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与意蕴: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

高海涛,王薏群

(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 政治部,北京 100161;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教务处,北京 102617)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本国国情出发,坚持“两个结合”,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本文拟从中西文明对比的视角,深入剖析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

一、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升级

按照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人类社会的这种演进,既有同一种文明中量的积累,更有低阶文明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向高阶文明质的飞跃,即文明的革命性升级。现代化即是人类文明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智能文明的质的飞跃,是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升级。

(一)人类文明演进中的现代化

要把握人类历史演变的规律,必须从历史演变的基本单元即文明入手。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应“以文明为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来观看历史”(2)[英]阿诺德·汤因比:《文明经受考验》,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5页。。美国学者亨廷顿甚至认为,除了文明,“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9、22、23-27、27页。。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对于文明的划分可以有多个维度。在纵向维度上,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马克思大致区分了三种文明形态:前现代社会的自然文明形态、现代社会的现代文明形态、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5)刘日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哲学研究》2023年第2期。。从制度形态上看,人类文明可以分为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等。亨廷顿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9、22、23-27、27页。。当今仍然存在的人类文明有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9、22、23-27、27页。。

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是量变和质变交替转换的过程。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文明大转型,是从渔猎和采集的野蛮时代过渡到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文明时代。通过这个转型,固定的农业耕种成为一种常态,人类日益摆脱分散隔绝走向了普遍联系。相比于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文明大转型,人类社会的第二次文明转型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晚清重臣李鸿章曾经评价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的第二次文明大转型,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基于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历史阶段向基于商品经济的特定历史阶段的转型(8)韩庆祥、张健:《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逻辑》,《前线》2023年第3期。。在人类各文明最初出现后的3000年中,除了个别例外,文明之间的交往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很有限,或是间断和紧张的(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9、22、23-27、27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4、405、404-405页。。人的社会关系从以往依附于狭隘的人群共同体转向依附于货币、资本等抽象的共同体。这次转型涉及三个核心环节,在产业结构上,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的叠加发生和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主导产业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过渡;在社会主体结构上,社会的主体从自给自足、生活在农村的农民过渡为依赖市场交换、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在社会结构上,社会的基础单位从传统的大家族走向小家庭,社会流动性增强,信任关系从熟人社会关系过渡到陌生人社会关系。西方文明在这个过程中走在前列,建立了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导致了一系列的从属关系,尤其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4、405、404-405页。。

(二)现代化过程中的挑战

人类社会要实现现代化的文明升级,需要完成物质基础、体制机制、文化精神等一系列转型,因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共经历了三次现代化浪潮,分别是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叶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

按照唯物史观,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影响到建立于此之上的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4、405、404-405页。。从经济基础看,继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三大技术革命之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这些技术创新极大推动了各个国家的产业变革。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必然会对政治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原有的社会结构会出现解体和脱节,社会阶层会出现分裂和冲突。新的群体和阶层陆续出现并要求登上政治舞台,对原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构成挑战。旧的群体和社会阶层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必然会进行一些抗拒和抵制运动,导致政治体系改革的难度加大。现代化是一把利弊并存的“双刃剑”,在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会引发种种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差距扩大等。现代化从物质生产领域向社会其他各个领域进行持续变革的事实,意味着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经济转型可能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社会失业率上升等问题,进而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矛盾。民族、宗教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可能加剧,从而引发政治冲突和不稳定。社会进步需要人的价值观念不断更新,必然引发种种矛盾和冲突。基于对各个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观察,以色列学者阿普特认为,“现代化制造了严峻的社会问题”(13)[以]戴维·E. 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李剑、郑维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会给各个国家原有的政治体系带来很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与各种新的群体和阶层登上政治舞台有关。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甚至认为,现代化中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与不同的新群体和阶层登上政治舞台有着必然的联系”(14)[以]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页。。如何将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有机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是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中都要面临的关键性问题。要实现社会力量的整合,最重要的是形成新的社会结构以实现持续的变迁。亨廷顿指出:“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政党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1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页。因此,能否有效化解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分化和多元化给国家治理体系所带来的挑战,是一个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

