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殖民主义批判

李包庚，吴艺瑾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是一部西方霸权史，殖民主义正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霸权文化的生动体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文化领域成为当今世界殖民扩张的新舞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西方文明视作文明中心，以同化其他文明的方式论证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其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信息媒介技术，通过多种文化渗透途径，推行文化霸权并进行文化扩张，导致民族国家的文化体系与文化自信遭受破坏，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发展遭受逆转。

事实上，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多元的、多维的过程，是各种文明求同存异的互动过程，各种文化与文明相互联系与依赖，“任何对其一元化或简单化描述的企图都注定要落空”[1]，任何以殖民主义为目的的文化同质化行为也都会湮灭。

一、传统殖民主义向文化殖民主义转变的历史背景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逐步瓦解，以暴力和血腥形式存在的传统殖民主义已经湮灭，温和且隐蔽的文化殖民主义从幕后走到了幕前。

（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开始对外扩张。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满足本国工业发展的需求，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对殖民地进行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掠夺以及文化阉割，给殖民地国家与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二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对西方老牌殖民国家的地位造成了冲击，且它们曾展开的殖民行动也遭到了批判。与此同时，海外殖民地的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逐渐兴起。亚非拉地区的原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脱离殖民束缚，相继取得了政治独立。埃及人民对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抵抗，伊拉克人民成功捍卫了革命成果，非洲国家陆续独立，拉丁美洲的亲美独裁政权也相继垮台。这些变化体现了全球范围内民族独立浪潮的不断高涨，非洲不再是黑暗大陆，拉丁美洲也不再是美国垄断集团的附属物。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中，殖民主义的嚣张火焰逐渐被熄灭，传统的殖民主义也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二）旧式殖民方式不再适合时代的发展

由于二战后爆发了一系列民族独立运动，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逐步瓦解，以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掠夺为代表的旧式的殖民方式也不再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首先，军事侵略不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旧殖民时代，殖民者曾采取发动战争、侵占领土并要求赔款等方式对殖民地进行侵略，但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暴力的军事侵略备受谴责，在国与国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和平协商成为更被认可的协调方式。其次，政治压迫不符合多极化的时代背景。在旧殖民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自身的政治制度默认为完美的、优越的制度，并以此对落后的殖民地国家进行政治上的压迫与操纵。但是如今，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社会主义制度也在一次次的考验中证明了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增强，政治压迫的可操作性也在逐步降低。最后，经济掠夺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准则。世贸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成员之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绝大多数，该组织旨在在参与贸易的各国之间地位平等基础之上建立完整的多边贸易体系，经济掠夺显然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准则，旧式殖民方式在当今时代已然难以为继。

（三）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愈发重要

习近平指出：“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2]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大国的发展都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随着时代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传统硬实力间的竞争逐步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国家间日益激烈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竞争。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创新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成为国家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重要因素。因此，随着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越发重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文化渗透作为突破口，开启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以隐蔽的方式推行其文化产品与价值观念，从而在文化与思想上影响并同化他国，延续着殖民主义。

二、文化殖民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文化殖民是一种以大众为主要对象，在隐性文化渗透中全方位立体化开展的殖民活动，目的在于渗透文化，从而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它形态温和、渗透方式隐蔽，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化身。

（一）文化殖民主义的本质

1.资本主义获取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

殖民主义的逻辑内核是资本的运行，是对于经济政治利益的无上限追求。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为了开拓“世界市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运用种种方式去突破任何民族国家的制度与政策屏障，全面消灭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形成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同质化发展态势[3]。他们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404，并“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405。也就是说，文化殖民主义“是与政治经济的达尔文主义相关，由民族国家构建和培养的幻象的产物”[5]。在文化殖民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渗透文化与传播价值观以影响、颠覆甚至代替其他国家的价值标准与文化体系，从而确立和巩固自身在全球的文化主导地位，推动其他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的意志与利益思考和行事[6]，并服从西方经济和政治利益，进而维护“中心—边缘”的政治经济格局。

2.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从最初的掠夺资源逐渐演变为全面征服和占领殖民地。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加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自身的认同感，并催生了西方对世界的优越感，形成了以至上性和主导性为特征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实质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变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殖民的目的在于实现世界的文化西方化、西方的文化普世化，从而形成以西方文化为价值标尺的一元文化体系[7]。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立足于“中心—边缘”的世界政治格局，以不平等的态度强行推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单向地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输出，企图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随着文化殖民程度加深，在经济和政治上本就处于弱势的国家最终可能会失去其文化主权乃至国家主权，成为和平演变的对象。

