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模型时代的劳动与行动：以阿伦特为中心的思考

高奇琦

关键词 劳动 行动 工作 汉娜·阿伦特

〔中图分类号〕Ｄ５８；ＴＰ１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１０－１０

大模型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大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失业风险。为了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本文将引入汉娜·阿伦特（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的思想资源，从阿伦特关于劳动、工作和行动的三分法入手，思考大模型时代的劳动、工作与行动问题。笔者的分析逻辑如下：首先，将讨论大模型强大的功能替代效应是否最终会导致劳动的终结；其次，将在阿伦特论述的基础之上讨论大模型的胜利是否是一种作为工作的胜利；再次，试图探究大模型的行动潜能，以及其可能会导致的政治堕化风险；最后，力图回到阿伦特所主张的劳动与行动，思考在大模型技术影响之下人类共同体的未来走向问题。

一、大模型的功能取代是否会导致劳动的终结？

就目前而言，大模型已经表现出非常强大的功能替代效应。换言之，人类行为体的绝大多数工作都可能会由智能体来完成。之前这种功能替代更多发生在体力劳动领域，即那些重复的体力劳动会成为功能替代的重点。然而，大模型技术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一传统逻辑。就目前来看，大模型技术之所以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就是因为其大规模地进入了之前人类引以为傲的知识性劳动领域。人们长期认为，体力劳动应该交由机器来完成，而体现人类最根本价值的脑力劳动，则必须由人类自身来完成。然而，大模型技术的来临似乎宣告了这种传统分工的结束。具体来看，这会引发如下三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智能体的功能替代是否會取代劳动者的生命意义？阿伦特对劳动问题有深刻的思考。阿伦特认为，“人的劳动条件（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便是生命本身”。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阿伦特对劳动的极端重要性的强调。阿伦特的观点是对马克思观点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使劳动者“自身生命再生产”的关键。② 换言之，正是劳动可以使劳动者获得维系其生命的最基本条件。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人的再生产的基本条件。阿伦特则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并振聋发聩地指出劳动就是人的生命本身。阿伦特所强调的是一种劳动与生命的内在联系，即共生性。那么伴随着智能体的功能替代，没有劳动的生命还能否算作是真正的生命？当大模型技术大量进入脑力工作领域并逐步对人的劳动形成替代，③智能体的行动使得劳动不再是人维系自身存在的第一条件，或者说智能体使得劳动变得不再必要时，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劳动的生命意义是否会出现变化？

第二，智能体是否会打破劳动与消费的辩证法，并从根本上夺取人类的幸福源泉？阿伦特深刻地讨论了劳动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内在的辩证关系就像是白天与黑夜一样自然。④人为何会在消费时表现出巨大的愉悦性？从本质上讲，这是人类在进化时将巨大的辛劳和获得物品时的愉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作为某种特质写入到人类基因之中的。一旦切断二者的联系，人便可能会被切断真正意义的幸福。这实际上对未来人的生活及其幸福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我们在消费某些物品时，往往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愉悦感，然而我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愉悦感是与为得到这个物品所做的长期准备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如果我们非常容易得到这一物品，那么在消费过程中，似乎就感受不到那种愉悦感。这便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劳动与消费的紧密结合。阿伦特还提到了一种好东西的非耐用性（ｓｈｏｒｔｄｕｒａｔｉｏｎ）。她认为，这种好东西会存在一种“自行腐朽的特质”（ｄｅｃａｙａｎｄｐｅｒｉｓｈｂｙ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⑤正因为这种好东西的自行腐朽，人类需要再通过劳动才能获得这样的好东西。这种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写入基因的习惯仍然出现在现代人对幸福的理解之中。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伊斯特林悖论”，就是那些富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其幸福感并没有增加。⑥ 这便是因为其切断了劳动与消费的联系。阿伦特明确指出，贫困和极度的富裕都会破坏基本幸福（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⑦因此，在智能体的功能替代之后，人们似乎丧失了这种通过长期辛苦的劳动来获得幸福的机会。用阿伦特的表述是，“劳动的幸福在于辛劳及其之后的满足”。⑧由于大量的劳动被智能体所替代，个体获得的劳动机会越来越少，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不劳而获的人们将可能会获得更少的幸福机会？

