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长度、温度与容量
——论新时期以来灾害报告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张 瑶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在新时期以来的灾害报告文学中,作家们往往通过创设真实可感的灾害情境的方法,向人们传递着作品的悲剧意蕴。但这些作品并非只是在单向度地呈现生命毁灭的凄凉景象,我们从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个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而这种由生命意志所迸发出的强大力量,也为我们对“生命长度”的认知提供了新的思考。然而,“惜命”绝不等同于“偷生”,所以作家们也纷纷鞭挞了由灾害所映射出的人性之恶。与之构成对比的则是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牺牲奉献举动,我们通过人们在危机时刻所做出的存亡抉择,可以真切感受到他们用热血所播撒的爱意和所传递的“生命温度”。而这种“生命的温度”在人们对于逝者的伦理关怀上同样有所展现。当然,在抢险救灾当中,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一些作品不仅关注到了人们对于服刑人员、精神病患者等特殊群体施救的情况,而且还将目光转向了大自然的其他生灵身上。这无疑扩展了灾害报告文学的“生命容量”。

一、生命的长度:惜命与偷生

灾难的来临让人们切切实实地认识到,能够平平安安地“活着”就是一种“稳稳的幸福”。如同作家余华所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1]而这种坚持“活下去”的毅力与勇气在巨大的灾害面前更显得难能可贵。因为由灾害所带来的恐惧与绝望往往很容易摧毁一个人的生命信念,进而使其失去基本的求生欲望。作家钱刚曾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走访时发现,大量的民众并非死于建筑物倒塌所造成的碰撞和挤压,而是在一种极端恐惧中,逐渐变得精神崩溃,并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所以,在这些完整的尸体上会存留有一道道用指甲使劲抠出的暗红色血迹。面对如此凄惨的景象,钱刚忍不住叹息道:“常常,生命的消失不仅仅在于外在的灾难,而更在于虚弱的人类本身。”[2]72当然,在遭遇灾害时,总还是有一部分人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战胜了可怕的恐惧,并在最后迎来了生命的曙光。而我们也通过诸多文本记住了一个个让人敬佩的幸存者的故事,感受到了一种源于心灵深处的最为顽强的生命能量,看到了一种崇高而博大、坚实而厚重的生命气象。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或许才能真正明白“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3]的要义。

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就为我们记录了一群“渴生者”的名字,如坚守八天七夜、乐观爱笑的女护士王子兰,被困矿井半月之久、历经艰难险阻的五条硬汉等等。在此之中,卢桂兰的事迹让人印象尤为深刻。她在无粮无水的艰苦环境下打破了常规的医学存活纪录,靠着极为坚韧的意志在废墟之下熬过了13天之久,大大地超越了生命的极限。这样的耐力与韧性也让作者十分惊奇,并引发了他解析生命密码的兴趣。文中说:“我认真地思考过,始终觉得,卢桂兰能奇迹般地在废墟里存活13天,除了她劳动妇女坚强的体魄,还有她一个极普通的中国妇女的特殊心理结构。如果把她的遭遇转换到一个知识型妇女身上,会有13天的奇迹吗……这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劳动妇女的生命和生命力。”[2]82-83其实,在作者钱刚看来,正是凭借着这种强大的心理结构,这种向上的生命力,使得人们虽然无法左右生理上的“大限之期”,却可以用自己的精神力量超越死亡,纵使最后难免一死,但也可以算作是“人类精神对死神的胜利的纪录”[2]92。而对于幸存者来说,他们不仅仅创造了生命史上的奇迹,而且还会在人类精神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也理应将他们视为人类的骄傲。

