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山水之助

王子珺

关键词 《诗经》 山水 意象 人文价值 经典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０３－０７

《诗经》作为中华民族的早期经典，秦汉之前为儒家六经之首。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地理與人生内容，涉及西周以来的政治、军事与外交的各个领域，山水之助是这部经典的重要依托。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中谈到什么是经典时说过，经典可以“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① 这说明了儒家的经典观。自然界山水与人性的互动，以及与劳作、功业的照应，在《诗经》中获得全面反映与书写，也是我们今天洞察这部诗歌总集缘何成为文学经典的窗口之一。关于《诗经》中的山水书写，清代文人恽敬评论说：“《三百篇》言山水，古简无余辞，至左徒肆力写之，而后瑰怪之观、远淡之境，幽奥润朗之趣，不名一地，不守一意，如遇于心目之间。”②恽敬比较了《诗经》与《楚辞》在山水书写上的不同，认为《诗经》山水描写古简而《楚辞》瑰丽，这一评论忽略了《诗经》山水书写中蕴含的人文价值，而这正是其经典性的内质。清代诗论家王士祯更是认为：“《诗》三百五篇，于兴观群怨之旨，下逮鸟兽草木之名，无弗备矣。独无刻画山水者；间亦有之，亦不过数篇。篇不过数语，如‘江之广矣、‘终南何有之类而止。”③这一说法，似乎也是从表面上去认识《诗经》中的山水书写。

目前，《诗经》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对于《诗经》与山水关系的论著也有一些，但相对于《楚辞》与山水的研究仍较少。一般认为，《诗经》中对山水与人的关系的表现比较简古，比兴手法较为简单，这些看法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从经典与人文的维度去深入分析的话，《诗经》对山水的表现与人的生命存在、精神意蕴紧紧融合为一体：人文性构成其经典性的内核。屈原的《离骚》在其基础之上加以代兴，是为《诗》之变。传统经学对于《诗经》山水风物的表现，往往与比德和美刺相关，现代学者对于《诗经》中山水描写的关注，注重的是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但如果跳出这种传统的思路，从经典与人文的维度去考察，将会使我们获得新的认识。本文拟对此做一些初步的梳理与探讨。

一、水：经典人性的自然触发

中华民族生存于黄河、长江流域，以内陆型的生态环境作为自己的栖息之地，无论是渔猎与农事，都离不开山水的依托。起伏蜿蜒的高山峻岭，奔流不息的江河，是生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庄子说过，远古的生民，“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①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山水不仅是其生存的环境，而且也是直接的生活资源。传说庄子当过管理河道的小官，可见当时河流与人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按照汉代儒生的解释，《诗经》的许多作品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咏叹，因此，江河湖泊等水资源便成为饥者与劳者感兴的来源。在《诗经》中，水首先是人们劳作的场所，通过比兴的手法而获得表现，例如《伐檀》这首诗：“坎坎伐檀兮，蜫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②前两句描写了工人在河边伐木的情形，第三句则吟清澈的河水泛起阵阵波澜，然后才是对于寄生者“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的讽喻。孔子说，诗可以观，通过这种对于河水的起兴与隐喻之功能的充分运用，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分层以及伐木劳作的情形。经典的概括性，在此获得了极大的印证。

在《诗经》中，水不仅是一种自然物，而且是对于这种与人的共生性的提炼，也是《诗经》作为经典的重要成因。《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③《毛传》从美刺比兴的角度去阐释这首诗，但此诗实际意思是通过水鸟求偶的感兴，来咏叹男子对女子的相思。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经学家力图从这首诗抽象出经夫妇、美人伦、厚教化之类的政教之义，也就是他们认同的经典性，但这种诠释并没有突出其中的人文蕴涵，反而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此，南宋朱熹《诗集传》对此加以讥讽，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见，即使是汉代儒生对于《诗经》的经典阐释，由于忽略了其中的人文蕴涵，也会让人不得要领。

