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技术化、身份政治化与生命生产化

闫金敏

关键词 唐娜·哈拉维 赛博格 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逻辑 身份政治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６３－１１

１９８５年，当代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科技哲学家唐娜·哈拉维（ＤｏｎｎａＨａｒａｗａｙ）发表了《赛博格宣言：２０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下简称《赛博格宣言》）一文，她独树一帜地提出了“赛博格”（Ｃｙｂｏｒｇ）概念，用以描述人和机器深度融合的未来社会景象，为批判资本主义和思考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哈拉维的赛博格思想基于当代技术批判思想之上，又做出了新的理论尝试。她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赛博格，打破了科学研究中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统治地位，丰富了技术批判的性别维度，同时，她还建构了一种技术解放路径，试图通过增强女性身体机能来实现性别平等。具体来说，一方面，赛博格思想关涉人类有机体的生成样态，具体表现为赛博空间中的虚幻赛博形象和数字时代中的全球赛博劳动，他们都代表了一种后人类时代的主体样态和劳动前景。另一方面，赛博格思想还涉及人类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这种风险表现为一种自我身份认同的伦理困境，是人将如何去生存的存在命题。对于这一问题，人类增强的生物医学范式和超人类主义范式都给出了回答，但它们都是一种有限的人类增强，而社会范式的人类增强则是在以人为目的的基础上，辅之以技术手段的人的能力的进展，①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路径。

进入２１世纪，在以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为代表的科技力量冲击下，人类社会正在不断向“后人类”（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社会转化。后人类社会试图超越人类当前存在样态，重新激活主体力量。在其中，人类、动物、机器三者交互作用，构建了一种崭新的复调式的叙事方式。赛博格作为后人类时代的重要成员，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也变得日益紧迫。近年来国内外学界主要从科技哲学、文艺理论、人类学、女性主义以及传播学等视角研究赛博格思想，但是鲜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来对该问题进行阐释。② 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我们理解赛博格思想的有效方法，它可以让我们触碰赛博格思想的底层逻辑，自足于社会生产方式，实现对赛博格思想的总体把握。因此，要理解赛博格思想的丰富内涵，就要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历史地看待赛博格重塑革命主体的重要任务，关注身体技术化、身份政治化与生命生产化的多重博弈，从经济向度、政治向度与文化向度三个方面对哈拉维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方案——赛博格思想重新进行理论审视，增强马克思主义对赛博格思想的解释力，积极应对后人类、元宇宙与数字资本等新问题与新挑战，自觉实现从技术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超越。

一、身体技术化与着魔的资本逻辑

从形式上看，赛博格是一种人机结合体，是控制论下的半机械人。从本质上看，赛博格理论叙事的背后是资本的宰制，呈现出宏观上资本流动的变迁和微观上剥削机制的深化，是技术与资本耦合带来的结果。在其中，资本逻辑依然在场并发挥作用。

１．资本流动：从“家庭工作经济”到全球劳动市场

区别于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当前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汇聚技术等带来的物理、网络和生物空间融合的新技术革命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的。哈拉维认为，新工业革命下女性的生存状态突出表现为“集成电路中的女性”（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ｉｒｃｕｉｔ）。从工业革命到新工业革命的转变中，女性群体在资本流动上呈现出“家庭工作经济”（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ｅｃｏｎｏｍｙ）和全球劳动市场的跨国重组的新特征。相应地，建立在这种技术秩序上的实践活动展现出“创造性的断裂”，呈现出一种与先前不同的工作形式和生活状态。

首先，局部的“家庭工作经济”的重组。其一，在工作性质上，“家庭工作经济”呈现出女性化特征。在传统的父权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女性作为一种脆弱的、廉价的潜在劳动力，不仅正常工作时长和工作酬劳得不到保证，而且在社会心理上也处于鄙视链条之中。新技术革新使得大规模的机械去技能化，女性可以从事体力耗费较少的劳动，成为就业市场中不可缺少的劳动力。放眼当下，随着人工智能介入生产劳动过程，大量的劳动力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生产线也会进化为智能化的生产流水线，①那么此时男女之间的力量差异将会极大被消弭。其二，在工作形式上，“家庭工作经济”呈现出工作形式的多样化。女性可以摆脱传统工作场所的体力束缚，从事办公室工作、照护工作等更加多样的劳动，实现多样化的工作选择。但是“家庭工作经济”的重组为女性带来工作機会和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不仅要承担日常的家务劳动，也要通过工作负担整个家庭的收入开支，家庭工作经济的女性化趋势日益明显，最终导致了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结构。在这里，“家庭工作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出现，它将工厂、家庭、市场三个空间在一个新的场所中整合起来，而女性则成为家庭工作经济的主要压迫对象。

