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钟》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张 雪 李 娟

（延边大学 a.外国语学院；b.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1897 年2 月，《大朝鲜独立协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清国形势之可怜》的文章，首次介绍了梁启超的政治思想，随后其大量著作通过各种途径传入韩国①，影响着韩国近代小说理论的革新。国内学者围绕梁启超启蒙思想、文学理论和史传作品等，研究了梁启超著述在韩国开化期的传播与接受。 金柄珉[1]、牛林杰[2]、张乃禹[3]等人从宏观角度论证了梁启超思想在韩国开化期的地位与意义。本文将从微观角度，通过对韩国新小说代表著作之一《自由钟》②的分析，探讨韩国爱国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具体接受、发展梁启超著述的文学思想和理论主张的，进而深入认识中韩文学文化交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李海朝（1869—1927 年）号悦斋，京畿道抱川郡人，韩国小说家，与李人稙、崔瓒植并称“朝鲜新小说三大家”，是韩国古代小说过渡到近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因自幼接触汉学，所以他较早接受了中国近代小说的熏陶，尤其深受梁启超小说观的影响。 通过阅读韩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朴殷植、申采浩、李海朝等作家的作品，可明显发现他们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吸收与借鉴痕迹。在《花之血》《弹琴台》的序文中可以看到李海朝对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引用与发展，《自由钟》里更是直接出现了梁启超《自由书》③中的原文：“梁启超先生说：‘天下无必成之事，而有必败之事。 治事者量其事之必成而后为之，则终无一事可治也；若量其事之必败而故为之则治事亦更何取也。 ’”[4]21可见，无论从小说的命名，还是从书的内容上看，李海朝都直接接受了梁启超的文学创作思想。

一、小说中的批判精神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5]884。 正是出于对小说社会功能的理解，他革新了小说的观念，强调小说的社会政治功利性，主张小说要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一理念随后在韩国小说界迅速传播，引起强烈反响。 同时，随着《清议报》在韩国的发售，1906 年前后在韩国各大报刊登载的梁启超的文章就多达40 余篇，梁启超的各类著作也被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广为流传，引起了韩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

（一）对传统小说的批判

在《自由钟》里，李海朝通过人物之口表达了对传统小说的鄙视态度和批判视角，认为古代小说《春香传》《沈清传》《洪吉童传》是“淫荡教科书”“凄凉教科书”，大多恶习都来源于此：

读《春香传》，岂能了解政治？ 读《沈清传》，岂能知晓法律？ 读《洪吉童传》，岂能学习道德？[4]10

《春香传》可谓淫荡教科书，《沈清传》可谓凄凉教科书，《洪吉童传》可谓虚晃教科书。国民以“淫荡教科书”教之，风俗岂能纯美？以“凄凉教科书”教之，岂能有长进指望？以“虚晃教科书”教之，岂能有正大之气象？ 我国男子和淫荡女子诸般恶习俱从此出。[4]11

通过上文可知，李海朝评价小说的标准为是否在启蒙民众方面具有社会实效性，他认为《春香传》《沈清传》《洪吉童传》这些古代小说败坏社会风气、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导致国民堕落，期待可以出现具有社会实用性的小说以教化国民。

李海朝对小说社会功能的理解深受梁启超小说观的影响。梁启超曾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直言：“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 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6]梁启超评价传统小说为“诲盗诲淫”之书，即无益有害的低俗小说，可谓对传统小说极尽批评之能事。

由此可见，李海朝接受了梁启超对传统小说的批判意识，他对传统小说的态度和批判方式与梁启超倡导“新小说”、批判传统旧小说的做法几无二致，李海朝的其他小说也体现了这一文学思想，如他在《鬓上雪》中宣扬打破陋习、倡导社会的文明发展，在《驱魔剑》中反对并破除封建迷信，在《花之血》中揭露官场的腐败，在《牡丹亭》中抨击蒙昧的封建社会、提倡文明开化。这些新小说不仅批判了传统小说中封建的守旧思想，还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

