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工合龙处碑
——清代成功堵复黄河特大决口的历史见证

张怀记 徐新军

郑工合龙处碑

郑工合龙处碑又被称作“郑州石桥清代堵口碑”，现保存于黄河博物馆，碑通高2.86 米，宽0.76 米，厚0.15 米。该碑因长期埋没在淤土之中，个别地方有残损，但正反两面碑文无损。碑首为高浮雕二龙戏珠图案，并有阴刻楷书“皇清”二字。碑肩为浅刻云水图案。碑身阳面正中阴刻隶书“郑工合龙处碑”5个大字。碑身阴面为满幅篆书文字，共8 竖行128 个字，满行最多18 字，全文如下：“郑工堵筑决口，经始于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讫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竣工。钦差督办礼部尚书高阳李鸿藻、前署河东河道总督义州李鹤年、前河东河道总督觉罗成孚、河南巡抚望江倪文蔚、今河东河道总督吴县吴大澂勒石纪之。而系一铭，铭曰：兵夫力作劳苦久，费帑千万堵兹口。国家之福，河神之佑，臣何力之有？”

2014 年2 月下旬，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后，黄河博物馆专门邀请河南省文物鉴定专家组对馆藏历史类文物进行鉴定与定级，郑工合龙处碑因其历史价值、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三合一的独到特色被专家组一致评定为国宝级一级文物，成为黄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郑工合龙处碑记载了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黄河在郑州下汛十堡（今惠济区花园口镇石桥村）决口南泛，致使15 个州县约180 万人受灾，清廷先后授命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礼部尚书李鸿藻督修河防未果遭处分后，吴大澂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办堵口大工，由于措施得当，终于在光绪十四年（1888 年）十二月合龙成功并立碑纪念的史实。

郑工合龙处碑碑首

郑工合龙处碑的发现及出土情况

郑工合龙处碑背面文字拓片

郑工合龙处碑从发现到保护，其过程一波三折。该碑最初立于郑州惠济区花园口镇石桥村西的黄河大堤背坡上，原有四角碑亭，造型端庄，后来碑亭被毁，只剩四根石柱。1987 年左右，当地建碑林征集石刻，准备将这通石碑纳入其中。当时，黄河大堤还不是标准化堤防，堤顶没有硬化，专业设备无法在其上面作业，人们只能用钢丝吊拽石碑，不料将石碑拉断。此后，征集单位不敢再移动石碑，只得将它留在原地。后来，黄河河务部门进行黄河大堤淤背工程建设，石碑被淤埋在大堤下面。1992 年4 月至10 月，黄河博物馆与黄委档案馆、《黄河志》总编室等单位合作，到济源、焦作的沁河五龙口、沁阳、博爱、武陟和小浪底水库淹没区及豫北原阳等地进行古代水利遗址、遗迹及文物调查，在此处发现埋藏于地下4 米的清代重要治黄文物—郑工合龙处碑。随后，黄河博物馆会同河南黄河河务局对该碑及碑亭进行了挖掘清理，将碑挖出后，前期放置在郑州邙金黄河河务局（今惠金黄河河务局）后院。1993 年2 月，黄河博物馆向黄委打报告要求收藏此碑，时任黄委副主任仝琳琅批示：“以博物馆收藏为好。”1995年2 月13 日，在河南黄河河务局、郑州邙金黄河河务局的协助下，郑工合龙处碑被移至黄河博物馆妥善保存。