第三，智能体会使得劳动者更加人化还是更加动物化？阿伦特在其著作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动物化的劳动者”（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ｎｓ）。① 阿伦特在这里希望表达的是一种机械的劳动者，或者是不思考的劳动者。她区分了“有生产力的劳动”和“无生产力的劳动”，而后者是现代社会的独有产物。在前现代社会，人的劳动就如同一种动物行为，其只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种劳动中，那么劳动的人仍然是动物的劳动者。②劳动的过程原本应是一种运用工具并实现自我目标的过程。然而，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劳动者却变得越来越动物化。在大型的机器工业化的条件之下，机器成为生产的主导，而劳动者则成为机器的辅助。这一点在查理·卓别林（ＣｈａｒｌｉｅＣｈａｐｌｉｎ）的作品《摩登时代》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③ 人本来应是自由的，但是在机器化大生产的条件之下，每个个体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化行为者，或者，用阿伦特的概念是“变成了动物化的劳动者”。阿伦特的这一讨论对今天我们思考大模型的未来极为关键。

那么一个新的问题是，在未来谁会变成动物化的劳动者，是机器还是人？按照普罗泰戈拉（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的说法，人是万物的尺度。④ 从这一视角出发，机器本应该是动物化的劳动者，其只不过是一种现代形式的马或驴子。人类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驯养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并使得这些动物成为人类的重要生产工具。今天人类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些动物的辅助，而是不仅通过创造的方式发明了大型机器，还发明了进一步辅助人们完成脑力活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便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新成果。然而，大模型似乎处在一种从工具到主体转变的奇点时刻，因为其代表了某种通用人工智能突破的可能性。⑤ 一旦通用人工智能取得突破，大模型的智力水平可能会远超一般的人类个体。那么在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处于较高智力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或超级人工智能，似乎就会扮演真正的劳动者的角色。而人则可能会被堕化为动物化的劳动者，这便是一种未来版本的主奴辩证法。换言之，人本来应是主人，而机器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奴隶。然而，主奴辩证法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其最终会出现一种类似于弥赛亚的反转，主人变成奴隶而奴隶则升级为主人。本来应该辅助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最终可能成为终结人类主宰地位的新主人。特别是伴随着大量的人类个体放弃自己的脑力劳动工作岗位，并逐步堕化为不再思考的人类个体，那么这种劳动者动物化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

二、大模型的胜利：作为一种工作的胜利

工作是阿伦特所讨论的另一核心概念。在阿伦特看来，劳动是人的一种内在的需求，而工作则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或者用阿伦特的表述，工作是一种人工的力量，其与现代化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专业化和社会分工。⑥与之相比，劳动则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因此，工作所反映的是人对大自然的征服，是一种向外的支配力和荣耀感。从阿伦特关于工作的论述出发，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思考大模型出现的意义。

第一，大模型的勝利是一种工作的胜利。大模型技术确实会产生巨大的工作效应，其几乎可以接管人类所有的重要智力活动。在ＯｐｅｎＡＩ发表的关于劳动力替代的论文之中，连数学家都会面临百分之百的曝光度（即被替代的程度）。① 在大模型的辅助之下，人会获得一种超强力量。

阿伦特在描述劳动和工作的关系时，极为强调劳动的自然性。而工作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现实性，其关心的是现实的人工世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要实现工作目标，工具是至关重要的。阿伦特还援引了约翰·洛克（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的一个经典说法，即“身体的劳动，双手的工作”。② 在洛克的理解中，工作是由手来完成的。人类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对手的运用。无论是用笔记下相关知识，还是用手敲击键盘来输入文字，这些工作都是通过手来完成的。然而，大模型却创造了一种通过自然语言来实现工作目标的新可能，同时在大模型技术之中获得了强大的工作能力。例如，传统上我们要制作一个ＰＰＴ不得不花几天的时间来准备相关内容，而今天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只需要对着微软ｏｆｆｉｃｅ新的全家桶，用自然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那么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ｏｆｆｉｃｅ就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带有动画效果的完整ＰＰＴ。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模型技术确实会带来一种工作的革命。之前脑力劳动者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完成的工作，在大模型的辅助之下可以快速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模型所带来的是一种工作革命。