（二）鼓励创作具有启蒙意义的新小说

李海朝充分意识到小说对民众的启蒙和教育意义。 一方面批判愚昧无知的旧小说，另一方面鼓励并创造具有启蒙意义的新小说。 李海朝在《自由钟》中借人物之口说：

“吾出一张和剂，请定信之。”写就一张药方轮流观看，名为清心换骨散，以赤诚、恭敬为中心，分政治、法律、经济、算术、物理、化学、农学、商学、地理、历史，以国文精工为之。 为愈病势，按时服用，视患者症状而适当增减，宜禁酒色、杂技、轻浮、退步、懒惰。[4]37

由上可知，李海朝认识到想要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变革，可以借鉴西方的教育结构，在全国普及政治、法律、经济、算术、物理、化学、农学、商学、地理、历史等近代知识。 李海朝对西方教育结构的认知也源自梁启超为《蒙学报》《演义报》所作的序言：“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7]从“西国教科书最盛”中可以看出梁启超也对西方教育制度十分肯定，他还认为日本变法依托于俚歌和小说，充分认识到了小说的社会作用。

关于创作具有启蒙意义的新小说，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提出：“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 ”[8]虽然他对传统小说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但非常重视小说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将小说与政论界限变得模糊，为维新变法的“政治”服务，为“启蒙新民”服务，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途径。 在李海朝的《驱魔剑》中也充分体现出小说的社会作用和启蒙意识，作者讲述了一个富翁因迷信巫医而害死了亲生儿子，又因迷信鬼神最终导致倾家荡产的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迷信的荒唐与危害，对民众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可见，李海朝借鉴了梁启超的小说观，反对传统小说，提出小说应具有革命功能。 与此同时，李海朝结合当时韩国的历史条件，提出国民也可从新小说中学到政治、法律、道德，从而实现小说的“文以载道”。

二、女性意识

梁启超的政治论说、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韩国广受欢迎，《大朝鲜独立协会报》《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西友》等报纸都介绍过他的文章，其《论女学》也被翻译成韩文在《西北学会月报》上发表。[9]李海朝曾在报社工作，深受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影响，在小说中也提出了与梁启超相同的女性意识主张，强调女子应享有自由权利、社交权利和受教育权利。

（一）女子的自由意识

《自由钟》的发行是开化期韩国女性意识觉醒的集中体现[10]，其中的女性形象既是韩国民族女性优良美德的继承和发扬者，也是时代文明的开拓者，完全不同于古典小说中的对国家、民族、父母、郎君坚贞不二的传统女性形象。 小说开篇便提到：

夫天地万物之中，脱胎为动物者实罕。千万动物中，为人益罕。如此罕为人类者，却蒙受压制、失去自由，此为失上帝于人类之责也。为人且作女子，受男子之制而失自由，则无疑为持动物之罕而弃人类之权矣。[4]1

李海朝在引文提出女子首先应享有自由的权利。 他认为自由是上帝给予人类的职责，那么同为人类，女子应与男子一样享有自由权。 如果没有自由就等于抛弃了生而为人的权利，没有自由的女性也意味着愚昧与无知，民族的复兴便举步维艰。这种女性的自由意识直接接受了梁启超在《自由书》之《放弃自由之罪》中的观点，“苟无放弃自由者，则必无侵人自由者，其罪之大原，自放弃者发之，而侵者因势利导不得不强受之，以春秋例言之，则谓之罪首可也”[11]349。 梁启超认为生而为人不能放弃自由的基本权利，并在《论自由》一文中把“自由”喻为“花朵”，认为“于戏！ 璀璨哉，自由之花！ 于戏！ 庄严哉，自由之神！ ”[12]可见，李海朝与梁启超鼓励女性勇于追求自由的观点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李海朝还希望女子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享受社交权利，让压制在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得以发表言论。 《自由钟》中的四位女士申雪献、洪菊兰、姜锦云、李梅庆在宴会上公开讨论政治、社会、宗教、教育、道德以及民族独立等开化思想，呼吁女性应该追求和男性同等的权利。 姜锦云道：“经营‘吾独立’商店，在各报刊登广告，果几月内售尽，获大丰收。 ”[4]38-39借女性经济独立之言，表达了渴望实现国家独立的愿望。她们还反对“男女七岁不同席”“男女有别”“嫡庶有别”“男尊女卑”等封建传统观点，主张女性要从男性压迫中解放出来。