其次，全球劳动市场的跨国重组。一方面，硅谷女性成为世界就业大军中一个新的有力集体。由于新兴技术的发展，原本从事体力活动的男性不得不面临收入减少或者失业的困境，而第三世界的女性则极受电子行业的青睐。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为女性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她们从事精密仪器的加工组装工作，并试图跨越文化、家庭、宗教的差异冲突实现联合。另一方面，女性虚拟移民成为全球化迁移的新现象。发达国家的高科技行业不断寻求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且灵活的高科技女性劳动力，并通过平台资本来进行全球劳动力配置，使得劳动力在身体不迁移的情况下实现智力迁移。因此，这些女性劳动力虽然留在本国，但是却通过分包合同为发达国家公司工作。发达国家通过全球治理、算法治理和制度治理，将这些女性劳动力嵌入全球化的治理体系之中，从而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统治。

事实上，资本家雇佣女性并不是为了女性的解放而是因为女性劳动力的廉价，女性身体也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场所。② 资本家以更加低廉的价格雇佣女性劳动力，以此为资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在技术座架（Ｇｅｓｔｅｌｌ）下对女性劳动力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剥削。马克思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敏锐地关注到女性等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一切机器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实际上就是完全摆脱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粗工的劳动代替熟练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③由于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许多成年男性被排斥在生产之外，同时，机器的生产也把女性吸纳到机器大工业之中，成为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一部分，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这些以妇女为主体的“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④结果往往是，“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⑤由此，整个社会都被纳入资本权力的统治之下，成为资本的奴隶。与此同时，女性的生存境遇却未曾改善，“硅谷的故事不仅仅是计算机如何实现致富……的故事，也是一个梦靥的故事：剥削、种族主义、有毒的工作场所、有毒土壤、有毒空气、有毒水、污染和由此造成的工人死亡、高度压力和超时加班”。⑥ 因此，与哈拉维设想的技术解放女性不同，女性仍然被桎梏在资本的统治之下举步维艰。

２．剥削范式：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作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排斥、压迫和统治的方式，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其中，哈拉维重点关注了性别领域的他者剥削。哈拉维指出：“性物化的结果是假象和抽象。然而，一个女人不只是疏离她的产品，而从深层次讲，她的存在根本就不作为一种主体，甚至潜在主体，因为她把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归因于性的挪用。由另一方的欲望而构成，与在暴力分割劳动者及其产品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疏离并不是同一回事。”①与真实主体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相疏离的异化不同，性物化的主体不能称为主体，她仅仅是女性性征化展演的牺牲品，是父权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男性欲望征服的一个符号。在性物化的场域内，女性身体被阉割，而男性作为他者则成为不在场的在场存在，享受着性别符号的虚拟狂欢。

为了从他者剥削之中突围，哈拉维致力于增强主体机能，创制了“赛博格”这一后主体。在哈拉维的视野中，赛博格既具有形而上的属性，又具有形而下的特点。前者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价值理念表征，是女性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怪物，界定了赛博格的政治可能和政治边界。后者则是技术嵌入身体的物理形态生产，是作为社会现实的赛博格。那么赛博格可以逃脱剥削范式的宰制吗？形而上的赛博格以数字界面和文学想像描绘出一种主体解放的未来景象，在这一语境中，我们仿佛可以用赛博格主体去打破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神话，冲破象征话语的统治，但实质上仍然是资本在操持着象征秩序和创作规则。形而下的赛博格则在电子公司中进行赛博劳动，沉湎在一种自我实现的幻象之中。资本不再以暴力手段逼迫主体去进行劳动，而主体则自愿将资本视作自己工作的目的，接受着资本剥削。“这种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不可分。自从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自我剥削就远比受人剥削更有效果，功能更为强大，因为，与自我剥削相伴的是，感觉自己是自由的。”②

因此，无论是形而上意义的赛博格还是形而下范畴的赛博格，只要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都是主体更深层次的迷思与剥削。这种剥削实质上是马克思视域中的剩余价值剥削。正如马克思所言：“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③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论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抑或是工人剥削自身，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剥削，这种剥削表面上以等价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质上则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的剩余价值盘剥。因此：“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离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被让渡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他者剥削”或“自我剥削”的经验主义问题的批判，抵达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本质，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３．技术內爆：技术与资本的耦合

