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了吗

朱金鹤　李喜盈

摘要：文章基于熵权TOPSIS法分别测度了2011—2020年省际数字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采用耦合协调函数测算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选取工具变量与更换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升级和促进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两方面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以上结论，提出深度利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数字平台来激发城乡产业资源潜力并加强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水平；新型城镇化水平

一、引言

我国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与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一直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痼疾，为破解这一难题，党中央先后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战略，两大战略的有机结合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和城乡全面融合的开创之举。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相互交融，互为支撑，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1-2]。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赋予城乡融合发展全新的动能。在“十四五”规划以及2021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通过城乡一体化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从而积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因此，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已成为摆在当前学术界的一项重要议题。

随着数字经济以新理念、新业态与新模式融入人类生活与生产的各个方面，学术界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日益丰富。有学者率先阐释了数字经济的本质与特性[3-4]，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5-6]，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管理与产业结构升级[7-8]、经济高质量发展[9]和社会治理[10]等诸多方面均具有积极作用。

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理论方面涉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内涵[11]、城乡关系演化[12-13]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14]及其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15]；实证方面，孙群力等[16]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方面构建综合指标并测度了中国省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徐维祥等[17]进一步地分析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及驱动机制。

纵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对数字经济及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成果颇丰，然而鲜有关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研究。虽有学者在理论层面提及强化数字经济赋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18]，但关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尚缺乏深入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在数字经济飞速崛起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鉴于此，文章利用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熵权TOPSIS法分别对数字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耦合协调函数测算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以此来表征城乡融合发展情况，进而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两方面系统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推动农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对接与融合，构建出相互协作、多元共进的城乡产业结构体系，而互联网的搜索功能和数字平台又可以减少城乡资本和劳动力的供需错配，提高城乡资源使用效率。因此文章从城乡产业融合升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两方面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数字经济通过城乡产业融合升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具有高渗透性、高价值性与高技术性的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农业，提升农业技术创新水平，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从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促使农业产值的比重不断增大，加快农业产业现代化进程。这意味着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農业正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型的现代化农业转型，进一步向城市二、三产业释放农村劳动力。此外，数字技术的广泛连接与精准计算有助于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理念、流程模式与先进技术流入农村，推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促使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逐步形成智慧农业、智能化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新局面。已有研究也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数字重生赋能、数字融生平台、数字增生长尾与数字新生蝶变等效应来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升级[19]。首先，数字经济可通过数字融生平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将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了数字重生赋能效应。另一方面，利用数字融生平台效应将各类产业性电子商务平台整合为不同类型的资源和个体，加速城乡空间和时间距离的大规模协作分工，有助于农产品生产者与产品流通环节的各个主体交流。其次，借助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从供需两侧发掘城乡长尾市场，如小规模农村手工艺品难以批量生产，可通过线上实现小众化供需精准对接，再利用长尾效应将小众化的供需扩展为规模化收益。最后，数字新生蝶变效应使得城乡产业可经过数字重生、融生和增生后，从产品价值全面升级形成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和服务业为一体的有机整体，从而推动城乡产业融合。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数字经济通过城乡产业融合升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二）数字经济通过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间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具有变革作用。数字经济红利显现在劳动力要素上，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动力。首先，数字经济提供了在线教育和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使其更适应城市就业需求。其次，远程办公和自由职业的兴起扩大了农村居民在劳动市场的参与，创造了更多城市就业机会。数字平台劳务输出模式也使劳动力更高效地与城市企业联系，促进了城乡间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创业和远程服务业的发展为农村提供了新的就业途径，数字技术支持的农业发展提高了农村居民在农业领域的就业机会。在线招聘和劳动力市场信息的透明化进一步方便了农村居民获取城市就业信息。综合而言，数字经济为城乡融合提供了新机遇，助力劳动力要素更灵活高效地在城乡间流动，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通过多方面促进土地要素流动，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首先，智能农业技术提高了农村土地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其次，电商平台加速了农产品流通，促进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数字土地信息系统提高了土地利用的透明度和效率，有助于减少土地浪费。在线土地交易平台使得土地交易更便捷，优化了土地配置结构。此外，数字化农庄和农村旅游发展不仅使得土地为农业服务，也吸引了城市居民，推动了城乡土地的多元化利用。这些措施共同为城乡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新途径，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通过电子支付、众筹平台、资本下乡和数字化产业链等方式促进城乡资本流动，降低了金融壁垒，助力城市资金流向农村，提升农业现代化，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资本要素流动的新动力。资本下乡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和现代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此外，资本流动也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水利设施，降低了农产品运输成本，促进了城乡连接。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引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助于留住农村劳动力，减缓了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使新型城镇化更加包容。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信息化，改善了农村社会服务，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应当警惕可能的负面影响，如土地资源过度利用、环境污染、收入不均等问题。因此，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可持续性、社会公平性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概而言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配置格局形成，并逐步增强微观主体低成本获取要素配置信息能力，以此来推进城乡要素一体化[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数字经济通过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构建