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国际化等方面,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有共同点,但由于在文化传统、发展基础、现代化开始的时间等方面的不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也都各具特色,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社会主义国家、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路径和制度应对上与西方相比存在诸多差异。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探索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近代以来世界面临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由于文化传统、所处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各个民族和国家实现现代化时所面对的历史境遇是不同的。从现代化开始时的国际环境来看,西方国家进行现代化时世界体系尚未形成,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体系;而我国在进行现代化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建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西方列强的入侵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来看,西方的现代化是自发演化、自主发展的结果;而我国的现代化是被动卷入、后发赶超的现代化。从生产要素的获得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来看,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掠夺、殖民扩张、奴隶贸易等方式获得了现代化过程所必需的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等关键要素,进而通过武力威胁和不平等交换等方式占领后发国家的市场;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和平的文化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中国优秀文化的和平基因,所以中国在现代化过程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获得主要靠我们自力更生以及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对外贸易等方式,生产要素的价值实现主要靠引入市场机制、融入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来实现。从发展路径和发展任务来看,西方国家引领着现代化进程,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任务完成再实现下一个任务,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在过程上是彼此衔接的;而我国在实现现代化时,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并已开始进行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因而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多任务高度叠加。从发展要求上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是非均衡发展的,一个阶段重点解决一方面的问题;而我国的现代化面临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同步协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多重任务。

(二)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现代化

历史境遇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实现现代化的整体路径不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路径上是先思想现代化再政治现代化,最后是经济现代化。西方国家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实现了思想上的解放。新航道的开辟,打通了工业革命之后资本增值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市场。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随着殖民体系和市场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得以确立。进入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现代化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个阶段的中国现代化是一种被动反应式的现代化,在路径上是经济—政治—思想。这条道路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第一个结合”,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从被动反应式的现代化到主动追赶式的现代化、从依附型现代化到自主型现代化的转变。在这个阶段,现代化的大致路径是先通过重构国家政权,解决了现代化领导力量和发展方向问题,实现了“站起来”;再通过大力发展经济,解决了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实现了“富起来”;接着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进一步解放思想,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解决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强起来”。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

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16)[美]道格拉斯·C·诺斯、李飞:《论制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1年第6期。。制度的核心功能是对社会主体进行激励和约束,从而影响社会主体的行为。制度是人们面对生存发展风险挑战的一种应对模式,不同的制度代表着不同的应对模式。正是在如何将多元社会力量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这个问题上,中西方之间呈现巨大的实践差异和理论分歧。

1.国体和政体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是资产阶级专政,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比如美国的总统共和制、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英国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大多实行的是两院制。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又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院制,实行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

2.政党政治不同。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普遍组织形式。西方国家一般实行两党轮流执政或者多党联合执政,政党之间通过竞争实现轮流执政,致使其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相互争斗的政治工具。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其长期合作共事的参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指导方针。

3.政治参与方式不同。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西方社会的选举制普遍实行的是竞争性政治,通过有选举权的选民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这种选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权力与金钱的结合,资本在选举中起着支配作用。西方的选举标榜以民众关心的政策为中心,但实际却是以资本为中心,以金钱为后盾,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在实践中走向了“否决政治”“极化政治”,体现民主的选举制将民主搁置了。我国实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涵盖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环节,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党通过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建设。

4.权力的运行方式不同。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权分立”,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交给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而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根据国家治理需要,统一的国家权力可以派生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国家治理权,由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5.权力的制衡方式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人性自私出发,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在体制设计上对国家权力进行分割,比如美国的政治体制将权力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既相互平行,也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形成权力相互制约和监督的关系。对于权力的监督,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中找到了人民监督政府和党的自我革命“两个答案”。通过厉行法治,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行使,通过纪委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全覆盖,着力加强和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通过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

