了诗学普及,诗歌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参与者身份更加多元,对古典诗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的关注点多在元代教育史上,教育与诗学的关系尚无专论。①本文以元代江南学校教育为中心,兼及私人授受等其他教育形式,试图以此视角讨论元代江南教育与地域诗学的学理关系,对元代江南诗学的特征和传承机制展开初步探讨。

一、士人从教与元代江南诗坛的主体构成

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元代江南诗坛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教职经历,这与宋元以来社会阶层的流动情况密切相关。在宋元江南社会演进过程中,士人的职业选择是一个重要问题。科举取士发展到南宋,呈现出空前盛况。据统计,南宋乡试参与者每科多达40万人,约占江南成年男子的2.5%。[5]在如此庞大的知识人群体中,能够通过科举跃登宦坛者毕竟有限。叶适《士学》云:“今三岁诏举进士,州以名闻者数十万,礼部奏之,而天子亲为发策于廷,去为州县吏者数百人。”[6]如此,科举一方面造成知识人“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大量被排斥于统治阶层之外的士人只能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造成士人阶层分化、社会精英群体下移的局面。袁采《袁氏世范》“弟子当习儒业”条载:“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名,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7]士人谋生的多样化对南宋诗坛格局多有影响,风靡一世的江湖诗人群体正是士人阶层分化的表现。内山精也根据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所提供的138名江湖诗人名单,将其划分为士大夫阶层75人、非士大夫阶层63人,除位列中央显官、知府、知州、通判等上、中层士大夫16人外,从事属官、学官或其他“边缘”职业以及布衣的人数占比88%,同时,出身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区的诗人也占相同比例。[8]230-231江南士人阶层下移改变了北宋以来以传统仕宦阶层为主体的诗坛构成,这种下移的趋势至少延伸至元初。

咸淳十年(1274),南宋最后一次进士科考试结束,直至延祐元年(1314)元代科举恢复,40年间,“习进士业”对于江南士人而言已经失去选择,加之元初“南人”的政治空间限制,仕进机会极少。即便至元十九年元廷遣程钜夫江南访贤,荐用名士20余人,但相比于南宋社会遗留下的庞大士人群体,访贤之举对元初江南士人从业环境的改观也微乎其微,士人群体下移依然是元初社会的一大特征。然而不同于南宋士大夫子弟的择业范围,元代儒户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士人的生活取向和职业选择。儒户是元代户役的一种,始施于汉地,统一后推广至江南。据统计,元代江南入籍的儒户约有10万户,占江南总户数的0.85%,“大多数的南宋科第及学问之家皆已网罗在内”,“江南儒户可视为南宋士大夫阶层的沿续”。[5]实际上,自世祖始,元廷不断在江南地区推行较为有益的文教政策,从收入《庙学典礼》的《都省复还石国秀等所献四道学田》《江淮等处秀才免差役、庙学禁骚扰》《庙学田地钱粮分付与秀才每为主》《籍定儒户免役》等诏令、条例可知,在保护学校运作和照顾儒士等方面,元廷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而儒户生活亦多限定于书院或学校,朔望陪拜、听讲、讲书成为儒士或儒户子弟的应尽义务。诚如萧启庆所言:“对江南士大夫而言,元朝初朝情势可说利弊兼具。一方面……士人仕进机会不多,其在精英阶层中之地位遂由中心转移至边陲。另一方面,在儒户制度之下,江南士大夫大多录入儒籍,享受不少特权,唯一之义务为就学,其生活遂不以宦坛而以社区学校为中心。”[5]儒户政策是推动元代江南学校繁盛的重要原因,由此,相比于南宋时期以传统科举仕进为最佳的求职通道,排在次位的学官和教职顺势晋级为士人最理想的职业——虽然在待遇和社会地位上学官、教职与传统科举入仕不可同日而语。

元代地方学官制度包括儒学提举、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直学等,负责儒学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事务。教职的炙手可热,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层面人事供需导致的职业需求量增大,另一方面也因职业之便利,可以使儒士实现传承文化的理想和使命。更重要的是,元初从事学官、教职的文人既可以体面地解决生计问题,又不至于因仕元造成太大的心理负担。戴表元在《送袁伯长赴丽泽序》中说:“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寝食,与其家之指挥洒扫,推而大之,为官吏而受人之民人,为师儒而受人之子弟,无非事也。”[9]戴表元经历易代战乱,家无生计,以授徒乡里、读书卖文糊口,成宗大德三年(1299),荐授信州教授,欣然接受,秩满,再调婺州教授,以疾辞。再如诗人仇远,元初隐居钱塘,后出为镇江路儒学学正,大德八年改任溧阳儒学教授;顾逢,易代之际隐于杭州,入元后辟为吴县儒学教谕;袁易致力于诗,初不仕元,后应江浙行省之命,出任徽州路石洞书院山长;宋无在宋元交替之时失去仕进之机,后不复仕出,晚年迫于生计,出为馆师。当然,官学学校之外,在私塾等民间教育领域中更有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存在。从元初诗坛主体构成来看,一者延续南宋以来士人精英下移的趋势,二者也改变了江湖诗人群体极为驳杂的职业构成,诗坛主体成员的职业更多地集中在教育领域。随着元朝统治的深入以及科举恢复,江南士人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逐步而有限地开通,然而士人从教的趋势却并未改变。