（二）女子的受教育权利

《自由钟》以“压迫”和“抵抗”为主题，从新的角度，赋予女性以新的地位，认为女性也应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李海朝提出：

无论吾国男子从政何其聪慧，对女子亦邪恶甚矣。男子擅法律，但从不护女子，福利、教育自不必言，有权之人无幡然醒悟之力，沮矣。 男子之心，儿最贵，贵永不及女。[4]6

上文中，李海朝讽刺有权力的男人，他们对待儿子和女儿的态度截然相反，强调女性应该与男性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李海朝揭露了国家腐败的根源在于国民缺乏学习，特别指出男女受教育的不公平，女性只能依附于男子，这也是导致国家难以长期发展的原因，社会的“紧迫性”与教育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充分体现在话语结构中[13]，小说前半部分提到：“大韩帝国政界之腐缘于人无知，民族腐败亦然。 吾国女子亦因无知而数千年间待之如禽兽。 吾国最紧要处为求知，吾国女子最紧要事亦为求知。 ”[4]4

李海朝接受了梁启超《论女学》中的观点，“世之瞀儒执此言也，务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14]31。 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女子受教育的重大作用，首先对不许女子接受教育，但却要求其成为贤良淑德之人的观点提出质疑。“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请备陈其义以告天下”[14]30，即中国积弱的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他认为良好的女子教育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 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5]，批判了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认为女子教育的好坏，关系到家庭和种族，关系到国家的强弱。

李海朝认同梁启超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自由思想。 李海朝还通过《牡丹屏》展示了封建制度下因女子愚昧无知而惨遭迫害的社会现状，提出女子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 但李海朝只讨论了女子的自由权、社交权与受教育权利，并未提及女子参政的权利，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三、重视教育

李海朝和梁启超都高度肯定了教育的重要作用，认为国家富强需要靠教育来实现。 李海朝直接引用梁启超《自由书》中的《动物谈》原文，表达了对传统教育方式的批判，认为教育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一）批判陈旧的教育方式

李海朝在《自由钟》中使用隐喻的修辞手法来描写韩国陈旧的教育环境，猛烈抨击了封建教育方式：

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历啤多山，有巨壑，名曰兀子壑。兀子壑之洞口久埋于土，暗不通天日，穴之鱼与外隔绝，数百年间生长于此，生有双目，却无用处。 海水日日冲击洞口，百年后，洞口因水之力豁然大开，外界之鱼涌入，逐食盲鱼，盲鱼无力抵抗，被挤出洞穴，但盲鱼久居黑暗，忽而阳光照射，头晕目眩、不知所措。 吾国亦如此盲鱼矣，国门紧闭，不知外界风雨，吾国昔日教育可谓兀子壑教育。故受此教育之男子以何精神思国政？吾国女子之言看似无用，然意在激活国家精神，胜过万国空谈。[4]6-7

李海朝将当时的社会环境隐喻为“黑暗不通天日的兀子壑”，这种封闭的教育方式被称为“兀子壑教育”，通过传统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人被叫做“盲鱼”，他们“生有双眼，却无用武之地”，西方新事物被隐喻为“太阳”，这些盲鱼突然遇到太阳光就会惊慌失措。 作者暗喻国家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如果不打破传统的教育方式，不接受新时代的潮流，必将走向灭亡之路。 李海朝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完全模仿了梁启超《自由书》中《动物谈》的原文：

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历啤多山，有巨壑，厥名曰兀孑。 壑黑暗，不通天日。 有积水方十数里，其中有盲鱼，孳乳充斥。 生物学大儒达尔文氏解之曰：此鱼之种，非生而盲者。 盖其壑之地，本与外湖相连，后因火山迸裂，坼而为壑，沟绝而不通。 其湖鱼之生于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无所用。其性质传于子孙，日积日远，其目遂废。自十数年前，以开矿故，湖壑之界忽通。 盲鱼与不盲者复相杂处，生存竞争之力，不足以相敌，盲种殆将绝矣。[11]360-361

