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

何爱平　徐艳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逻辑主线 《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３７－１２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实践为基础、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行规律的理论学科，是我们党在经济建设中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的集中体现。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对外经济等方面已取得一系列理论成果，但关于逻辑主线这一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① 当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主要观点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②“发展”论、①“需要”论、②“共享发展”论、③“物质利益”论、④“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论、⑤“以人民为中心”论⑥等，既有主线观点都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和理论内涵，为我们进一步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路借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概括提出并深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时代担当和崇高理想，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召力和高度的理论伟力，⑦凝聚了全国上下、社会各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目标、发展过程、发展手段的共识，同时也使“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应用于政策文件的政治话语正式升级为包含丰富理论意涵的学术范畴。关于现代化的认识，我们党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再到系统化的发展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化最初是被视为赢得抗战胜利的一种重要军事手段，１９３８年，周恩来在关于持久抗战问题的阐述中专门提及“现代化的军事工业”“装备的现代化”“军队现代化”等问题。⑧ 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目标，并在实践中逐步将工业化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拓展为“四个现代化”，１９６４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⑩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决定，邓小平对“四个现代化”目标做出了更深入的阐释，并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目标”。⑾“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源自邓小平１９７９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使用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表述，⑿当时这一概念意在强调结合发展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系统总结并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明确了将中国道路学理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理论任务。⒀因此，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实践的经济学说，其逻辑主线要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反复考察和严密论证，才能在学理上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严密、最全面、最集中的证明和运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学科构建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支撑，⒁应将《资本论》逻辑主线所具备的方法论原则与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的目标特征相结合，由此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① 据此，本文从《资本论》主线视角出发，通过梳理“剩余价值”作为其逻辑主线所呈现出的理论特质及作用，凝练出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所应具备的一般性原则，并据此论证了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线的合理性与适配度，希望能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提供理论支撑。

二、《资本论》逻辑主线的理论特质及其作用

恩格斯在对《资本论》第３卷内容的说明中指出“在剩余价值走完前两卷所揭示的过程之后，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着整个第三卷”，②揭示出贯穿《资本论》全部三卷的一条逻辑主线，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革命性超越之所在，也是马克思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剩余价值”这一范畴不是形而上的空洞概念，而是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为现实根据的、包含大量客观规律和基本原理的、多重内涵相统一的学术范畴。③ “剩余价值”作为《资本论》的逻辑主线，在范围、结构、属性和目的四个层面都呈现出不可替代的理论特质和作用。

１．范围层面：贯穿时段与随同演绎的线索性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④他将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从剩余价值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来进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并由此凝练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剩余价值规律的深刻论断。剩余价值不仅是贯穿于资本主义现实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经济形式演化的本质抽象，突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主题。

从历史的演进来看，剩余价值的运动覆盖于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至消亡的全过程。资本主义史前时期，人们通过性别分工、使用石器等方式提高劳动效率所获得的剩余性的物质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最初迹象，而当这种经济剩余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流通中以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人类社会才开启了一种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崭新的生产方式，这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开始。其后，从工场手工业的简单协作与分工，到机器大工业生产及技术扩散，再到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信用和虚拟资本等新形式的扩张，最后到跨国公司垄断与全球性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实质上都是剩余价值生产与分配的不同形式的演化。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正是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内在矛盾的暴露，这预见性地暗示了资本主义自我消亡、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历史命运。可见，剩余价值以主線的角色将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相联系，使《资本论》的研究视野得以聚焦、而又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从概念内涵的演绎来看，剩余价值的理论意蕴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剖析的深入而不断明晰、趋近本质。事实上，“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⑤ 马克思首次明确使用“剩余价值”这一术语来表示资本家无偿占有超出最初预付价值的余额，并在《资本论》中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他先以资本总公式中预付货币的增值额定义了剩余价值的基本内涵，然后通过分析劳动力商品说明了剩余价值是超过劳动力价值这一定点的价值增殖，接着在对工人与资本家相互斗争的历史复现中揭示了资本以获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的逐利本性，随后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推演中阐释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一般规律，最后通过剖析不同形式的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各种途径和具体名目揭露了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同时也是社会统治职能的承担者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权力。可见，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层层剖析，清晰、立体地呈现了资本如何通过生产剩余价值而生产资本，又如何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以掩盖剥削，进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

２．结构层面：联结理论与引导思维的枢纽性作用

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达了对《资本论》结构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① 通过梳理《资本论》的文本叙事和研究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剩余价值的运动不仅是马克思文本叙事的形式化主线，更是其思维架构的逻辑化主线，发挥着枢纽性的理论作用。