郑工合龙处碑最初放置在邙金黄河河务局（现惠金黄河河务局）后院

郑工合龙处碑反映的黄河堵口历史背景

进入光绪朝后，黄河在山东几乎年年决口。为了减轻河患，各级官员想尽各种办法，如提出筑堤束水刷槽，购买国外挖泥船疏浚入海口，利用徒骇河等河流分减黄河洪水等。就在山东、河南、江苏等地方大员为黄河是否分流争论不休之际，光绪十三年（1887 年）八月十四日，黄河在郑州下汛十堡发生了特大决口事件，大溜南趋注入淮河。由于决口太大，许多官员主张趁此机会归复黄河故道，如李鸿藻、李鹤年等人。山东巡抚张曜也由原先主张的分水三分入故道变为全河改归故道。对于归复黄河故道的主张，翁同稣和潘荫祖坚决反对。九月初十日，他们联合上了一道奏折，对于归复故道之事，表示反对，并详细对此进行解释，概括起来为两大患、五可虑。他们认为：“黄注洪泽，而淮口淤垫，久不通水，仅张福口引河，阔不过数丈，大溜东注，以运河为尾闾，仅恃东堤为护，已岌岌可危。今忽加一黄河，必不能保。大患一。洪泽淤垫，高家堰久不可恃，黄河势悍，入湖后难保不立湖塌卸，不东冲里下河，即南灌扬州，江、淮、河、汉并而为一。东南大局，何堪设想？大患二。里下河为产米之区，万一被淹，漕米何以措办？可虑一。即今漕米如故，或因黄挟沙垫运，不能浮送。或因积水漫溢，纤道无存，漕艘停运，且山东本借黄济运，黄既远去，沂、汶微弱，水从何处？河运必废。可虑二。两淮盐场，胥在范公堤东。范堤不保，盐场淹没，国课何从征纳？可虑三。颍、寿、徐、海，好勇斗狠，小民荡析，难保不生事端。可虑四。黄汛合淮，势不能局于湖堵，必别寻入海之道，横流猝至，江乡居民莫保旦夕。可虑五。”

为了平息河道之争对郑州决口堵筑的不利影响，朝廷在十一月就李鸿藻和李鹤年的奏折，下达上谕明确缓议归复故道的提议。至此，延续了30 年之久的河道走向之争，最终尘埃落定。

郑工合龙处碑反映的是自清咸丰五年（1855 年）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北流后，最早、最大的一次黄河决口堵复情况。据史料记载，1887 年8 月14 日，黄河在郑州下汛十堡（今惠济区花园口镇石桥村）决口南泛，由贾鲁河入淮，导致15 个州县受灾，灾民约180 万人。光绪皇帝派多人督促整修堤防，均未获成功。河东河道总督吴大澂接办后，筹划有方、措施得当，于1888 年12 月指挥将决口合龙。也正是这次堵合成功，使黄河南流成为历史、黄河北流成为惯常，为当代黄河下游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此深重的灾难，在当时的条件下，治理过程之艰难，可想而知。虽然治理的过程曲折，困难重重，但最终堵合成功。此次决口治理，是清朝时期黄河上最大的堵口工程，在晚清政局动荡、官场腐败情景下，显然是取得了相对较为满意的结果。此后，黄河河南段在以后的40 年中没有出现大的河患，为历史之少见。

郑工合龙处碑蕴含的巨大价值

真实反映了清朝治河的曲折过程

郑州黄河决口发生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八月十四日，由于种种原因，堵筑工作却迟迟未能开工，直到十二月二十日，西坝才开始动工，东坝更是到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一月四日才动工。决口的堵筑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年，次年十二月十九日才正式宣告合龙。其实，朝廷在收到河决的消息后，就立即令河东河道总督成孚和河南巡抚倪文蔚通力合作，抢堵决口。但由于下面各级官员意见、反应不一，导致决口迟迟不能动工。

对于郑工，“自初溃口，凡在工员役，皆倡言不能办理”。决口治理的难度，使身为河南巡抚的倪文蔚亦感到压力大、责任重，加上各级堵口工员面临困难畏缩不前的心态，让堵口筹备工作进度更加迟缓。而此时，朝廷上下就是否归复黄河故道的争论，又进一步干扰了在工人员堵筑决口的决心。早在郑州还未决口的时候，山东巡抚张曜就多次上奏要求恢复黄河故道，清政府也曾令地方大员讨论过此事。郑州决口后，要求归复黄河故道的呼声更加高涨。虽然朝廷下旨要求迅速堵合决口，但又让李鸿藻、李鹤年等人论证归复故道的可行性，这就让在工人员产生了侥幸心理，认为河归故道是有可能的，没有必要浪费人力、物力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