新工业革命条件下，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内爆产生了，主要表现为显性生物层面和隐性意识形态层面，即作为控制论有机体的赛博格和作为“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⑤的变革。

具体来说，赛博格的显性特征就是作为控制论有机体的赛博格。从工业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过渡的突出特征，就是技术对人体的控制日益增大，而赛博格则突出表现为技术在物理上对身体的介入。放眼当下，“人机融合的后人类时代正在不断扩张，赛博格打破了主客二分边界，在这里，不是作为客体的机器在凝视人，也不是作为主体的人在操纵机器，而是机器与人的二元融合”。⑥ 在哈拉维的视野中，赛博格是机器有机体的混合物，科幻小说乃至现代医学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赛博格。事实上，由于医疗的需要，目前全球有数百万人配备了假肢装置来恢复失去的功能，通过自我增强以创造新的感官需要，同时增强感官“超出正常”的性能水平。由此，人类传统的身体不断受到改造，变成赛博格身体，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就是增强身体的半机械人。

而赛博格的隐性特征就是“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在哈拉维看来，新工业社会中女性的历史地位不是单一的，而是处于一个意识形态网络建构之中，从这个网络的不同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差异性的女性身份以及女性所处的社会关系。正如哈拉维所言：“我用了‘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这个嗦的说法，表明我们不是在和一种技术决定论打交道，而是在处理一种依赖于人们之间所建立关系的历史体系。”①在这里，哈拉维并没有囿于技术决定论的框架，而是透过技术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期促进政治运动的变革。其实，社会关系并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系，否则就会落入关系主义本体论的窠臼。“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社会关系是反映人类社会实践的关系，其内含着三个层面，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关系、工人和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关系。只有从前两个表象关系过渡到第三个内在关系，才能实现从交换关系到生产关系的跨越。其中，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依然从属于直观社会关系，不具有生发政治革命的潜质。因此，只有将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上升至生产关系，将社会现象上升到社会本质，回归物质生产在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通达社会变革的本质。

其实，无论是作为控制论有机体的赛博格还是作为社会关系变革的赛博格，本质上都是技术与资本耦合的产物，是数字技术资本化的表现。从工业革命到福特制再到后福特制乃至智能革命，技术与资本融合程度日益深化，但是其仍然未曾跃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由机器或技术引发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产生的。“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③因此，赛博格作为技术与资本耦合的产物，只有实现从赛博格的资本主义应用到赛博格的社会主义应用的转变，实现从以机器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超越，才能实现机器真正地为人类服务。

二、身份政治化与激进的阶级逻辑

当前，赛博格早已不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已经迎面而来的充满技术、文化与后性别气息的具体现实。“赛博格本质上是充满了多重标量、多重时空、多重物质的生物，既有生命也有非生命的信仰。赛博格在人类世界中很重要。”④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一文中不断重申一种赛博格政治，这种政治以新工人阶级为阶级表征，以赛博格与身份政治的共谋为身份表征，以赛博格写作为方式表征，试图抵抗父权制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迫。在赛博格政治中，哈拉维探讨了这种新工人阶级主体在父权制、资本和技术纠缠中的抵抗实践何以可能，并且思考这种实践将通向何方。

１．阶级表征：新工人阶级的出场

在通讯技术和现代生物学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哈拉维敏锐地注意到新工人阶级的生成。“‘新工业革命正在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新工人阶级，包括新的性征和种族特征。”⑤ 新工人阶级与公民的身份、性别、种族、阶级、地域等差异无关，它通过一种联合和团结的政治组织方式而形成，是身体与机器、世界主体与历史结构、科学技术与具体主体多重张力之间融合的结果。