在文本叙事上，剩余价值是贯穿《资本论》全部三卷的基本线索。《资本论》一卷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核心，开篇通过对商品两因素、劳动二重性、货币职能等基本原理的阐释为剩余价值的出场进行理论铺垫；随后将劳动力成为商品作为起点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了细致、具体的剖析，引申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大分支理论及相关范畴；最后通过对剩余价值再生产过程的考察阐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论》二卷则是对剩余价值实现的演绎，通过对单个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的考察阐明了剩余价值如何在流通过程中顺利地完成“驚险的跳跃”，接着论述了资本周转的快慢对于剩余价值实现的影响，最后将研究视角从单个资本扩展至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阐明了两大部类比例的平衡对于剩余价值实现的重要意义。《资本论》三卷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整个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瓜分”，通过对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划分为不同类型收入的系统说明，关联着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生息资本、级差地租等理论。由此，《资本论》沿着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的主干脉络展开，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理论阐释，还使不同侧面的分支理论联结形成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

文本结构是思维结构的理论表现，思维结构是文本结构的逻辑内核，剩余价值作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运行这一混沌整体的本质把握，更深层地，是主导其思维结构的主线。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概念被认为是对《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概念的充实与发展，②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４年摘录、研习古典政治经济学时就开始了关于剩余价值相关问题的思考。从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并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作出区分，到《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剩余价值一般作了更广泛意义的探讨，探究了剩余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特殊的转化关系，以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内在联系，③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完成《资本论》之前，就已经独创性地将剩余价值作为解开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钥匙，并围绕“剩余价值”的逻辑脉络扩展出一系列的术语、概念和理论。剩余价值标志着马克思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和认识论的整体变革，④也是马克思众多经济思想和理论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和一致性的原因所在。

３．属性层面：价值立场与制度取向的宣示性作用

《资本论》常常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属性。《资本论》对于其价值立场和制度追求的表达不是像西方左翼思潮那样、以“普世价值”的伦理原则进行传教式的宣扬，而是以工人阶级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透过“剩余价值”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从而实现科学的、逻辑的、学理性的表达。

从价值取向来看，剩余价值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利性和剥削性的根本揭露，表明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工人阶级立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将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层层揭开：一是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前提，即劳动力成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买与卖，揭示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二是通过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区分，揭示了劳动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际从属的转变；三是由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得到剩余价值率的公式，科学衡量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四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公式”的同时揭露了资本家如何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并以此掩盖劳动创造价值的事实真相；五是通过系统考察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中产生以及资本又怎样从剩余价值中产生，揭示了资本积累如何构筑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而形成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法律上和思想上的控制权力。正如恩格斯的评价，《资本论》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①马克思透过“剩余价值”的逻辑分析表明了其以全体劳动者利益为根本价值判断、以全人类利益为最高价值诉求的坚定立场。

进一步地，“剩余价值”蕴含着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与缺陷，体现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下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分析，形象地呈现了资产阶级的荒诞诉求，即他们一方面希望工人作为劳动者能在极低的工资水平下完成超高的劳动强度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期望工人作为消费者能够购买全部商品使剩余价值顺利完成“惊险的跳跃”，进而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与消费能力不足的内在矛盾。更深层地，马克思通过剖析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的资本集中与资本垄断，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消解的历史趋势。也就是说，随着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剥夺的加剧，生产规模将日益扩大、劳动协作形式将日益发展、劳资资料也将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生产社会化成为资本主义内在规律作用下的必然发展趋势，但这种生产社会化趋势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本质上却是根本对立的。据此，马克思犀利地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②

４．目的层面：探索真知与革命实践的导引性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直接言明：“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③可见，《资本论》以全面、系统阐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为理论目的，并旨在以此缩短和减轻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阵痛，而剩余价值秘密的破解正是马克思实现这一最终目的的核心秘钥。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资本论》正是通过对剩余价值规律的系统阐释，解开了人类社会理论探索的迷惘，为思想的前进提供了新航向。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鲜明标志，“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① 《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的重要理论发现彻底厘清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仅解答了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没能回答的作为价值创造者的工人为什么得不到其劳动生产的价值总额的矛盾问题，还有力地抨擊了庸俗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神圣不容侵犯为前提对资产阶级政权的辩护，更为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注入了阶级的、历史的、实践的科学考量，从而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回归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本质探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围绕剩余价值的规律阐释及其理论叙事，引发了人类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异化现象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深度思考，使人们更加具体、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带来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了人类思想观念的历史性变革。

