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飘飘》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记忆的建构

王玉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重视借助媒介建构党的革命历史记忆，以形塑政治认同、建设政治文化和实施政治动员。此举既得益于历史经验传统，更着眼于客观现实需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积极开展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的背景下，党借助《红旗飘飘》对自身革命历史记忆的系统建构。这一实践，不仅使党的革命历史为广大青年和其他社会群体所认知和认同，而且对凯歌行进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施以了深刻动员，兼具存史和资政的双重意义。对新时代建构党史记忆和深化党史教育具有一定启迪价值。

一、建构的缘起

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因此，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1]3。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如欲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并一举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借助革命记忆的反复呈现，在意识形态上争取广大社会群体，认可并支持其作为“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政党的地位，可谓势在必行。1957 年《红旗飘飘》创刊，以及借此建构党的革命记忆即是缘此而生。

（一）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

历史是最好的营养液和清醒剂，是新一代青年亟需补充的精神养料。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同志为宣传党的优良传统、教育青年一代，指示“青年团的报纸应加强对青年、少年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2]16。另外，根据广大青年读者的反映，由于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并不是很熟悉”，“他们迫切需要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读物”[3]1。为此，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传记组开始着手筹办“专门发表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作品的丛刊”[3]2，以响应国家号召和满足青年读者的迫切需求。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鉴于“把革命的火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呼吁，1979年4 月，《人民日报》刊文指出，要从实际出发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树立艰苦朴素、奋发图强、为实现四化的远大革命理想[4]。针对改革开放后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的紧迫性，由于“蛮横指责和迫害”[5]339而停刊十七年之久的《红旗飘飘》以宣传革命先辈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宣传党的革命传统和作风，以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突击作用为任务，于1979 年复刊，继续肩负起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的使命。可见《红旗飘飘》的创刊与复刊，均源于国家的青年革命传统教育和青年对于已远逝的革命年代的追忆，即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时代补给。

（二）构筑执政合法性的需要

革命记忆是中国共产党形成执政合法性认同的思想基础，是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依据。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需要借助历史记忆来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国民党对群众意识形态的长期熏染，使部分群众将抗战胜利归功于国民党的领导，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史了解不足，甚至存在一些错误的看法①。而这些对党的革命历史的错误认识，必然给党执政带来严重威胁。为维护政权安全，党必须通过重现革命历史来强化其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党的执政根基尚未稳固、国民政治信仰还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一大批不了解、不熟悉新政权的旧社会知识分子“希望深入地了解革命，了解共产党”[6]417。对此，中共中央早在建党30 周年纪念部署中就曾明确要求，各市县要“陆续在党的支部中和劳动群众中进行关于党的历史的宣传。在党所领导的报刊上，由六月中旬起即应陆续大量刊登对于党的斗争历史的各种回忆，对于革命烈士、模范党员和党的组织牺牲奋斗为人民谋自由幸福的回忆”[7]170。如此，在中央早已明确的指示下，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7 年5 月推出《红旗飘飘》丛刊，“偏重刊登历次革命斗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文章”[3]2，以开展党的革命记忆建构。究其要义，即在于通过革命历史叙述来塑造和影响人们的革命记忆，借以构建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

（三）加强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

革命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是党的建设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执政党角色的转换，部分党员干部沾染上了官僚主义习气，有了骄傲自满情绪，且开始出现铺张浪费、贪污腐败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党员、干部变质、堕落，党和国家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历史与斗争经验基础上作出整风的决定，中心任务即是加强党的建设，基本途径是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教育。其中，党的历史就是以共产主义为革命理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此中，为配合党风整治，中央设置党史资料室，发行《党史资料》期刊，专门“搜集刊载有关党史的各种资料、文件、文稿、回忆、传记、图片等”[8]258-259。根据指示，1956年，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30 周年纪念为契机，解放军总政治部开展“解放军三十周年”征文活动，专门收集党的革命史料，一时间掀起了革命回忆录写作高潮。《红旗飘飘》即在此背景下被推出，成为“专门发表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作品的丛刊”[3]2。不难发现，党和国家如此重视革命记忆的建构，在于革命记忆所承载的革命历史既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资源。