第二，大模型技术代表了从劳动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变。阿伦特在其讨论中区分了劳动者社会与消费者社会。消费者社会不完全等同于让·波德里亚（Ｊｅａｎ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所讲的消费社会。④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者社会的中心是劳动者，劳动者决定社会的未来和基本走向。而到了消费者社会，整个关键性决策都是由消费者做出的。与波德里亚相似的是，阿伦特也很早看到了人类社会从生产中心向消费中心转变的趋势。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由于生产力还远不发达，因此整个社会是围绕着生产展开的。到波德里亚所处的时代，消费的重要性在不断凸显。然而，阿伦特的消费者社会与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的内涵也略有不同。波德里亚更多用消费社会来进行一种强烈的批判，其隐含的内涵是人类在进入消费社会之后变得更加堕落。阿伦特尽管也看到了消费者社会的风险，但她更多是在一种中性意义上来描述这种社会转变的大趋势。

从大模型的技术特征来看，提示工程就表明了这种从劳动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变。然而，提示工程却也预示了消费者社会的风险。在提示工程中，人不再是劳动者，真正的劳动者是机器。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劳动仅仅被局限在提示领域。并且，这样的提示也时刻存在被机器所取代的风险，例如ＡｕｔｏＧＰＴ的发展就将这种提示自动化。⑤ 换言之，在传统的社会之中，人是时刻以劳动者的面目出现的。即便在现代社会中部分体力劳动被机器所取代，人类仍然占据重要的脑力活动部分，然而伴随着大模型技术的来临，人们将脑力劳动也出让给机器。这就会使自己逐渐丧失劳动者的身份。尽管在提示工程中人似乎还有些许劳动的迹象，但是一旦这一过程也被自动化之后，人类的劳动空间便不复存在，人就会完全转变为消费者。

第三，在大模型技术的使用过程中，人是否可以保留提示权并成为真正的技艺者？技艺者也是阿伦特的一个重要概念。阿伦特在讨论人和机器的过程中，提到了这一概念。阿伦特在这里反思的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个经典争论，即人和工具的关系是人适应机器还是机器适应人。① 阿伦特再一次升华和宣扬了普罗泰戈拉和伊曼努尔·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的观点。如前所述，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进一步指出，人是目的。② 按照康德这一观点顺延下去，那机器便是手段。阿伦特认为，动物化的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游牧式的（ｈｅｒｄｌｉｋｅ），而人类劳动者的关键是要成为技艺者（ｈｏｍｏｆａｂｅｒ），其关键是要形成和建立“其自己的公共领域”（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ａｌｍｏｆｈｉｓｏｗｎ）。③阿伦特还援引了师傅与助手的关系，来讨论技艺者的价值和意义。④换言之，在大模型的技术运用中，人要时刻成为师傅，而大模型则是助手。在这一过程中，人会保留提示权并成为技艺者。从这一角度来讲，ＡｕｔｏＧＰＴ的发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进展，其会进一步剥夺人仅剩下来的提示权。如果人类连提问都会丧失，那么人类还会留下什么？

