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书家（五题）

张晓林（中国河南）

陆 经

景祐元年春，对陆经来说，暗含着诸多的玄机。刚过十六岁的他从洛阳赶来汴京，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科考是天下学子的一个梦，但无疑分为好梦和噩梦，要么是金榜题名，要么是名落孙山。陆经是幸运的，他中了是年张唐卿科进士，同榜及第的还有苏舜钦、柳永、龚鼎臣等。陆经和苏舜钦很快成为知己。见诸典籍的，陆经曾向苏舜钦讨教书法上的用笔问题，因此，《宣和书谱》说他与苏舜钦“笔法亦仅同一律”。大多的时间，他们在一起游历、访友、喝酒、谈诗，关系极为密切。也正因为如此，若干年后，陆经陷入了苏舜钦的“奏邸之狱”，也叫有难共当了。

陆经的命途也够坎坷的了。他原本是越州人。越州，也即当今的绍兴。后来寓居洛阳。之所以这样，其中寓含着曲折和心酸。陆经年幼时，他的生父病逝，其母改嫁洛阳陈见素，改了姓氏，陆经一度成为陈经。陈见素可能是个小官儿，与富弼有交往，关系应该不错，陈见素死后，是富弼作的墓志铭。陈见素死后三年，守孝期满，随复归原姓，陈经又变为陆经。

在洛阳的数年间，陆经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欧阳修。欧阳修也正年轻，在洛阳做西京留守推官。他们常结伴游龙门，登嵩山，赋诗饮酒，结下很深的友谊。从欧阳修那里，陆经真正理解了做文章的奥秘，开始大量阅读韩愈的作品，一些经典的篇目，不厌其烦地诵读，有的甚至都能背下来。同时，开始问津诗歌的写作。明道元年，陆经与欧阳修再游龙门，欧阳修诗兴遄发，写下了《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后来全收录在了《欧阳文忠公集》（卷一）里面。陆经也写了诗，回去后感到很稚嫩，一冲动，全给焚烧掉了，没能留下只句片言。很是遗憾。

中进士后，陆经没像其他人那样，到地方上出任县尉或者主簿，而是留在了汴京，做了一个小小的校书郎，这也许是沾了年龄小的光。十六岁登进士甲科，无论怎么说，在朝野都算得上热点了。他的同年、好朋友苏舜钦就没他幸运了，外放出任蒙山县令。直接到地方上做县令，这和苏舜钦的家庭背景和阅历有关。因为父亲的原因，苏舜钦早年靠荫补步入仕途，先是在京城做太庙斋郎，后又改任荥阳县尉。可有一天苏舜钦突然辞去官职，闭门苦读，立志定要金榜题名。北宋有一个惯例，靠荫补取得官职的人，很难走到重要的职位上去，苏舜钦是有远大抱负的。

然而，抱负还没来得及施展，苏舜钦就身陷“奏邸之狱”，被削籍为民，编管苏州。作为苏舜钦好朋友的陆经也参加了那场酒会，自然受到了牵连，责授袁州别驾。陆经一点不后悔交到苏舜钦这个朋友，不顾别人劝阻，执意与苏舜钦结伴南下，经苏州再赴袁州。一路上，二人吟咏唱和，互相勉励，排遣孤独和烦恼。“所乐与君共，已忘窜逐伤。”友谊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是苏舜钦《维舟野步呈子履》中的诗句，也是陆经的心声。

在偏远的袁州，陆经一待就是近十年。可以想见，这十年的日子不好过。之间陆经曾寄诗给王安石，尽管所寄之诗没能流传下来，但从王安石的答诗：“直使声名传后世，穷通何必较功勋？”可以看出，陆经向王安石诉说了自己的穷困潦倒，并为“奏邸之狱”鸣冤叫屈。此时的王安石也只能在精神上勉励陆经，希望冤案早雪，返抵帝都，成就千秋伟业。