新工人阶级作为赛博格政治中的主体，有着层层递进的多重面向。其一，混合的工人阶级。哈拉维指认赛博格是肉体—技术的混搭产物，这里充满了繁殖、有机和机械的劳动，当前阶级斗争的主题仍然是女性化劳动，而身体和机器的交叉场所通向的是自由的解放之路而不是剥削的渊薮之地。在这里，技术化的阶级人物通过社会再生产的劳动，形成劳动的亲属关系，进行政治变革。其二，抵抗的工人阶级。传统以男性中心主义为核心的集权政治极大地压迫了女性的经济、政治、文化话语权，女性仅仅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而新工人阶级则作为技术加持下的新主体，提倡抵抗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政治统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三，斗争的工人阶级。与作为抵抗的工人阶级的被动应对不同，斗争的工人阶级以主动出击、主动战斗的形式出现。在赛博格再生产实践中，女性努力挣脱社会对其身体的控制，通过可视化技术来谋求对自己身体的掌握和支配。因此，赛博格女性还要开展各种形式的政治、法律斗争，来进行有效的工作。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无产阶级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①而哈拉维视域中的新工人阶级的生成虽然以数字劳动、数字资本等这些数字化要素为基础，身上也凝聚了更大的战斗力量和反抗力量，但是他们依然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而从事雇佣劳动，自然也从属于马克思无产阶级的概念范畴。相应地，新工人阶级突破资本与技术压迫的难点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变革，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和无产阶级的束缚，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身体，实现资本与技术的解放，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２．身份表征：赛博格与新身份政治的共谋

身份政治在西方由来已久，围绕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等身份，西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传统身份政治以特定身份为诉求或旗帜，试图团结一部分人的身份认同或社会认同为某一群体夺得权益，而在本质上则是脱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少数阶级谋取利益的表现。“女性”的身份并不是单纯固定的，它是一个高度复杂且破碎的范畴。自然身份的区别无法实现本质的团结，因为其界定标准内部都是矛盾的，比如“女性”的范畴否定了非白人女性，“黑人”否定了所有的非黑人，而“黑人女性”在否定所有非黑人女性的同时也无法被容纳在“女性”和“黑人”的范畴之内。当所有的异质性都在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高呼，同时又缺乏统一的身份认可时，就会沦陷到无尽的混乱和无序中。

因此，哈拉维提出了赛博格政治，以此生成一种新的劳工阶级抵抗传统身份政治的可能性，并将这种抵抗根植于对女性身体的重构。哈拉维用赛博格来为所有的女性提供一个可以言说的身份，创造一种新的同一性的神圣形象。赛博格承认差异、多元、非同一性，可以容纳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我想我们是有过错的，至少在不加反思地参与到白人人文主义的逻辑、语言和实践中，在寻找一个单一的统治领域来保卫革命的声音中。”②其中，不论是白人人文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其代表的都是女性局部的团结，只有赛博格才能容纳差异，通达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那么女性主义者要如何应对身份危机呢？一是要依靠政治团结，抛开自然身份，寻求亲密关系的政治联合；二是要建立革命立场和认识论，容纳个人自我和集体自我的矛盾建构，颠覆历史上的父权制资本主义，书写一种新的性别政治叙事。

哈拉维虽然试图超越传统身份政治，建构一种新的赛博格政治，但是二者实质上都是身份政治的变体，是一种政治符号的叙事方式，是对片面社会关系的强化，也是政治权力用以实现经济利益的博弈手段。“‘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①这种依靠身份认同构筑的身份政治，是一种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良主义路线，表面上看是一种缺乏共识的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则是不同阶级群体的物质利益博弈过程。这样的身份政治既不根植于社会生产领域，也不根植于历史活动，解放的符号不能通达真正的解放，被身份撕裂的群众只能迷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与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渐行渐远。因此，只有从现实的物质利益出发，重塑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联合体，才有可能从身份政治的迷雾之中突围。

３．方式表征：賽博格写作力量的凸显

赛博格写作是哈拉维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方式。所谓赛博格写作就是将书写视为赛博格政治行动形式，写作是对原有的生存境遇进行反抗和瓦解，去创造新的生活世界的过程。此外，赛博格写作也呈现为对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反抗和通向新技术的政治变革。

首先，赛博格写作是对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反抗。在哈拉维看来，父权制资本主义以其本质性和专制性建构历史的生成，它奠定了“父亲就是家长”的社会结构，男性在生产活动、政治实践、话语表达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赛博格写作则试图颠覆男性统治，反对性别的本质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赛博格并不是要否定这些父权制资本主义的附属品的意义，而是用一种新的话语结构来改造这些附属品，在其基础之上展开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可能性。因此，赛博格写作主张将单数转化为多数，将不确定性嵌入赛博格政治实践之中，贬斥任何优先考虑某些主题的叙述而贬低其他主题产生的企图，支持多样性的特殊性和情境知识，使得新的政治实践变得可塑。

