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书风格的基本特征是一脉相通的

内容提要：李白是盛唐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杰出的书法家。大唐盛世的时代特征和李白狂放不羁、超凡洒脱、豪放飘逸的性格特征，逐步孕育出谪仙、醉圣、任侠的李白气象。他道主儒次，仙风道骨，仙道思想对其影响深远。他的诗歌，博大宏阔，洒脱绝尘，豪放飘逸；他的书法，雄健浑厚，疏朗跌宕，豪放飘逸。飘逸既是其诗风的基本特征，又是其书风的基本特征，二者是一脉相通的，集中体现了盛唐崇道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盛唐李白；仙道文化；诗书飘逸；一脉相通

文学艺术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哺育伟大的文艺天才。李白是盛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诗歌，博大宏阔，洒脱绝尘，豪放飘逸；他的书法，雄健浑厚，疏朗跌宕，豪放飘逸。飘逸既是其诗风的基本特征，又是其书风的基本特征，二者是一脉相通的，集中体现了盛唐崇道的精神风貌。

一、李白诗风的基本特征

被杜甫称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仙李白，“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1]。苏轼将其与诗圣杜甫并列，称二人“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2]。李白是屈原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歌成就在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达到浪漫主义艺术的巅峰。他的诗风博大宏阔，洒脱绝尘，豪放飘逸，飘逸是其诗风的基本特征。

（一）历代诗家或诗歌评论家对李白飘逸诗风多有评述

唐代杜甫《春日忆李白》评李白诗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3]杜甫认为，李白的诗飘然不群、清新俊逸，简言之，即清俊飘逸。

北宋王安石云：“李白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4]王安石直言李白诗歌豪放飘逸。苏轼《书学太白诗》云：“太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学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犹有可观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谪仙，比律不应从重。又有崔颢者，曾未豁达，李老作《黄鹤楼诗》颇似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盖与徐凝一场决杀，醉中联为一笑。”[5]苏轼认为李白诗风飘逸绝尘，后人无法超越。李赤以狂人自诩，竟敢自比谪仙，不自量力。无论崔颢还是徐凝，均不能撼动李白飘逸诗仙之地位。蔡絛《西清诗话》云：“李太白诗，逸态凌云，映照千载；然时作齐梁间人体段，略不近浑厚。”[6]蔡絛认为李白诗逸态凌云，即高拔飘逸。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7]严羽直言李白诗风飘逸。

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总序云：“有唐三百年诗……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8]高棅直言李白诗“飘逸”。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云：“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面目。”[9]803沈德潜述李白诗深远宕逸。宕者，奔放意也；宕逸，奔放飘逸之意。即云李白诗奔放飘逸。

以上是直接用飘逸来表述李白诗风的。还有一些诗家或诗评家，撇去飘逸一词，而直述其具体表征，多侧面、多角度地评述李白飘逸诗风。

唐代裴敬说李白“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沈光说他“振笔着纸，乃以聪明移于月露风云，使之涓洁飞动；移于草木禽鱼，使之妍茂褰掷；移于闺情边思，使之壮气激人，离情溢目；移于幽岩邃谷，使之辽历物外，爽人精魄；移于车马弓矢，悲愤酣歌，使之驰骋决发，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怀，尽见穷通焉”（沈光《李白酒楼记》）。此系唐人评李白诗如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能使月露风云，涓洁飞动云云。想象神奇，变化无端，虚无缥缈，风姿洒脱，逸气风发。

宋代黄庭坚说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黄庭坚《题李白诗草后》）。张戒说“太白多天仙之词，退之犹可学，太白不可及也”（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此系宋人评李白诗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多天仙之词，超凡脱俗，神情闲逸，飘飘若仙。

元人陈绎曾说李白“善掉弄，造出奇怪，惊动心目，忽然撇出，妙入无声。其诗家之仙者乎？”（陈绎曾《诗谱》），周权说李白“酒酣挥洒翻河笔，险语能令神鬼泣。至今光焰照尘寰，一字堪偿双白璧”（周权《谪仙楼》）。此系元人评李白诗能令神鬼泣，直呼李白是“诗家之仙者”，即“诗仙”是也。