陆经十年贬谪，似已被朝廷遗忘，那么一个低微的官职，俸禄低得可怜，生活到了极其困窘的地步，而且精神上还遭受着摧残，世俗的冷眼和嘲刺，无日不在重复上演。这一切的一切，有一个人感同身受。这个人就是梅尧臣。陆经与梅尧臣的认识，也应该是经欧阳修介绍的。康定元年，陆经升官了，同时，一纸诏书，让他参与到《崇文总目》的编纂行列，与欧阳修成为同事。欧阳修与梅尧臣是好朋友，介绍他们认识完全在情理之中。梅尧臣亦多年落魄失意，与陆经可谓是同病相怜。因此，他赠诗给陆经，曰：“陆郎谪去十年归，长乐钟声下太微。屈指故人无囊日，平明骑马扣吾扉。论情论旧弹冠少，多病多愁饮酒稀。犹喜醉翁时一见，攀炎附热莫相讥。”此中还提到了醉翁欧阳修，两个失意的文人，幸亏还有一个官高位尊权重的欧阳修。

若算起来，陆经和欧阳修的交往，要早于梅尧臣与欧阳修的交往，更早于尹洙、苏舜钦、江邻几等人与欧阳修的交往。这几个人，全可称得上是北宋悲剧式的人物。然而，无论这些人生前如何，身后可都是留得了千秋美名，很大程度上，多与欧阳修有关。欧阳修和他们的唱和、交游、品题等等，都得到很好地流传而广为人们津津乐道。而陆经呢，欧阳修与他和诗最多，而且多次铭其藏、序其文，不输以上诸人，却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近千年来少有人问津，遂使美名不传。有人责怪苍天不公，其实不然，陆经也许视这些浮名如粪土，诗文随作随丢，不然，为何会没有《文集》传世？

陆經这一生，注定是和欧阳修难相分开的。当年，那场“晏太尉西园赋雪”事件，陆经是亲身目睹者，他认为欧阳修没有错，边境狼烟正浓，士卒浴血疆场，作为一国之宰辅，还要对雪饮酒赋诗，怎么还会有如此雅兴？欧阳修当面不好拒绝，却在诗中讽刺了晏殊。从此以后，师生二人的关系就淡了。晏殊曾在背后贬毁欧阳修：“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陆经觉得晏殊很无聊，很替欧阳修有这样的老师而悲哀。

知颍州时，陆经与欧阳修再次相聚。欧阳修罢去参知政事一职，出知亳州。赴任途中，想起陆经在颍州任职，便绕道颍州去与陆经相会。老朋友忽然如同天降，陆经异常高兴，拿出珍藏的宋仁宗飞白书法真迹让欧阳修赏阅。欧阳修颍州偶染小恙，陆经亲开药方，令家人去药铺抓药，亲手煎熬，以调羹喂欧阳修喝下。病好后，欧阳修连写《答陆学士经》数首相赠。颍州期间，欧阳修还写了十三首《思颍诗》，陆经亲手书丹，找来当地刻碑名匠，将这十三首诗勒石传世。欧阳修写给自己的那几首诗，却藏在书斋的布囊之中。后来，就失去了踪影。

唐 询

凡是收藏砚台的，都应该知道唐询这个人。他著了一部有关砚台的书，叫《砚录》，对砚的石种、质地、形状、渊源以及掌故等都有详细的记载，是了解北宋与宋之前砚台的重要史料。

对于砚石，唐询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癖好。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藏砚墨纸笔等文房之物，而且很挑剔，他自己说，墨纸笔，必拣最精良者去购买，挥洒之时，方能心手双畅，如入无人之境。但四者之中让他选其一，那他宁愿舍弃墨纸笔三物而独取砚之一物。“至于可爱终身，独砚而已。”这是唐询《砚录》里的话。

这话主观色彩浓了一些。就像齐白石说的，我诗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就看怎么去理解了。诗人和艺术家的话，不能挨字眼去抠。抠到最后，抠成了一钵糨糊糊。

唐询收藏的第一方砚，是他父亲送给他的一方端溪石砚。这方砚很小，还不足四寸大，上圆下方，可以窝在手里去把玩。但这却不是一方普通的石砚，砚池当间有鸲鹆眼，是端溪砚中的上品。端砚素有“无眼不成端”之说。然而，“眼”又分三六九等，鸲鹆眼之下，更有鹦哥眼、鸡翁眼、麻雀眼和象眼等。唐询的这方端砚，不仅有鸲鹆眼，还有两丝金线若隐若现，这就更是不容易见得到了。