三、大模型的行动潜能与政治堕化风险

大模型是否代表了一种行动的可能？行动是阿伦特的一个终极概念。在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关系中，阿伦特赋予了行动更多的期望。在阿伦特看来，劳动的意义在于保障生命的延续，工作则会使得短暂的时间得以永存，而行动则是政治共同体得以延续和维护的关键。换言之，行动是公民的最终理想。阿伦特的这一理想是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内涵在当代最为重要的表达。⑤ 顺着阿伦特的这些思路，我们来思考大模型是否可以为公民行动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首先，大模型代表了一种言语革命，而言语是行动的基础。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语言是一种载体，而言语则是在语言基础之上的沟通。或者说，言语是在语言载体之上的个体的表达与他人的理解。大模型本身是一种大语言模型，其建立在“上文预测下文”这一基本语言逻辑的基础之上。此外，大模型技术的关键是一切数据权证（ｔｏｋｅｎ）化。例如，图片数据权证化意味着开发者可以将一张图片的数据转化成一个长条式的数据序列，这样图片数据就可以与文字数据一样来产生“上文预测下文”的效果。⑥ 在此基础上，大模型技术带来了语言革命，并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交互革命。之前的人机交互往往需要依赖不同的界面。例如，需要将人类语言转换为某种机器化的模块，再将这些模块转化为自然语言。换言之，人类不得不借助诸多的中间工具来实现对机器的操控，如图形界面。然而，大模型却带来一次深层次的自然语言革命，一切对机器的操控都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来完成。因此，大模型的胜利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自然语言的胜利。⑦ 人类在参与公共事务时需要大量地依赖语言，那么在大模型的辅助之下，人们的语言能力会大大加强。例如，个体可以在大模型的辅助之下，快速地撰写各类文稿，这都可以被看成是语言革命的部分。

阿伦特讨论了关系网的意义以及故事的被叙述性。⑧ 阿伦特讨论的关系网与之后布鲁诺·拉图尔（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所讨论的行动者网络的内涵有相似之处。① 阿伦特讨论的叙事也与汉斯·伽达默尔（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和保罗·利科（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所讨论的解释主义可以形成呼应。② 换言之，在语言革命的基础之上，人类个体之间的沟通会大大增加。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行动会更加容易协调。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在机器翻译的辅助之下，也可以实现更好的交流。从理想的角度来讲，真正意义的充分沟通的行动者网络可以得以形成。同时，在这样的一种零语言界限的基础之上，一个更大的整体性叙事便可能形成。之前我们讨论全球治理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同的文化群体会有不同的诉求，同时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存在，使得在个体性中寻求共性变得极为困难。如果少数群体的诉求和意愿不被表达出来，那么在不同群体中寻求共同性是几乎不可能的。然而，在大模型推动的语言革命的基础之上，个体可以更加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可以在更大的互动场上与他人形成共同的叙事，这便是阿伦特所讲的“行动者在言行中的自我展现”（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ｇｅｎｔｉｎ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③ 然而，这是最为理想的途径，现实可能会更加复杂。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人类事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一种脆弱性。④这一点可以提醒我们较为审慎乐观地看待技术带来的巨大行动潜能。

第二，大模型可否会使公民从言语走向行动？这其中的悖谬在于对大模型的使用。大模型具有极大的赋权效果。一个语言能力不强的人也可以通过大模型的辅助去充分地参与政治。这其中存在一种工具使用的悖论。一方面，人类不得不倚重工具，另一方面对工具的过度倚重又会导致人类的沉沦。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对大模型的使用上。如前所述，大模型具有强大的语言赋权的功能。没有编程能力的人，也可以通过大模型来完成网站页面的开发。这似乎是一种强大的行动能力。按照这一思路，个体在公共事务中的行动能力会大大增强。然而，这其中是否又会存在某种政治堕化的风险？阿伦特便讨论到，这种行动的工具化倾向便是政治堕化（ｔｈ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开始。⑤ 阿伦特最为担心的是，工作对劳动和行动的吞噬。

在阿伦特的思维框架中，劳动、工作和行动是各居其位的。然而现实的情形是，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在一种优先的地位，从而对劳动和行动构成了某种压抑。如前所述，劳动是人类最为基本的自然需求，而行动则是共同体的社会需求。现实的情形是，劳动和行动都可能会被工作化。工作体现为一种专业化和分工。为了完成某种具体的目标，工作会大行其道，最终可能会吞噬劳动和行动。阿伦特的这一重要观点对今天思考ＧＰＴ等生成式智能的技术极为重要。阿伦特谈道：“工作会使永恒的东西变得易腐，破坏它的卓越”。⑥人类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在某种劳动或行动的意义上完成的。这些作品需要付出巨量的劳动，这其中既包括脑力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例如，绘画的过程便是如此。一副伟大画作的诞生包含了画师对其表达的内涵的建构，也包含了画师要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长期的技艺上的准备，以及在完成画作过程中的巨大体力付出。然而，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却通過一种快速产出的方式，可能会破坏人类这种永恒事物的优秀性。尽管其在人们的某种实际感官体验上会达到一定的高度，然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人类画师的数量就会不断减少。同时，在传统意义上通过大量的画作比拼而产生伟大画作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换言之，大量有可能成为优秀画师的候选人们可能会被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这样的人工智能绘画软件摧毁信心。