在革命实践的道路上，《资本论》以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主义所谓“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虚假面纱，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应该去以及如何去进行抗争的行动指引。一方面，剩余价值范畴及理论的提出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居于统领性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于劳动者思维的禁锢。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经济基础的巩固，使其社会制度合理化、合法化的各种理论教义、舆论观点、社会风习得以建立并占据主流，以至于“不但是剥削者，连被剥削者，也承认它是自然的，非如此不可的，从而，是要永远这样下去的”。②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和背景下，《资本论》关于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真相揭露，完成了使工人阶级意识觉醒、进而奋起抗争的伟大历史任务。另一方面，《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科学秘钥，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对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以及由此得出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以“人”为生产目的的纲领性原则，为彼时遍布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柱和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南。

综上所述，“剩余价值”在范围、结构、属性和目的四个维度分别呈现出线索性、枢纽性、宣示性和导引性的理论特质，突出了研究的主题与对象、思维与方法、性质与意义、任务与方向，展现出作为《资本论》主线的完美的契合性和不可替代性，为我们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提供了分析框架和考察准则。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首先应是在范围上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能够引导学术研究围绕特定的任务和目的进行拓展创新；其次，应是一门学说的核心范畴，能在结构上关联着一系列由此衍生而来的中间范畴，使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联结成逻辑完备的理论体系；复次，还应该能在属性上明确地传达本学科的价值立场和制度背景，展现出独特的理论品格与性质；最后，能够作为打开真知的钥匙，为理论学说的研究任务及其最终目的的完成提供助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关于中国经验事实认识论以及思维方法的革命性升级，是关于历史认知的复次积淀和理论思维的突破性跃迁的重大理论成果。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应用于政策文件的政治话语，更是一个包含着丰富理论内涵和规律原理的学术范畴，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条近乎完美的逻辑主线。本部分以“剩余价值”在《资本论》中呈现的主线特质为基本原则，从范围、结构、属性和目的四个层面考察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合理性及适配度。

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逻辑主线在研究范围上贯穿覆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以发展变化着的历史材料为研究基础的理论科学，其逻辑主线应该是能够覆盖经济发展各个时期和阶段的核心范畴，必须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典型性事实为依据进行确立。①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范畴高度概括了中国举世瞩目的典型的发展历程，是现代化实践逻辑与理论思维的统一，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在时段上和内涵上都能够与其研究范围相吻合。

在时域范围上，“中国式现代化”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一经提出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在建党百年的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式现代化”高度概括并向世界宣告了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这看似是时代呼应的历史巧合，实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熟的历史必然。其后，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未来的任务规划，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对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发展历程的现实性概括，更是对未来前进方向的抽象性表达。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现代化”主题还能够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联系起来。事实上，我们党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就已经着手规划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到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再到“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改革开放之前的一系列实践探索为后来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基本思路和现实基础。据此，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不仅能够覆盖研究范围、明晰历史线索，还有助于理论研究以历史演绎的动态视野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关联性与层次性，从而更科学系统地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经济规律。

在内容范围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逐步成熟而不断升华。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发展初期曾指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④他以“小康社会”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最初的构想与蓝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设立了初步的任务与目标。当前，小康社会已经全面建成，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升华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涵。一是对现代化文明的丰富。中国在保持国家独立自主性的同时，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叠加的并联式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打破对发达国家的路径依赖提供了规律性经验，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二是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开拓。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从人的利益需要出发调整生产关系，从人的能力施展出发提升社会生产力，由此推动人与社会共同向前发展，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开创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境界。三是对中华文明的弘扬。中国式现代化谋求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协同的“形神合一”，遵循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天人合一”，追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大同”，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

从“小康社会”到“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表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和优越性逐步立体化，其内在的逻辑机理也不断明晰化，因而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逻辑主线能够使理论研究突出研究对象、明确研究主题，把握实践探索和时代发展所赋予的新内容。

２．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逻辑主线在体系结构上有机联结

逻辑主线作为一门学说整体内容的支撑和理论体系的枢纽，是意含其研究对象一般规律、本质特征和普遍联系的中心范畴，并能够将各个概念、理论、原理串接为一个有机整体。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５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②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包含中国具体发展方向和多维战略布局的综合性范畴，是现代化宏大叙事与经济运行各专题的统一，以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能够在结构上发挥出联结作用。