由上述分析可知，城乡融合发展体现在城乡产业结构融合、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两方面，首先通过公式（1）就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1]关于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加入式（2）和式（3），具体设定形式如下：

其中，[CXRit]为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DGLit]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it]为机制变量，[Zit]为控制变量，[μi]、[λt]分别表示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在以往学者研究基础上，以乡村振兴的内涵为出发点，构建了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通过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和绿色五个方面的衡量，全面评估新型城镇化水平（见表1）。这一綜合评价框架旨在全面了解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确保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方面取得协调发展。考虑到耦合协调度可用来反映持续演进中两者或多者协调一致性的变化程度，既可以反映各系统自身发展水平，也可以反映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因此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函数测度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以此表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熵权TOPSIS法通过熵权法评价指标信息确定权重，测度结果科学合理，能够较准确地反映乡村振兴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因此文章采用熵权TOPSIS法分别测度乡村振兴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熵权TOPSIS法运用接近理想解的概念，以定义决策功能的最优解与最劣解之间的欧式距离来最终评估各个方案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程度，并根据优劣性对方案排序。以下是具体计算步骤：

首先采用极值法对具体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借鉴赵涛等[22]的研究思路，从数字普惠金融[23]、互联网相关从业人数、互联网相关产出、互联网普及率以及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五个方面构建了评估指标。运用熵权TOPSIS法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这一方法能够更全面、客观地评估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

3.机制变量

（1）产业融合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文章假定乡村是第一产业的主要载体，城镇主要承载着二三产业，考虑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的泰尔指数[24]刻画了三次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既能反映产业结构升级，又能表征城乡产业融合发展[25]，因此，采用泰尔指数（TL）来反映城乡产业之间的融合升级。

（2）要素流动。为体现城乡要素间的双向流动，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关注城市流向农村的资本，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其中，城市流向农村的资本（KTOV）采用涉农财政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度量；考虑到农业人口转移主要是流向城市二、三产业，因此采用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衡量劳动力流动（LTOR）；考虑土地流动是从农村流向城市，采用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对数来度量土地要素流动（DTOR）。

4.控制变量

为更加全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有必要设定对城乡融合发展可能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基础设施水平（INF），选择各省市单位行政区划面积所拥有的公路里程数来评估；（2）经济发展水平（INY），使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进行度量；（3）市场化程度（MAR），采用樊纲等[26]构建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4）政府治理（GOV），选用地方一般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征；（5）金融发展水平（FIN），采用各省市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度量；（6）对外开放水平（OPEN），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城市GDP的比值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为从实证方面考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31省市（因数据不全，本研究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形成310个观测数据，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和蚂蚁金服共同合作完成，其他区域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EPS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这一多元的数据来源确保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为深入洞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牢固的数据基础。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 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序分析

依据前文构造的指标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乡村振兴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通过耦合协调函数测度2011—2020年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平均水平。如图1所示，城乡融合发展平均水平呈现出“东部>中部>全国>西部”的空间分布特征。具体而言，从全国范围来看，样本期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城乡融合发展整体平均水平从2011年的0.617上升至2020年的0.686，年均增幅为1.18%。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城乡融合发展平均水平呈现出上升趋势①，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平均水平最高，中部次之，且东部和中部的城乡融合发展平均水平都高于同时期的全国城乡融合发展平均水平，可能的原因是东部优先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促使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和乡村快速发展，要素在城乡间流通顺畅，城乡差距缩小，城乡融合发展平均水平较高；而西部地区虽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扶持下，城乡间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要素流动得到一定提升，但与东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城乡融合发展平均水平较低。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3的回归结果初步证实了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Hausman检验的F值为56.87，对应的P值为0.0000，因此强烈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在这一显著检验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作为后续估计的基础。这一决策在研究的方法论框架中具有重要的统计学依据。其中，列（1）报告了在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呈负值，并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初步表明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控制变量的引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较大变化，这进一步表明数字经济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具有稳健的影响。这一发现在论证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的同时，也突显了结果的稳健性。

（三）内生性检验估计分析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可靠，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首先选取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另外借鉴赵涛等[22]的研究，选用1984年各省每百人电话机数量和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工具变量法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内生性检验的P值为0.000，结果表明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为59.919，拒绝了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同时，Kleibergen-Wald rk F统计量为162.524，均远超过Stock-Yogo检验在10%水平的临界值，可推断出工具变量不是弱识别的原假设，这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Hansen检验的P值为0.0954，超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原假设，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通过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文章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在使用IV-2SLS、IV-GMM两种方法估计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为正。结果再次验证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且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

