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对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认知与评析

邱 蝶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100)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讲话中宣布:“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探究拥有8亿贫困人口的中国如何脱贫、何以脱贫成功、如何不返贫等逐渐成为国内外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议题。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贫困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减贫历程、扶贫政策、减贫经验等方面,在一些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如对于中国贫困治理海外认知的研究仍有待加强。厘清海外对于中国贫困治理的认知,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减贫事业的发展,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减贫的故事,分享中国减贫的经验,为全球贫困治理作出更大贡献。美国学者作为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群体,其研究导向对于整个海外中国贫困治理研究有重要影响。本文选取美国学者为考察对象,梳理美国学者关于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成果,探赜美国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认知与评价,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现实启示。

一、关于中国贫困治理基本经验的认知

美国尽管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也面临着严重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种族隔阂等问题。中国在贫困治理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美国经济社会现状形成强烈对比,这引发了美国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经验的关注与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减贫成功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居于中心地位。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贯穿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美国学者认为党的领导在贫困治理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减贫成功的关键。一是中国共产党在贫困治理领域具有卓越的领导力。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指出,中国之所以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2)[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汪三贵:《脱贫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17-21、22页。。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坚强领导,能够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推动中国减贫事业胜利前进。布鲁金斯学会2021年出版的《全球中国:评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角色》一书中,谈及习近平的坚强领导消除了中国的绝对贫困,认为此举也是习近平在任期间的重要贡献,增强了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3)Tarun Chhabra, Rush Doshi and Ryan Hass, Global China: Assessing China’s Growing Role in the World, New York: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1, p.45.。

(二)制度优势是中国脱贫攻坚获得全面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在市场扩张的推动下,经济的增长促进中国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并使数亿农村居民摆脱了贫困(4)Barry Naughton, “Is China Socialis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1, No.1, 2017, pp.3、pp.10-12.。对于中国所取得的减贫成就,库恩认为这一成就是建立在举国体制和举国执行机制基础之上的,如果说中国的成功确实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就是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中,这一切才有可能实现(5)[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汪三贵:《脱贫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17-21、22页。。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助力减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11页。美国学者认为,中国贫困治理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重要经验在于激发人民力量,依靠人民摆脱贫困。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高棣民(Thomas B.Gold)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反贫困问题上做得很好,一是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二是创造条件让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中国能在过去的40年中让众多民众摆脱贫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放手让人民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让人民等着一切都由政府来打理(7)《读懂中国:海外知名学者谈中国新时代》,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3页。。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福利政策的重要体现。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比“简单直接的福利政策”难度更大,能力培养是长期工作,非短期能见效,这是西方多党竞争轮流执政无法坚持的,而中国政治制度具有稳定的政治体系,能长期贯彻扶贫政策。

(四)因地因时施策提高减贫效益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贫困原因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可能在各地只施行同一种政策。美国学者普遍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治理贫困的过程中采取了多元政策措施,尤其是新时代的扶贫措施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于因地制宜脱贫和有计划的脱贫。美国加州大学多萝西·索林格(Dorothy J. Solinger)系统研究了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低保政策,认为低保政策的支付方式因特定城市的财政能力而异(8)Dorothy J. Solinger and Yiyang Hu, “Welfare, Wealth and Poverty in Urban China: The Dibao and Its Differential Disburse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11, pp.741-764.。同时,美国学者还认为中国贫困治理策略具有计划性。美国学者巴里·诺顿表示,中国政府体系有两种独特的机制。一是官员激励制度,二是在国家层面上推行五年计划,在各个部门、领域内提出未来五年的增长规划(9)Barry Naughton, “Is China Socialis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1, No.1, 2017, pp.3、pp.10-12.。贫困治理策略的计划性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扶贫任务的落实,减少不确定性,避免短期利益带来的干扰。

二、关于中国贫困治理世界影响的认知

谋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是自1840年以来数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 “中国梦”。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仍保质保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引发了世界的普遍关注。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较为复杂,既有学者为中国喝彩,认为中国为全球的贫困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中国示范论”;也有学者从西方霸权主义逻辑出发,宣扬“中国霸权论”“中国责任论”。

