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与蜕变
——论五四时期毛泽东关于“主义”的最终选择

卢赫炎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1]五四时期是一个少年英雄辈出、以进步少年推动国家进步的时期。伟大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中国革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一质的转变也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在为民族复兴而上下求索的道路上贡献青春、挥洒热血、砥砺前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怀揣着救国救民，兼济天下的美好夙愿，广泛摄取多种思想，并敢于实践，通过一系列的工人运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完成思想蜕变的过程，给予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以思想指引和人生启迪，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五四时期的民族危机和纷繁多样的救国理论

五四时期的中国身处内忧外患之中，“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它们“划势力圈，补肥而食，无所顾忌”[2]。反帝反封建和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五四时期的时代主题。毛泽东生活的湖南由于地处东南腹地，六省交界，这便使得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使得以湖南为代表的湖湘文化，在那一时期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其思想文化开始融入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浪潮之中。

恩格斯曾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3]“任何思想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也总是在一定的历史场域中演进，这些表征历史条件和建构历史场域的事件构成了思想史的历史文本。”[4]湖湘文化渊源深厚，代代相传，其所形成的湖湘学派更是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居于重要地位。正如历史学家谭其骧曾说：“且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5]72王夫之、陶澍、左宗棠、杨昌济等都是湖湘学派中对近代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其中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人，便是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毛泽东对斯诺是这样说的：“我在读书时，杨老师对我影响颇深，我对其十分敬佩，到北京后他也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6]64在杨昌济老师的影响下，毛泽东阅读了包括《船山遗书》《曾国藩家书》《仁学》等在内的湖湘文化代表性著作，并深入领会到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大本大源”“道德修身”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其追求理想并重视实践的人格特征。

内忧外患之下，不少仁人志士广泛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五四时期改良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在中国广泛流行并一度影响到毛泽东。

改良主义：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最早流行的便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改良派认为，造成中华民族近代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它压迫了人在精神与物质上的发展，禁锢了民族的思想与意识，是社会停滞不前、国家落后挨打的最大祸根。因此要挽救破败的国家，就要改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1898年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借助光绪皇帝的力量实现自上而下的变革，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仍然坚持温和改良的政治理念。温和改良思想在社会上影响较大，表现为胡适的“好人政府”和章太炎的“联省自治”思想，孙中山也一度主张“废督裁兵”“化兵为工”的改良主义。他们的改良主义所要实现的目标固然是美好的，但都否认或者忽视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是近代中国动乱的根源，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主张通过上行下效的和平政治改良运动来挽救民族危机和实现国家富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实证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革命民主主义：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推向了高潮。首先，从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开始，就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划清了界限。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深刻认识到清政府早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其腐朽的卖国行径是阻碍中华民族前进之路上的绊脚石，所以鼓励青年要“勇敢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6]194。其次，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民权”思想。他们广泛借鉴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提出了“民主共和”的口号。同时孙中山在详细考查欧美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进一步完善了“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那一时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最后便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这场论战盛况空前，仅上海、湖北、广东等大中城市所发行的革命报纸就有50多家。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它强调个人自由高于一切，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由这一观点出发，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威和纪律，认为国家是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幻想通过建立工团或契约之上的自由联合来实现理想。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被留法和留日学生正式传入中国，并被寄予是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反对强权压制，鼓吹人与人自由联合；强调人的社会公平地位，主张权利和义务均等；提倡废姓，抨击宗法家族制度；幻想革命立即成功，宣传暴力和暗杀的恐怖思想”[7]等受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追捧。那一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不但在理论上大力宣传，而且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其中影响较大的便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工读互助运动和新村主义。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2个词在国内出现较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提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泰斗”；1903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提到，“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文后并附有马克思著作目录；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8]。这些有识之士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仅仅将其定义为一种“学说”，并没有深入去研究。1915年，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场思想洗礼与文化启蒙。1916年，《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9]。《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同时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加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与繁荣，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同时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之俄国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友好的政策，使得“俄式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是处在政治‘变局’、思想‘乱局’与社会‘残局’的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背景之下”[4]。正是在跌宕起伏的时代中，诞生了一位改变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历史伟人。