3.殖民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延续

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放弃殖民，时代背景的更替不会使殖民活动消失，只会让殖民主义得到新的外壳。旧殖民时代，文化侵略和扩张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入侵、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而产生的副产品，文化渗透属于殖民主义的附属形式。二战后，血腥暴力的殖民扩张已难行其道，传统的殖民主义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事实上，“全球化的过程本身也创造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假如全球化将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那么它就要通过殖民主义”[8]来实现，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转而通过文化殖民以维护既得利益，文化殖民从附属形式上升至主导形式，以更加“文明”的方式持续向世界各国渗透，尤其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隐性渗透，其危害不亚于旧殖民时期的暴力殖民，文化殖民主义只不过是殖民主义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延续。

（二）文化殖民主义的特征

1.以大众为主要对象，不易防范

受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早期文化殖民主义的渗透对象主要定位在精英阶层，例如党政官员、有识之士和公众人物，让其成为西方世界的代言人，并充当西方人与本地人之间的中介，以此实现文化扩张。但由于其接触壁垒较高，西方势力由针对社会上层人士转为针对普通社会人群[9]。一方面，强化大众文化输出。大众文化包括电影、电视、餐饮、时尚等各种文化产品和服务，紧密联系着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通过运用针对大众的传媒手段和推广方式，以及大众对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巨大需求和接受程度，来推动西方文化和政治观点的输出和传播。另一方面，以青少年群体作为渗透的主要对象。以美国为例，在布热津斯基看来，“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世界各地的青年而言。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影响”[10]。事实上，青年群体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处于社会化过程中，青年既代表着积极的力量，也兼具有反叛的特质。他们是新生事物与新生文化的接受者，也是容易对本土文化产生逆反情绪的群体。因此，基于这一特质，将青年群体视为文化殖民的关键渗透对象是高效且低成本的选择。

2.依靠隐性文化渗透，不易遏制

旧殖民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殖民手段是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是强硬的、显性的殖民，是对物的掠夺。但在全球化中，在知识经济极为重要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里，殖民主义褪去强硬的外壳，转而通过文化产品作为其依托，以隐性文化渗透的方式，向东方世界推行其文化理念，达到殖民的目的，这是一种温和的、隐性的殖民，是对精神的掠夺。隐性文化渗透的实质是软权力的表达，“软权力”是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耐提出的概念，即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力来达成本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的能力。现实生活中的隐性文化渗透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电影、电视剧展现本国的经济实力以及纸醉金迷和高端奢华的生活，在物质上引发他国青年对于美国的向往；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价值观渗透至文化产品中，如美国通过电影宣扬英雄主义，通过肯德基、麦当劳类快餐宣扬快速的生活节奏，韩国通过选秀综艺宣扬娱乐至上等，诸如此类的价值观被包装在文化产品中，在精神上潜移默化影响被文化殖民的大众。可见，隐性的、潜移默化的文化殖民更为隐蔽且悄无声息，渗透过程顺畅且不易遏制。

3.全方位多元化渗透，不易阻塞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相互交织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活动得以更深入地渗透至被文化殖民国家的社会各领域，在传播的内容上也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的新特点。在政治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宣扬自身的政治制度、人权制度、政党制度以及其他的规章制度等，传播民主自由、人权至上、党派争斗等思想理念，意图在政治领域占领制高点。在经济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经济全球化推行市场经济，通过剥夺资源以获得廉价资源，通过剥削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构建贸易不平等的体系以维持经济特权，由此获取更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这一系列行为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也为美国价值观念的传播奠定了根基。在文化领域方面，通过传播自身的思想文化、精神、道德伦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渗透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从而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种文化殖民活动对于被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来说，往往会导致其自身文化的衰退和失去独立性，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和追随。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殖民活动，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了自身的全球统治地位。由此可见，文化殖民的内容涉及范围广泛且系统，覆盖全面，在渗透过程中不易阻塞。

三、全球化视域下文化殖民主义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殖民活动呈现出不减反增的态势，在文化殖民活动中，西方国家炮制出了一套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体系，通过有形的“外殖民”活动破坏民族国家的文化体系，通过无形的“内殖民”活动消解民族国家的文化自信，以文化的同质性消解文化的多样性，最终导致世界文化的逆向发展。