如果说出任江南各地儒学学官和其他教职是宋元之际知名诗人在仕与隐的矛盾中作出的不得已却又贴合生活实际的选择,那么,由学官、教职入仕则几乎是元代士人一条重要却狭窄的出路。然谋一学官在当时并非易事。据申万里研究,江南学官入仕有三种主要途径:一是荐举入学官;二是被任命学官;三是以游得学官。[3]388-393无论哪种途径,只有声望较高的知名文人才有可能被荐入围。张伯淳《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云:“年来儒官赴选部如水赴壑,员无穷而阙有限,于时枢机日趋于密,始仕须府与州,再调乃得路学。君由学正入仕,用荐者即得教授一路,岂易然哉!”[10]“如水赴壑”之势,可知学官、教职受到当时江南士人的极度青睐,而能以学官、教职再次仕进者,更只有那些处于士人金字塔尖的精英才能实现。邓文原于至元二十七年,辟为杭州路儒学学正,大德二年调崇德州教授,此后升任翰林应奉、撰修,至大三年(1310)授江浙儒学提举,至治二年(1322)任集贤直学士,次年兼国子祭酒,泰定元年(1324)兼经筵官。袁桷师事戴表元,元贞元年(1295)举茂才异等,任丽泽书院山长,后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官至翰林侍讲学士。陈孚在元初曾隐于释,至元年间以布衣上《大一统赋》,由江浙行省推荐,出任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两入翰林。贡奎初任池州路齐山书院山长,后选为太常奉礼郎、翰林国史院编修、翰林应奉、江西等处儒学提举等,官拜集贤直学士。柳贯“以察举为江山县学教谕,又为昌国州学正”,[11]后任江西儒学提举,官至翰林待制。胡助早年被荐为茂才,授建康路儒学学录,延祐初期调任美化书院山长,又曾担任温州路儒学教授,后入翰林。陈旅初受荐为闽海学官,元统二年(1334)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后至元四年(1338)为翰林应奉,后迁国子监丞。傅若金曾任岳麓书院直学,后授广州路儒学教授。可见,从事学官、教职对于元代文臣来说几乎是必要之径,即便未直接以学官入仕者,在仕途生涯中也大多具有一段担任地方学官、教职的经历。如赵孟頫于至元二十四年由程钜夫举荐于朝,后授兵部郎中、集贤学士,成宗时出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

延祐科举恢复,江南士人进身机会虽有所变化,但通过传统仕进途径跻身精英阶层者少之又少。一者,元代科举“南人”录取名额有限。杨维桢《送邹生奕会试京师序》记载,至正七年(1347)江浙乡试,参与者有七百多人,而中式者仅十人。[12]258徐一夔《送赵乡贡序》载杭州路贡举状况云:“杭为方州,时贡士之额自淳熙至景定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领郡三十二,杭隶焉,贡士之额仅二十八人。是时,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贡一人。”[13]二者,即便科举及第也往往屈身下僚。李祁《送陈元善赴海北宪掾序》云:“科目行,士皆蕲一第以行其志。然其初入官,率多得州县,又往往居佐贰下僚。……回视昔时读书谈道之乐,反不可得。”[14]有幸仕进者,仍然多要经历学官、教职的历练。黄溍于大德五年荐为学官,不就;延祐二年中首科进士,授台州路海宁县丞,后出任江浙儒学提举,官至翰林院直学士。黄清老初荐为建阳学官,升三山书院山长,不就;泰定三年江浙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至正元年出为湖广儒学提举。李祁元统元年中左榜进士,授翰林应奉文字,至正四年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宣城汪泽民延祐元年中乡贡,授宁国路儒学学正,延祐五年进士及第后转仕他职。三者,在窄小的科举通道以及严峻的竞争中,大批江南士子成为科考下第者,而其就业面依然多是充任教职或开门课徒。《元史·科举志》载:“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又“惟已废复兴之后,其法始变,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学正及书院山长”。[2]2027戴良《送丁山长序》云:“江南科举盛时,盖尝有议之者,其说以通经义、能辞赋为称职。至辛巳之岁,科举既辍而复行,朝廷遂著令,以乡贡下第者署郡学正及书院山长,则庶几议者之遗意,而其效之浅深,则又系诸其人而非法之罪也。丁君子仪尝以《书经》中江浙乡试上名,于是南北阻兵,道里不通,欲贡之春官未能。浙省丞相便宜授吴之甫里山长。”[15]再如钱惟善于至正元年参加江浙行省省试,而未能因举入仕,后领乡荐为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李存于延祐开科后,一试不第,便不再应举,一生居家讲授。周霆震,“科举行,再试不利”,元季迁居吉安,“杜门授经,专意古文辞”。[16]祝藩以茂才授高节书院山长,“岁适大比,以《易经》中乡举,会试不利”(李存《祝藩远墓志铭》),[17]此后改授饶州南溪书院山长,又调集庆路儒学正、饶州路儒学教授。