《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④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是起兴，用河水与芦苇这两组既独立又联结的意象缀合成秋景，引申出秋水伊人的情爱，这首诗的经典之处在于写出了水的流动与河中之物的阻挡所形成的无奈而惆怅：“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⑤这种恍恍惚惚若即若离的迷幻般的意象，构成了中国文学中经典意象的朦胧特征。三国时曹植《洛神赋》中所描写的洛神迷离恍惚的形象，以及作者“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的感叹，便受到了这首诗的启悟，当然，也受到《楚辞》文学的泽溉，这一点无须怀疑。对于此诗的开头四句，东汉经学家郑玄笺注：“蒹葭在众草之中苍苍然瞗盛，至白露凝戾为霜则成而黄。兴者，喻众民之不从襄公政令者，得周礼以教之则服。”⑥郑玄在笺释“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四句时说：“所谓是知周礼之贤人，乃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⑦这种笺释，真是有些强制阐释的味道。这首诗本来是寓经典人性于自然感兴之中，是对于男女情爱的自然书写，后世所谓人情即为天理，也是这层意思，但在汉代儒生来看，经典即是“圣谟所析”，对于其中的人性因素略而不谈。这种经典诠释方法，一直到魏晋时代才被打破。魏晋以来，人当道情、吟咏情性成为文艺创作的理念。在魏晋人看来，人性犹如泻水于地，略无方正，正如水自东向西而流，这也是对于人性的重新诠释，这种人性论对于文学的经典性进行了重构，在三国时王弼的《论语释疑》中得到阐发。在《诗经》中，这种人性的自然感兴，正是生命的自然律动，也是文学经典的生命内核，即令是《文心雕龙》这部崇儒的文学理论著作，也提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①这种对于文学发生的解答，适足以证明经典性的真正内核。

在《诗经》中，河水汤汤，河畔青青，正是男女发情与幽会的场景，而诗韵的回环往复，一唱再叹，将这种多层次的男女情爱表现得既热烈又含蓄，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特质。《郑风·溱洧》这首诗吟咏这种男女游春的生动情形，开头也是以溱与洧两条河起兴：“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鱅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②诗中写的是春来荡漾绿波，男男女女，手拿兰草游乐，互相逗趣。这首诗将春之水与青年男女的快乐心情写得十分生动形象，南朝江淹的《别赋》汲取了这种春水与男女相送的情感交融在一起的创作经验，成为描写离愁别恨的经典作品，进一步演绎了这种情感：“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③这也说明经典的代兴，就是将《诗经》中的这种人文情致加以演绎与发展。

水不仅是感物而兴的触发，而且深入两性隐秘的世界，构成性的隐喻，涉及两性的交感。《诗经》中的这些描写，与《周易》中的咸（感）卦揭示的交感之说有相同之处。生命的感应，大约离不开水的滋润，鱼水之欢成为男女交欢的隐喻。例如，《齐风·敝笱》中采用隐喻的手法写出了這一点：“敝笱在梁，其鱼鲂鳏。……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④这首诗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说鱼》一文中有较为精当的分析。⑤ 这类与性有关的水的象喻，在《诗经》中不乏存在。如果我们剔除其中的神秘而保守的说法，依照现代人文主义的解释，则证明了《诗经》的经典性与人文性有着极大的诠释空间，２０世纪闻一多先生开创的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去解读《诗经》的路径，后来获得叶舒宪教授等人的继续拓展，如今这种经典诠释的路径也将获得推进。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它的波澜摇晃，也象征着人生的忧心忡忡。《诗经·邶风·柏舟》这首诗便表现出这样的人生悲忧：“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⑥诗一开始以水中一叶小舟起兴，写自己若有隐忧、夜不能寐，乃至于酒都不能解忧，放心遨游。作者苦闷中去找亲人倾诉，却无人愿听，尽管如此，作者仍坚定地表示我心并非卵石，不可随便滚转，我心并非草席，不能任意翻卷。雍容娴雅有威仪，不能荏弱被欺瞒。俞平伯在《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中认为：“通篇措词委婉幽抑，取喻起兴巧密工细，在素朴的《诗经》中是不易多得之作。”⑦这首诗用水来衬托作者的幽怨，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是一首女子自伤遭遇不偶，而又苦于无可诉说的抒情诗。将水中之舟与命运不测巧妙融和在一起。其人生意蕴在简朴婉转的一唱三叹中余音绵延，这正是《诗经》借助河水兴寄而韵味无穷的艺术魅力。这是《楚辞》中山水描写呈现的浓墨重彩和瑰丽谲怪所不能及的，它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正如《文心雕龙·宗经》所说“洞性灵之奥区”。