从理论结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以枢纽的角色分别对应于国情判断、战略目标、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发展这五个主干性专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个维度的研究课题都有着紧密的理论联系。其一，“人口规模巨大”表征着中国最基本的现实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经济新常态、新发展阶段等国情研判相关理论的分析基点。其二，“共同富裕”作为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和战略目标，是一切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项下必然由所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等上层建筑范畴内的理论作为支撑。其三，物质与精神是人类生活两大密不可分的基本要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经济学层面对应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问题，由此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就业保障、社会分工、收入分配等一系列涉及社会全方面建设的分支理论便可相互联结。其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描绘了人类永续发展的终极形态，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研究成果恰好构成了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子集。其五，“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质上反映的是对外经济问题，与此相关的“一带一路”“新发展格局”“命运共同体”等理论相互关联，充分传达了中国开放与合作的友好态度。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实际上囊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个细分的研究方向，以此为学科主线能够使经济运行不同侧面的理论成果联结成为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

从思维结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实质上是以“条件—目的—方式”的邏辑思维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何处启航、将迈向何处以及如何前行的时代问题。在条件维度，“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第一大特征，首先阐明了中国的现实条件，为经济问题的考察设立了两层前提：一是立足政治条件，将“人”视作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前提；二是立足禀赋条件，将“人”视作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关注人口数量与结构、劳动者文化素质与综合技能等的技术前提。在目的维度，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战略目标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和理论任务。“共同富裕”是“共同”与“富裕”的高度统一，是经济循环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期盼的现实要求，以此为总目标打破了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单纯以财富增长为研究目的的拜物教迷思，同时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方式维度，其余三大特征分别落脚于“相协调”“和谐共生”与“和平发展”，呈现了三条独具中国特色和辩证思维的发展路径：一是通过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共同向前的发展方式；二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取用与保护的良性交互，形成可持续性的代际平衡的发展方式；三是通过国内与国外的循环畅通、相互赋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均衡的发展方式。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思维架构和基本准则，据此衍生、推演或扩展而来的经济范畴和理论成果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学科理论结构的完备性和系统性。

３．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逻辑主线在本质属性上彰显立场

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往往代表了贯穿其理论始终的价值取向，决定着理论学说的性质品质和发展方向。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应该凸显出“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社会形式的本质特点和根本坚守。② “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指明了中国道路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以此为逻辑主线能够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科的价值立场与本质属性。

在价值属性上，“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立场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等同于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具体来说，一是在发展理念上，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二是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始终以是否满足人的现实需求为根本依据，并与人的需求范围的扩展保持一致；三是在发展方式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的创造天赋的发挥和人的全部能力的施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四是在战略规划上，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再到迈向共同富裕，遵循人的发展层级跃迁的阶段性演进规律。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强调：“我们陷入困境，也许是因为我们只把人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③可见，在“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下，将人民群众视作历史的创造者，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摆在最优先和最突出的地位，为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物质需要不断发展生产力、为激发人的生产能动性和创新性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人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提升为内核动力、以人的世界历史性规律使然为必然趋势，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性所在。④ 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逻辑主线内在地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的。

在制度属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上层建筑，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逻辑主线极大地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背景。习近平总书记从质的规定性层面，“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⑤这一深刻论断强调“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⑥事实上，历史也早已证明，正是在我们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的领导下，中国才开辟出真正适合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作为统领地位的政治制度，对于国民经济建设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战略意义和作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经济与政治辩证统一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更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方式。更深层地，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其特征和优越性并不是天然存在，而是在实践与理论的反复交错、反复印证、反复纠偏中逐步明晰和确定的，这种制度发展的可能性和实现形式的多样性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魅力所在。可见，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逻辑主线展现了中国经济学说将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独特分析范式，是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方法自信的突出体现。

４．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逻辑主线在任务目标上指明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作为社会主义特殊形态的中国为典型例证，旨在通过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因而，其逻辑主线的观点不能只强调生产力方面的内容，也不能只突出生产关系维度的内容。①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具有“中国式”生产关系标识、体现“现代化”生产力要求的概念范畴，以此为主线为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破题、完成最终任务目标提供了方向指引。

在理论目的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原创性术语，是以中国为例证揭开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题眼。从学说的研究目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现代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相统一的有机体，将其作为逻辑主线进一步突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范式。具体来说，一是结合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深入探究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等生产力实体性要素的新变化及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二是立足中国由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构成的“三位一体”基本经济制度，系统提炼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制度支撑和运行机制等规律性原理；三是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出发，考察现代新兴生产力与中国特色的生产关系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探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以及历史必然性。从学科的构建目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标识和世界性内涵的概念范畴，以此为主线能够推动兼具特殊性与普适性的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一方面，逻辑主线中包含“中国式”的主体标识，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教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简单地嫁接西方经济理论，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经济学说；另一方面，中国百年来推进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已然成為影响世界现代化发展、并将继续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中心事件，剖析中国现象和问题就意味着解读世界性议题，②逻辑主线包含“现代化”这一普适性主题，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③