至正二十三年,江浙、福建六位举人长途跋涉,到大都参加朝廷会试。朝廷为激励战乱之中的远方忠义之士,全部以教授之职授之。[2]2346正如戴良所言,至正中期以后,由于南方战乱,“南北阻兵,道里不通”,[15]元代科举在江南地区的运行几乎失去实效。杨维桢《乡闱纪录序》载当时江浙行省乡试状况云:“军兴,贡举事中废,士皆以弧矢易铅椠之习。至正十八年冬,中书下议,驿梗,外省士人会试必道海,道海必候风信于夏,许先期春贡。于是,江浙行省以至正十九年夏四月群试吴越之士,斤斤百余人。”[12]221此期,江南士人更多的是于避难中埋首乡校。杨维桢于泰定四年进士及第,授天台县尹,改绍兴钱清场盐司令;后为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推官,升江西儒学提举,却并未赴任,转迹山水间。元末聚合在杨氏周围的门生弟子形成声势浩大的诗歌流派——铁雅诗派。戴良早年出任过月泉书院山长,至正二十一年荐授淮南行省儒学提举;然此时的江南地区已多非元朝所属,后避地吴中,隐于四明山闭门课徒。舒頔于后至元二年任贵池教谕,又调为丹徒校官,转台州学正;后因时艰不求仕进,携书归遁,著书授徒。谢应芳在至正初期隐于白鹤溪上,“郡辟教乡校子弟,先质后文,诸生皆循循雅饬”;此后江浙行省举为三衢书院山长,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18]7224梁寅累次应举不中,“辟集庆路儒学训导,居二岁,以亲老辞归”;[18]7226元末天下兵起,遂隐居教授。

事实上,应荐从事官学教育外,教书乡里或主持书院讲学也是元代江南一些著名学者重要的职业选择。吴澄在宋元之际建“草庐”,开坛讲学,“以其道,教授乡里”,[19]程钜夫江南求贤,澄以母老告辞,大德年间出任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三月后以疾辞职,至大以后先后出任国子监丞、国子司业、经筵讲官,退居乡里后前往求学者,前后无虑千百人;陈栎在延祐时“不欲就试,有司强之,试乡闱中选,遂不复赴礼部”,于是教授于家数十年,“江东人来受业于澄(吴澄)者,尽遣而归栎”;[2]4321陆文圭的经历一如陈栎,中乡举而不试礼部,元初隐居江阴城东讲学,泰定、天历间应聘设教于容山;[2]4345刘诜一生以师道自居,史书载其“教学者有法,声誉日隆”,江南行御史台屡以教官、馆职举荐,“皆不报”;[2]4341何中于至大初年北游京师,遇寒而南归,在家乡抚州设馆讲学,“至元初,元帅郭昂屡荐为儒学官,不就”,至顺二年(1331)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其为龙兴郡学师,次年以疾卒;[2]4479许谦受业于金履祥,延祐初,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2]4319

除上述所举元代江南从教之诗人外,史料可考的元代江南学官中,较有名气的诗人尚有王义山、白廷、朱文霆、郑元佑、范晞文、许有孚、杨翮、龚璛、刘壎、曹元用、元明善、曹鉴、任士林、刘岳申、朱德润、程端礼、胡长孺、刘鄂、郑觉民、唐元、刘基、叶颙(吴县人)等数十位。[3]450-466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所列举江南学官,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江南诗坛有名诗人,而杨镰《元诗史》中所列江南诗坛代表性诗人,有学官或从教经历者也在半数以上。②如果将“教育”的范围拓展至民间或私人授受等形式,同时对诗人的知名度限制稍次打开,那么,江南诗坛与江南讲坛的重叠面会渐次变大。由此,我们可以确信,从教之士是元代江南诗坛的主要构成部分,这是一个特殊而有趣的现象。作为元代诗坛的缩影,江南诗坛的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宋元以来诗坛构成模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正是元代诗学样貌如何形成、何以如此呈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教材编刻与元代江南诗学教育及宗尚

无论官学或私学,教学都是学校的重要工作。以儒学为主的学校教育,诗学当然不是教学的主要任务,但传统文学教育的延续性、科举考试的引导以及前述诗坛主体从事教育的事实存在,使得诗学教育在元代,尤其在江南地区仍旧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德元年《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载当时生员的课业,小学生员有律诗、省诗的对句练习,三十岁以下的大学生员则需要练习写作省题诗、律诗、古诗,掌握“破题承冒”的诗歌结构。[20]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后简作《日程》)记载:“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更令记《对类》单字,使知虚、实、死、活字;更记类首‘长天’‘永日’字。”[21]31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家塾以及世俗之教中对诗学教育的重视。

顾炎武说“宋元刻书,皆在书院”,[22]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宋元以来官学、书院、家塾刻书业兴盛则是基本事实。这些书籍既有稳定的读者群,即多面向师生群体,也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多为满足教学需求。由于元代江南学校对诗学教育的重视,在江南学校刻书中,诗学教材的编刻占有很大份额。这些诗学教材主要包括理论著作、韵书、诗学类书、选本和别集。

(一)理论著作

如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刊本《文心雕龙》(南朝梁刘勰撰)、至顺四年集庆路儒学刊本《修辞鉴衡》(元王构编)、大德年间古迂书院本《叶先生诗话》(宋叶梦得著)等。

