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灵与恶力：唐宋精怪世界中红赤系色彩的文化意象考论

李 婕，贾文龙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精怪泛指自然界中的各种妖怪[1]，在中国古代神秘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唐宋时代既是志怪文学喷涌而出的时期，又是中国传统色彩进入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时期。文人士大夫在文学创作中赋予精怪色彩意象，成了中国古代神话文学的重要特征。目前程民生先生对宋代色彩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学术界对唐宋精怪的色彩意象还缺少关注。

红赤色是中国先民们最先接触和认识到的颜色，是烈火燃烧的颜色，代表着温暖光明。与火和温暖光明密切相关的还有太阳，“南方阳盛之区，其象昭著，火为之行，色赤。赤者，光明显耀也。凡火，皆有明著之象，然微则荧荧，大则赫赫，故赤从大、从火”[2]，故而“赤”也是太阳最耀眼的颜色。在赤色之外，还有“红”“朱”“丹”“绯”“绛”“茜”等，它们的原始义虽与“赤”不尽相同，但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些表示红色的词在词义上不断变化演进，最终趋向融合，形成了红赤系色彩[3]。同时，在红色系内部，其他不同红色词之间的词义差别也在缩小，大体上可以互相混用。由此可见，红赤系色彩的文化象征可以追溯于火焰和太阳。在现实生活中，火和太阳在赐予人类光和热的同时，也会因巨大热量的破坏力而令人生畏。此外，火之赤红亦是鲜血之红，而流血往往意味着危险的发生和生命的流逝。因此，红赤系色彩既可温暖民众，也会危害无穷；既鲜艳又妖媚，既光明璀璨又惊心动魄，这种色彩会随着明暗变化、时空转移给人以复杂多样的不同感受，也由此衍生出象征威灵与恶力的两元文化意象。

1 红赤系色彩作为威灵的文化意象

赤色，自先秦时期即成为传统五正色之一，到了唐宋时期依然如此。赵宋王朝五行属火，定赤色为“国色”，赤色在官方推崇和民间普及下被推向了历史的高位。

1.1 位高而权重

赤色自上古颛顼之时就备受青睐，在人们的色彩观念以及整个色彩体系中处于较高的地位，成为“正色”后，其尊贵不言而喻。唐朝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红色官服，这意味着飞黄腾达的开始。以白居易的几首诗为例，可以看出时人对红色的尊崇。从其被贬江州在《王夫子》“吾观九品至一品，其间气味都相似。紫绶朱绂青布衫，颜色不同而已矣”中体现出对功名的不屑一顾，到享受“赐绯”殊荣时在《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假著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中表现出来的喜悦与感恩，再到官至五品名正言顺穿上红色官袍时“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著了好归田”中表现得志得意满，充分显示了唐人观念中红色已和权力联系到一起。宋朝从建立之初就将赤色作为国色，不容平民染指。可见，红赤系色彩在唐宋时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征。

在唐宋文学作品中，精怪世界本身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官僚统治体系，对精怪群体更多是用色彩加以标识。唐宋精怪世界里，“赤”和“朱”，以及可以同时涵盖二者的“红”都是常用来象征“位高”和“权重”的色彩。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中，红色就用来象征族群中的王者等地位较高的身份。蚁族之王是“素翼朱首”的三寸大蚁，化身成人后是戴着“朱华冠”的威严统治者[4]409，413-414。那些法力强大、本领高深的精怪在尊崇“强者为王”的精怪世界中是理所当然的“位高权重”者，它们用“红色”来彰显不凡身份。如九尾狐作为“神兽”，“其状赤色”[5]3652，毛色为赤；可以通灵的、不同寻常的虎精亦是赤色，“‘我通灵虎也，勿逐我，我必伤尔辈。’遂跃身化为一赤色虎，叫吼而去”[5]3501；再如虎王化身为人，以道士的形象现世，“朱衣凭案而坐”，也要穿着红衣来暗示其握有权力、发号施令的上位者身份，“天帝令我主施诸虎之食，一切兽各有对，无枉也”[5]3475。

正因为红色常为位高权重者使用，所以唐宋时期的人们一见到红色精怪就不自觉地抬高它们的身份，认为它们是“神通广大”的存在。“唐蜀民，有于江之上获巨鳖者……其裙朱色。煮之经宿，游戏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毙不死。举家惊惧，以为龙也，投于江中，浮泛而去”[5]3849。“居民浚治之，得一鱼……眼上赤纹色如金，头有两角，细而坚硬。……送于江，至暮，大风急雨，吹折大木无数。皆疑以为龙类云”[6]570。唐人将朱色的巨鳖视为腾云驾雾的龙，宋人将赤色的鱼视为呼风唤雨的龙，可见朱赤之色的不同凡响。

1.2 辟邪与降福

红赤色因象征光和热而被认为具有不一般的神秘力量，人们认为至刚至阳的红赤色可以厌胜驱邪[7]。“禹命陈伯驱蛟于海，窟鬼于山，皆丹书篆字籍鬼物名。”[8]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有道士用“朱幡”来镇妖：“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4]166宋代则有“水月大师”以朱字画符，“以方三寸纸，朱书一圈，而外绕九重……无所不治”[6]486。