这方砚揭开了唐询的觅砚之路。《砚录》里有详细的记载。譬如，天圣八年礼部省试的时候，见贡士茹孝标携一方黄石砚，色不甚深，但显得很沉着，正圆形，比他的那方端溪石砚还小一点，发墨极好，墨光可鉴人耳目。问是从何处得来？云：“出自新罗国。”北宋时的新罗国，就是现在的韩国。再如，书坛有一公案，与砚有关，自然引起了唐询的兴趣。《砚录》中记载了这件事。南唐李后主留意笔札，用具精良，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此三者，为天下之冠。

可惜，南唐亡国了。

亡国之后，龙尾石砚也随之销声匿迹，成为一桩悬案。唐询多次想揭开这一谜底，可惜都没能如愿。这样就到了仁宗景祐年间。校理钱仙芝出知歙州，唐询得知音讯，即修书一封，拜托钱仙芝寻找当年李后主取石之处。取石处是找到了，却被滔滔溪水所淹没，且溪水深不可测，人迹不能至。其时，唐询在诸暨做县令，赶来歙州，说动钱仙芝导溪水改由别道，遂得佳石，龙尾石砚再度问世。

为寻觅砚石，唐询到了痴狂的地步。每到得一地，他都会轻车简从，去深山古刹，偏远村落，了解当地历史风物、自然资源分布情况。其实，他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的心，全在砚石上面。

庆历二年，唐询知归州。归州西南十余里，有一处浩淼的水域，当地人叫它昊池，其实是江水在这里穴一个湾形成的。昊池里有一种石头，当地人偶尔会拿它来制作砚台。唐询得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等进入冬季，昊池里的水干涸了，唐询就组织工匠取石琢砚。石色青黄参半，其中有一种秧苗绿的，密致细腻，发墨超过了端砚。

故事并没结束。唐询想，既然归州石可琢砚，那么，周圍的州县呢？于是，又发现了三处地方，戎州、庐州和万州的悬金崖，都出砚石。唐询亲往寻求，选上佳者运回归州，择工匠琢石制砚。这三地的石头都为黑色，比墨稍深，其中以万州石最为坚硬。所琢之砚，俱皆极佳。唐询欣喜若狂，抱砚大醉三日。

做学问，一个人一生专其一，且痴狂如此，肯定会取得不俗的成绩。唐询就是个例子。在北宋，唐询可谓是个雅官，而放在当今，就不好说了。衡量的标准变了。唐询是个有文人性情的人，一冲动，什么事都敢做。知湖州时，他喜欢上了一个官妓，后来，竟纳之为妾了。这是有悖北宋官场规则的。唐询不适合做官。

唐询痴迷于砚，似乎仅是文化层面上的，并没见有关他贪墨的记载。相反，倒是见当时诸多贤达，常与他有交游往来，引以为同类。还是知华亭县时，唐询遍访境内山川风物，作《华亭十咏》行世。这是十首诗。《全宋诗》卷二七二悉数收录。

对于这十首诗，王安石、梅尧臣、韩维等一时名流，皆有和诗。北宋的文人讲气节，知廉耻，凡是他们看不上眼的人，羞与之为伍，更别说吟诗唱和了。

唐询交往最多的，当属蔡襄。蔡襄在他的《思咏帖》中最初提到了唐询，那时唐询还在福建转运使任上。后来交往便频繁起来。唐询得到蔡襄的手帖不少于十数通。至今仍可查阅的有《彦猷学士》《远蒙帖》《大砚帖》等。最有意思的是《大砚帖》，唐询专门找工匠琢了一方大砚送给了蔡襄，有多大？“大砚盈尺。”这是蔡襄说的原话。在北宋，盈尺之砚就是大砚了，未免会让今人嗤笑。《大砚帖》是蔡襄对唐询的答谢礼。宋仁宗驾崩，唐询一夜之间须发俱白，遭到新皇帝的嫌弃，他决计归老。便去见同样失意的蔡襄，对蔡襄说：“告老之后，屏居以绝世事，苟非此，何以寓适哉？”已是万念俱灰。这是唐询与蔡襄的最后一次见面。