2 毛泽东的思想迷茫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毛泽东并非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前后，毛泽东在思想上受到（转变前也曾大量吸收）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种思想主义的影响，并一度倾向于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上表现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倾向。

改良主义的思想迷茫：毛泽东最先认同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1910年，毛泽东在东山学堂上学时，不经意间接触到了梁启超所写的文章，致使他对梁启超那种笔端常、带情感的“新民文体”十分崇拜，并且十分认可康、梁所提倡的“渐进”“仁爱”的改良思想。1911年，毛泽东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后读到了同盟会所创办的《民力报》，“报纸上刊载着广州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而起义的领导人黄兴还是一个湖南人。同时他也了解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为此他十分激动并将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文中他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政府，以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同时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11]！从这里可以看出，那时他的思想是较为迷茫的。多年后他曾对斯诺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12]。思想上的迷茫也表现在同时期他对于自己职业的选择上。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革命党人在长沙起义，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但随着清王朝覆灭，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毛泽东此时觉得参军已无太大意义，便离开军队，而后他一度曾想要从事警察这一职业，也想要去当一名工人等，但最终均未如愿。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迷茫：在对“主义”的选择上，毛泽东曾经“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3]428，但却对无政府主义“情有独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同当时中国社会需求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民众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专制的剥削，对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失望已经到了顶点；另一方面，国内爆发的新文化运动为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毛泽东在1911年于长沙当兵之时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在军队中，毛泽东仍酷爱读书，“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我读到《湘江日报》时里面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一词语，我十分感兴趣，并且把这个问题同自己的同学进行了激烈的探讨”[12]117。而后，毛泽东在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第一、二号上，赞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提到无政府主义打倒强权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所以我们的见解”主张要“向统治者进行‘忠告运动’和‘呼声革命’，我们要进行‘无血革命’而非‘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13]293-294。可见，这一时期虽然毛泽东已经认可“民众大联合”的力量，但仍旧宣传用无政府主义的“温和”革命来反对强权。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梦想新社会生活”，为此，在“‘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而‘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其更是在1919年3月，对于如何创办新村学校而草拟了一份计划书，并认为这‘似可成为一问题’”[13]449。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想也曾受到了工读主义和新村主义的影响，甚至一度想要付诸实践。

哲学观上的思想迷茫：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迷茫还表现在他对于世界本源以及改造社会主要力量上的探讨。关于世界本源问题，从他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便可探知一二：“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13]85-86在他心中，“真理”是客观世界的本质，而“大本大源”才是改造社会、国家的出发点。他还说到“天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13]85，在此他表达了真理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真理是主观存在的。可见，这一时期他在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中，坚持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认为世间万物最终都会是“精神”的归宿，而人只不过是“只有精神之生活，而无肉体之生活”[13]168的躯壳罢了。正是受到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他不自觉地将改造社会的根本任务归结为“气”并说道，“要从哲学、伦理学着眼，只有改造哲学、伦理学，才能彻底改变国民的思想”[13]87，以此看出他当时将本源具体化为哲学、伦理学等理论学说，而改造这些理论便能改造“本源”、改造社会。在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上，他主张让那些“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13]87的“圣人”来承担起社会责任，为广大民众洗涤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他将改造社会的力量寄希望于少数“精英”身上，头脑中还掺杂着传统儒家选贤任能的思想。在日后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慢慢明白，这时他“虽然思想有所变化，但是这些转变却是盲目、笼统、过渡性的变化”[13]364。

从以上分析来看，毛泽东早期的思想是一个“大杂烩”[13]125，深深地印着那个时代的“影子”。在这之后，毛泽东在不断的学习、思考、实践过程中，知识和能力不断提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