具体而言，红色意象能在精怪作祟前对其进行强力制服，使精怪的邪恶行为难以展开。“洒室内有红光一道，穿窗隙直射于瓮中……摝取入醡，乃一大乌蛇蟠其下，已糜腐剖析。”6[1161]“红光”消灭了酒室中“不请而来”的大乌蛇，使其难以作祟于人。红色意象也能在精怪正作祟时中断恶行，阻止精怪的行为进一步给人造成伤害。有精怪作祟时，法师“以法印印其胸”，则被害者梦中见到“忽赤衣使者持剑直前来……是夜祟不至”[6]1759。这里作祟的精怪在看到“赤衣使者”时即“敛避”，也没有任何反抗，就让“赤衣使者”将已经被迷惑的对象带走。红色意象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容置疑的威慑力。红色意象又能在精怪作祟后，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挽回弥补。宋代有人因邪祟入侵而导致病痛，因而求得咒符，梦中则见“有大赤龙，烟雾缠绕，冲奋而入。含水噀我，其冷如冰。乃惊觉，元不知是梦也。因此病足股掣痛……凡半月而愈”[6]1159。

红色受人崇拜，具有克服邪祟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不断延伸壮大就使得红色意象能在更多情况下“救人于水火”，甚至是主动降福于人。唐宋时期红色精怪带给人们的福运则主要集中于2类。

一类是“官场得意”，让人走向仕途高潮。夜梦赤马预示了亲人科举中第，有“妾夜梦一赤文马，驰入我室而逐我，妾攀其鞍，须臾化为龙去而奋于天矣。’……至揭榜，果然高中”[9]12。李揆家中夜现红眼蛤蟆，第二日就被提拔为宰相，“揆即就窥，乃有暇蟆，大如三斗釜，两目朱殷……将晓，揆入朝，其日拜相”[5]988。王稔被罢官回扬都，见红色小蛇而复官，“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其年，稔加平章事”[5]3762。姚景在马厩中为役使，夜里睡觉时“有二小赤蛇戏于景面，出入两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见”，刘金由引追随姚景，后“骤加宠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5]3762。官运达到极致时甚至能“荣登宝座”，“太祖微时……有藏经院主僧见赤蛇出入帝鼻中，异之。帝寤，僧问所向，帝曰：‘欲见柴太尉于澶州。’……未几，太尉为天子，是谓周世宗。帝与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屡建大功，以至受禅，万世之基，实肇于澶州之行”[10]。

另一类是“金玉满堂”。赤色的老鼠“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当获金玉”[5]3586。另有康氏者，晨出未返，其家中“忽有一异人，赤面朱衣冠，据门而坐”，其妻惊怖而叱走。康氏适归，于其家附近路边看到“有钱五千，羊半边，尊酒在焉”，久等未见失主，“伺之久，无行人，因持之归”，后来又在房屋西侧“得一金人，仆于草间”，而康氏“自是出必获利，日以富赡”[5]3226。唐宋时期红色意象所带来的“一夜暴富”故事说明了小民群体对财富的迫切渴望，也使红色成为民间广泛认可的福运之色。

2 红赤系色彩作为恶力的文化意象

在唐宋时期，红赤色彩往往伴随着某些灾异而出现，一些红色精怪甚至会做出一些扰乱百姓正常生活秩序使人惊怖不安的事情，因而赤红色彩一旦出现便很容易令人警惕。

2.1 灾异与不祥

在唐宋时期的精怪世界里，红赤色彩的出现常常伴随着事关统治大局的灾异。唐代的红色异象曾预示政权更迭，武则天登皇位前，皇宫中“穿地置药炉，忽有一虾麻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帝颇惊异，遽命放于苑池。宫人别穿地，得虾麻如初。帝深以为不祥，命杀之，其夕，宫人暴卒。后武后竟革命”[5]1005。这则史料中，“朱书”预示了国家政局的走向。红色对于这场事关统治大局的动荡，寓示得鲜明而又深刻。在宋代，国家危亡也伴随着红色意象的精怪，如靖康之变时，“雷万春庙有大赤蛇蟠香炉中，累日不动，但时或举首，人莫敢近”[6]592。

在唐宋精怪世界，红色意象还可以造成疾病侵袭。张氏少年“为一美人所悦……寻病瘠”。后经开元观道士吴守元以符降伏，发现是背上带书“红英字”的精怪化身为美人引诱凡人男子[5]2711。“福州长溪人潘甲之妻李氏“见红蛇蟠结于道上，凝然不动。注目谛观之，还家即得疾”[6]986。更严重的是，红色意象还可能是死亡降临的预示。李崇贞因见“厅前柑子树有一子如鸡子，晚熟，微有小孔如针……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长尺余，崇贞后竟以罪死”[5]3738。滕景贞婢女做饭时，“甑上生花数十，长似莲花，色赤如金，俄顷萎灭。旬日，景贞卒”[5]2865。红色意象的不祥之兆还可能祸及众人。唐天宝时，当涂有人捕得生有三头的鳝鱼，其子烹制时“其鳝则化为蛇，赤文斒斓，长数尺，行趋门外”，最终导致“一家七人，皆相继死”[5]942。宁州有人掘得“状类赤菌，有数千眼”的红眼太岁，经人提醒后虽“遽送旧处”，但仍落得“人死略尽”[5]2876的下场。在大多数情况下红赤色意象的出现十分具有针对性，似乎是为特定对象而来，红色精怪与不祥之事的关联更像是“祸事前定，精怪后动”，从而成为难以挽回的不祥之兆。