唐询的书法取法欧阳询，笔意得欧字神髓。黄庭坚说他：“得欧阳率更书数行，精思学之，遂以书名天下。”可谓是善学书者了。唐询书迹传世不多，南宋岳珂著《宝真斋法书赞》一书，只收录了《谈奉》《得达》二帖。至于其在书法上的修为，有人认为他与石曼卿、苏才翁等不相上下，在同一个水平上。纵观唐询的一生，他的精力都放在寻砚、琢砚及对砚的著述上了。晚年所著的《砚录》，应是中国砚史上的一大收获。不仅如此，唐询还大胆创新了砚的制样，丰富了砚的形式。米芾在《砚史》中说，古砚都是凹心的，自唐询起，才有了凸心砚。

庆历六年，京师灾祸频仍，地震、雨雹、蝗虫肆虐，唐询向宋仁宗上了一道劄子，《请严边备奏》，说这是阴盛阳微、夷狄侵侮中原之象。当是时，宋朝已与北辽西夏讲和经年，边防弛惫，士气懈怠，毫无警惕之心。睹此景状，唐询说，臣暗中常深感忧虑以至寝食不安。惟愿陛下早下圣诏，告诫那些戍守边境的大臣，凡兵防敢有慢惰者，当以军法论处。唐询的忧患意识被北宋的统治者所忽略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全宋文》中，收录唐询奏章、帖文五篇，皆有忧国忧民之意。玩物而不伤其志，唐询也算是圣者了。

沈 辽

很多的典籍中，都说沈辽是杭州钱塘人。这应该是祖籍，是不是在钱塘出生的，就有几分存疑了。因为沈辽的父亲沈扶，很早就在汴京做官，国子监博士，金部员外郎，三司佐等。并在京城结婚、成家。尽管后来也到地方上任过职，也全是在别的郡县。直到晚年，赋闲了，才又回到杭州定居。

沈辽兄弟二人。沈迈为兄，他为弟。沈迈很有才学，弱冠之年就考中了进士，而且还是状元及第。遗憾的是，因为他父亲沈扶的关系，沈迈一出生就被封了个小小的官职，咿呀学语就算出仕了。按当时惯例，凡已经出仕的，不得再被钦点为状元，于是，沈迈只好退而求其次，做了榜眼。步入仕途后，沈迈的政声很好。他曾做过杭州知州——杭州至今还保存有纪念他的“沈公井”。

另一个北宋大名士沈括，是沈辽的堂叔，虽是长辈，其实年纪并不比沈辽大多少。著有《梦溪笔谈》一书，开一代之文风。沈括、沈迈、沈辽，被时人并称“三沈”。钱塘沈氏一门出了这三个人，祖坟上也算是冒青烟了。

至于书法，沈辽传世的墨迹不多，大概有《秋杪》《颜采》《动止》三帖。如果细加玩味，会发现这些法帖尺幅间蕴有一种禅意，这大概与沈辽少年的经历有关。十四五岁时，沈辽到西山读书，闲暇下来，喜欢去不远处的宝云寺听僧人们布道。宝云寺以前叫千光王寺，出过很多高僧，净月禅师就做过这个寺里的主持。慢慢地，与寺中僧人混熟了，到吃饭时间，沈辽就在寺中吃斋素，有时还睡在寺里。寺院好像成了他的另一个家。

沈辽对他的书法很自信，认为蔡襄之后，书法无出其右者。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这样记录了他这个堂侄对书法的体悟：“运笔之时，常使意在笔前，此古人良法也。”言外之意，他秉承了这一良法。不仅如此，就连批评李宗谔的那个魏泰，也在《东轩笔录》一书中说“近世沈辽最善行笔”。米芾做书法博士后，曾受宋徽宗召见，当被问及朝野当下都有哪些人的书法可以一观时，米芾仅列举了数人，其中就有沈辽。这数人中，米芾对权势熏天的蔡京、蔡卞兄弟，语气中多有褒贬，但谈及沈辽书法时，也只是用一个“排”字作了概括，不置褒贬。这是很难得了。