河督成孚对归复黄河故道亦抱有很大希望，因此，对于堵合决口的意志并不坚定，甚至在给倪文蔚的复函中谎称，朝廷并没有要迅速堵合决口的旨意。成孚是河督，他这样的态度对在工人员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倪文蔚力主先堵塞决口，他的观点很有道理。当时的黄河改道北行，本质上是黄河自身发展变化规律所致，大势所趋，人力无力改变；且苏皖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也决定了河走南道，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何况当时清政府并不具备归复故道的财力。鉴于归复故道之说有碍决口堵筑，朝廷只得下旨明言，“无论南流北流，总宜先堵溃口”，这才让“在工员弁始不敢坚持前议”。

纵观决口治理的筹备阶段，资金和料物问题，并不是本质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河工的腐败。正是河工的腐败，才使得资金和料物短缺问题凸现出来。河决后，治理费用原估需银1200 万两，会奏时截其半。清政府此时虽然财政较为窘迫，但为堵合决口还是多方筹集资金，先后筹银达1000 余万两，两次批准借款白银200 万两。由于治河的款项是分批运送的，所以不可能使郑工的资金一步到位。在治理决口的整个过程中，出现过款项即将告罄的危机，但并没有出现因款项不济而导致停工的事件。堵筑决口，用料为大宗。此次大工需料甚多，筹办过程虽困难重重，却不是无料可办，大工最终堵合成功，说明料物还是能够购得。只是由于在筹备秸料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办料方法失当、办料员工腐败等因素，导致了办料迟缓，并直接推迟了郑工的开工时间。

河南官员在河决之初的反应，使到任未久的倪文蔚对当地官员大为失望。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决口的堵筑，倪文蔚先后上奏，从外省调来了一批能干人才，如前山西布政使绍 、降调浙江按察使陈宝箴、前山东按察使潘骏文、直隶州知州何嗣焜、湖北候补道陈建侯等人。

大工迟迟未能开工，朝廷深为忧虑，多次严旨催办，先后派李鹤年、李鸿藻驻工督促，以期早日兴工。李鸿藻被任命为督办郑工大臣，加快了工程开工的进度，但当时已进入十二月份，时常出现风雪交加、飞沙迷目的恶劣天气，工程进展比较缓慢。

进入次年三四月份，大工各项事宜及两坝进展速度，较之前期大有起色。究其原因：其一，运土之小铁路和车厢、用于晚间照明之电灯陆续得到应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其二，从三月十三日起，在工员弁分为两班，昼夜动工，使工无停时；其三，治河经费源源不断；其四，黄河水势平稳，夏汛之初没有出现大的水涨现象；其五，由于提高料价，购料稍易，料物基本满足使用。

随着决口逐渐变窄，水深流急，进占的难度日益增大。因此，东坝总办潘骏文建议李鸿藻奏请停工。郑州大工关系江淮地区安危，如若停工，下游出现灾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朝廷下旨责令李鸿藻等人：但有一分可办，决无停工之理，并积极地为郑工筹集资金。四月末，所筹资金渐次运至工地，消除了大工停工的危险。

吴大澂画像

眼看大工合龙在即，但五月二十日之后出现的西坝、东坝蜇陷，引河开决等一系列事故又致使大工施工情况直转而下，堵口功败垂成。七月十日，朝廷下旨，李鸿藻、倪文蔚均革职留任，降为三品顶戴；派吴大澂署理河督。李鸿藻、倪文蔚虽然受罚被贬，但从整个工程上看，李鸿藻督办郑工这一阶段，成绩还是有目共睹，550 丈的决口最终堵合到只剩下30 余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成就。

八月五日，吴大澂到达开封；六日，接任河督之职。吴大澂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到任后，吴大澂的主要任务，一方面要在两坝进占前，将大工应办各事宜准备完毕，待条件允许，即行开工；另一方面要奉旨查明两坝、引河贻误的原因及倪文蔚等在工官员被参的实情。

八月十二日，吴大澂驻来童寨行馆，周历两坝，查阅工程。在对大工各项工程调查完毕后，吴大澂做了以下部署：其一，将已成之占埽培护加固，避免再致走失；其二，为了保证合龙时的安全性，在西坝赶加挑水坝一道；其三，拦坝堵流，挑深引河；其四，委派官员，加紧购料。同时，向朝廷奏请拨款100万两白银，以补工款之不足。吴大澂吸取前次购料教训，直接设厂收料，不经地方官员之手，并时常亲自到料厂稽查办料进度。