除此之外,《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废墟上的觉醒——汶川大地震中的志愿者》《幸存者》等作品也为我们叙说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所出现的生命传奇。需要说明的是,相较于其他事例,作品《幸存者》中的主人公虽然并不是被困时间最长的一个,这部作品却是根据作者李西闽的亲身经历所作。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他曾在废墟中被掩埋了接近76个小时。文中详细描述了他在黑暗之中复杂多变的心理情绪与跌宕起伏的曲折历程。处在至暗时刻的李西闽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来回穿梭,不断用过往的温暖记忆来鼓舞自己一定要挺过去。而在意志极为薄弱的时候,他也曾想到过自杀,并且还曾一度陷入昏迷,在那时,他的耳旁经常会出现两种意见相反的声音在进行博弈。不过,求生的信念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他在清醒之后非常明确地告诫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你也要坚持。”[4]正是依靠着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李西闽才得以重见阳光,才得以重新拾起纸笔,而我们也才有机会从这满含热泪的文字中,领会到生命的真谛。正如谢有顺所言:“李西闽的珍贵记忆,还原了一段悲剧时光,也为人类的意志、信心、大爱、勇气和同情心,写下了个人的颂歌。”[5]

实际上,我们一方面可以将一个人刷新“生命长度”的举动看作是个体对常规医学标准所做出的突破,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其当作是一种挑战自我的姿态。尤其是在遇险的情况下,无论个体是否颠覆了一般的医学记载,他们为存活而抗争的行为都值得我们称颂。此外,我们也不妨通过观察人们在困境中的所作所为来重新定义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就像臧克家所言:“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6]进而言之,我们尽管不能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对复杂的人性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特别是在极端的条件下,人们经常会在善恶之间徘徊,天使与魔鬼的形象或许会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显现,但是我们在以悲悯的眼光理解同情受灾民众的同时,也不能因此而丧失一些最基本的立场,如果妄图以损人利己的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这种苟且偷生的卑劣行径必然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供人唾弃。

据钱刚披露,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曾一度出现了哄抢物资的事件。当人们逐渐脱离了生命危险,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便去四处寻找一些生活必需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潘多拉的魔盒开始悄然被打开。一些人将食品店、百货商品、旅馆酒店等当成了重点搜寻对象,他们起初还能遵守日常的社会规范,通过“租借”的方式来合法地获取一些物资。但是这种友好的场面很快就被打破了,人们对于丰富物品的渴求也不仅仅是为了缓解救急之需,而是为了填满心中深不见底的贪欲。在劫掠风波最高潮的时候,竟然还出现了一群驾着马车、开着拖拉机的“淘金者”。他们近乎疯狂地在埋藏财宝的废墟上大肆搜刮着震后的遗物,其气焰之嚣张、性质之恶劣不免让人切齿腐心,深恶痛绝。所幸抗震救灾指挥部及时采取措施遏制了这波风潮的持续演进,但是由他们所种下的恶果还是给灾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了使读者直观感受到其猖狂的程度,钱刚还专门在开篇列出了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 400余斤/衣服67 695件/布匹145 915尺/手表1 149块/干贝5 180斤/现金16 600元……”[2]124面对这些数据,我们不应选择遗忘,而应该用这“真实的赤裸裸的历史事实”[2]124来警醒后人不能再重蹈覆辙。这或许也是作者之所以秉笔直书的用意所在。

在遭受洪水侵袭之时,类似让人愤恨的事情也在继续上演着。岳恒寿在1998年发表的作品《洪流》中就借女干事熊燕之口叙述了一个企图用救急的冲锋舟搬用全部家当的故事。无独有偶,在2003年“非典”期间,这种不顾他人安危者也大有人在。杨黎光在《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中所言的李某即是此例。李某出于一已之私,在明知已被认定为“非典疑似病例”的情况下,还坚持出院,结果造成了大面积的传染,并致使许多人不幸丧生。李某在病愈后,也因此被刑事拘留,为自己的恣意妄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由上述可见,灾害如同一面魔镜,一瞬间便撕破了一些人精心伪装的皮囊,让其狰狞的嘴脸原形毕露。当然,由灾难所映射出的不只是人性的污点,人性的光辉也会经由镜面的映照变得愈发明亮,而我们也可从中收获一份能量与感动。