在钱塘时，苏杭间的僧人喜欢让沈辽书写各类的志铭。经他书丹的高僧志铭见诸典籍的，就不下十数通。世间的事有时就这么奇怪，熙宁年间，沈辽来到京师，与苏轼做过半年的邻居，而京城一带寺院中的僧人不买沈辽书法的账，他们只认苏轼的墨迹。所以，苏轼在《书沈辽智静大师影堂铭》里说：“邻舍有睿达（沈辽的字），寺僧不求其书，而独来求予，非惟不敬东家，亦有不敬西家耶？”在苏轼看来，僧人们这样做，既是对他的不尊重，也是对沈辽的不尊重，更是对艺术的不尊重。因为这个时候，沈辽的书名已经很为响亮，苏轼也认为自己的书法没有沈辽的好。其实，这些僧人们看的不单是书法，还有一些书法之外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古今皆然。

可是，等元丰五年，苏轼被贬黄州，沈辽舟过此地，前往拜访苏轼，又谈及书法，结果令苏轼感到很是失望。苏轼觉得沈辽这个人变得虚伪起来，对艺术不真诚了。失望的原因在《苏轼文集》“書录”一卷中说得很清楚。蔡君谟之后，书法的脉络已经断绝，苏轼原以为，沈辽能够填补这个遗憾，可是没有。原因很简单，沈辽对书法这门艺术不虔诚了。

苏轼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来自这次会晤二人之间的一段对话。沈辽最早取法的是沈传师，到这个时候却忌讳起来，对苏轼说其实他书法师承渊源在王子敬，“二王”中的小王，王献之。不仅如此，他还将他的本家诟病一番，说他本家的书法俗不可耐，他怎么会去师法低俗的东西！他书法的今日面目，是推“小王”之陈，出他“沈辽”之新而得来的。苏轼瞠目结舌，遂断言，沈辽的艺术生命结束了。果然，沈辽的书法“遂不如寻常人”了。

有一段时间，沈辽还与王安石过从甚密。起初，王安石很欣赏他，送诗给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把沈辽比作谢安和陶潜，似乎过誉了。但沈辽并不领情，在晚年他的《云巢编》中，透露出了他当时的态度。“然辽诗实主于生峭，与陶诗蹊径颇不相类。”然而，对薛绍彭“（辽）长于歌诗，尤工翰墨，王荆公、曾文肃学其笔法，荆公得其清劲，而文肃传其真楷”一说却没否认。但他对王安石的书法持肯定态度，说：“不识浑脱舞，何愧张颠帖。”评价是很高的。最终，因为在变法观念上的分歧，王安石开始厌恶他，最终二人分道扬镳。

后来想想，米芾说“沈辽‘排字”，似乎仍有讥刺之嫌。窃以为与沈辽的书法观念有关，他也说书法要意在笔先，但他误解了古人的原意，因为他过分强调挥毫之时人为的安排，譬如他说，凡由三四个字组合为一个字的，写成书法后，依然字字可以拆开。倘若如此，那岂不成了王羲之口中的“状如算子”了吗？显然，沈辽之“意”和古人之“意”南辕北辙。更有甚者，对于笔画多寡相近的字，沈辽认为要令它们大小均停，他还举例说，“殺”这个字，四个“部首”就需一般大小。对笔画多寡相去甚远的字，沈辽也刻意地作了安排，他以“喟”和“叔”为例，前者当取上齐，后者当取下齐，以此类推。

书法成了“傀儡戏”，哪里还有真性情可言。

大书法家黄山谷对沈辽评价甚高，说“知其风义磊落，其与人交，不以暄凉易节者也。”黄山谷和沈辽只有过一段书信来往，未见二人有晤面的记载。黄山谷的笔下，当是他想象中的沈辽。想象中的人，往往会比现实中的人完美许多。