（四）开展思想动员的需要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建构革命记忆都是党开展思想动员的一种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通过三大改造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所选择的思想动员方式之一，就是系统建构党的革命记忆。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中宣部印发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从思想上动员一切力量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该提纲下发后，河北省从农村着手，通过对党员、团员进行诸如“回忆、对比、算细账”的社会主义普训，激发党员、团员参加互助合作社的积极性，继而“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大张旗鼓的总路线宣传工作”和“领导农民进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8]726。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即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然而，由于社会形态的转变，党内一些干部以及部分青年对于新阶段新任务没有清晰的认识，加上1956 年苏共二十大给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造成的思想混乱，均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一定的阻碍。对此，党中央指出 “必须有精神上的准备”[8]1201-1202，即要通过革命历史教育开展思想动员，借以激发各阶级的建设干劲。对此，团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通知》，强调要“教育青年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鼓舞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忘我地劳动”[9]。《红旗飘飘》即在此政治部署下，以帮助青年“熟悉我们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3]1为目标创办的。

二、建构的方式

借助《红旗飘飘》建构革命记忆，既有革命记忆之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必要性，也体现了大众传媒建构革命记忆的可能性，同时实践了二者结合过程中的记忆建构路径。

（一）多途径汇集革命史料

媒介是记忆建构的载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记忆建构的主体。可以说，《红旗飘飘》丛刊是党的革命记忆建构中至关重要的“把关人”，它主要通过公开征稿、约稿、记者采写和文献摘录等方式整理革命历史素材。对于一般出版物而言，公开征文是其稿件的主要来源，《红旗飘飘》初创期大部分稿件来源于亲历者供稿。概括起来，一是社会应征稿件，二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收集的稿件，三是该刊记者或编辑部成员撰写的稿件②。《红旗飘飘》编辑部中的革命亲历者，他们的回忆录自然成为丛刊稿件的一部分；部分记者通过自己对革命历史的了解，查阅和收集相关史料撰写文章，亦可充实丛刊的内容。革命史料收集的另一种方式是向老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战友、作家两个特定群体约稿，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夏之栩、温济泽、莫文骅、臧伯平、陈登科、谢雪畴等，都曾积极供稿[10]。再则通过记者采写的方式收集革命记忆史料，将史料加以整理、修改、校对之后，以文本形式展示给大众。最后，文献摘录是史料汇集的补充方式③。

由于战争的残酷，部分革命者牺牲较早，与之相关的文字记录多无保存。另因地域限制，有些革命者解放后就随部队回了故乡，编辑部约稿、采访也就难以长期进行。为了使丛刊内容形成连贯完整的革命记忆链条，编写组查阅大量文献资料，阅读大量报刊书籍，严格选取革命当事人的回忆录及其已发表回忆性文章予以刊登。其中，所有摘录的文献均在文中注明出处，修改之处亦在开篇作出解释或文末附上说明。总之，《红旗飘飘》之所以能够展示中国共产党往昔丰富的革命历史面貌，关键在于其史料收集内容的全面性与严谨性。

（二）多形式呈现革命记忆

历史本身具有多重面相，决定了历史记忆的形式也将呈现出多重样态。《红旗飘飘》呈现党的革命记忆的形式，基本涵括人物传记、革命回忆录、书信日记和文学作品等。其中，刊载人物传记共86 篇，一方面是记述了蔡和森、澎湃、刘志丹等人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革命经过以及罗炳辉、蔡升熙、杨靖宇、彭雪枫等人在军事上的出色领导；另一方面是记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普通群众和红军战士反“围剿”的事迹④。上述人物传记的作者为传主身边的亲近者，对传主生平有深刻的了解，其立传的目的既有对战友的怀念之情，也表达了对革命领导者作战指挥作用、群众和战士战斗配合的肯定，更反映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另外，刊载革命回忆录448 篇，包括写作与口述两种。写作的主体一般为作家、军队将领和烈士家属，口述作者多为老工人和普通战士⑤。二者回忆的对象，主要是以党员为主的革命历史人物和诸如皖南事变、红十军的创立等革命历史事件。写作与口述是革命回忆两种不同记录形式，是党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与目不识丁群体记录革命历史的不同方法。从口述记录到文本呈现，“实现了从听觉到视觉的过渡”[11]68。再是刊载书信日记107 篇，内容涉及党的创建、土地革命战争等。由于书信一般情况下并不为公开发表而作，因此往往最能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表达当事人最真实的感情，其所展示的革命斗争经历亦更容易使读者感同身受。