二、生命的温度:存亡抉择与伦理关怀

杨黎光在《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位母亲企图舍命保孩子的动人画面。阿静在被SARS病毒感染后,最害怕的就是肚子中两个孩子会发生什么闪失,这种担忧让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承担起为人妻为人母的神圣责任,一个大胆的想法也随之产生,即“为了孩子,为了丈夫,为了家中的亲人,牺牲自己,保住孩子”[7]83。而三条生命在用药方面会出现“相克”的情况,很难确保母亲和孩子都不受伤害。基于此,中山二院也积极组织专家对阿静进行会诊,经过反复的协商与讨论后终于确定了治疗方案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预案。正是在医生们的精心呵护与治疗下,阿静才得以顺利生产,在她看来,“听到孩子的哭声,而且两个孩子都哭了,我心想就是死了也无所谓了”[7]91。我们可以从中切身体会到母爱的伟大与亲情伦理的温暖。

另外,让我们为之动容的还有在生死抉择面前所突显出的爱情的力量。新婚夫妇赵刚和美伦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凄美的爱情绝唱。唐山大地震突发,他们俩被死死地压在了坍塌的新房之下,随着时间的流逝,废墟中的空气也开始变得稀薄。在这种情况下,赵刚毅然决然地选择要把有限的空气留给身旁的爱人美伦。然后,他便狠狠地抓起一把土塞进了自己的嘴里,继而把脸埋入细土当中。此时的美伦还处于半昏迷的状态,直到在被救援人员挖掘的过程中,才发现原来那个一直鼓励她的丈夫已悄然离开了人世。

其实,即便身处绝境的不是至亲至爱之人,许多人还是会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在面临公私两难的选择下,会显示出大公无私的高尚精神。红白镇卫生院的护士陈传英便是舍己为人的典型。2008年5月12日那天,她刚刚从医院逃脱出来,在惊魂未定的情况下,便迅速跟随院里的同事,开展施救工作。此时,却传来了母亲生命垂危的噩耗,陈传英自然恨不得马上飞奔过去,然而抢救危重灾民的任务又让她一时无法脱身。期间,陈传英也曾利用空隙几度回到母亲身边,照看她的伤情。不过,在短暂停留之后,她又返回了医院,继续救治数以百计的伤民。这也让她遗憾地与临终的母亲失之交臂。后来,陈传英趴在母亲的坟头伤心欲绝,她深知自己对不起母亲,但是医护工作者的责任又让她难以漠视院里的上百条生命。这样的故事既让人惋惜无奈,又让人心存敬佩。

不得不说,如果没有像陈传英护士这样的人存在,我们很难在严酷冷漠的灾难中领略到世间的温情,他们用破家为国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现了“生命的温度”。另一方面,这种“生命的温度”还体现在人们对于逝者的态度上。恰如吴义勤指出的那样:“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是相连相融的,死亡关怀正是生命意识的重要内涵。”[8]

深入文本不难看出,地震后,救援队不仅要想尽一切办法拯救生命,还要与成千上万的尸体打交道,参与这项工作的黄继光团更是提出了“让死者安心,让生者放心”[9]101的口号。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他们尽管没有配备专业的工具,但仍找到了一个最为朴素的方法,即借助于嗅觉,通过刺鼻的气味去确定一具具尸体被掩埋的位置。并且,为了能够让尸体找到归属,他们在挖掘的过程中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懈怠。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会将尸体认真地摆好,以便于后续的认领工作,这样也好还他们的亲人一个心愿。毕竟,正如俗话所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只有真切地看到尸体,才能对其亲人有所交代。如果在灾后找不到亲友的相关信息,或者明知亲人遇难,却见不到尸体,人们的心中则更会平添一份担忧与牵挂。而这份挂念也促使着许多人踏上了寻找的道路。姜大爷便是其中之一。他虽然在起先看到了老伴的尸体,但是为了配合灾区转运尸体的工作,不得不忍痛同意殡仪馆将老伴拉走。可是,就在第二天他到殡仪馆,想要送老伴最后一程时,却发现妻子的尸体竟然不翼而飞。这让他一边懊悔不已,一边开始焦急地到处寻找老伴的尸骨。文中说:“哪儿有火葬场,他就去哪儿找;哪儿听说有可能,他就去哪儿找……寻找,成了姜大爷生命的信念,精神的支柱;同时也成了他心上一道化脓的伤口!”[9]296