其次，赛博格写作内含着对新世界生成的向往。“赛博格写作是关于生存力量的，不是以原始单纯为基础，而是以掌握标记世界的工具为基础，而这一世界把他们标记为他者。”②在哈拉维看来，赛博格写作并非停留在原有的工业社会基础之上，而是根植于新的通讯技术的政治变革，是迈向后人类前景的未来道路。新的通讯科学对边界、身体、性等的介入打破了原有的本质属性，一种新的物质流动的政治性话语被创造，在其中没有固定的意义和边界，各种事物不断重组并生产新的材料组织，促进政治的发展。

赛博格写作其实是一种词句革命，“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③ 虽然哈拉维以赛博格写作为政治旗号来对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合谋，但是却混淆了女性主义者的政治策略焦点。赛博格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础的，它正如一种侵略性的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全球化殖民会消耗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一样，深深烙印着资本主义痕迹的赛博格也不能生发出反抗的力量。④

三、生命生产化与后现代的认同逻辑

组织、整合和维持个人的心理社会模式是每种文化必然承担的任务，文化为那些延伸到对世界的宇宙秩序赋予了意义。相应地，社会、自然、宇宙的融合统一，也体现在自我形象和个人意识之中。⑤ 《赛博格宣言》作为一种激进的文化形式，是西方左翼从内部开始进行文化改造的差异性生产空间，通达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认同。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体验、时空体验和性别体验再现了赛博格生命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形象，也为马克思主义于文化层面批判赛博格提供了理论基点。

１．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体验

在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的话语传统由来已久。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现实／表象、文明／原始、主动／被动、上帝／人类等二元边界在显示出两者区别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对一方的推崇与对另一方的贬抑。“赛博格的意象暗示了一条走出二元论迷宫的途径”，①因此，哈拉维致力于通过赛博格实现边界的消融，打破二元话语和本质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叙事路线，这其中不仅指涉自然—物理层面的边界破裂，也指向社会—文化层面的边界融合。

首先，自然—物理层面。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伴随着现代化生产、不同边界的模糊以及新的开放的结合，混乱是赛博格挥之不去的生命体验。与此相适应，哈拉维认为边界的破裂体现在三个关键层面：其一，人与动物边界的破裂。在哈拉维的视野中，人与动物边界的破裂一方面表现为生命科学层面人和动物边界的区分，例如人脑的意识等，另一方面呈现为人和动物不囿于生理边界的区别而走向婚姻交换结合的超越。其二，有机体与机器边界的破裂。传统的女性主义者对机器持敌视态度，她们认为机器是父权制资本主义的产物，是男权主义繁殖的载体。而在哈拉维则表达了对机器的拥抱，在哈拉维看来，２０世纪晚期的机器试图颠覆有机整体，创造一种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其三，身体与非身体边界的破裂。从现代机器到数据信息，从微电子装置到系统编码，技术日益介入女性身体，让女性更善于从事现代机械工作，同时也开辟了一条女性团结斗争的道路。

其次，社会—文化层面。与前一种混淆边界的不平衡空间不同，社会—文化层面边界的解构指向了生产、繁殖、蚀刻新的阶级身份的后人类空间。后现代主义中的种族、性别、阶级是在现代主义内部涌现的某种暗流，是象征着差异、多元、偶然的新兴产物，充满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对抗，呈现出一种加速的流变与创造性的破坏。在这里，哈拉维注意到今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传统白人女性不再处于上升地位，因此要编造谎言，维护自己的地位，而赛博格女性主义者（ＣｙｂｏｒｇＦｅｍｉｎｉｓｔ）作为新兴力量则试图打破传统，建立一种新的统治。

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物理层面的边界破裂还是社会—文化层面的边界融合，都是一种突破二元话语束缚的尝试，容易走向一种纯粹哲学的幻想。“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②因此，话语的本质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③话语不是孤立的解释框架，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只有话语正确反映现实世界，才能增强话语叙事的说服力和解释性。后人类时代，赛博格背后既凝聚了话语的建构性，也包含着话语的虚构性。因此，要走出赛博格叙事的话语迷宫，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革命层面，更要立足现实历史，让语言走向历史前台并回归感性的现实世界，实现语言与存在的统一。