嘉兴路儒学本《文心雕龙》是该书重要的一种元刊本。至正时期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的钱惟善为其撰写序文云:“嘉兴郡守刘侯贞家多藏书,其书皆先御史节斋先生手录,侯欲广其传,思与学者共之。刊梓郡庠,令余叙其首。因念三十年前尝获聆节斋先生教而拜床下。……余尝职教于其地而目击者,故不敢辞。”[23]交代刊刻始末。《文心雕龙》的主体在创作论部分,嘉兴郡学以之为授课教材,或以其作为诗歌及各文体写作教本。在元人的诗歌教习中,该书可能部分充当了“诗法”的功能。《修辞鉴衡》为诗文评辑本。是书为王构任济南总管时所编,目的是授学门生。后命郑懋等人刻之江浙行省集庆路学,成为官学教材。该书共二卷,上卷论诗,下卷论文,论诗部分多辑录宋人诗话,共辑43类,主要内容为具体诗法,涉及诗歌立意生境、写情状物、炼句用字、篇法布局等。《叶先生诗话》是元人学诗的重要参考,盛行于元代的诗法著作,如《诗法家数》等多征引该书。这三种教材在江南学校的刊刻及使用,是元人重诗法观念的反映,与元代大量诗法作品流传的诗学史实际相互印证。

(二)韵书

如元西湖书院藏南宋国子监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宋毛晃增注,毛居正校勘重增)、大德四年梅溪书院刻本《排字礼部韵略》、元统二年梅溪书院刻本《韵府群玉》(元阴时夫辑,阴中夫注)、泰定二年圆沙书院刻本及至正二十六年南山书院刻本《广韵》(宋陈彭年、丘雍著)、大德年间古迂书院刻本《韵史》(元陈仁子撰)等。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后简作《增韵》)是宋代《礼部韵略》的增修本,其功能为指导科举用韵。元代科举实施以来,南北两地使用韵书存在差异,南方南宋故地倾向于使用《礼部韵略》系韵书,而北方金朝旧地则倾向用平水韵系韵书。《增韵》即是南方士人习用的诗韵书籍。据李子君考,在《增韵》的版本系统中,其源头是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国子监初刻本,元至元二十八年南宋国子监辟为西湖书院,西湖书院藏此书板。[24]孔齐《至正直记》记江西学馆的教材目录中有“《礼部韵略》增注本作一册钉”,[25]此处《礼部韵略》增注本即《增韵》。随着元代南北文化交融,北方平水韵系韵书逐渐南传,成为南人文场备用的诗韵书籍。《排字礼部韵略》即是金人王文郁《新刊韵略》在元代的改编本。此书现存明天顺甲申(1464)黄从兄序刻本,留原书牌记云:“大德庚子(1300)良月梅溪书院刊行。”③可知是书在元代江南书院声韵教习中曾发挥作用。《韵府群玉》是现存最早保留平水韵完整编排体例,并将平水韵由应对科举诗赋考试转而为专门适用于诗歌用韵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云:“押韵之书盛于元初,时夫是编,盖即作于是时。”[26]元统二年由梅溪书院刊刻,施用于书院教育。此外,《广韵》《韵史》等不同形式的韵书也广泛流传于江南书院中,对士人、学子了解及掌握诗韵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诗学类书

如程端礼《日程》中所提到的《对类》,孔齐《至正直记》所载江西学馆教学用书《诗苑丛珠》(元仇舜臣编),至正二年日新书院新刊本及至正十四年鄞江书院刊本《新编增广事联诗学大成》,至顺元年宗文书院重刻本《艺文类聚》(唐欧阳询、令狐德棻等人编),后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本《玉海》(宋王应麟撰),等等。

程端礼《日程》所载学诗用书《对类》(现存明正统十二年(1447)司礼监本)与现存元陈氏秀岩书堂至正二十年《诗词赋通用对类赛大成》刊本对勘,内容大致相同。秀岩书堂本目录后有木记云:“旧编《诗对大成》盛行久矣。今再将《赋对珍珠囊》择其切要可通用者,逐类增入,骈俪□料,实为详备。”[27]可知此书是合《诗对大成》《赋对珍珠囊》而成,第二十卷为《重新增广古今巧对全集》,卷末附《新增长联隔句类》。《大成》或为《对类》的另一版本。《对类》是指导诗歌属对的工具书。《大成》于至正二十六年又有增补本,可知其流传之盛。孔齐《至正直记》载江西学馆读书成式:“《诗苑丛珠》一册钉……庐陵娄奎所性游学漂上,其子弟皆如此,云易于怀挟,免致脱落也。”[25]现存《新编增广事联诗苑丛珠》,为《诗苑丛珠》增补本。据张健考,是书为仇舜臣在金代《学吟珍珠囊》的基础上增广补辑,又于元贞元年,曹彦文再次增补后更名为《诗苑丛珠》。[28]《丛珠》的体例和内容受《初学记》影响颇多,而在《初学记》的功能上,《丛珠》再次增加律诗句式和结构,如按照五言、七言或“起”“联”“结”的结构摘句排列,使对仗和诗歌体裁、结构相合并,是诗歌初学者实用便检的工具书。《新编增广事联诗学大成》与《诗苑丛珠》有渊源关系,是在《丛珠》的基础上增删而成。[28]这些书籍在元代的流传过程中,逐渐进入江南书院的教材体系。《艺文类聚》《玉海》(卷末附《辞学指南》四卷)作为类书,是后世诗文创作的重要工具书,与词科考试密切关联,元代书院、官学重刻,亦说明此类书籍是元代学校备考诗赋词科的重要教材。