此外，刊载诗歌、小说、散记共61 篇，是作者在遵循历史事实基础上，使用文学创作技巧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如此，既提高了读者阅读兴趣，又呈现了党的革命记忆。《红旗飘飘》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建构党的革命记忆，贯彻了党中央关于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的指示，影响并争取到其他社会群体的认同。

（三）多主题聚焦时政热点

记忆建构不止于重建历史，而往往与时代主题和现实需要密切关联。以丛刊的形式出版《红旗飘飘》，最初灵感来自郭沫若在香港办报时抓住一个好的现实选题、编一个丛书的做法。总体上看，《红旗飘飘》既是以选题为中心，以内容为重点，一集一个鲜明主题的丛刊，也是十分注重结合时政热点出版的专刊。比如，1957 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30 周年和十月革命胜利40 周年之际，专门编纂“解放军三十年”、“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和“革命先烈故事”特辑；1959 年，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出版“福建老根据地革命斗争故事”特辑和“江西革命斗争回忆录”选辑；1980 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即发行“回忆刘少奇文章专辑”，为刘少奇“光辉的革命业绩”提供更多历史根据[12]1；1985 年，为纪念新安旅行团成立50 周年，编纂“新安旅行团成立五十周年”专辑，旨在“用他们的事迹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教育”[13]1；1990 年，恰逢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70 周年，又发行“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七十周年”特辑，教育青年要“永远记着革命先行者的谆谆教诲，继承他们的献身精神，为实现伟大的理想进行不懈的斗争”[14]3。此外，《红旗飘飘》还特别重视每集主题的选取和凝练。比如，第1、2、6 集分别编有老共青团员回忆录，第10 集为老工人回忆录，第18、19 集是“革命烈士小传”专栏，第21、25 集分别设置“老革命讲故事”专栏和“惊险革命斗争故事”专栏，而第32 集则集中刊登以“廉洁奉公”为主题的内容，等等。如此办刊既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又增强了革命记忆建构的效果。

《红旗飘飘》建构党的革命记忆主要体现了史料汇集途径的多样化、文本体裁的丰富性和主题呈现的针对性等方面。其中，资料收集是丛刊进行革命记忆建构的首要环节，也是建构内容完整性的重要保证。然而，“到底选择哪些内容作为历史记忆而传世，这就涉及民族历史记忆的建构问题”[15]。《红旗飘飘》所要建构的记忆内容无疑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记忆。

三、建构的内容

《红旗飘飘》广泛收集、分类整理和刊登发表党的革命史料，目的在于建构革命记忆的整体内容，还原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图景。

（一）革命史事记忆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党史由一系列重大革命事件构成。《红旗飘飘》以党的革命史事记忆建构为重点，连贯地、完整地呈现了党的革命历史。比如，建构党的创建记忆。丛刊刊载133 篇关于建党的文章，建构建党前、中、后各个阶段的革命历史，形成建党前后完整的革命记忆链条。上述内容，与中共中央发出的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领导党员“对党的历史作一次最初步的学习”[16]等整党指示相关，目的指向明确。其中，第23 集的发行针对性最强，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而作，呈现了党创建前后历史经过，目的是“使大家对党成立的经过有所了解”[17]19。又如建构抗战记忆。丛刊刊载51 篇文章集中批判日军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暴虐行径，揭露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⑥。如此建构与20 世纪50年代末“各宣传机关对军事宣传都有忽视”，使“人民群众忽视国防建设，放松对敌人的警惕”[18]85的问题有关，即是党基于国防建设的考虑。而建构解放战争记忆，丛刊焦点则集中在重大战役上，例如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⑦。如此大量且集中地呈现军队作战记忆，跟20 世纪50 年代提出的“积极地有步骤地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19]68的目标有关。不难发现，《红旗飘飘》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事记忆的建构，实际彰显着存史和资政的双重意蕴，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新中国党和国家建设的多重需求。