阿伦特在其著作中也表达了一种对技艺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阿伦特认为，“只有现代社会才主要将人定义为技艺者，一个工具制造商和产品生产者”；①另一方面，她又表达了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最终会出现“技艺者的失败”（ｔｈｅｄｅｆｅａｔｏｆｈｏｍｏｆａｂｅｒ）的情况。②阿伦特的这种矛盾性，实际上是对工作态度的一种矛盾性。现代社会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作的胜利，而工作之中技艺者是大行其道的。然而，由于这种技艺者仅仅关心技艺本身，也就使得这种永恒性时刻面临脆弱性的风险。

四、回到劳动与行动：大模型时代的人类新共同体

阿伦特的观点可以被看成是共同体主义的先声。在《人的条件》一书中，阿伦特所讨论的实际上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外部结构。正如让－雅克·卢梭（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所指出的，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③ 阿伦特在看到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事件之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充满了憧憬，但也增加了诸多忧虑。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阿伦特当时关于人类境况的整体性思考有诸多相似之处。那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大模型技术是否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新型的真正意义的人类共同体。在大模型技术之下，人类的生存境况是会改善还是会恶化？智能社会作为人类的新的条件是一种新的解放形式，还是一种新的枷锁形式？应该说，在大模型技术之下，人类共同体会产生出一种全新的样貌。例如，在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可能会增加新的成员。那些智能体一旦被人类赋予某种身份之后，可能会以共同体新成员的方式成为人类政治行动中的一个部分。人类的行动很可能是在与机器的共同行动中产生的。然而，这也蕴含了新的风险，即人类把大量的劳动和工作都交给机器。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荣耀和意义似乎也在向机器转让，这最终是否会导向一种人类的堕化？

笔者认为，在大模型条件之下，人类新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在如下两点展开。一是个体的新劳动和新行动。这里的个体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洛克和卡尔·马克思（ＫａｒｌＭａｒｘ）对自由人都有过讨论。④ 洛克强调劳动对于自由人的意义。换言之，未来的自由人并不能完全抛弃劳动。正如阿伦特所反复强调的，劳动是人的最自然的需求。即便是将来大量的工作由机器来完成，人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劳动形式，因为劳动就是人的生命本身。另外，中国古代佛家所强调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⑤也可以为这种新劳动形式的创造提供一些理解。当然，这里的劳动已经不再是功利意义的劳动，因为在未来社会绝大多数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可能都由机器来完成。而人类个体这时就要创造一些新型的劳动，一种让自己的身体和头脑重新运转起来的状态。当然，这里的劳动更大程度上是自己愿意从事的事情，即去功利化的劳动应该成为劳动的新形式。这其中的关键是“我愿意”。阿伦特同样对自由人的问题进行过充分讨论。阿伦特认为，贫困不是自由人的条件。自由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财产，并且可以参与公共生活。阿伦特也再次强调了劳动对自由人的意义，即自由人的前提是劳动，“照顾他们的手段是劳动”。⑥换言之，人类个体要找到自己愿意从事的劳动形式，让自己的身体和头脑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时刻保持运转的状态，这样才能够更容易找到幸福的含义。劳动作为生存的需要，是写进我们基因中的，我们不可能完全改变这一点。而要保持生命的意义和找到快乐的源泉，就要重新找到适合自身需要的真正意义的劳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便是其中之义。作为佛家的出家人，其完全可以做到不去从事体力工作。然而，为何不工作就不进食呢？这便是一种对劳作之后的进食的欣喜需要，也便是阿伦特所反复强调的劳动时辛劳与消费时愉悦的紧密关联，即劳动与消费的辩证法。我们不可能打破这样的辩证法，而是要用其激发个体的幸福感。