3 理论与实践互动中毛泽东的思想蜕变

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是毛泽东完成思想蜕变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期间，毛泽东2次北京与上海之行、“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给蔡和森的回信、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等这些都对毛泽东的思想蜕变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在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毛泽东完成了思想蜕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完成思想蜕变的道路上，毛泽东的2次北京、上海之行对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高校间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1918年8月中旬，为协助湖南青年和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离开湖南抵达北京，并在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李大钊，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那时毛泽东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负责了一些管理事务，同时他也借助工作关系经常向李大钊请教一些问题并借机参与北大学生的研学活动，在不断学习中毛泽东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印象。”[14]38-39正是图书馆的工作经历，不仅使得毛泽东的思想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还使得毛泽东接触到了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张国焘等一批最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锋，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北京接受过新思想熏陶的毛泽东因母亲生病而返乡，并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湘江评论》。“《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以犀利的笔风和泼辣的文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展开无情的揭露和抨击。”[14]42由于当时湖南以张敬尧为首的军阀统治十分黑暗，《湘江评论》仅发行了5期便被查封。因此，毛泽东于1919年12月18日率“驱张”请愿团第2次赶赴北京，通过成立“湖南各界委员会”向北洋政府组织了7次千余人的请愿示威，成功将张敬尧驱逐出了湖南。“驱张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对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直接认识，为其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在此期间，毛泽东阅读了许多描述俄国情况的书，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在阅读这些珍贵书籍的时候。有三本书令我印象深刻，对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作用。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14]57

在通过非暴力的“民众大联合”手段成功驱逐张敬尧后，毛泽东便对这种“呼声革命”产生了信心。1920年，上海“中国共产党”[14]63成立，毛泽东在协助筹备建党工作的同时也在积极组织湖南的自治运动。那时他的思想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同年9月，他又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其中详细提到了解决湖南问题只有一个思路——那就是湖南人民要进行自治，在湖南建立一个“湖南共和国”。在实际行动上，他提出两种方案：“第一种是具体建设的运动，第二种是促进的运动，……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13]517。此时，毛泽东对湖南自治运动抱有非常大的希望。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不到半年时间，毛泽东组织的游行请愿活动便因军阀操纵和压制而宣告失败。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促使毛泽东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在1920年他写给向警予的信中这样说道：“吾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5]52-53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自治运动失败后，已经较为彻底地认识到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只能是“说的好听，实际上根本做不到”[16]。因此他在1920年12月1日写了一封回信给蔡和森，在信中明确表示：“使用和平的手段来改变当今社会现状是不可能的，必须采取暴力革命去推翻专制政府赶走帝国主义，这才是今后唯一的出路。”[14]74从这封略带“激愤”情感的信中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对暴力血腥的“俄式”革命表示认同，他已经完全看清了反动军阀的丑恶本质，同时也在思想和理论层面上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加入共产党后，便开始接触和了解工人阶级，在这期间他开始广泛吸收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1920年11月，毛泽东来到安源煤矿进行考察，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工人们亲切交流，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4]91。为改善当时工人们的生活环境，毛泽东于1921年10月，参与了为增加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人生活环境的粤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1922年5月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新河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毛泽东在一次次实践中对组织工人运动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对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也理解得越来越透彻，此时领导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人大罢工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1922年9月9日，毛泽东直接领导长沙、新河两车站的罢工斗争，吴佩孚、萧耀南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七项条件[14]99-100；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1万余名工人在毛泽东“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指导下进行大罢工，最终路矿当局代表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1922年10月，长沙泥木工人全体罢工，毛泽东亲自参加并指挥请愿游行，在毛泽东等共产党员的努力下，工人们所要求的各项权利获得了保障，持续了20天的长沙泥木工人运动取得完全胜利。3次工人运动的胜利，让毛泽东看到了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这是他首次从实践的角度出发，从实质上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正如他在《实践论》中所说的那样“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17]。可以说，正是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使得毛泽东彻底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蜕变，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4 结语

总之，五四时期是中国国内各类思潮层见叠出的重要时期，更是毛泽东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作出选择与转变的关键时期。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广泛的社会实践使其拨开了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哲学观上的唯心主义、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等层层思想迷雾，最终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验下，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曾说：“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18]正是这样一种不断实践敢于思辨的高尚品格，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上了一条与俄国革命不一样的中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