(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从现代化围绕的中心来看,西方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把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本增值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这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利润率总是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最终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穷,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服务于全体人民,坚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以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为发展原则,目前已经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稳步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进。在两个文明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国家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快速积累,一边是信仰的普遍缺失,造成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而中国的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17)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问题。中国所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决定了我国不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五)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宣扬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口号的所谓“普世价值”,奉行的却是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原则,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大肆侵略扩张,进行掠夺资源、贩卖奴隶等罪恶勾当,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平,中国人民在近代经历了列强的多次侵略,深知和平的宝贵,倡导各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世界各国命运与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现代化道路的普世性上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弊端。正如亨廷顿所承认的那样,西方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走向衰落(1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62页。。西方在全球强行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但发展中国家套用它们的发展模式后鲜有成功案例。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套用的只是西方已经实现现代化后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它们当初进行现代化时的发展路径。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允许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模仿它们最初进行现代化时的实际做法。中国虽然已经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但从不对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而是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和世界意义

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艰辛探索,广泛吸取了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经验,摒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各种弊端,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一)在文明的物质形态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为本质要求,创造了人类物质文明新形态

从轻工业到重工业,是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普遍发展道路。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走的是重工业—军事工业—轻工业的发展道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面对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和封锁,我国依靠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初步建立起一套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了工业化体系从无到有的跃升。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国家推动资源、要素和产品等实现了国内循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抓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升工业的现代化水平。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产业体系完整优势进一步巩固,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19)《大跨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十年成绩单来了》, http://news.cnr.cn/dj/20220614/t20220614_525864738.shtml。。

我国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又面临着信息化、智能化的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目标。在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我国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国部分领域智能制造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从2012年的9.4%、28%提高到2021年的15.1%和32.4%(20)《大跨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十年成绩单来了》, http://news.cnr.cn/dj/20220614/t20220614_525864738.shtml。。在统筹内外双循环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将立足点始终放在依靠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各个领域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在保持经济自主权的基础上借力外循环,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本和技术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化,完全按照市场机制实现工业化,结果导致外资控制本国的关键资源与部门,逐渐丧失了经济自主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被锁定在依附地位不能自拔,只能实现“不发达的发展”。在文明的物质形态上,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为本质要求,扬弃了西方以物和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创造了人类物质文明新形态。

(二)在文明的制度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扬弃了西方的制度文明,创造了人类制度新文明

文明的制度形态作为文明的“骨骼”,决定着社会的有序运转和良性发展。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制度,维护的是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西方文明自认为是唯一的、历史终结性的排他性文明。美国学者福山认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21)[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制度,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总是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其服务。相对于封建制度,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是历史的进步,但其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权的一种手段。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国已经形成了严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具体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在文明的制度形态上,中国式现代化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本质要求,扬弃了西方的制度文明,创造了人类制度新文明。

(三)在文明的精神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了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

文明的精神形态体现在文明共同体中人的文化创造与精神生产、行为方式与人生选择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2)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因此,我们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在理念和方向上属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两个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大局出发,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资本主义国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割裂发展不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在近代则由于封闭保守而落后,并遭受了上百年的屈辱和社会动荡。西方文明在近现代超越了其他文明,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但是这一文明却内在地隐藏着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西方文明优越论”为价值内核,进而演化出“文明冲突论”、“普世主义价值论”,对其他文明持排斥、打压的态度。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思维,使得侵略扩张、殖民掠夺、强权政治一直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西方文明在近代文明竞争中之所以能够占据主导地位,靠的不是其思想文化的力量,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征服。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承认的,“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2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30页。。西方文明还内在地包含着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对中华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扬弃和超越。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未来世界文化的趋势是中西方结合,“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24)汤志钧、汤仁泽:《梁启超全集》(第十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 83 页。。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指出,我们的民权“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而是“要驾乎欧美之上”(25)《孙中山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86页。。在文明的精神形态上,中国式现代化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追求,是对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物质和精神相分裂、社会两极分化、人和自然相割裂、奉行丛林法则、追求零和博弈等特征的超越,创造了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

综上,在人类社会浩浩荡荡的现代化世界和历史潮流中,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文明基因为根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为导向,扬弃并超越西方现代化,在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超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