新行动的关键是思考。劳动的意义更多是让身体保持活力，而行动的关键更多是让大脑保持活力。阿伦特在这里提到一种自我的陪伴概念，即哲学家依靠思想得到陪伴。换言之，在大模型时代，由于大量的工作由机器来完成，这实际上给予了个体更多的自由时间。那个体要用这样的自由时间来进行自我陪伴，这种自我陪伴是一种思想意义上的陪伴，就是要通过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让自己获得一种持久的活力，以及通过这种思想的创造为人类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便是真正意义的行动。

二是共同体的整体行动。前面讨论了个体意义上的行动，而共同体层面上的整体行动同样更加重要。共同体要成为自由人的容器，因为在大模型技术的背景之下，其会产生巨大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其会形成巨大的冲击性效果。之前人类社会形成的复杂利益安排，会被新的技术完全冲垮。那么作为共同体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为自由人的生存提供条件。这些制度包括：第一，整体性社会调节。例如，在出现新的失业人群之后，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需要对这些失业人群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换言之，要让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最好可以重新找到工作，或者是在他们确实无法再找到工作的前提之下，获得可以维系的最低生活保障。这些社会调节的内容都需要共同体来提供。第二，社会团结的保持。大模型技术的逐渐应用会加剧社会的分裂，其像一次巨大的重新洗牌。那些掌握技术的人会利用技术强大的创造性效应获得更多的利益，而那些远离技术的人们则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被技术剥夺的效应。这样重新形成的两极很有可能会把社会撕裂。① 而共同体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一种内在的向心机制，把产生的两极重新整合在共同体内部。因此，避免极化就会成为共同体的一个关键性目标。第三，个体创造性的激发。共同体不仅要为个体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还需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为社会的整体发展在微观层面产生一种激励作用。如前所述，行动的关键是个体的思考。这就意味着，个体在社会的巨变之后要更多地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参与共同体的建设。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掌握了大量的自由时间的公民，如何来填充这种自由时间？现代人的不幸就在于，其把大量的自由时间用在工作上面，而仅有的闲暇则可能会被某种消费主义的内涵所驱动，个体无法真正使用自己的自由时间。然而，在大模型时代，人们的自由时间大量增加，而这种自由时间不可能用工作来填充，实际上这就为共同体时刻创造了条件。换言之，公民获得的大量自由时间可以用到共同体的建设中。大量的志愿活动和自主性行为可以注入共同体内部，在共同体中会出现数量更多的自主性功能。这些公民从共同体的利益出发，为共同体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便是行动主義的公民观念所要求的内容。

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意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她认为政治的核心是言说和行动，而公共领域是“人类取得卓越的合适场所”（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ｐｌａｃｅ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② 可以说，阿伦特的这一观点是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一种再阐发。亚里士多德多次强调政治对于人类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阿伦特所强调的行动。阿伦特所强调的行动更为突出一种群体性。在阿伦特看来，离开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于死亡。按照阿伦特的观点进一步推演，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人类的最终归宿是政治活动。阿伦特用极高的热情讴歌了公共领域的价值。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作为共同的世界，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但又防止我们相互跌倒”。①

在阿伦特写作《人的条件》的时代，还未出现今天意义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在阿伦特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才刚刚开始，而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级的阶段，我们已经站在通用人工智能的门口。然而，阿伦特关于行动的意义对我们思考大模型时代人类共同体的形式具有重要帮助。换言之，当人类掌握了大量的自由时间，同时绝大多数工作又由机器来完成的时候，这时候的人类应该做些什么？从阿伦特的视角出发，答案是清晰的。首先，劳动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后，人们会转向精神需求。如同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表述，大模型所淘汰的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存所进行的劳动，但却不能淘汰人类自我实现的劳动。换言之，大模型所替代的是重复性、机械性的劳动，而不可能真正替代创造性的劳动。相反地，大模型还会成为创造性劳动的一种有效助力。在大模型的时代，劳动会进化成一种新的形式，其会成为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导向的行为。譬如，当今的开源软件运动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参与者往往抱持一种不求物质回报的心理，而更多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其次，人类自我实现的另一路径是行动。在生活中，人们由于环境或能力的限制而被迫进行某些行为，但大模型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能力，使人们从这种“被迫”的境地中得到解放。解放后的人类首先所需要的是个体意义上的反思，即我们要做一个从自己的内心合理性出发的自由人。换言之，这里的行动并不是盲从，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理性的自主性行为。同时，这种自主性行为还应当是一种社会化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体行为，即行为者需要与他人形成一种真正意义的关系网。或者用拉图尔的说法，便是要形成真正意义的行动者网络，②并在行动者网络之中构建一种共同体的新叙事。