(四)选本和别集

这类书籍是元代江南学校编刻数量最多的一类,可视为面向学生的诗歌课本。据笔者搜集,元代此类选本与诗集有25种,详列于下。

(1)《诗集传》,宋朱熹著。程氏家塾所用课本。

(2)《魁本大字详音句读毛诗》,至正年间梅隐书院本。

(3)《楚辞集注》,宋朱熹集注。至治元年建安虞信亨宅刻本。

(4)《增补六臣注文献》,唐李善。大德三年东山书院刻本;《文选补遗》,元陈仁子、谭绍烈补遗。大德年间东山书院刊本。

(5)《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至正元年集庆路儒学刻本。

(6)《笺注唐贤三体诗法》,元释圆至注。大德九年虚谷书院本。

(7)《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宋徐宅编次,黄鹤补注。至正七年潘屏山圭山书院刻广勤堂印本。

(8)《千家注分类杜工部集》,编者同上。至正八年建阳书院刻本。

(9)《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后至元六年金华安正书院刊本。

(10)《李长吉诗集》,唐李贺著。至元十四年复古堂(家塾)刻本。

(11)《范文正公集》,宋范仲淹著。天历、至正间范氏褒贤世家家塾(苏州吴县)岁寒堂刻本。

(12)《豫章罗先生文集》,宋罗从彦著。至正二十五至二十七年豫章书院刻本。

(13)《方是闲居士小稿》,宋刘学箕著。至正二十年建安屏山书院刻本。

(14)《稼轩长短句》,宋辛弃疾著。大德三年铅山广信书院刻本。

(15)《郑所南先生文集》,宋郑思肖著。元平江刘氏梅溪书院本。

(16)《华川文派录》,元黄应和编。元华川县庠本。

(17)《鳌溪群诗选》,元乐安鳌溪书院本。

(18)《石峡书院诗》,元淳安石峡书院本。

(19)《皇元风雅》(三十卷本),元蒋易辑。元建安张氏梅溪书院本。

(20)《国朝文类》,元苏天爵辑。至正间西湖书院本。

(21)《松雪斋文集》,元赵孟頫著。至元五年湖州沈伯玉家塾本。

(22)《静修先生文集》,元刘因著。至顺元年铅山宗文书院本。

(23)《石田先生文集》,元马祖常著。后至元五年扬州路儒学本。

(24)《金华黄先生文集》,元黄溍著。至正十五年三山学官本。

(25)《柳待制文集》,元柳贯著。至正十年余阙浦江学官本。

上述25种选本及诗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区的诗学内容和宗尚。(1)—(3)反映宋代理学对元代江南学校诗学教育的渗透。程端礼《日程》载,学生需熟读、熟记《诗经》,所依之本为“朱子《传》及所节古注疏”,“须令先读朱子《传》,毕;然后读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传》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21]43《日程》又载,小学生员所读《楚辞》需“正以朱子集注,详其音读、训义,须令成诵。缘靠此作古赋骨子故也”。[21]52元代科举程式限定在朱熹《集注》范围内出题,学校教育正是出于应试之需。而通过学校教育,朱熹诗学观念在元代得以最为广泛的推广。

(4)(5)反映了元代江南诗学的尚古倾向。《诗宗正法眼藏》云:“近世有论作诗,开口便教人作‘选体’。”[29]326陈绎曾《诗谱》言:“凡读《文选》诗,分三节。东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谢以下主辞。齐梁诸家五言未成律体,七言乃多古制,韵度尤出盛唐诸人上一等,但理不胜情、气不胜辞耳。”[30]又《元诗选》二集卷一“仇教授远”小传载仇远论诗云:“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31]可见江南诗人以及诗学教育中对“选体”,尤其是“古制”之青睐。泰定以来,杨维桢、李孝光等人的新乐府创作正盛,至顺、至元间左克明编《古乐府》,序云:“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愚惧乎此声之不作也……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32]“世之君子”即指杨维桢。《乐府诗集》紧随其后,在至正元年集庆路儒学刻印,一方面印证了当时诗坛对乐府体裁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以官学正统之形式对杨维桢等人新乐府创作风气予以纠偏,强调古乐府的价值。

宗唐是元代诗学的一大特征。(6)—(10)可见元代江南诗学的宗唐表现与取径。首先,唐诗是元人学诗的规矩和模范。吴澄《唐诗三体家法序》云:“今所编摭阅诵数百家,择取三体之精者。有诗法焉,有句法焉,有字法焉,大抵皆规矩准绳之,要言其略而不及详者,欲夫人体验自得不以言而玩也。”[33]323《笺注唐贤三体诗法》在书院诗学教育中的使用,大致的功能是玩味、体悟唐诗写作成法。其次,据(7)(8)可知,在唐诗中又以杜诗为正宗。《诗宗正法眼藏》云:“诗至唐方可学,欲学诗且须宗唐诸名家,诸名家又当以杜为正宗。”[29]325以杜诗作为教习内容对元人诗学产生深远影响。最后,李白、李贺诗也是元人诗学一大宗尚。李贺诗在元初即已盛行,复古堂本《李长吉诗集》有至元十四年题识曰:“长吉诗,旧藏京本、蜀本、会稽本、宣城本,互有得失,独上党鲍氏本绘次为胜。今定以鲍本而参以诸家,笺注则得之临川吴西泉,批点则得之须溪先生,与观评论并附其中。”[34]元末铁雅流派风行一时,更将李贺诗奉为圭臬,就此问题,笔者另有详论。④