（二）革命主体记忆的建构

《红旗飘飘》创刊之初，编辑部即强调刊登内容应以革命领袖、革命先烈、著名英雄人物或无名英雄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为中心[3]2，个中对革命历史主体的重点关注一目了然。其一，关于革命领袖的文章共152 篇，涉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比如，回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考察、对军事斗争的运筹帷幄、对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以及对战士的体贴关心等，建构其在政治、军事乃至生活上的丰满形象⑧。如此集中、大量地刊登关于革命领袖的文章，与中宣部提出的“加强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宣传”这一工作要求有关[20]220。其二，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队伍的重要构成，丛刊亦刊登了205 篇文章，借以回忆地下党、团组织活动、游击战争以及狱中斗争等经历⑨。如此安排，除配合党风建设外，还与国家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内在联系。其三，刊载65 篇记述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文章，追述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保定二师护校运动”等历史事件中，“凭着青年知识分子的正直良心，自发地形成一股正义力量”进行斗争的经历，建构了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的”“有正义感的”形象[21]124。以此构筑知识分子群体对党的革命史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认同感，“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22]71。其四，刊载62 篇回忆群众以罢工声援抗日、遭压迫奋起反抗、团结一致反对内战等革命经历的文章⑩，是与党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巩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23]59等历史背景有关。综上，针对被建构对象的政治面貌、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所从事的职业等，《红旗飘飘》呈现了多重主体的记忆，揭示了中国革命广泛深厚的阶级基础。

（三）革命价值记忆的建构

历史评价是记忆建构的重要构成，也是存史和资政的重要逻辑枢纽。《红旗飘飘》建构党革命记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史事与主体革命记忆的多维建构基础上，呈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价值记忆。

其一是创建新的革命政党。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三人简介》《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一大”前后》等文章，强调了党的建立使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救国救民的真理”[24]27，“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17]1，阐明“自从建立共产党，人间才得浴春风”[24]2-5的重要意义。其二是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叙述大革命失败后的全国革命形势时，《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一文，着重回忆攻打长沙失败经历给毛泽东“研究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领导革命战争问题”的思考，即“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以及这条崭新革命道路对中国革命危机的挽救[25]14-15。其三是指明新的革命前途。在评价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伟大斗争实践时，《谈判国共合作的地方——访问上海中山故居》一文，通过对比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才能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17]48，说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指向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四是确立新的指导思想。以“老工人回忆录”形式刊登老工人对旧社会的控诉、国民党特务对民主人士的残害、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背叛等内容，强调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实行阶级革命，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光明的、民主的未来。《红旗飘飘》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价值记忆的多方面建构，形成对党的革命历史的全面且客观的评价，给予了革命整体上的肯定。

（四）革命精神记忆的建构

精神记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来源，是记忆传承和文化创新的价值所系。《红旗飘飘》所着力建构的革命记忆内容，实则凝汇于革命精神记忆的生成，并表现为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党的集体主义等精神记忆属性的释放。具体而言，通过展现革命领导人同甘共苦和廉洁奉公、革命战士英勇无敌和视死如归等的革命品质，建构党的革命英雄主义。如此安排，既与贯彻政治动员、说服教育的精神以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问题”[26]477有关，又与“对基层干部和士兵群众进行必要教育”以“多快好省地完成1959 年的各项任务而奋斗”[27]27有关。另外，通过再现各社会阶层、民族团体和爱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之间鱼水情深的革命记忆，建构爱国主义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为让社会各界加入统一战线，[28]144为使“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的革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29]4，《红旗飘飘》致力于建构各群体的团结斗争记忆，并将这种“革命大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用于国家建设动员。再则呈现军队和党员队伍革命记忆，以建构党的集体主义精神记忆。比如，回忆中央红军渡湘江前与国民党的激战、口述红一方面军第一师第一团强渡大渡河、叙述继雪山草地后再遇难关腊子口等革命经历。如此，既能针对性解决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的问题，又能通过对革命记忆符号的解码，使隐藏在其背后的历史得以复活，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独具的集体主义精神，以指导个人或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把革命工作做到底”[30]284-285。《红旗飘飘》建构的党的革命记忆内容，无论在建国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均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服务于革命精神的时代弘扬。