(一)中国示范论

此类观点认为,中国在2020年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引领和推动了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为全球减贫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榜样示范。一是美国学者高度赞赏中国贫困治理取得的伟大成就。密歇根州中国创新中心顾问汤姆·沃特金斯(Tom Watkins)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将数亿公民从赤贫状态提升到相当于中国中产阶级——这是一项真正非凡的、普遍公认的壮举(10)Tom Watkins,“China Deserves Praise for Poverty Eradication”, https:// www.china-culture/china-deserves-praise-for-poverty-eradication.。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指出,中国以西方梦寐以求的速度发展了几十年的经济,并在此过程中使大约7亿人摆脱了贫困,进入了中产阶级社会(11)Amitai Etzioni, “The Challenging Results of China’s New Anti-Poverty Campaign”,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3/the-challenging-results-of-chinas-new-anti-poverty-campaign/.。二是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减贫成就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有利于全球减贫事业的推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中国与贫困的斗争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斗争之一,并且对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12)《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壮举》,《人民日报》2020年9月29日。。

(二)中国霸权论

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与理论愈加成熟,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减贫模式,受到了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赞赏。随着中国减贫经验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部分学者以其惯有的“国强必霸”思维来审视中国贫困治理模式的推广。美国学者伊丽莎白·马内罗(Elizabeth Manero)在《哈佛政治评论》发文,对中国无附加条件援助非洲国家摆脱贫困提出质疑(13)Elizabeth Manero,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The New Colonialism?”, https:// harvardpolitics.com/ chinasinvestment-in-africa-the-new-colonialism/.。部分美国学者倾向于以“国强必霸”的逻辑评判中国,对此,我们要努力构建国际话语权,跳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设置的“中国霸权论”陷阱,还原中国强而不霸、和平发展的事实,持续推动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

(三)中国责任论

与“中国威胁论”相对应的是“中国责任论”。部分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应该负起“大国责任”,但实际上很多责任超出中国承受能力范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表示,虽然中国是全球经济机构的积极参与者,但它一直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避免承担富国的责任(14)David Dollar, “Reluctant player:China’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reluctant-player-chinas-approach-to-international-economic-institutions/.。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夸大式的吹嘘,并开出“中国责任”的清单,意为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让中国承担过多的责任,从而达到抑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对此,中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国际减贫问题上的责任不能一概而论。

三、关于中国贫困治理现实挑战的认知

尽管中国的贫困治理成效显著,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诸如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减贫工作的深入持续推进带来了新的挑战,美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痼疾,如何防止脱贫人口返贫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美国学者也对中国脱贫人口是否重新陷入贫困之中表示担忧和疑虑。美国学者认为,低保这种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会抑制就业,从而影响到减贫的长期可持续性。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尝试采取措施,给予低保户就业培训,已有证据表明这些措施是有效的。但如果没有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中国就会面临让最脆弱的公民重新陷入贫困的境地(15)China Power Team, “Is China Succeeding at Eradicating Poverty?”, https://chinapower.csis.org/ poverty/.。同时,也有学者对中国阻断贫困提出了建设性建议。美国学者斯科特·罗泽尔建议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从源头上阻断贫困。一是加大儿童培养力度,投资儿童的早期发展是提升人力资本最有效的途径,也是实现未来整体高收入最具成本效益的战略。二是提高中职教育办学水平,中国需要加强职业教育的监督和监管体系的建设,加快12年义务教育的步伐。三是优化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促进区域流动,让所有孩子都能接受较好的教育(16)Scott Rozelle and Natalie Hell, Invisible China: How the Urban-Rural Divide Threatens China’s R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pp.171-173.。

公允而论,国际减贫经验和中国减贫实践都证明了贫困治理越到后面难度越大,中国在后减贫时代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2021年4月国务院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宣布,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6页。。同时,为贫困地区设立五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逐步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四、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贫困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贫困治理是全球共同关注的议题,也是各国重要的民生问题。部分美国学者的视角分散且存在刻板印象,如未能正确总结中国减贫取得成就的原因,规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等。因此,有必要对美国关于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研究给予客观的评析与回应。

(一)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贫困治理存在的问题

美国学者的研究范式、思维方式、研究视角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容易造成不同的研究结果。其中,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刻板印象而导致的错误结论,我们必须予以甄别。