沈辽与苏舜钦的次子苏液是连襟，娶的都是长寿县谢家的女儿。沈辽娶的是长女，苏液娶的是谢家二女儿。次女要比长女妩媚许多，沈辽对此不能释怀，与苏液终生不相往来。

岑宗旦

岑宗旦是个宦官，《宣和书谱》里有传。然而，《宣和书谱》里的岑宗旦是矛盾的。神宗的时候，大宦官王中正很欣赏他，向朝廷作了举荐，但这时的岑宗旦已寄情山水间多年，不想再回到皇宫，去做那些奴颜婢膝的勾当，他给王中正回了一封信函，用上了李白的那两句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留下诏书，但谢绝出仕。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等到英宗登基，他在内宫看到岑宗旦的墨迹，非常痴迷，于治平二年遣使臣向岑宗旦表达了他的旨意，让岑宗旦给宫中书写十把扇子，赏赐近臣和妃嫔。岑宗旦竟然喜形于色，不仅满口应承下来，还亲自吟诗十首，书写好进献朝廷。

只能说，人性是复杂的，别的不好解释。有一点需要提一提，岑宗旦的诗做得很好，尤其到了晚年，该放下的一切都放下了，连一点嗜好和欲望都没有了，这样说也不太准确，他还喜欢喝一点小酒，但已没有酒量，两三杯就醉了，醉眼蒙眬，恍恍惚惚，灵魂变得既混沌而又空灵，复归于婴了。对人喊：“拿笔墨来。”他要挥毫作诗了。他的诗不雕章琢句，率意为之，若浑金璞玉，人得片纸以为宝。曾赋得《听琴》诗一首，曰：

琴中太古意，方外无为心。

弹之道颇散，不弹理弥深。

所以陶元亮，何须弦上音。

岑宗旦有一个传奇的家庭。他是开封本地人，父亲也是一個宦官，名叫岑守素，做到内侍省副都知。能爬到这个位置的宦官，肯定都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和皇帝很亲近。所以，他临去世前，给仁宗皇帝写了一道奏章，也称作遗表，卒后由亲属进奏给朝廷，请求朝廷恩准让儿子岑宗旦继承他的衣钵，继续做太监，继续给皇上服务，继续沐浴浩荡皇恩。当然，岑宗旦不会是岑守素的亲生儿子，应是从亲族中过继到他膝下的。岑家可以说是个宦官家族，岑宗旦还有个伯父岑守中，也做到入内都知一职。岑家算北宋宦官中的佼佼者了。

岑宗旦的身世很坎坷，充满了传奇色彩。按照他父亲岑守素的设计，在宫中谋个差使，吃喝不愁的过一生算了，可岑宗旦不这么想。从记载看，岑守素庆历初年辞世时，岑宗旦的年龄还很小，应该只有十多岁的样子，且性格有些怪异，《宣和书谱》说他“趣尚高远，不为苟合取容于世”。在十七岁那年的暮春，岑宗旦作出个令人错愕的抉择，丢掉皇宫里的差使，芒鞋葛衣，背一个旧囊橐，到江浙的山水间游历，有了感触，就写诗记之，然后投入囊中。戏称为“诗囊”。诗囊满了，倒出来，一首一首的再玩味，将不满意的付之一炬。

到了至和年间，仁宗皇帝睹物思人，想到了岑守素对他的忠心，不禁感慨系之，就问近臣：“守素的后人今何在？”于是又想起了岑宗旦，便颁诏令他回宫，恢复了他的官职。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厌倦了宫廷倾轧与虚伪，以到民间为皇帝寻访名医为名，再次离开皇宫。这一次离去，成了他与皇宫最后的告别。岑宗旦这一生，只混到一个九品的乌纱帽，但他不后悔，他志不在此。后宫就是一只大染缸，跳进去，能将人的灵魂染成黑色的毒药丸。岑宗旦的做法在民间很受推崇，并由此结交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

岑宗旦有许多藏书，大约一千余卷，这也是受了继父岑守素的影响。对于一个宦官来说，有这么多的藏书，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喜欢藏书，在北宋好像是一种风尚。岑宗旦并不是将这些藏书束之高阁，而是每天都会找一点时间，走进书斋，擦拭干净书案，沐手静坐，开始阅读一本书。岑宗旦读书，爱刨根问底。李白写有一首七绝，其中有诗句：“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这是写王羲之的。岑宗旦感到疑惑，王羲之换鹅写的应是《道德经》而非《黄庭经》。《晋书·王羲之传》写得很明白，王羲之性爱鹅，山阴道士养得好鹅，他想买两只，可道士不卖，说：“能写《道德经》来，整群鹅送给你。”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难道是李白搞错了吗？岑宗旦睡不踏实了，问了好多人，都回答不上来。