２．后现代主义的时空体验

今天，资本帝国的全球扩张重塑了世界范围内的时空关系，呈现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时空体验。哈拉维指出：“我更喜欢一种意识形态的网络化形象，表明空间和身份的丰富性以及个人身体和国家政体中边界的可渗透性。”④具体来看，赛博格主体存在于后现代的时空体验之中，存在着超时间与精神断裂化、超空间与主体虚体化、超时空与交往界面化的现实困境。

首先，超时间与精神断裂化。后现代主义将历史架空，使得主体时间失去其连续性。在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观中，时间不再是连续的过去—现在—将来，而是断裂的现在。在这一语境中，主体只聚焦于自身当下的情感体验，制造瞬间的快感与愉悦，结果往往是主体在及时行乐中削平了其感性的丰富性，使得主体的生命越发空洞和虚无。

其次，超空间与主体虚体化。不同于传统的地理空间，超空间是整合多种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生成的虚实融合的智能化的赛博空间，是对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物理性映射。在赛博空间中，主体主要以虚体的形式存在于虚拟现实技术构筑的数字空間之中，在新的数字公地中实现了一种新的数字交流模式和传播模式，在网络沟通媒介中实现互动结构变化和社会边界重组。① 因此，数字虚拟空间超越了地理空间束缚，加强了各种虚体之间的交流，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同时，各种虚体形象也会掩盖本真的身体，使得主体迷失在赛博空间之中，进入一种混乱状态。

最后，超时空与交往界面化。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资本不断在全球数字平台上布展。其实，主体虚体化正是依赖于交往平台的界面化。这种界面化带有更加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侧重于描述赛博格在后现代时空中的虚拟存在，并依赖于平台运作拓展数字交往关系。“数字资本主义还重建了一种以数据导向和数字幻象为动力的交往模式，这种交往模式抹杀了距离，营造了虚假的自由，使得人们的思想趋同、娱乐泛化”。② 其中，以算法压迫、算法剥夺、算法殖民为表现形式的算法权力，成为一种资本增殖的新的存在形态，主宰着智能算法的社会应用。因此，当前的时空关系是在技术座架下的时空关系，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体外器官的存在，是一种数字化后现代幻象的凝望与监视。

但是，在超时空的虚体和数字平台背后，是现实的平台资本家利用技术手段对平台用户的操纵。“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③ 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平台只是社会生产中最耀眼的一种形式，其在本质上还是要回到最基础、最现实的物质生产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④而时间则是和空间并列存在并相互转化的，时空关系都贯穿于生产活动的全过程，只有牢牢把握现实的物质生产，才不会陷入时空拜物教的泥淖。

３．后现代的性别体验

在女性主义内部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应运而生，形塑了后现代主义的性别体验。哈拉维的性别体验与其他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相比，存在着同质性，也有着异质性。在同质性维度，她们都有着去本质性、去政治化的倾向，提倡解构传统身份，构造新的差异化身份，关注领域也从父权制、法律、政府等宏大叙述领域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在异质性维度，哈拉维借由性别、科技、资本的共谋，试图建构一个无性别的世界。“通过后现代主义、非自然主义的模式和假设一个无性别世界的空想主义传统，这个世界可能没有起源，也没有尽头。”⑤在传统的性别争论中，女性主义者总是提倡女性权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实现男女平等，但始终还是在男女性别框架内思考问題，而哈拉维则更加激进，她认为“赛博格是后性别世界中的一种生物”，⑥“后性别”所表达的“不是简单地超越阳刚／阴柔的二元对立，而是主体立场的生产与实践方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①哈拉维试图舍弃性别，来实现“性别平等”，通向一个无性别的世界。在哈拉维的设想中，科技介入人体可以解决男女之间的力量差异、生殖差异等，从“根本”上实现男女性别平等。哈拉维关于后现代主义性别的设想看似达到了性别平等，但是在科技水平、伦理规范上都尚且存在问题，目前只是一种具有想象力的尝试。

这种“后性别”的解放方式虽然在形式上通向一个性别解放的乌托邦，但也容易陷入性别本质论的泥淖。从单纯的性别视角出发，容易将男性和女性置于对立的两级，将解放问题肤浅化。其实，性别问题背后是复杂的阶级、种族、社会等多重维度的问题的反映，只有看到性别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来审视性别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代替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才能让女性解放走向深入。

四、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今天，赛博格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话题，由此衍生并与此相关的赛博无产阶级、元宇宙、后人类等现实问题更需要我们着力去解决，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范式恰恰提供了一种经久不衰且富有活力的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驻留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危机等问题的现象描述上，而是驻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过程，潜心于资本主义演变的新特点新形态，专注于资本逻辑和阶级斗争理论，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实现人类的整体解放。”②