当然，《诗经》中对水的感兴，并不仅止于个体的层面，而是深入到广泛的社会领域，由个体感受走向群体世界，这是《诗经》山水之兴的精神境界。例如，《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刈其楚”。⑧ 此诗与《周南·关雎》诗意有些相似，是写一位青年男子思念女子而不可得，青年的樵夫想着心中爱慕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恋歌。诗中三章的起兴之句，生动表现出这位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作过程。浩遆的江水则是青年男女爱情的象征，构造成特有的水意象，诗的境界更为阔大。《毛传》云：“纣时淫风遍于天下，维江、汉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①此诗的意蕴与《关雎》《蒹葭》的哀怨有些相似，所以汉代儒生著述的《毛传》将其与教化之说相联系。

从道德层面来分析的话，水在先秦时期经常作为智者的人格象征。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仁智之乐经常融合在一起，用来作为君子人格的写照。而水的观赏进而联想到人格之美，这种表现手法在《诗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兮，赫兮僴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此诗《毛传》以为：“《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诗的大意是赞美一位内外兼修、文质相备的君子仪态风度与道德人格相结合，达到了令人景仰的地步。孔子与他的弟子曾引用这首诗来比喻君子的人格境界。《论语·学而》中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②孔子在与子贡讨论君子人格境界时，教诲弟子不仅要坚守素志，而且要安贫乐道、富而好礼，子贡由此想到《淇奥》中的这段话，孔子高兴地赞扬可以与他切磋《诗经》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孔门对《淇奥》一诗的赏识，而原因不仅在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两句对于君子人格的形容，亦在于《淇奥》以水喻德所表现出的人文蕴涵，这种人文蕴涵正是《诗经》经典性的内核。

概而言之，“水”作为《诗经》中的经典意象，往往是作者感物而兴的触发。作者以水起兴，将自然人性、真挚的男女情爱、个体的忧生之嗟以及对社会现状的咏叹等内容融入其中，在对“水”这一经典意象的创作与运用中寄托了深厚的人文情致，构成《诗经》经典性内核。

二、山：经典话语的孕育

与水相比，《诗经》中对于山的吟咏也不少，开创了后世山水文学的先河，其中的经典性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礼记》曰：“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③人类在山河的孕育中，得以休养生息。到了魏晋时期，对于山的认识与观赏，又与养生之说相联系，西晋湛方生《灵秀山铭》曰：“岩岩灵秀，积幽重，……可以养性，可以栖翔，长生久视，何必仙乡。”④不过在《诗经》的年代，更多的是表现那种仁者乐山的观念。诗人们将巍然屹立的山比作仁者之胸怀与品德。《诗经·小雅·南山有台》这首诗便彰显出这一点。诗中咏叹：“南山有台，北山有莱。……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⑤全诗五章，每章开头均以南山、北山的草木起兴。咏叹南山有丰富的草木，正如国家拥有具备各种美德的君子贤人。兴中有比，富有象征意义。诗的韵律也由此而和谐自然。兴语之后，是表功祝寿。每章两次直呼“乐只君子”，可以见出祝者和被祝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有台，北山之上有莱，以有草木而自覆盖，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贤臣尊显，……以礼乐乐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国家得万寿之福，无有期竟，所以乐之也。”⑥孔颖达的注疏，指明了此诗的成功在于善于采用南山起兴而引起祝愿。

《诗经》中以高山譬喻君子的莫过于《崧高》这首诗。东晋郭璞《太室山》：“嵩惟岳宗，华岱恒衡，气通元漠，神洞幽明，嵬然中立，众山之英。”⑦这首诗咏叹太岳山，进而比喻君子之功业与品德：“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① 诗中咏叹巍峨的四岳高耸入云，使神明降及人间生出甫侯申伯这样的贤人辅佐周王室。这是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为宣王的母舅申伯受封于谢城而作的一首赞扬诗，并把这首诗送与申伯以表示祝贺。