1.对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就归因有误。美国部分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就归因有误,主要体现于淡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而把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就归因于能源使用等,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国脱贫成功是因为拥抱了市场经济,实现了财产私有化。有学者把中国减贫成就归因于能源的使用,比如美国作家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指出,中国消除极端贫困得益于一种重要资源——煤炭,正因为能源的使用才使得中国改变贫困状态(18)Bjorn Lomborg, “The Poor Need Cheap Fossil Fuels”, https://www.nytimes.com/2013/12/04/ opinion/ the-poor-need-cheap-fossil-fuels.html.。此外,《华盛顿时报》撰稿人乔恩·米尔蒂莫尔(Jonathan Miltimore)强调,中国实施市场改革,使数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确实值得称赞。然而,中国实现了脱贫奇迹,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其中大部分财产为私人所有(19)Jon Miltimore, “China’s Triumph Over Poverty Was Spearheaded by Privatization”, https:// fee. org/ articles/ chinas-triumph-overpoverty-was-spearheaded-by-privatization/.。部分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意规避。

2.部分研究成果缺乏客观性。美国学界常常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不能客观公正评价中国的现象。哈德逊中国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提出“百年马拉松战略”,臆想中国有一个百年的秘密战略,即在204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海外学者,虽有跨文化研究的独特优势,但他们当中大多数没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经历,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与复杂国情难以有全局性把握。另外,语言差异、意识形态偏见、价值观念因素的干扰,增加了域外研究者对中国误判的可能性。美国学者倾向于探讨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总结,擅长对某几个地方进行实证性研究,但缺乏对实践经验背后的价值观念、发展理念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学理性的分析。

3.以“西方中心论”评判中国贫困治理。“西方中心论”是早期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以西方优越为理论前提,以西方文明为模板裁剪和评定其他文明。“西方中心论”背后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本质为西方资产阶级服务,构筑文化霸权。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发文质疑中国脱贫标准的合理性,批评中国异地搬迁侵犯人权,轻视中国减贫成就等。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一是认为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必须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即每人不低于1.9美元/天的消费,并以此质疑中国现行扶贫标准(每人1.5美元/天)低于国际贫困标准,甚至诋毁中国“拉低贫困线”。国与国之间千差万别,中国国情复杂仅以每日消费标准评判中国脱贫缺乏合理性。二是批评中国易地搬迁侵犯人权。对于中国而言,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易地搬迁正是保障人权的一种体现。三是轻视中国减贫成就。部分美国学者认为脱贫后中国人民生活也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依旧是“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因此,必须立足中国实践,坚持走中国特色减贫道路,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性多维的脱贫标准。

(二)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贫困问题的启示

美国学者对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经验及影响的研究,大体反映了海外对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认知。除去美国部分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误读,美国学界关于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贫困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充分认识全球减贫差异性问题,继续丰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2021年4月,国务院颁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明确指出消除贫困是全球性难题,各国国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减贫标准、方式方法、路径手段也不同(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7页。。对此,要充分认识全球减贫问题的差异性,不可用西方脱贫标准衡量中国是否脱贫;要用符合中国国情的贫困标准,坚持“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的中国式脱贫标准不动摇。此外,美国学者对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积极研究成果,对中国反贫困研究具有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主要体现在美国学者以异域人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思路研究中国贫困治理。应合理借鉴美国学者关于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成果,继续丰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

2.既要有力回击美国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与抹黑,也需重视客观公允的建议。纵观美国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充满各类声音,喝彩者有之、猜忌误解者有之、抹黑侮辱者有之。面对嘈杂之音,不可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应当勇于反击以理服人。对于美国学者指责中国“拉低贫困线”等偏见与抹黑,我们要坚决予以反对。对于美国学者客观给予中国扶贫事业发展的建议,如建议加大儿童培养力度、提高中职业办学水平、优化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等,也要予以重视。因此,需要理性看待美国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认知,坚决抵制歪曲与抹黑;同时,充分发挥“外脑”优势,借鉴世界减贫经验研究中国贫困治理。

3.向世界讲好中国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故事,助力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新时代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为各国实现减贫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范例。中国减贫不仅做得好,更要讲得好、传得好。一是形成海外受众易于理解的话语体系,充分考虑海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接受心理,采取一国一策的个性化表达讲好中国减贫故事。二是加强新科技的应用,对外传播工作应把握历史机遇,加强技术创新,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故事以更生动、更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三是发挥国际组织的桥梁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发挥中国的宣传力量,更要善于借助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力量,共同讲好中国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故事。总之,努力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有助于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