李海朝直接引用了梁启超关于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生活在“兀孑”的“盲鱼”是受到后天“黑暗”“不通天日”的环境影响才形成的。李海朝在《伦理学》中突出其进化论观点：“吾人的身体犹如禽兽草木，要遵从生物的生存法则，也必定会受到生存法则的制约。故一切生物适者生存，不适者将被淘汰，身体强健者能享有幸福，而虚弱者则陷入不幸之中，此为自然之数也。 ”[16]这一观点与梁启超在《自由书》中总结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一致，他指出“夫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此天演学之公例也”[11]348，“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此强权之所由起也。生存竞争与天地而俱来，然则强权亦与天地俱来，固不待言”[11]353。可见，李海朝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主张不能适应现实需求的旧教育方式应该被淘汰。 同时认为国家要发展必须打破传统的教育方式，女子也应与男子接受相同的教育，这才是韩国发展的必然之路。

（二）教育是民族的未来

李海朝认同梁启超关于女子受教育和胎教重要性的观点，并在小说中论述了培养子女的方法：

教育子女之法不仅始于出生之后，更宜始自胎腹之内。 故细论《礼记》之胎教法，“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妇人之草席、食物与胎儿何干，无外乎明理而已。[4]18-19

材料中，李海朝认为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是从胎儿时开始的，女子应该以正确的行为来教育腹内胎儿。母亲不仅要谨慎地教育腹中胎儿，还应该关注自身的教养和行为规范。他以“胎教”“孟母之教”等传统教育方式为例，认为自古以来，教育往往是从母亲那里接受的，所以有学识、有远见的母亲才能培养出像孟子、欧阳修一样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如果国民也注重女子的教育、注重胎教，那么一定会提升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从而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自由。

李海朝的教育观点深受梁启超教育救国理念的影响。梁启超在《论女学》中强调：“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 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 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 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故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 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 ”[14]32他强调妇学和胎教的重要性，并认为妇女的智慧会影响子女的成长，妇学也是决定一个国家存亡和强弱的重要根源。他在《论幼学》中谈道：“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7]虽言简意赅，却道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性，梁启超的教育救国理念，不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迈出了一大步，也为韩国的民族教育提供了借鉴。

此外，《自由钟》前半部分女主人公们经历了激烈的讨论，表达了对传统小说的批判、男女平等和重视教育等新思想。 后半部分作者提到：“大韩隆熙二年上元日”，“昨夜做了一个梦，说大韩帝国要独立了”。[4]34我们可以推测出作者的写作背景是1908 年的正月十五，作者提到在韩国上元日有一习俗，人们通过梦来表达新一年的愿望，晚上做个好梦，这一年的心愿便会达成。面对国家的困境，李海朝在上元日怀着苦闷和不安的心情写下了这篇小说，他梦到二十年后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作者以梦的形式阐述了国家通过重视教育实现独立、自由的美好前景，表达了对民族未来的期盼。小说以“我没有知识，不善言谈，昨夜虽有好梦入怀，但夜闻鸡鸣，顷刻而醒，且待后续矣”[4]40为结尾。 虽然面对悲观的现实世界，但是“以后再说吧”表示故事还要持续，希望黎明即将来临。身为教育启蒙家的李海朝，最终未能突破现实障碍，可见教育救国并不适合在国权丧失的危急情况下实现，渐进式的改革理论也不适合当时的韩国国情。

四、小说形式的改革

梁启超的政治小说从形式上可分为传记体和对话体小说，而李海朝正是仿照了梁启超1902—1905 年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侠情记传奇》等对话体小说，并将其发展，形成了主要采用对话体的新小说的形式。 李海朝把这种“对话体”作为反映民情、教化民众的主要形式之一。

（一）创作对话体小说

《自由钟》属于讨论体裁小说，除开头和结尾一小部分内容，其余正文全部由人物对话组成，作者以最直白的方式表现了当时社会的荒谬，表达了他的反封建反侵略思想。李海朝正是学习了梁启超的对话体小说，通过主人公之间的激烈讨论，倡导文明开化和自由独立的思想，他还特别提出民族复兴的基础是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倡导新的启蒙和教育。