元朝立国以来,南北诗坛虽得以融合,但由于地域限制,南北书籍流通却稍显滞后。宋无《续夷坚志跋》云:“北方书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35]江南地区由宋入元,因此对宋人诗集较为熟悉,也更加重视宋代诗学遗产。方回《瀛奎律髓》兼选唐宋诗,推崇黄庭坚、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等人,对南渡以后诗人亦有客观认识,其言:“诚斋、放翁、石湖、遂初、千岩五君子,足以蹑江西,追盛唐。”(《晓山乌衣圻南集序》)[36]查洪德认为元代诗学“主唐”“宗宋”,“学唐宋而超越唐宋”。[37]具体至元人学诗,亦往往能平衡唐宋,刘壎即言:“学诗不以杜、黄为宗,岂所谓识其大者。”(《禁题绝句序》)[38](11)—(15)反映元代江南诗学对宋诗成就的态度,但并未完全呈现元人学宋的主流意见,其中有对诗学传统的延续问题,下文还将继续讨论。

前文已揭,元代江南诗坛主流多司教职。在开坛授徒的从教生涯中,自己的诗歌作品及当代名人诗也不断进入诗歌教习领域,成为门人学子学诗的典范文本。舒岳祥《刘正仲和陶集序》云:“默林刘正仲,自丙子乱离崎岖,遇事触物,有所感愤,有所悲忧,有所好乐,一以和陶自遣,至立程以课之。”[39](19)—(25)体现元代江南学校诗学教育中对当代诗学的认识,《国朝文类》按收诗数量排序,分别为虞集、姚燧、刘因、马祖常、袁桷、赵孟頫等;《皇元风雅》收诗以刘因、邓文原、赵孟頫、范梈、虞集、杨载、揭傒斯等为最多。元代诗坛的基本面貌可于此得见,这也是元人诗集在官学、书院得以刊刻的重要原因,当然其中也包含地域和师承传统因素。

综上可见,元代江南诗学教材的编刻反映了江南地区具体的诗歌教习情况与教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江南诗学宗尚。而诗学宗尚在师生间传递,教材层面的延伸与传播,又对元代江南诗学传统及发展趋势产生显著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三、教育推力下诗学在元代江南的聚合与漫延

聚合与漫延本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有趣的是,在教育的推力下,这两种趋势形成内在联系,集中反映于元代江南诗坛。从教育对象和效果看,因教育中师承关系的存在与延续,诗学得以聚合,形成谱系清晰的诗人群体和稳固的地域诗学传统;当诗学聚合的范围不断扩大,突破师承,甚至是地域的限制,便造成诗学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漫延与普及,推动“诗的近世化”⑤进程。

前述《范文正公集》由苏州吴县范氏褒贤世家家塾刻印,是对家族先贤经典文集的保存与学习;《豫章罗先生文集》《方是闲居士小稿》是对乡贤文集的整理;宋庆元二年(1196)辛弃疾曾讲学于铅山广信书院,《稼轩长短句》应是书院教育传统的延续。《华川文派录》《鳌溪群诗选》《石峡书院诗》等也都展现了以地方教育机构为核心场域,以师承关系为重要纽带,诗人、诗学观念不断聚合,由此形成的一条清晰的诗学传播脉络。

诗学在元代江南的聚合,集中表现在地域性诗人谱系的形成。如至正间,福建邵武学录陈士元编《武阳耆旧宗唐诗集》一卷,收录严羽以下邵武地区诗人作品,清人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载:“羽虽太祖唐人,然其体裁匀密,词调清壮,无一语轶绳尺之外。同时台人戴石屏深加奖重。其子凤山,凤山子子野、半山,邑人上官阆风、吴潜夫、朱力庵、吴半山、黄则山,盛传宗派,殆与黄山谷江西诗派无异。”[40]又元代诗法中有邵武人黄清老《诗法》一种,黄清老师从同乡严斗岩,严斗岩为严羽弟子。苏天爵《元故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黄公墓碑铭并序》载:“邑之儒先严斗岩者,至元季年有招征之不起,公师事之。斗岩曰:‘吾昔受学于严沧浪,今得子相从,吾无恨矣。’公自是于六经、四书之旨,恍若有得。”[41]从严羽到严斗岩、黄清老等人,构成邵武一地师承传递的脉络。华川县庠编刻的《华川文派录》对浙东地区诗人谱系予以整理,胡翰《华川集序》载苏伯衡语:“吾乡以学术称者,在至元中则金公吉甫、胡公汲仲为之倡。汲仲之后,则许公益之、柳公道传、黄公晋卿、吴公正传、胡公古愚,卓立并起;而张公子长、陈公君采、王公叔善,又皆彬彬和附于下。当南北混一,方地数万里,人物非可亿计,而言文献之绪者,以婺为称首,则是数君子实表砺焉。”[42]黄溍、柳贯、吴莱等人受业于方凤,宋濂、戴良、王袆、李唐等人受业于黄溍、柳贯,吴莱的弟子有胡翰、宋濂、郑涛、郑深等人,由此形成一个三代的师生诗学关系。