（四）作用机制检验

理论部分已经阐释产业融合升级和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两个重要作用机制，即数字经济通过产业融合升级和要素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此，本文从产业融合升级和要素流动两个视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继而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持。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列（1）和列（2）分别为将产业融合升级与城乡要素（劳动力、资本与土地）流动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以看出，在列（1）中，数字经济对产业融合升级的估计系数为-0.375，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城乡产业融合升级，产业融合升级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考虑到乡村主要承载着第一产业，城镇主要承载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在促进城乡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融合升级的同时，优化了城乡分工体系，还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为城乡融合发展在产业层面提供了新动能。产业融合升级后会提高要素报酬，进一步引发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列（2）中，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与土地要素流动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5%显著水平下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又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用机制和典型特征。数字经济发展能为要素流动及城乡参与的多元主体提供精准的通信技术与信息资源，激发要素创新活性，畅通城乡间的要素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假设H1和H2得以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从产业融合和要素自由流动两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行选取工具变量和更换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驱动产业融合升级、改善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两方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二）政策启示

1.考虑到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融合，通过深度利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数字平台，可以激发城乡产业资源的潜力。这一过程鼓励城市二、三产业中的信息、科技和人才等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和人力资本水平。同时有助于将城市消费互联网平台的覆盖范围拓展至农业生产领域，加强工业互联网平臺对农产品加工制造行业的支持，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2.持续强化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项目，逐步推动农村基础通信网络的扩容和升级，以满足农业生产、农村发展以及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所需的数字需求，确保城乡之间数字红利的合理分配。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人口和地理的优势，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双轮驱动下，重点致力于升级改造农村新型基础设施，旨在提升城乡居民获取数字化资源的便捷性。加速推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将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视为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突破口，使数字经济在推动城乡全面融合和经济协调发展两方面释放出巨大动能。

参考文献：

[1]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04）：637-650.

[2]何仁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地理研究，2018，37（11）：2127-2140.

[3]张鹏.数字经济的本质及其发展逻辑[J].经济学家，2019（02）：25-33.

[4]李晓华.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J].改革，2019（11）：40-51.

[5]陈伟光，张嘉渭，刘彬.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中国的提升策略[J].亚太经济，2023（05）：11-21.

[6]李洁，王琴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J].统计与决策，2022，38（24）：73-78.

[7]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管理世界，2020，36（06）：135-152 ，250.

[8]宋培，李琳，艾阳，等.数字经济创新、技术赋能偏向与产业结构转型[J].财经科学，2023（05）：75-91.

[9]韩振，韩凤芹.数字经济、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22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3（06）：11-23.

[10]蔡跃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创新治理及其数字化转型——数据驱动的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完善视角[J].管理世界，2021，37（08）：30-46.

[11]魏后凯.深刻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J].中国农村经济，2020（06）：5-8.

[12]王平，陈妍，程叶青，等.海南省城乡关系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22，31（04）：849-861.

[13]张文斌，张志斌，董建红，等.迈向城乡共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演变解读[J].地理科学进展，2021，40（05）：883-896.

[14]叶超，于洁.迈向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J].地理科学，2020，40（04）：528-534.

[15]陆进锋，仝德，龙嘉骞，等.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宅基地制度改革：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J].自然资源学报，2023，38（08）：2135-2147.

[16]孙群力，周镖，余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收敛性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1（05）：26-36.

[17]徐维祥，李露，周建平，等.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09）：2044-2062.

[18]周德，戚佳玲，钟文钰.城乡融合评价研究综述：内涵辨识、理论认知与体系重构[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10）：2634-2651.

[19]杨梦洁.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现状、机制与策略研究[J].中州学刊，2021（09）：28-34.

[20]高帆.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了城乡结构转化？[J].天津社会科学，2021（05）：131-140.

[21]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05）： 731-745.

[22]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23]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19（04）：1401-1418.

[24]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05）：4-16，31.

[25]李盼.长江经济带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D].江西财经大学，2018.

[26]樊纲，王小鲁，张立文，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经济研究，2003（03）：9-18，89.

Does Digital Econom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Zhu Jinhe   Li  Xi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3，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ntropy-weighted TOPSIS method， the paper measures the level of inter-provincial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respectively from 2011 to 2020，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function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of select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replacing estimation method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upgrading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and promoting the two-way free flow of factor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deeply utilize the digital platfor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dustries，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of urban-rural industr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formation network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vitalization level; new urbanization level

責任编辑：李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2AJY005）。

[作者简介]朱金鹤（1979-），女，新疆昌吉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区域经济；李喜盈（1997-），女，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数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