当然，阿伦特也看到了一种共同性的异化，甚至还会出现公共性的尽头。阿伦特写道：“当人们只从一个方面来看待共同世界，只允许从一个角度来看待它时，它就结束了。”③ 阿伦特还讨论了一种共同体之中的孤独现象。她认为：“在现代环境下，这种对与他人的‘客观关系以及通过这些关系所保证的现实的剥夺已经成为孤独的普遍现象，在那里它呈现出了最极端、最反人类的形式。”④ 这似乎让人们想到了尼采那句名言：我在人群之中才感到更深程度的孤独。我们仍然需要在不同思想家的资源中进行深度的思考，才能够更加接近那一个在技术赋权之后的新的理想未来。这种新的群体化生存是开放性的，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它会走向何种未来。然而，正因为其是开放性的，那么每个参与者对于未来的意义都需要给出自己的定义，这样就会避免一种共同体的集体异化。

五、结语

从整体来看，阿伦特的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个概念对我们思考大模型时代的人类走向具有重要的帮助。大模型的出现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带来劳动的终结，因为大量的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工作将由机器来完成。人类不再因为某些自然的需要而进行这些劳动，那么这恰恰带来了人类存在意义的危机。因为劳动就是生命本身，并且劳动和消费的辩证法使得我们在劳动的辛苦之后可以更大程度上获得在消费时的愉悦。换言之，如果未来社会个体都陷入一种不劳而获的状态的话，那么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远离幸福。阿伦特关于动物化劳动者的概念，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那么未来谁将会成为动物化的劳动者，是人还是机器？这一点对人类的未来生存方式提出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当人类不再思考时，那么人类就可能会变成动物化的劳动者。当然，如果人类堕落到完全不劳而获时，那么可能连成为劳动者的机会，人类也很难获得。

大模型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作的胜利。阿伦特的工作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希望创造的一种人工世界结合在一起。工作反映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工作的胜利使人类获得的自然力大大增加，也使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远离那些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同时，其也会使人类社会逐步从劳动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型。然而，这其中也蕴含了巨大的危机。当人类甚至连提示权都不能保留时，那么人类将可能会丧失一切技艺。换言之，跟机器相比，人究竟还会剩下什么？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则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潜能。那么在大模型技术的背景之下，人类是否可以迈向那样一个更加理想图景的共同体？从技术条件来看，大模型代表了一种言语革命，确实可以帮助人类个体更好地展现自我，从而实现一种沟通革命和行动革命。当然，在行动过程当中，对工具的倚重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种工具的统治。因此，大模型带来的行动潜能与政治堕化风险一样显著。行动同样会面临被工作吞噬的风险。

如前所述，大模型的胜利恰恰是一种工作的胜利，而工作就有可能摧毁人类创造永恒事物优秀性的可能，最终行动也可能会工具化和工作化。因此要破除这种工作的统治地位，就需要重新回到阿伦特的劳动和行动的概念本身。换言之，在大模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即便人摆脱了那些自然需要的劳动，也应该主动创造一定程度的劳动，因为那种在辛劳之后享受消费带来愉悦的关联，是写进基因中的。人们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劳動形式，同时还需要在保持个体理性和自主思考的基础之上，形成真正意义的共同体行动。换言之，在社会个体获得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之后，人类社会的最终尽头便可能是政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和价值便会凸显出来。人类个体对于共同体的愿景以及参与，会成为未来社会个体的最终归宿。通过在公共领域中的参与，以及为共同体服务并重新找回自身的价值，这样个体就可以避免工作对人的统治，并在真正意义的行动之中找回自身的价值。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