师承是元代江南地域诗学形成的重要机制,具有相同诗学宗尚和稳定价值取向的诗人由此构成谱系清晰的诗学传承群体,进而推动地域诗学传统的形成。张以宁《黄子肃诗集序》云:“逮乎我朝盛际,若樵水黄先生,噫,其志于悟之妙者乎。盖先生之于诗,天禀卓而涵之于静,师授高而益之以超……其论具《答王著作书》及裒严氏诗法,其自得之髓……如水之月、镜之花,如羚羊之挂角,不可以成象见,不可以定迹求,非是莫取也。”[43]所谓“裒严氏《诗法》”,即同邑陈士元编、黄清老校正的《沧浪严先生吟卷》中的《沧浪诗话》,元代邵武地区就是以严羽诗学为宗尚,以《沧浪诗话》作为诗歌教习内容,通过师生传授,形成类似诗学流派的创作群体的。

同样因师承聚合的铁雅诗派,注重风格及技巧的传授,更多代表了吴中地区的诗学风气。杨维桢虽为浙江会稽人,但以其为核心的铁雅诗派成员多活跃于吴中诗坛。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吾昆山顾瑛、无锡倪瓒,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倪绘事尤称绝冠。”[44]杨维桢《蕉囱律选序》记载他在吴淞时为弟子讲诗的情况:“凡诗家来请诗法无休日,《骚》《选》外谈律者十九。余每就律举崔颢《黄鹤》、少陵《夜归》等篇,先作其气而后论其格也。崔、杜之作,虽律而有不为律缚者,惜不与老坡参讲之。”[12]250授以学生律诗之法。释安《铁雅先生抝律序》载其在钱塘时讲授律体奇对的情况:“其在钱塘时,为诸生讲律体,始作二十首,多奇对,其起兴如杜少陵,用事如李商隐,江湖陋体为之一变,然于律中又时作放体。”[45]强调诗歌创作技法,引导弟子向他所创作的古乐府风格靠拢。

此外,浙东文人的诗学授受自有渊源。受宋代以来金华、永康、永嘉学派笃实之学的影响,浙东诗人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在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性。金华诗学更在黄溍、柳贯、吴莱等人的开门授徒中形成以诗传达道统的诗学共见。

就其意义而言,诗学聚合形成的地域性诗学传统,在破与立中不断凝聚、生成和延续,推动诗学发展。当元初东南诗学“问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灵’;不曰‘四灵’,必曰‘江湖’”(张之翰《跋王吉甫直溪诗稿》),[46]仍旧无法摆脱宋季摧沮之气影响时,戴表元、袁桷、方凤、黄溍、柳贯等人以师生传递的方式振起诗坛,开启元诗风气。江南诗学又因不同的地域传统而形成“标奇竞秀,各自名家”[47]的多元格局。胡应麟《诗薮》总结明初诗学流派:“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昉于刘崧子高。”[48]明初江南五派亦是元代江南地域诗学传统的延伸。

当然,诗学在江南的聚合有时也突破师承和地域的限制,如杨镰所论元诗“同题集咏”现象,“社会人群因赋咏同一个题目,而纳入一个共同的文化圈”,“诗人同题集咏的题目几乎可以出自身边的一切诗料”,这一现象“不但使诗得到普遍的应用,也使诗人在更大的程度贴近了生活,诗人之间因之具有了广泛的交流渠道”。[49]624江南地区较有规模的“同题集咏”活动,有至元二十三年浦江月泉吟社咏“春日田园”、杨维桢首倡的西湖竹枝词、静安八咏等。其实“同题集咏”作为元诗中较有特色的现象与江南教育的发达密不可分,元代江南学校之兴盛以及学校教育对诗学的重视,意味着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可以接受良好的诗学教育,参与诗歌活动,因此“同题集咏”不仅反映了江南诗学的聚合,也从另一个维度体现了诗学如水四溢般在江南社会的迅速漫延。

诗学在元代江南之漫延,主要表现在教育领域,甚至是整个社会对诗学入门读物的重视与青睐。前述学校编刻的四类教材中,诗歌选本、诗集是学诗课本;《文心雕龙》《修辞鉴衡》《叶先生诗话》等理论著作可视为作诗教本,提供诗歌写作技巧与规范性指导;《韵府群玉》等韵书是诗歌押韵的工具书;《对类》《诗苑丛珠》《诗学大成》等类书是辅助诗歌写作时采庶辞藻、检索韵对的工具书。它们首先作为蒙求诗学读物,指向诗歌初学者,构成教育对象最基本且相对扎实的诗歌素养和诗学基本知识。元人所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载《王虚中训蒙法》,于“作诗”条下云:“小儿填诗时,便教他做工夫,如杜工部、韩昌黎之诗选,长篇一韵读一篇,上下平声止有三十韵,是三十长篇足矣。若举此韵,则此一韵中诸韵皆可以记矣。非惟作省题诗,止于六韵而易成,是虽长篇,亦何难哉。”[50]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诗学类书,宋代以来诗人以押奇险韵彰显才学知识,到了元代变为任何稍有知识之人都可通过检索类书来完成奇险韵的使用,吴澄《事韵撷英序》即云:“宋以前和诗,和意不和韵,至荆国、东坡、黄山谷,始以用韵奇险为工。盖其胸中蟠万卷书,随取随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尚也。倘记览之博不及前贤,则不能不资于检阅,于是有诗韵等书。”[33]327于是“人人可押险韵,人人可学苏、黄”。[33]327其次,这些诗学教材并不局限于启蒙诗学教育,也是骚人墨客以及诗歌爱好者作诗联句的必备工具。《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凡例》言:“今是编,韵铨《礼部》,句选明贤,每韵之下,事联、偶对、诗料群分。非惟资初学之用,而诗人骚客亦得以触而长,引而伸,不无小补。”[51]这类书籍虽由江南学校编刻,满足教学之需,但实际的运用场合早已突破教育场域,在整个社会层面广泛流传。正如内山精也所说:“自宋末延续至元代,此类作诗用的通俗类书被大量编纂刊行,这一事实不妨视之为当时作诗人口增大和作诗阶层扩大的如实反映。”[8]259