西坝首先于十月十三日开工，东坝则于二十四日开工。十二月十九日，郑州决口堵筑工程宣告竣工。

吴大澂能将决口顺利合龙，是由多种有利的条件决定的：首先，吴大澂的个人能力对于早日堵合决口，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能审时度势，变通办法，破除河工陈例旧规的约束，采用新方法，使用新材料，这是大工能够及时告竣的重要因素。其次，资金和料物充足是合龙成功的保证。吴大澂在到任后，经过实地考察，又奏请朝廷续拨100 万两白银，到大工合龙之时，除已用之款，尚存银约90万两。料物则在合龙前一个月，已经购足，并先后将购料厂封闭。资金和料物充足为郑工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最后，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在工员弁的士气较为高涨，干劲亦足，故开工后，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一鼓作气将决口堵合成功!

郑州黄河决口后，清廷对河督和巡抚都没有进行严厉的处罚，究其原因是想激发其堵筑决口的动力。但为了以儆效尤，对上南同知余潢、上南营守备王忻、郑州州判余嘉兰、署郑州下汛千总陈景山、署郑州下汛额外外委郭俊儒等人即行革职，枷号河干，以示惩戒，署开归陈许道李正荣摘取顶戴。

清代堵口正坝、二坝联合进占示意图

闪耀着近代科技治河的火花

19 世纪60 年代至90 年代，洋务派为了清朝自救，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于军事和民用工业，水利建设方面也开始运用一些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资料。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十月，由于“工赈事务极繁，须与邻省商办，关系紧要”，倪文蔚请奏接设山东济宁与河南省城开封之间的电报线。这是黄河上第一个专用的线路，也是河南省境内的第一条电报线路。电报线的建立，大大加快了黄河通信联系和汛情传递速度。

《御览三省黄河全图》局部

《御览三省黄河全图》之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大湾兰考东坝头段

为了加快决口堵筑速度，减少难度，降低费用，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倪文蔚和成孚商量后，委托李鸿章购买小段铁路和车厢及电灯，就这样，郑州石桥堵口首次引进了长2.5 千米的小铁路、100 辆土铁车、1 架电灯，安装于石桥堵口工程西坝，有力促进了工程的进展。吴大澂同样注重西方科技的运用，他到任后即电商北洋大臣李鸿章，调拨旅顺所存“塞门德土”（即水泥）3000桶，并派员到上海、香港添购水泥600桶，于十一月底趁引河未开，口门以下河身干涸，用灰浆砌筑砖石护岸，砖面石缝用水泥砂浆涂灌坚实，使坝基连成一体，足以抵挡河溜冲刷，用石少而工程坚固。水泥、电话、铁制轨道运土车等首次使用，开近代在黄河上引进新型材料和先进技术之先河。十月二十一日，吴大澂向光绪帝奏陈：豫省黄河之患非不能治，病在不治而已。筑堤无善策，厢埽非久计，其要在建坝以挑溜，逼溜以攻沙，溜入中泓，河不着堤，则堤身自固，河患自轻。在治河实践中留下了“守堤不如守滩”的名言。

郑工中首次使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观念开创了清代治河的新时代。其间，还两次借用洋款，开河工借款之先河。此后的1889 年，吴大澂又从全国调集20 余名测绘生，测量自河南阕乡县金斗关（今灵宝市境内）至山东利津铁门关海口长达1021 千米河道，绘制新法地图共157 幅（比例为1 ∶3000）。次年图成，呈光绪帝浏览，故定名为《御览三省黄河全图》。这些新观念、新技术对后来的黄河治理都有着重要影响。

光绪年间黄河上运料使用的窄轨小火车

承载着高超的书法艺术价值

郑工合龙处碑碑身正面刻有“郑工合龙处”5 个隶书大字，背面为128 个篆书文字，皆由吴大澂亲笔题写。

吴大澂不但治水有方，同时又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者、收藏家、书法家。他将其毕生精力致力于金石文字的训诂考据之学，于古文字、金石学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书法艺术尤其篆书水平颇高，为晚清注入了新的生机。