《诗经》中写山，不仅实写，而且有些山的指称是虚拟的，比如东山这类意象。例如，《诗经·豳风·东山》诗中感叹：“我徂东山，蝕蝕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②这首诗以周公东征为历史背景，以普通战士的视角咏叹随军远征经久未归对家乡与亲人的绵绵思念，以及对归家后各种情景的想象，可谓情真意切。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指出，“诗中所述，皆归士与其家室互相思念，及归而得遂其生还之词，无所谓美也。盖公与士卒同甘共苦者有年，故一旦归来，作此诗以慰劳之。因代述其归思之切如此，不啻出自征人肺腑，使劳者闻之，莫不泣下，则平日之能得士心而致其死力者，盖可想见”，③基本上指出了此诗的大体上的意蕴。再比如《殷其靁》这首诗：“殷其靁，在南山之阳。……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郑玄笺：“靁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殷殷然发声于山之阳。”全诗每章都以雷声起兴，却变易雷响的特点，象征了丈夫生活的漂泊无定，也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

此外，登山的体验往往伴随着心思的浩茫。在《诗经》中表现得很明显。《小雅·北山》是作者劳于王事而发出的不平之鸣，其主要内容是怨刺役使不均，诗的起兴采用登山而感：“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忧我父母。”④ 诗中感叹自己登上高高的北山，采撷红红的枸杞。像自己这样身强力壮的士子，每天忙得不停息。国君家的公事无尽又无休，最忧心无闲问候父母起居。孔颖达疏：“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其杞菜之叶也。……非宜矣。以兴大夫循彼长远之路者，云我从其劳苦之役也。……今为王事之子，以朝继夕，从于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今使忧及于我父母，由久不得归，故父母思己而忧也。”⑤诗中接着吟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⑥诗人感叹那广袤无垠的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国君的封土；各处封土的天边尽头，没有一人不是国君的奴仆；可叹那大夫分配劳役不公，唯独让我为国事如此劳苦！“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是诗的主题所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四句后来成为封建时代的名言。

总的来说，《诗经》作者以山起兴，比喻仁者之胸怀与君子之品德等，又以登山之感联想人生的悲苦与茫然，通过对“山”意象的运用，创作出一系列经典意境与文学话语，是为《诗经》经典性的重要内容。

三、山水：经典代兴的场域

在《诗经》中，将山水融为一体加以歌颂的也是大量存在，而且写得有声有色，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融入作者深沉的历史咏叹与审美感受，铸成《诗经》中的人文经典价值，营构成高尚的审美理想。例如《小雅·天保》这首诗便彰显出这一点。对于个体的人，由于活动区域的限制，山与水往往作为单独的对象来加以咏叹与感兴，但是对于作为群体的族群与国家，山与水往往作为整体的对象而加以观察与表现。我们看这首诗的第三句：“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⑦ 郑玄笺云：“兴，盛也。无不盛者，使万物皆盛，草木畅茂，禽兽硕大。‘如山如阜，如冈如陵……此言其福禄委积高大也……‘川之方至，谓其水纵长之时也，万物之收皆增多也。”⑧这首诗是大臣歌颂国君之福禄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山川成为国祚之象征，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福祉。在此，山与水融为一体，成为先民们的生存与居住之地，组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上祈祷与歌颂，俨然烘托出特有的审美理想。在周族的史诗中，这种山水之助是一个揭秘周族兴起与发展的特有模型。

周人早期居于姬水一带，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至于古公父为部落首领时，为躲避戎狄侵袭，率领周人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一带。司马迁曾称赞公刘带领部落迁徙建功创业的过程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①

在《诗经》中的《公刘》这首诗中，山与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山水审美对象。此诗写公刘率众迁移豳地以后开疆创业的历史进程，塑造了公刘这一古代英雄形象，显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早熟个性与理性精神。全诗共六章，其艺术特色是在行动中展示当时的社会风貌，在具体场景中刻画人物形象，写得极为朴素实在。其中两句诗：“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②郑玄笺云：“厚乎公刘之居豳也，既广其地之东西，又长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经界于山之脊，观相其阴阳寒暖所宜、流泉浸润所及，皆为利民富国。”③这两句是说公刘率领族人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一块适合居住的地方，人们喜出望外，这块地方背阴向阳，泉流潺潺，地气温暖，利民富国，周族赖以繁衍生息，得到庇护。诗中又写道：“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④这几句诗大体是说，公刘来到泉水岸边，登高远眺，见到京师的田野辽阔又肥沃，于是在此定都建居，大家共同商议其乐融融。这几句刻画出族人在公刘带领下终于找到好地方，又说又笑的情形写得十分生动。而山与水则是环境的庇佑。