（一）通过外殖民活动破坏民族国家的文化体系

外殖民与内殖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外殖民是外部施压式的殖民，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我”对殖民“他者”施加的权力技术[11]，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等手段，占领、压迫和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侵略行为[12]。内殖民则是在殖民活动的过程中，殖民地人民产生“自我殖民化”的心理。在文化殖民的过程中，外殖民与内殖民相伴随，导致民族国家深陷于文化陷阱中。对于愈演愈烈的文化扩张，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作出了科学的预见：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40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文化产品为依托，通过隐性文化渗透的方式向东方世界推行西方文明理念并开展文化殖民，导致被文化殖民国家的文化体系遭受破坏，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文化元素多元化，元素之间呈现出杂糅状态。如日籍学者加藤周一在《杂种文化》中将文化划分为纯种文化与杂种文化，并且将日本的文化归为杂种文化，认为日本文化是现代西方与传统日本的混合物[13]。此处的杂种文化并非贬义，而指的是不同文化混合在一起的状态。日本是明显受到文化殖民主义浸染的国家，中国文化、欧美文化以及日本的传统文化相杂糅，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化当前的形态，虽然不至于杂乱无章或泾渭分明，但是由于难以区分出主次导致其文化结构的支撑性不足。第二，文化自主性被削弱，文化自卑感强烈。韩国作为东亚另一受到殖民主义浸染的国家，文化自主性较弱，在进行语言表达与艺术创作时都更为依赖外来文化。由于自身文化的贫乏以及渴望得到认同，韩国文化抄袭现象频发，文化自卑感强烈。总而言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大的文化产业体系和传播媒介垄断权，输出渗透西方文明理念，严重破坏民族国家的文化体系，威胁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

（二）通过内殖民活动削弱民族国家的文化自信

在有形的外殖民发生时，内殖民也已悄然出现。受到文化殖民活动影响的国家产生了“自我殖民化”的问题，即“西方的东方主义论述已经影响甚至主宰了东方人对于世界及对于自己的想象”[14]。这实质上就是外部施压式的殖民转化成为了内部自我接受式的殖民。而这一转化的结果便是民族国家对本国的文化认同感减弱，对西方文化过度拥护，国家的文化自信也随之消解。首先，后殖民国家对本国的文化认同感减弱。“文化认同”从属于社会认同，是人们对所属的共同体或社会文化环境所形成的自觉意识，是对整个文化所展现出来的整体价值观的认同[15]。在文化殖民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迫后殖民国家被动接受其价值观念，形成价值认同，并且制造双方文化的尖锐对立，相对地，后殖民国家对自身的文化认同感会减弱，比如我国的香港地区因为遭受过殖民，并且现在仍在遭受西方的文化渗透，因此香港大部分青年崇洋媚外的心理比较严重，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度低。其次，后殖民国家对西方文化产生了过度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话语权被不断增强。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国际受认可的电影电视音乐评价体系，如奥斯卡、格莱美等，由欧美国家建立，且以欧美国家的审美为标准；第二，国际学术评价体系呈现西化倾向，认可度高的期刊往往是欧美国家的期刊；第三，国际人才评价体系呈现出崇洋化，如重视国外的人才引进以及过度重视留学经历。总而言之，在外殖民发生时，内殖民也在悄然发生。在自我殖民化的过程中，后殖民国家主动甚至积极地接纳殖民文化的行为，也许比外部施加强大压力所推动的殖民化有更大的杀伤力。

（三）通过文化的同质化破坏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习近平指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16]事实上，2001 年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尊重，以及维护不同文化的独立性的决心[17]，文化多样化早已形成格局。这意味着，世界文明应该是以多样化存在的，每种文明都有自身存在的意义。然而，由于资本逻辑的驱使，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利益，其依靠自身的霸权地位，通过文化符号系统的强势传播[7]，试图用他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同质化世界文化，意图用西方的话语表达方式和发展模式覆盖全世界。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也指出，“用特殊取代普遍，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18]，其认为，基督教以人类代言人自居实际上是对其他宗教义理的否定。同样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自身文化视作最高级的产物，也是对于全球其他文化的否定。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贸易、金融、媒体等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西方文化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和塑造其他文化形态，进一步加剧了文化同质化的趋势。这种隐蔽的文化殖民主义蔑视了其他文化的力量，威胁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消解着不同文化的存在意义。

四、应对文化殖民主义的策略

旧殖民时代的终结并不代表殖民主义就此消失，殖民主义只是换之以文化殖民的形式表现自我。从当前的国际局势看，只要西方大国不停止扩张，殖民主义就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19]。在席卷全球的殖民主义浪潮中，我国应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抵御文化渗透与殖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坚定民族文化自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重塑世界文明交往形态。

（一）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抵御文化渗透与殖民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20]43。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1]，苏联解体就是典型例子。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认为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较量在21 世纪将成为决定性因素。现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实现和平演变的目标，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迫在眉睫。

第一，掌握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苏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苏联建立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牢牢掌握着党对于意识形态的领导工作权，然而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苏共逐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22]，从而催化了苏联的解体。因此，以苏为鉴，中共应始终掌握住党对于意识形态的领导工作权，把握住高校、新闻媒体和网络等意识形态的前沿平台，建构意识形态宣传的坚强阵地。首先，加强党对于高校的领导，通过思政课理论教育与理论宣讲，使青年学生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坚持党性原则，加强对媒体内容的监管和评估，及时纠正和批评偏离正确导向的报道和言论，巩固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塑造主流舆论的新格局。最后，加强网络治理，激发网络媒体的正能量，让网络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堡垒。