记忆是对过去生活的再现，是历史存续的基本方式之一。从编辑组稿到运用各种方式建构，《红旗飘飘》发挥了建构党的革命记忆的功能，即以多重革命记忆内容引导社会群体了解和体悟党的革命记忆背后蕴含的深刻价值意涵，以此增强其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并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激发其投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四、建构的功能

记忆的目的在于战胜遗忘，实现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红旗飘飘》建构党的革命记忆，不只是为了完成“帮助国内广大青年树立正确革命理想”的政治任务，同时还在于形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种实践范式。就其价值功能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维度：

（一）有助于保存中共革命历史

《红旗飘飘》展现了以文本保存历史记忆的一种可能和必要形式。丛刊中的文字作为“一种‘透明’的媒介”，“可以跨越空间和时间，毫无损失地保存过去的‘思想’”[31]475。同时，丛刊以多样的体裁展现文字叙述的不同风格，又形成了中共革命记忆建构最重要、最明显的特征。人类记忆自然属性的缺陷使记忆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弱化，记忆范围会逐渐缩小，记忆的内容也会越来越少。这也是记录下来的东西往往多于人们所能记忆的原因。因此，《红旗飘飘》对老一辈革命者革命记忆的收集、整理以及所作的文字记录就显得尤其重要。另外，从《红旗飘飘》文本特征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来看，它既能组织成功能记忆，又能组织成存储记忆。前者包含“保障现存的权利结构的合法基础的那些文件和证据”，后者指的则是《红旗飘飘》文本“蕴藏着构成一个文化的历史知识基础的、有潜力的史料”[31]475。不仅如此，《红旗飘飘》刊载的内容是革命亲历者最深刻的、最真实的记忆。这些记忆有助于人们拨开党的宏观历史的外衣，以微观视角去发现隐蔽在个体中的历史事实。而个体对革命经过的叙述过程，实际上也是丰富党的历史内容、为党的历史提供相互佐证史料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出要“写成不事夸张的回忆录发表或保存”，以“教育后代和研究历史”，并要求多收集“关于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革命英雄的斗争史，以及革命战争、革命运动、革命工作的历史”[32]45。而《红旗飘飘》文本中革命亲历者的回忆录、日记、遗著等，能给后人的革命历史学习和研究提供珍贵史料⑬，为后人了解党的革命历史提供微观视角。正是有了诸如《红旗飘飘》此类历史文本的记忆实践，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才得以延续。

（二）有助于树立青年革命理想

历史记忆与认同建构密切关联，对于青年的思想动员价值斐然。《红旗飘飘》一经发行，即在广大青年和其他群体中产生深刻的影响，并衍生一系列传播行为实践。比如，1959 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原作进行改编，专门出版《大渡河畔英雄多》连环画以供广大青年学习；1963 年，该文又被编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直至20 世纪80 年代，该文仍然出现在《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读写训练要求和课文目录”中。个中原因在于“十八勇士所体现的志向坚定、不畏艰险的长征精神，为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一代的人生底色抹上了重重的一笔”[33]416。另外，诸如丛刊中《狼牙山跳崖记》等文章描述战士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瞿秋白战斗的一生》等文章刻画的“革命烈士的英雄形象、崇高的心灵和高贵的品质”，更是向青年一代展示了“前一代革命青年的气概和自我牺牲的精神”[34]477。对此，有读者感慨：“一晃40 年过去，《红旗飘飘》是我最心爱的藏书之一。我从乡下来到省城，又在省城先后搬家9 次，多少回精简淘汰家什，我都舍不得《红旗飘飘》离开我，尽管它纸张发黄变脆”[35]。不止于此，关于这部“用记忆为青少年们撰写的革命历史教材”[36]，曾有读者回忆：“在我读高中和上大学的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旗飘飘》丛刊是同学们最喜爱的课外读物，由此它就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37]234不难发现，这部曾被郭沫若誉为“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记述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38]，能成为青年的人生教科书，与其致力于塑造正面英雄人物和注重刊内文章教育功能有密切关系。