《诗经·大雅·绵》也有类似的描写：“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父，來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⑤ 对于这首诗的解读，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毛诗正义》中注疏：“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难，其来以早朝之时，疾走其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侧，东行而至于岐山之下。……故能克成王业。”⑥ 据此可知，这首诗歌颂了周族祖先太王古公父为避狄人的侵犯率领部族中人，沿着西方漆水与沮水两条河流之侧，东行而至于岐山之下，在贤妃帮助下找到居住地，终于安居下来的事迹。岐山与漆、沮之水交织成周族的发源地的生态之特点，这也可见《诗经》中对于山水与生民的恋恋不舍的情愫。后人读之，益发感到山水成为生民起源的温暖怀抱。

《诗经·大雅·皇矣》这首诗以山水为屏障，描写周族捍卫自己领土的决心与勇略，这块领土有山有水，是族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之源，自然不能让外族占领，失去这块山水等于无家可归。诗中将周人的这种勇气与决心写得气势不凡：“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⑦这是指外族部落的密人凭着地势高险，出自阮国侵我边疆，登临我国高山之上。诗中警告外族人不要陈兵在那丘陵，那是我国丘陵山冈；不要饮用那边泉水，那是我国山泉池塘。诗中将山岭与水泉的描写巧妙地与周文王的英明决断结合起来，歌颂文王率领部族抵御外族、建成理想之邦的功绩。

《诗经·大雅·大明》是一首描写周朝开国创基、歌颂周王丰功伟绩的诗歌，与《大雅》中的《文王》《生民》《公刘》《緜》《皇矣》诸篇一脉相承，堪为一组开国史诗。朱熹《诗集传》云：“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诗。”⑧这首诗吟唱：“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縵。”⑨ 孔颖达疏：“气势之处，正谓洽阳、渭縵，是也。名山大川，皆有灵气。《嵩高》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水亦灵物，气与山同。诗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势，故云为生贤妃于气势之处，使之必有贤才也。”⑩ 这首周族史诗也是颂扬周族祖先开国建立邦国、依水临水之智慧与美德。

四、余论

通过以上《诗经》与山水之助的叙述与研究，我们可以大体了解《诗经》的经典性与它的人文价值的建构密切相关。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谈到《诗经》中对于山水自然的书写在后世成为经典，“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①刘勰认为，《诗经》中确立了描写山水的范式，后世难以超越。

但是在描写自然与山水方面，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依然强调，《诗经》善于以少总多，通过简约而传神的手法将其中的物色之美与人物神韵写了出来：“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②刘勰赞美《诗经》的表现手法堪为经典，采用了最为精约的双声叠韵等手法来传神写照，它高度抽象而又概括，所以它是经典手法，《诗经》善用比兴，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赋比兴作诗的艺术特点，经过后来经学家的诠释，形成了“六义”论诗的经典话语，“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这就是《诗经》作为经典永恒的魅力。当然，刘勰也承认：“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③刘勰认同《离骚》在模山范水方面的“代兴”之功，这里说的“代兴”，也就是经典的创新。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赞同屈原“虽取经意，亦自铸伟辞。”④

刘勰强调，屈原创作《离骚》的成功，得力于江山之助。《诗经》中的山水之助是屈原《离骚》借鉴与成功的前序。同时，经典的蕴涵也在阐读中不断发展。与刘勰同时代的南朝梁代钟嵘的《诗品序》中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⑤钟嵘将诗歌创作的形成归结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同时也承续了诗歌动天地、感鬼神的功能，但他认为五言诗在表达情性、书写事物方面优于四言诗，将诗歌的经典性总结为“三义说”，⑥钟嵘《诗品》列入上品的十三位诗歌作者的作品，大都是源于个体命运的遭际而形成创作，第一品《古诗十九首》的价值即在于“文温以丽，意悲而远”，因此诗歌的经典性发生了位移，从儒家的兴观群怨、美刺比兴深入到了人生与内心世界之中，诗歌的经典性获得重新构建。林语堂在《中国人》中指出：“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和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⑦林语堂认为，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古典诗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经典价值，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它可取代宗教构建成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通过对《诗经》中山水与人文关系的观照，可以重新认识《诗经》的经典人文价值，将其凝注于中华审美文化的体系中，并在文明互鉴中营造中华文化的新世界。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翼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