吴大澂书法早期师从陈奂，习二李（李斯、李阳冰）之风，继承传统；中期转益多师，熔铸百家，博采众长；后期积一生临池之功，求创新之处，得自我之风格，其篆书平整规范，汲古出新，远师三代文字、汉魏笔法，加入碑意，近受杨沂孙等名家之影响，参以古摘，融大小篆为一体，开 “ 书金文之鼻祖”，对后世影响很大。

郑工合龙处碑立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年底，此时正是吴大澂篆书艺术的鼎盛时期，其背面铭文用笔圆润，且遒劲有力；整体风格结构严谨，行列紧凑，遒丽有致；字体既疏朗稳重，又古雅端庄，堪称晚清传世的一件书法珍品。

黄河水利碑刻是辉煌灿烂的黄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黄河水利碑刻被称为“黄河石头书”，是研究古代黄河治理开发与利用保护的重要实证。郑工合龙处碑是清代后期黄河堵口工程的历史见证。一方面，它是清代后期“郑州大工”的实物证据；另一方面，它反映了黄河由南流向北流格局的转变，也为新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该碑对于研究河防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除本身文物价值外，它还是研究近100 年来黄河泥沙淤积、大堤加高和周围环境变化的可靠物证。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一部治河史,半部中国史”。千百年来，沿黄儿女将历年来黄河的泛滥与治理、开发与利用等情况刻于石碑之上，沿河形成了数量多、分布广、内容丰富的黄河水利碑刻。除郑工合龙处碑外，黄河博物馆目前还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黄河堤防管理界碑埄堠碑和1947 年花园口堵口纪念碑。其中，埄堠碑为模制陶质，上圆下方，高54厘米，宽21 厘米，厚10 厘米。碑的正面阴刻3 行文字，竖行楷书。中间一行刻“汲县河堤下界埄堠”，右左两行连刻为“西至上界永福村八十里”，是宋金时期黄河堤防划段管理的边界碑。1947 年花园口堵口纪念碑由6 通石碑组成，每通高235 厘米，宽60 厘米，围成一个六棱体。该碑记述了花园口决口和堵口始末。由于该碑是黄河近现代史上一次特大事件的实物资料，且碑文记载花园口决口由日本飞机轰炸造成，对研究花园口决口真相事实、堵口技术、国共两党在黄河归故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等方面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

埄堠碑

此外，在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城东南13 千米的黄河边的嘉应观（又叫黄河龙王庙）御碑亭内，还立有一通御制铁胎铜碑，系清雍正二年（1724 年）铸造，高4.3 米，宽0.95 米，厚0.24米，由雍正皇帝亲自撰文，并盖有玉玺“雍正御笔之宝”。此碑高大，有雍正皇帝书、文、印的真迹，记载有翔实的治黄史料，因制作工艺精湛，用料独特，又被称为“中华第一铜碑”。碑文中，雍正皇帝阐述了自己在治理黄河过程当中是如何不辞劳苦地为了百姓的安危，奔走于黄河的险工地段，修筑堤防，并说出修建嘉应观的目的是祭河神、防水患、保社稷、固江山。雍正的御书碑文是反映清代治理黄河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雍正的字在民间一向很少，而此篇碑文是他亲笔书写，在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同时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黄委现保存有200 多通与黄河的水势、水情、灾害、利用、治理有关的水利碑刻或拓片，而散落在大河上下的碑刻及拓片更是不计其数。这些碑刻涵盖了黄河上、中、下游的广袤地区，与黄河和黄河流域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与黄河的治理开发息息相关。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黄河水利碑刻全面记录了黄河流域不同地区治理、开发、利用黄河的艰辛过程，反映了人们在认识黄河、治理黄河过程中形成的治河思想、治河方略和治河技术，展现了黄河儿女在治黄过程中层出不穷的聪明和智慧，这中间虽有封建糟粕成分，但更不乏精华存在，是优秀黄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2021 年10 月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依托黄河流域文化遗产资源富集、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优势，从战略高度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作为黄河上的水利行业文博工作者，面对丰富多样的黄河水利碑刻，我们要结合自身定位开展全面、系统、有针对性的研究，努力让这些“石头书”“活起来”，讲好黄河故事，更好地展现黄河历史文脉，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嘉应观铜御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