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了李白的另一首《右军》诗，才瞬间恍然，不禁哑然而笑。这是一首五言诗：“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遇羽客，邀此好鹅宾。扫素写《道德》，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两首诗，写了两件事。不是李白搞错了，是他自己搞错了。

岑宗旦的书法诸体皆有涉猎，尤以行书闻名于时。他的行书早年走的是苏舜钦的路子，被人目之为“第二个苏舜钦”，不知是在夸他还是在贬损他。然晚年变法，参以索靖《月仪帖》笔意，尽脱俗媚之态，点画变得古朴而老辣。有人便将王僧虔评索靖的“银钩虿尾”用在了他身上。“虿尾”，指的是蝎子的尾巴，能揵然上卷，极言其遒劲有力。一个时期，岑宗旦的书法成了硬通货，抢手得很，偶有作品流入市面，便很快贾售一空。岑宗旦的书法墨迹徽宗年间御府尚藏有四件：《太上道德经》《晓赋》《书评》和《崔白江湖诗》，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流传下来，也许正埋藏在宋朝旧宫殿的某个角落，或者已经粉身碎骨，或者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它们会重见天日。

在京师大相国寺附近，岑宗旦薄有房产，是三间临街的铺子，大概也是从岑守素那里继承来的。岑宗旦将铺子租赁给了一个南货商，按季节收取房租。收了钱，都积攒起来，六十五岁那年，他感觉到自己老了，走路都有些蹒跚了。他将那一千多册书，那些积攒下来的钱，给了家住雍丘的侄孙岑筌，说：“吃住就在你家了。”宋英宗当政那几年，没少收藏岑宗旦的书法。每一次挥毫过后，岑宗旦都会获得很丰厚的赏赐，而这些赏赐他的钱财，他一文都不留，全散给了那些穷苦人。

七十二岁那年秋天，他正在书斋闲读《诗经·卫风篇》，窗外有一只燕雀飞过，他的手抖了一抖，头一歪，“啪”，书册掉到地上。岑宗旦死了。一点痛苦都没有。

李建中

李建中与徐铉有过交往。在《题〈汗简〉》一则短文中，李建中提到了这件事。有人拿《汗简》三卷让他题字，上面不署著者姓名，便去请教徐铉。徐铉博学，天下好像没有难得住他的事。他告诉李建中：“这是郭忠恕的手笔。”

从《题〈汗简〉》的叙述笔调看，李建中与徐铉的交往应不止这一次。

郭忠恕是洛阳人。他的身份在宋朝时就成了一个谜，有人说他是后周的官员，做过后周的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另有一种说法，宋太祖曾诏郭忠恕为国子监主簿，后贬谪登州，途中病亡。更有一本叫《五代史补》的书，记载郭忠恕后汉时就已入仕。身份够复杂的了。

自然，《汗简》一书也是疑雾重重。李建中说他求诸徐铉，也说明了这一点。令人奇怪的是，不久，李建中又自说他发现了其中关钮，在《汗简》的一注脚处，“赵”字之下，果然俱有“臣忠恕”字样。李建中感到了羞愧，自己太过粗心了。

山人李少和，永嘉人，在京师时任过两年的太学博士，然后辞官隐居于大罗山白石洞，精研岐黄之术，悬壶济世。死后，李建中为他作了一篇《李少和行状》，书法堪称“俊逸”。惜已不传于世。

“行状”二字近世已多不用，以“事略”取而代之了。李建中一生朋友不多，李少和算得上一个，缘此，“行状”虽寥寥数语，却把李少和这个人刻画得跃然纸上。都写活了。先写到了李少和的风骨，太宗、真宗都先后召见他，还想让他在朝中做官，他都谢绝了。赐给他很多银两、布帛，要是要了，直接在京城换成了草药，运至大罗山下，施舍给了穷人。当地百姓都喊他“李真人”。