（三）有助于传承党的革命精神

建构革命记忆的目的在于凝聚革命精神，并“用各种方式传递给后代，以保持和巩固前人和后辈的精神联系”[39]。从功能性角度看，一是形塑革命精神可以动员社会主义建设。《红旗飘飘》建构党的革命记忆所包含的主题，无论是“解放军三十周年纪念”“十月革命纪念”，还是其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做出调整的“革命先烈故事”“革命斗争故事”或“厉行节约宣传”等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官方意旨，即“1949 年全国解放以后，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此中，“更大光荣”即指“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生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线上飞跃地前进”[40]81。上述号召反映了革命记忆建构的落脚点在于受众的认同，目的直指实践。亦即反映革命精神在为执政党争取政治认同提供历史支撑外，还形成了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动员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保障功能[41]。二是革命精神的代际传承需要建立在“一种持续影响当事人生活历史”[42]18的共同历史经验上。而《红旗飘飘》所建构的革命记忆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共同历史经验”，并通过对革命记忆的凝练，提取“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教育”的革命精神因子[13]7，形成一个以革命记忆为符号象征的“小至一个人、一个单位，大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不断进取，就必须需要这种宝贵的精神”[43]的系统。从1957 年创刊到1962 年停刊，再从1979 年复刊到1993年终刊，回顾《红旗飘飘》刊行历史，其诞生、发展于一五计划完成之时，受挫于政治、经济、文化极度紧张的20 世纪60 年代，却影响了改革开放后的几代人。《红旗飘飘》建构中共革命记忆的实践，实现了革命历史的时空转换，形成了从革命记忆到革命精神，从革命精神到社会主义建设动员，再到共同记忆固化的逻辑理路。

（四）有助于凝聚记忆建构经验

从一定意义上讲，《红旗飘飘》建构中共革命记忆的实践，不仅实现了革命精神的时代转化，还为新时代提供了具体的革命记忆建构经验。比如，结合受众接受习惯以文学作品特有的艺术表现手法呈现革命历史；运用受众感兴趣的体裁和写作方式引导其积极主动接受主流价值观；以“史料收集社会化”的理念网罗全社会革命记忆资源；以“主题”的形式集中建构某种类型革命记忆，建构目的和方向明确；以“专辑”的方式呼应当下时政热点，强化“议题设置”效果等。另外，从克服建构局限的经验来看，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国家建设的要求对其建构方式和内容的影响不可避免。但《红旗飘飘》编辑部在对待自身存在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易受政治干预、文本文学性强等问题并未视而不见，而是有意识地进行克服。如丛刊虽网罗大量史料，但在质量上坚持精益求精；丛刊虽文学性强，个体的回忆也可能带有主观情感，但在内容上坚持从史实出发，客观呈现革命记忆内容；丛刊虽有政治因素影响，但在编撰时坚持兼顾社会需求；丛刊虽在某些方面有官方意旨，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建设需求。《红旗飘飘》优势与短板兼顾的做法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以革命历史为内容的记忆建构过程中，要秉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在实现国家意志的同时兼顾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即尽力达成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结语

2021 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就党史学习教育作出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讲话中强调，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并就学习党史提出“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的要求[44]。《红旗飘飘》建构党的革命记忆的过程，也是一个“宣传党史、资政育人”的过程，即革命记忆由个体到集体、革命精神由抽象到具体、革命历史由被封存在少数人记忆里到被广大社会群体所熟知并铭记的过程。虽然《红旗飘飘》建构中共革命记忆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价值目标等方面都与现今存在一定差异，且建构方法较为传统，但其建构的经验，对于新时代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观念、内容、方法等仍有参考价值。事实上，历史记忆牵涉个人、社会和国家，无论是对过去的诠释，还是关于当代的解读，都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体现。作为形成政治认同的途径，《红旗飘飘》建构党的革命记忆的实践，实现了“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45]148的目的。反观其建构党的革命记忆的经验，以期进一步反思当代党的革命记忆建构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和政治发展需求，赋予党的革命记忆以新的时代内涵，以增强中共革命记忆主题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利用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加强党的革命记忆建构主体和受众的良性互动。

①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广东部分地区有民众出现“毛主席和蒋介石是一样的，互相争天下残害人民”“抗日是蒋介石和美国原子弹的功劳”等错误认识。参见《芳村区委宣传部关于庆祝“七一”党成立三十周年工作报告》（1951 年8 月13 日），广州市国家档案馆藏：6-永久-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