《自由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借用小说中的人物展开讨论，讨论内容则由反驳和补充意见组成，作者通过不同人物形象阐明每一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第二部分结合小说前半部分在讨论过程中所揭示的人物特征，通过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梦境故事，展开对启蒙与教育的论述。《自由钟》从古代小说的惯例中脱离，也有别于以往的翻译小说，虽然主体上是讨论体小说，但并非完全照搬梁启超的写作模式，而是叙事小说和讨论小说的结合，前半部分具有批判现实性，后半部分突出了小说的艺术性。 作者将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物对话通过文本传达给读者，并试图通过梦幻故事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启蒙和教育的观点。

（二）发展小说的革命功能

李海朝在接受梁启超小说革命功能观点的基础上，结合韩国历史国情发展了小说的革命功能。 除了小说结构形式上的改变，新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开始弃用汉文，采用韩文创作。梁启超呼唤“中国魂”的思想启发了韩国新小说家，他们发展小说的革命功能，通过小说提升民智、倡导科学与民主，唤起“韩国魂”。李海朝也希望通过鼓励韩文创作，培养国民的“国魂”意识，从而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他在《自由钟》中写道：

大抵文字如牛、马，承载此国各种精神。吾国汉文为中国牛、马，只蕴涵着中国的精神而已。[4]7

吾国文字虽好，可若欲弃汉文而用国文，至少需五十年之久。[4]13

李海朝认为文字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一方面，提出使用韩文创作，强调了国民语言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重要作用，这与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中所提倡的使用白话文写作的理念一致，“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5]884。 通俗和趣味能够吸引普通读者，从而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另一方面，指出废止汉文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韩文的地位虽然有所提升， 但是全面替代汉文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李海朝将梁启超的理念继续发展，在《自由钟》中积极提倡使用韩文创作，不仅可以使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懂新小说，也有助于民族文学的形成。

总之，梁启超的文学创作思想传入韩国后，促进了韩国启蒙小说理论的形成，推动了韩国近代小说革命运动的发展。韩国近代作家刘元构曾在《大韩每日申报》指出：“清国哲学博士梁启超著有《饮冰室文集》十八卷……《饮冰室文集》为第一灵药，苦口之药、逆耳之言、利于行者，大监应有洞悉矣，务必买览此册。”④由此可以看出韩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对梁启超及其著述具有高度评价，也肯定了其在韩国传播的现实意义。 韩国新小说不仅直接接受了梁启超的文学创作思想，又以梁启超为中介接受了西方和日本的文学思想。 通过对《自由钟》的分析和研究，不难看出李海朝关于小说的革命作用、女性意识、教育救国等理念都深受梁启超的理论主张和文学思想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适合韩国开化期的发展之路。

注释：

①韩国国名的全称为“大韩民国”。 1897 年朝鲜王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10 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1945 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韩国脱离日本殖民统治，1948 年原本统一的民族国家被分裂为“大韩民国（南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部）”。1992 年中韩建交后，中国将朝鲜南部称为“韩国”，朝鲜北部为“朝鲜”，一直沿用至今。 本文所写的“开化期”，在韩国是约定俗成的说法，是指1876 年《江华岛条约》签订之后，直到1910 年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这一段历史时期。 鉴于这种时间跨度、历史的复杂情况以及避免产生歧义，本文除引文和报纸名称外，都统一使用“韩国”这一名称。

②李海朝的代表作《自由钟》发表于1910 年7 月30 日，小说通过妇女们的讨论宣扬了文明开化、自主独立的思想，提出要发展国民教育，并积极吸收外来文明。

③《自由书》由梁启超著，作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共六十一篇，取“西儒约翰·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意以命名，以介绍西人思想和政事居多，间融孔孟儒家观念加以评述，宣传君主立宪政体，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1908 年该著作被翻译成韩文，发表于韩国《塔印社刊》，并广为流传。

④《大韩每日申报》（1904 年7 月—1910 年8 月）由英国人Ernest Thomas Bethel 投资创办，朴殷植、申采浩等人担任主笔，并得到了高宗的支援。 文中的引文摘抄于1907 年9 月6 日版，现收录于首尔三文社出版的《韩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集（开化期新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