有一件东西他倒是留了下来，太宗皇帝御笔给他题的匾额。匾额上有三个字：白石岩。这三个字是赵光义拿手的飞白草书，李少和很喜欢，认为有一种帝王气象。

“天禧五年八月十八日。”李建中在《李少和行状》里这样写道。“李少和清早起来，焚过香，正襟危坐在几案旁，忽然向门人索要纸墨，写了一首七绝：‘宝珠探妙得真宗，五色分明焕太空。解下连环竟超越，郁罗深处宴鸿蒙。掷笔而逝。”文章也戛然而止。

李建中书法冠绝一时，文章也是个中高手。

圉庐认为，李建中书法师承的是杨凝式。早年，李建中寓居洛阳，二十来岁时，一天他游华严禅院，在墙壁上，他看到了杨凝式题的一首诗：“院似禅心静，花如觉性圆。自然知了义，争肯学神仙。”李建中吃了一惊，这首诗的书法尤其豪纵奇逸，為以往所未见。不觉雅兴遄发，在旁边题了一首和诗：“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这绝不是杨凝式第一次在华严寺题壁，况且杨凝式有喜欢题壁的习惯。李建中诗中透露了这一点。

三十八岁那年，李建中携文游京师，得到石熙载赏识，做了一个小官。此后十年间，仕途上没有大的建树。他有过一次机会，可又被他放弃了。宰相苏易简向宋太宗举荐了他，宋太宗说：“我记得这个人。”下诏任命李建中为昭文馆直学士。李建中恳辞。为什么恳辞？因为李建中父亲名叫“昭文”，李昭文。宋朝有个习惯，常以官职代替其名。李建中如果做了昭文馆直学士，人们再喊他时就不再喊他“李建中”，而是喊他“李昭文”了。父子同名，岂不是太滑稽了，李建中不能够接受。

李建中离开了京城，去了两浙间，做了一个转运副使的武官。可李建中不后悔。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他的足迹踏遍了吴越间的所有名山大川，且有诗咏传世。譬如《题仙都山》《桐柏观》《杭州望湖楼》等，都问世于这一时期。

大才子杨亿与李建中交厚，二人多有诗歌相和。李建中宋真宗景德四年知颍州任上所书的《淮颍帖》，就是专为杨亿而书。此时的杨亿已官拜翰林学士。李建中也曾与宋绶的父亲宋皋同朝为官，但未见有交游的记载。但对李建中晚年书法及退隐思想影响最大的，当属林逋。还是李建中任职曹州时，恰逢林逋客于此地。二人抵掌而谈，随引以为知己，后书信往来不绝。林逋已隐居杭州孤山，宋真宗泰山封禅，诏林逋出仕，被林逋拒绝。

宋真宗东封以后，李建中萌生退意，主动上书，要求致仕回西京。这一年，李建中已经六十四岁。宋真宗虽同意李建中回到西京故里，却没答应他退休，让他出任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加封司封员外郎、工部郎中。因此，按宋朝人的习俗，李建中又被喊作李西台。稍后，他给林逋的信札中，有这样的诗句：“开元文字钟王笔，惆怅临风一盏灯。”

这应该是李建中晚年生活的写照。

也的确，观李建中这一个时期的书法，按《宣和书谱》的说法，已经复归平淡，没有一点芒角了。这是书法的大境界。

在西京洛阳，李建中构筑一处园池，取号“静居”，常召志趣相投者在此雅集。曾与河南法曹鲍孤雁、巨鹿隐者魏野、青城高僧惟凤集联为乐。李建中得“松石琴荐”，鲍孤雁得“茯苓人”；魏野得“文石酒盃”，惟凤得“递诗筒”。结成联语则是：松石琴荐茯苓人，文石酒盃递诗筒。有绝尘之风，一时传为佳话。

鲍孤雁原名鲍当，不慎得罪某权贵，作诗以献。诗曰：“天寒稻粱少，万里孤难进。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权贵转怒为喜。鲍当却落下这样一个绰号。

宰相王旦欣赏李建中的才学，召他去东京校勘《两朝国史》，甚为满意，想举荐他做三司判官，被李建中婉拒，即日拂衣仍归洛中。他已经不适应东京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