由此而见,我们就算无法逆转生命陨落的轨迹,但还是想满怀敬畏地与死者进行庄严地告别,哪怕面对的是冷冰冰的尸体,也在所不惜。无怪乎在《不死的土地——安徽三河镇营救灾民纪实》中,那位老母亲为挽救更多的生命,大义凛然地让大家把儿子的遗体推入水中的举动,会“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10]。这其实正深刻体现出了中华文化当中“事死如事生”的传统丧葬观念。正如《荀子·礼论》概括的那样:“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11]

所以,在许多作家的笔下,都深情刻画了人们为亲友送行的一幕幕肃穆而神圣的场景。如爷爷小心捡拾起孙子纷乱的五脏,众人帮母亲找寻孩子失落的胳膊、老奶奶坚持用背篓把孙子的尸骨背回家,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瘟疫的出现会使处理尸体的情况变得更为棘手,因为感染者的遗体同样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纵然如此,医护人员也并没有将其弃之不顾,而是像照料普通遗体一样,对他们进行最后的呵护。护士长石方蓉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就承担着这样的工作,在她眼中,因疫情去世的患者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医护人员要让他们感受到最后的爱,这样他们才不至于怀着恐惧和孤独上路……”[12]。

无论如何,上述的种种措施都彰显出了对生命十足的尊重,而这一点在人们对待特殊人群乃至万物众生中也有所体现。

三、生命的容量:以人为本与众生平等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在抗灾援救的过程中,人们除了聚焦于一些日常的活动空间(如教学楼、居民楼、办公楼等),还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些特殊的场所,如监狱、精神病院等。而且,在这样一些“非常态”的空间当中,救援人员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死死盯住身份差异,进而将生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是依旧秉持着一视同仁的施救原则,试图想尽一切办法为他们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唐山大地震》《生死一线——嫩江万名囚犯千里生死大营救》《生命第一》等作品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由上述文本可知,无论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还是1998年特大洪水,抑或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人们都以宽容平等的心态积极拯救在押服刑人员的生命,深切践行着“生命至上”的宗旨。毕竟,在监狱管理人员看来,“囚犯和任何人一样,他们的人格是应该得到尊重的”[2]105。等他们“改造好以后,还要回到社会为社会服务”[13]。所以,当吉林境内的嫩江国堤决口时,镇赉监狱分局便立即开始组织人员对服刑囚犯展开营救和转移工作。而在转移的路途当中也处处展现着“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管教干部不仅要防止集体暴动、趁机逃跑等恶性事件的发生,还要承担起照顾年老体弱囚犯的责任,灵活地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如果没有二监狱监狱长刘玉杰等12个干部的轮流背负与用心护理,患有心脏病的王洪春很难想象自己能够活着从大堤上走出去。也正是源于这种极其重视每一名囚犯生命的工作作风,大多数服刑人员才能够在重大灾害当中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外国记者在走入汶川灾区后,更是将绵阳临时看守所比喻为“灾区最豪华、最安全的地方”[14]184。而在押人员在回答记者是否想过逃跑时的一段话也颇值得玩味,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逃跑?有武警看着我们,比哪个地方都安全。政府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们再跑干啥?”[14]184