得益于诗学教育的普及,诗歌写作者遍布江南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直接体现为元代江南民间诗歌活动的兴盛,这也是诗学漫延的一个重要表现。月泉吟社“春日田园杂兴”征诗活动几乎动员了两浙地区所有能诗者应募呈卷。投寄的作品近三千卷,应募者大多来自月泉诗社社友,还有义乌、金华、东阳、分水、建德、杭州、桐江、昆山、严陵、三山等地诗人。入选者多是布衣诗人,其中也包括若干有县学教官经历者。征诗活动的运作主要通过诗社网络完成,参与者有杭州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古杭白云社等成员,而师生间的联系也是推动征诗活动顺利完成的重要途径。据学者研究,征诗活动应该是“吴渭(及吴谦)延至方凤、吴思齐、谢翱等人于家塾任职,教授经学后,因三人的号召力很大,在士林中颇有影响,于是发起征诗活动”。[52]参与者中较为有名的仇远、白珽都曾担任过学职,诗人张雨、张翥等师出其门,而方凤与仇远、白珽为诗友,像这样的师生关系脉络在当时的江南社会重叠、错综,所以当月泉吟社的征诗消息甫一掷出,就能在江南社会中荡起层层涟漪。如杨镰所说:“元代的江南诗坛是从月泉吟社首倡集咏‘春日田园’开始展示出其普及性与广泛性的,并证明了诗人是社会上一个声气相通的群体。”[49]639

除月泉吟社,其他诗社、文会中的诗歌活动在元代江南之地也岁不乏绝。赵翼《廿二史札记》载:“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毕集,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53]元代江南诗坛每有作诗联动的机会,就会吸引无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积极参与。至正年间金泽吕良佐举办应奎文会,聘能诗之士,一时三吴倾动。嘉禾濮乐闲创办聚桂文会,东南诗人浩浩数百人应募。姚桐寿《乐郊私语》记载至正二十二年杨维桢为《吴越两山亭志》选诗,当地文人投卷事:“杨廉夫寓云间,及余到海上,时一过余。岁壬寅冬,杨从三泖来,宿余斋头。适槜李贝廷臣以书币为萧山令尹本中乞《吴越两山亭志》,并选诸词人题咏,于时杨尹已移官嘉禾矣。杨即为命笔,稿将就,夜已过半。余方从别室候之。俄门外有剥琢声,启扉视之,则皆嘉禾能诗者也。余从壁间窥之,率人人执金缯乞杨留选其诗。杨笑曰:‘生平干三尺法,亦有时以情少借,若诗文则心欲借眼,眼不从心,未尝敢欺当世之士。’遂运笔批选,止取鲍恂、张翼、顾文烨、金炯四首。杨谓诸人曰:‘四诗犹为彼善于此,诸什尚须更托胎耳。’然被选者无一人在,诸人相目惊骇,固乞宽假,得与姓名,至有涕泣长跪者。”[54]此事虽出于批评附庸风雅者,亦足见当时江南能诗者之普遍,对以诗留名之重视。

教育推力下,诗学在元代江南社会的漫延,其意义与南宋江湖诗派相似,反映了诗歌的“近世化”进程以及元代诗学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即诗学向下的扩展和延伸。许有壬《周榉洲诗序》云:“诗难乎?鄙人女子率而成章。诗易乎?千百年文人才子雕心刿胃,白首不能已。”[55]这也造就了元代诗学实际存在的两个相对层面:山林—台阁;通俗—精英。黄溍《雪篷集序》言:“予闻昔人论文,有朝廷台阁、山林草野之分。所处不同,则所施亦异。夫二者岂有优劣哉?”[56]不以优劣看待二者,体现出元人对通俗诗学的高度重视。而庞大的、通俗的、新的诗人阶层的出现又往往反作用于诗学教育,推动诗格、诗法、诗学理论等著作的繁荣,同时促进优秀作品(包括诗歌和诗学理论)在教习过程中逐步经典化,诗学类书专门化,诗学理论渐趋系统化,这一影响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为古典诗学集成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元代江南教育与地域诗学的三种学理关联,不仅反映了江南诗学的独特面貌和格局,也呈现出中国诗学的发展和传承路径与机制,同时也是江南地区作为文化之邦、诗书之乡的一页注脚。古典诗学的种子借由教育深扎于江南水乡,生根发芽,蔚然成荫。

注释：

①代表性著作如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教育、士人、社会:元史新探》,商务印书馆,2013;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对元代教育制度、儒学学校及书院基本情况有详致考察。

②两部著作各列元代学官、诗人100余位,其中重合部分约有一半。

③此二著具体版本信息详见张民权、田迪:《金代〈礼部韵略〉及相关韵书研究》,《中国语言学报》2014年第16期。

④参见武君:《元末何以是“李贺的时代”》,《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⑤内山精也认为宋元之际诗人阶层的通俗化现象是“诗的近世化”表现。参见内山精也:《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第216-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