2.2 邪祟与厄运

在唐宋时期，赤红色的精怪经常会作出一些扰乱百姓正常生活秩序使人惊怖不安的事情。第1种是针对固定的对象，进行一家一户的破坏，或伤人性命，或毁坏财产。如唐朝时洛阳尉严谏其叔病逝，家人却“悉皆去服”，而皆裸体。严谏疑惑而问何不穿上衣服，家人回答说这是遵从逝者的嘱托。严谏认为定有妖物作祟，“忽将苍鹰、双鹘、皂雕、猎犬等”放进灵堂，“见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击不能中，寻而开门跃出，不复见，因尔怪绝”[5]3680-3681。原来是野狐化身亡者作祟，捉弄凡人。余干村“牧童在牛圈，闻有扣门者，急起视之。见壮夫数百辈，皆被五花甲，着红兜鍪，突而入，既而隐不见。及明，圈中牛五十头尽死”[6]460。红色精怪侵扰已经会危及到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平江乐桥民家女每夕为妖物所扰，“日暮则一人从地踊起，垂两髻于背，红繻奕然，大声如疾雷，地亦随合，凡数夕如是。以告其夫，夫穿地觅之，仅二尺许，得一铜铃，以红带系其鼻。始忆数年前朝廷申严铜禁，故瘗铃土中，久而忘之矣。即击碎弃之，女疾遂愈”[6]452。有妇人出行，“风雨暴作，空中飘红叶，冉冉入怀，鲜红可爱，抚玩不舍。至夜，恍惚间有人登床与接。……俄得狂疾，言语错乱，被发裸跣不可制”[6]703。福州古田村民夏夜中梦见异人，提示其此刻路有遗宝：“民素贫甚，既觉，即趋出。果得一朱红小合，正当行路。捧归开视，有金数两，银二锭。”后来才知“朱红小合”为畜蛊家故意遗失而用来驱邪移祸，使得村民一家家破人亡[6]1275。

唐宋时期红色邪祟的侵扰第2种情况则是精怪在固定的地点作祟，长时间地危害一方，这种精怪多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宋人出海时，“见洪涛间红旗靡靡，相逐而下，极目不断”，问舟人才知是兴风作浪的巨鳅，“所谓红旗者，鳞鬛耳”[6]318。还有的精怪既有固定的作祟地点，也有相对固定的侵扰对象。南中山中时有五色祥云，夜晚则现红纱灯笼，后来才知是能“吐气成云，两眼如火”的巨蟒[6]1798。这类精怪身上的赤红色特征，令人醒目而惊心。

宋代的红色精怪还会大摇大摆地直接取人性命、屠人满门。“绍兴十六年夏，镇江大雨，雷电发屋撤木，火球数十滚于地。长人不可数，皆丈余，朱衣青袖，持巨斧，入一屠家，屠者死之。又入数家，询巡辖递铺石保义所在，至军营中，得其居。石生正抱子，长人挥去之，死斧下。”[6]101这样的精怪不问缘由地夺人性命，给人带来难以预料的厄运，也丝毫不顾及无辜之人的性命，不但劈门入户进行屠杀，看到正抱着孩子的石保义时，挥刀的手也未能有任何迟疑。另有，赵良臣遇到一青衣红裳的妇人，并将其带回家，三日后赵良臣“半体在水中，半处沙际，已死”[6]163。人类的情感没有打动精怪，反而被害了性命。

3 结语

唐宋时期是中国精怪史上的高潮化和世俗化阶段。随着唐宋小说、故事等文学形式的发展，精怪在数量、种类和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突破，而且同人类社会的联系也更加密切，红赤系色彩的精怪形象成为精怪世界重要的构成主体。这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中的想象力，成为中国志怪史上的重要篇章。

红赤系色彩在唐宋精怪世界具有两元性作用，既兼福与祸，又容尊与卑，并通古与今。一方面，红赤系从象形于火的危害性扩展，成为灾异与不祥、邪祟与厄运的恶力象征；另一方面，红赤系从象形于火的光热性扩展，成为唐宋精怪世界中位高而权重、辟邪与降福的威灵象征。总体而言，唐宋精怪世界延续了红赤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象征作用，延续了红赤色作为中华吉祥色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在独特的精怪世界中上至国家统治，下至百姓生活，进行了谶纬式的文学想象，使唐宋红赤色成为了时间古老而又空间广阔的色彩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