事实上,还有一类地方的情况与监狱相似,在那里同样面临着救援与管理的困难。如果说在遭遇险情时发生了暴狱事件,至少还可以借助现有的警力来尽力维持秩序,但是,假设一大群精神病患者在灾害当中乱作一团,其后果则不堪设想。唐山精神病院的药剂师李忠志,医生张志勇、徐建国等人看到越来越多的精神病患者在震后集中聚集时,就当机立断决定成立“精神病院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因为他们深知:“这些不幸的精神病患者都是他们的亲属托付给医生、托付给国家的,在这场大灾面前,得格外保护!”[2]106随后,领导小组又在救援部队的指示下,派张志勇带车将这些病人暂时转运到外地。然而,转运工作却充满了坎坷。很多人并不爱护这些精神失常的兄弟姐妹,而是把他们当成了城市的“累赘”。在此期间,只有一位饭馆的小哥打破了一些领导的荒唐规定,让车上的人在舟车劳顿之余吃上了一顿饱饭。这种冷漠与热忱的对比也让作者通过文字真诚地表达了对李忠志等人的谢意,并狠狠痛斥了许多人的无情与冷血,文中说:千千万万健全的人们或许在当时完全忽略了残破的精神病院,甚至“根本没有对拉着‘绳圈’的那块废墟投去一瞥”[2]111。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对待自然界的其他生灵方面,也存在着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例如在《国难》等作品中所谈到的“打杀动物事件”就显得特别残忍粗暴。在各类灾害发生之后,有关部门为了防疫考虑,便打算采取宰杀的方式,对猫、狗等可能成为传染源的动物进行集中处理。有些地方还公开颁布了“打狗令”,规定“自通告发布之日起……不得携犬出门,禁止户外遛犬。”[15]在此之后,人们在大街上经常会看到大量的流浪犬被暴力捕杀的惨相。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确实要提前防范大灾之后可能出现的大疫,或者在瘟疫大幅度蔓延的趋势下,要竭力控制危险的传染源,切断常见的传播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借此为由,随意置其他生灵于死地,而懒于思考还有没有更为妥帖的方法。更何况,有些动物不仅在灾难当中显示出了对人类可贵的忠诚与真情,而且它们还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抢救了许许多多人类的生命,如灾前用狂吠警醒乡亲们逃跑、用舌头舔舐脱水垂危的主人以及凭借敏锐的嗅觉找到被掩埋人员的位置,等等。这些来自动物界的“善行”与“义举”也令不少作者对如何摆正人与动物之间的天平、如何让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等问题产生了深入的思考。古岳在《玉树生死书》中就曾用一连串的疑问来劝导人们要怀有慈悲之心,文中说:“难道只有人的生命才是生命吗?难道只有人的生命才值得一救吗?我想,这至少不是慈悲的样子。那么,人不应该怀有慈悲之心吗?人间如果没有了慈悲,那还是人间吗?”[16]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铁石心肠,还有很多良善的人们向众生昭示了人间的大爱。《大震在熊猫之乡》《大地震:卧龙人和熊猫》等作品就生动记述了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人们赶在第一时间抢救国宝熊猫的惊险过程。由于大多数的熊猫都没有目睹过山崩地裂的骇人场面,以至于它们在地震当中变得非常惊慌和焦躁,即使被朝夕相处的饲养员抱在怀里准备转移的时候,它们仍然久久不能平复惊慌的心情,进而发生肆意抓饶前来救援的饲养员的情况。四川卧龙大熊猫研究中心的饲养员谭成彬,就因拯救熊猫晴晴而被抓得伤痕累累。而研究中心的队伍在野外找寻失踪的熊猫茜茜时,每个人的身上更是被旱蚂蟥叮咬的满是血包。作家谭楷也由此将搜救茜茜的行动比喻成是在进行一场“血战”[17]38。由此可见,比起自己,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更关心这些亲如骨肉的熊猫宝宝。卧龙大熊猫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张和民在费尽周折回到单位时,曾诚挚地说:“在最危险的时候,我在心中发誓:我跟卧龙,生生死死在一起!”[17]47最终,在中心的不懈努力下,截至2008年6月10日,除了不幸遇难和暂时失踪的两只熊猫,共有63只熊猫被成功救出,在此之中,还有8只奥运熊猫在随后被安然无恙地送抵北京,成为了北京奥运会中最亮眼的“形象大使”。

当然,不仅是国宝,人们也向其他生灵伸出了援助之手。恰如作家李青松所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非只是我们的世界……人类除了拯救自己之外,还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使命。”[18]陈运莲女士组建的“爱之家动物救助中心”在援助动物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在2008年汶川震后的3个月里,由他们团队所收养的猫狗达300多只,其中只有30多只属于寄养性质,剩下的流浪动物则全部都是靠他们每日每夜奔赴灾区才找到的。这无疑与先前提及的“打杀动物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而言之,我们都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的“命本思维”为中心[19],向所有历经过大灾大难的无辜生命致敬!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所吟诵的那样:“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别去打听钟声为谁鸣响,它为你鸣响。”[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