第二，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确保意识形态的统领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0]16因此，必须推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兴党兴国。具体而言，“两个结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的”，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相适应，从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机遇，化解风险，实现目标；另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在中国发展的民族形式，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总而言之，“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领地位的重要保障。

第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意识形态的安全建设。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最基础和核心的部分，对国家或民族的影响深刻且持久，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核心价值观念的引领，就极其容易成为一盘散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与我国进行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从未放松过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因此，必须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化解西方文化殖民的蚕食鲸吞，避免在文化渗透的浪潮中丢失民族自信心、消解民族凝聚力。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23]，“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4]，文化自信与国家发展及民族存亡直接相关，一旦一个民族摒弃自己的民族传统或被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所征服，该民族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为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必要性。

第一，在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文明奇迹的价值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25]纵览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程，虽然期间历经朝代更替、时代变迁、外族入侵与文化输入等严峻考验，可是中华文明依然延续至今，接续不断地创造着灿烂文化，它所涵括的哲学思想、道德理念、艺术成就、语言文字形态以及经典著作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藏，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中华民族扎根五千年，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对炎黄子孙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具有超越历史的永恒性，即使经历岁月蹉跎和风雨冲洗，也依然引领风骚、璀璨夺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6]260，它拥有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及文明都不可替代的宝贵价值，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也是培育和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

第二，在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作用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治国理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在治国理政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26]164的精神特质被视作治国理政重要思想的文化资源。在发展理念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启迪了当今中国坚持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7]，为中国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社会治理中，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等，都强化了社会的公序良俗[2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其丰厚的内涵和精神品质支撑与滋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凝聚力和文化自信，还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支撑和智慧，同时也为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成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解全球性问题的作用中坚定文化自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许多全球性的难题涌现出来，包括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能源短缺、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恐怖主义等，这些问题事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贵和尚中思想为核心，强调天人合一、善解能容、和而不同的理念，对于解决全球性难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能够为化解生态危机，推动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善解能容”与“和而不同”的理念能够为世界交往中普遍存在的道德问题提供借鉴，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在化解世界性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展现出日渐显著的影响力。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重塑世界文明交往形态

世界史几乎就是西方争霸史与殖民史，近代中国在“殖民”“霸权”的权力结构中备受压迫，因此，哪怕如今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颇具影响力，但中国也从未意图称霸，而是致力于打倒非正义的权力结构，破除非正义的文明交往形态，以文化交流超越文化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第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0]46，强调了文明交往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404这些论述都深刻阐述了各民族交往的普遍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交往的世界性。事实上，人类的社会本性与生存需求催生了交往，带来了文明的融合与碰撞。只有通过交往，才能让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成为可能，从而创造出新的思想和文化形态。相比之下，封闭隔阂只会使文明发展失去机遇和动力，束缚着文明的创新和发展。因此，与其闭门造车，不如打开大门，拥抱多元的世界文明，以文明的交流超越文明的隔阂，切实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促进人类的和谐共处。

第二，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文明主要分为八大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产生裂痕从而引发文明冲突，文明冲突扩大化后会替代原本的世界冲突，简而言之，“文明间的对抗才是现在和未来世界格局的‘最本质状态’”[29]。但事实上，世界文明因多元而瑰丽，如习近平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30]应该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带来的暴力与傲慢偏见，要始终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在包容不同国家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增进理解，建立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认同[31]，推动不同文明在互相借鉴中协同发展。

第三，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当前，以“普世价值”“文明优越”等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调仍活跃在世界舞台，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控制力、经济竞争力和军事威胁力，在文化交流中处于绝对主导和支配地位，由于对文明优越论的信奉，其在吸纳、改造其他文化时始终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赛义德在《东方学》2003 年版的序言中也曾提及：“以人类必须创造自己历史的这一世俗观念为基础的反思、辩论、理性争论和道德原则已荡然无存并已为抽象的观念取代，这些观念高唱美国或西方例外论，贬低实际背景的适用性，嘲笑鄙视其他文化。”[32]但是，人类文明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互鉴，马克思曾经用“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33]，指称文明形式的多样性。在文明交流中，主体只有抛弃唯我独尊的心态，尊重不同文明，才能实现文明的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34]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取代另一种文明，文明是因其独特性而非同质性而美丽。

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披着文化外壳的殖民主义幽灵在世界各地游荡。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每一个国家必然会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并依靠全球化推动自身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世界体系中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通过全球文化殖民来实现资本的扩张，后发国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会遭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殖民威胁。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既推动自身发展，又规避文化殖民的危害，成为后发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应该在顺应全球化潮流的同时，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抵御文化渗透，筑牢文化安全底线；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塑世界文明交往形态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