在实践目的上，“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了人类社会推进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新探索，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有助于实现以前瞻性的理论研究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终极任务。从中国自身的实践拓展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以人为生产目的、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内容、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追求，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运用资本力量为人民服务的具有开创性的新道路，因而需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线的原创性理论来提供适应中国国情和现实境遇的实践指导。从世界各国的现实发展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以世界经济市场的形成为宏大背景，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机对接，借鉴和汲取了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并正确把握了世界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趋势，具有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意义。④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⑤不仅为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和实践方案，更为人类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带来了全新的启示和机遇。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逻辑主线，并以此为轴心梳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能够为人类探索建立新形态的现代文明社会、真正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方向指引和行动指南。

四、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概念、本质特征、重大原则等理论内涵做出了系统阐释，使“中国式现代化”由政策话语转化为具有丰富内涵的学术范畴。因此，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和实践重任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渊源，“剩余价值”在《资本论》中以逻辑主线的角色分别在范围、结构、属性和目的四个维度呈现出线索性、枢纽性、宣示性和导引性的理论特质，为本文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线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参照系。本文据此考察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既能在时域范围上贯穿于、在内涵范围上一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发展演化，又能在理论结构上联结、在思维结构上引领各个细分专题的理论研究，也能在属性上明确表明学科的价值立场和制度属性，还能作为揭开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题眼，为实现学说的最终目的指明方向。可见，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能够充分发挥学科主线的作用与意义。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以《资本论》视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时，还应对其产生的时代契机、地域背景以及概念的历史出场等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讨论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

其一，“剩余价值”范畴和“中国式现代化”范畴源自不同的研究视角，这是由《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不同时代契机所决定的。马克思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时，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较为成熟，所以马克思是以回溯性的视角从大量现实资料中抽象出“剩余价值”的概念，并以此为逻辑主线剥离至问题的根本。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仅存在几十年的、仍在发展过程中的、尚未高度发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为例证对象，这种发展中的动态性、变化性和可能性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应以发展性的视角，在理论与实践的反复交织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自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至今，从要建设以小康社会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成就，再到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战略蓝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建本身以及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内容正是我们党以发展性视角提出、并经过历史实践与理论认知复次积淀的伟大成果。因此，从时代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视角差别来看，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将更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其二，“剩余价值”范畴和“中国式现代化”范畴的背后蕴含着不同的思维方法，这是由《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实践场域的差异而自然形成的。马克思以人为本的立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而可以看到，《资本论》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直观反映，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表达，“剩余价值”正是马克思这种思维与存在相对立的、批判式思考的理论结晶。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旨在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并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发展的经济学说，其所坚守的人民立场和社会主义的制度追求与实际所处的实践场域完全一致，所以其逻辑主线应是以思维与存在相一致的方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发展的直观反映中凝练而来。党的二十大明确定位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国情的五大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对中国现代化实践探索历史成就的高度概括，蕴含着既往实践的经验与智慧，更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与路径的战略指引，包含着未来实践的理想与蓝图，是我们党立足中国实际进行探索和创新的理论表达。因此，从场域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差别来看，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将更有助于开创研究视界和理论境域的新境界。

其三，“剩余价值”范畴和“中国式现代化”范畴具有相同的开启一门学说“术语革命”的划时代意义。恩格斯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而剩余价值就是《资本论》术语革命中最核心、最首要的范畴。“剩余价值”范畴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认识论断裂”，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维范式的革新和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以近代中国的艰辛历程和建党以来的实践探索及理论积累为基础而提出的原创性概念，从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使用“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表述到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其内在理论意涵在中国长期的现代化实践和不断的理论创新中得到持续建构。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中国建立和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自信和基本原则，是具有现实指向性和理论统领性的学术概念，也是具有世界历史性和“术语革命”意义的理论范畴。②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理论的显著标志，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实践及其历史经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重大升级。

据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脉络不断丰富和延展。一是在范围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历史发展性，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出发，以动态的视野深入考察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相互联系，从而更好地解读中国实践、汲取中国智慧。二是在结构维度，依照“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逻辑架构，一方面具体地沿着国情判断、战略目标、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发展这五个主干专题及其相关细分领域继续深挖和探索；另一方面抽象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有的思维范式、逻辑结构和科学方法论，以理论思维的突破助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三是在属性维度，彰显“中国式”独特价值与“现代化”世界主题的融合统一，不仅要继续坚守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更要深入挖掘价值理念和制度背景之所以能够驱动经济发展的学理逻辑。四是在目的维度，从“中国式”的生产关系与“现代化”的生产力要求的矛盾运动出发探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为人类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实践提供指导。由此，逐步构筑起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为世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为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为困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理论借鉴和制度参考。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韩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