首先，应透视赛博格资本逻辑的扩张性本质。资本逻辑既不是人本主义学者视域中工人劳动活动的异化，也不是经济学家视域中作为资本物的逻辑，而是作为物的资本和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在劳动过程之中的逻辑展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技术的融合是资本家获利的工具，只会走向资本逐利的天堂，而赛博格在本质上就是资本逻辑的产物。“马克思已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现代工厂制度中人被机器奴役的情形，人被贬低、物化为整个机器系统中有意识的器官，生存感受的丰富性被剥夺了。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在（后）现代技术批判理论中反响深远。”③因此，在思考赛博格问题中，我们要超越资本逻辑，坚持人本逻辑，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导向，引导技术向善，让技术为人民服务。

其次，应把握赛博格政治的虚幻性表现。赛博格政治作为一种新的身份政治不断生成。哈拉维敏锐地洞察到新技术对工人阶级的改造，并对这种新兴工人阶级寄予实现政治斗争的厚望。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新兴的工人阶级尚且不具备无产阶级斗争的能力。在现实性上，新工人阶级虽然从属于工人阶级，但是其内部充满矛盾，性别、种族、地域等的差异使其无法完成内部共认，无法形成统一的斗争力量；在建构性上，新工人阶级既无政党领导，也没有统一的革命纲领，无法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建构一种具有未来性和批判性的革命力量。只有将工人阶级的现实性和建构性联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承担共产主义的革命任务。其二，政治身份不是“现实的人”，赛博格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政治身份，是基于“差异”而团结的群体。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是社会历史过程之中的人，而不是一定标准划分的短暂个人。用意识形态的身份主体去取代社会历史的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终究是没有未来的。

最后，应重思赛博格生命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后现代主义成为赛博格赖以存在的话语叙事。哈拉维作为一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本质主义和还原论的理论变体，而崇尚差异化的话语体验和时空体验。“我的立场是，女性主义者（和他者）需要不断的文化改造、后现代主义批评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赛博格会有机会一试。”①哈拉维试图以文化政治策略代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而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尝试借助性别革命逃离资本主义，却陷入性别茧房之中，忽视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从资本主义整体着手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最好的时机可能就是现在。不要等到它所体现的思想列车稳稳地停下来之后，再用炸药来改变它们。尽管一些流行说法认为后人类是反人类的和毁灭性的，但是我们可以精心勾勒另一幅有助于人类以及其他生命形式长期生存的图景。对于其他生命形式，不管是生物的和人工的，我们都愿意同他们共享这个星球甚至我们自己。”②对一些人来说，后人类的概念意指克服离散的、自主主体的人文主义梦想——它是重新设想自我模型的一种方式。而对于其他人，这种愿景更为激进——它可能包括在网络空间中以虚拟化身的身份生活，或者居住在一个与大脑相连的完全人造的身体里——它是通过激进的技术创新来改变身心的一种手段。③ 近十几年来，哈拉维逐渐放弃后人类的研究范式，关注的重点从赛博格转向了同伴物种，接近于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张，在物质层面上更充分地考虑非人类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哈拉维指出：“我开始把赛博格视为同伴物种家族中更大、更奇怪的小兄弟姐妹，在这个大家庭里，再生产的生命技术政治通常是一个惊喜，有时甚至是一个不错的惊喜。”④哈拉维不排除非人类动物也可以从技术进步中受益，她质疑的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工具关系，从更加多元的视角阐发了二者何以并存的未来社会景观。⑤

不可否认，哈拉维借助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Ｆｅｍｉｎｉｓｍ）和文化研究提供的跨学科方法，富有前瞻性地利用赛博格这一后人类主义的重要概念，澄清了技术、身体与性别交融的问题，反思了技术与人类解放的互动作用。但是，哈拉维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因此桎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反抗资本主义，最终走向了性别解放的乌托邦。从未来走向看，在网络科技时代，人类借由技术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幻想已经破灭，尽管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通过重申现有的种族化和性别化价值范式来实现后人类形象，但是标志着技术承诺创造的超人类、后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概念仍然囿于资本逻辑的范畴，不是通达人类解放的道路。⑥ 因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思考赛博格问题，将其置于社会历史整体中加以研究，只有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正确理解技术变革，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