明代王穉登说李白“迨长流夜郎，与魑魅为伍，而其诗无一羁旅牢愁之语，读之如餐霞吸露，欲蜕骨冲举，非天际真人胸臆，畴能及此？”（王穉登《李翰林分体金集序》），许学夷说“太白歌行，窈冥恍惚，漫衍纵横，极才人之致……此皆变化不测而入于神者也”（许学夷《诗源辨体》），冯复京说“太白歌行，曰神曰化，天仙口语，不可思议。其意气豪迈，固是本调，而转折顿挫，极抑扬起伏之妙”（钱良择《唐音审体》卷七转引明人冯复京言）。此系明人評李白诗“餐霞吸露”，神鬼莫测，如“天仙口语”，“不可思议”云云。

清人沈德潜说“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沈德潜《唐诗别裁》），齐召南说李白诗“一如飞行绝迹，乘云驭风之仙”（《李太白集》齐召南序），郭兆麒说太白“七言长短句则纵横排奡，独往独来，如活虎生龙，未易捉摸，少陵固尝首肯心醉矣”（郭兆麒《梅崖诗话》），赵翼说李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赵翼《瓯北诗话》），姚鼐说李白“于律体中以飞动票姚之势，运广远奇逸之思，此独成一境者”（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方东树说“太白当希其发想超旷，落笔天纵，章法承接，变化无端，不可以寻常胸臆摸测；如列子御风而行，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威凤九苞，祥麟独角，日五彩，月重华，瑶台绛阙，有非寻常地上凡民所能梦想及者”（方东树《昭昧詹言》）。此系清人评李白诗，洋洋洒洒，囊括百态，给人的印象是意境奇妙，形影飘忽，变幻莫测，天马行空，雄奇飘逸。

这些历代著名诗家或诗评家对李白诗风的评述，虽然用词有所不同，但都有关于飘逸的表述，说明飘逸是李白诗风基本特征的公认度极高。

（二）诗风飘逸的李白诗歌

李白诗风飘逸的基本特征，在李白诗歌里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如《蜀道难》云：“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山高近天，松挂绝壁，湍流争喧，转石如雷，仙气缭绕，让人遐想，神话般妙不可言，“辞旨深远，雄浑飘逸”（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蜀道难》），堪称飘逸诗风的典范之作。

又如《送友人入蜀》云：“见说蚕丛道，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送友人入蜀，用“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表述险峻崎岖的入蜀路途，用“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描述诱人的如画风景。此诗描写艰难的旅途，却写得轻松谐美，如览幽胜，气度从容，潇洒飘逸。

又如《寻雍尊师隐居》云：“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苍翠的山峰，连绵陡峭，高耸云端，远离尘嚣，不记其年。拨开云雾寻找山林古道，靠着岩石倾听潺潺流泉。温暖的花丛闲卧青牛，高高的松树白鹤休眠。一席交谈直到暮色笼罩江水，独自走下烟云弥漫的寒山。全诗意境幽美，神韵悠然，极尽清秀飘逸之态。

又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弃我去者，是仕途不畅、志向不达的往日，无可挽留；乱我心者，是对后续人生无定的茫然和烦忧。诗人举目但见长空秋雁飞行，内心不觉为之一振，于是酣饮高楼，逸思万里，渐渐腾云驾雾、飘飘欲仙起来，竟至幻想超脱凡俗，辗转腾挪，飞天摘月而去！何其豪放飘逸！

又如《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云：“西岳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此诗描绘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游仙情景，华山玉女身穿艳丽的云霓衣裙，拖着宽阔的飘带，素手握着皎洁的芙蓉，轻盈飘拂，升天而行。诗人驾鸿于凌云仙界，被玉女邀至华山云台峰，拜见了仙人卫叔卿。诗风轻盈文雅，神奇恍惚，飘洒闲逸，又何其飘逸。

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云：“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脚登云梯山路，半道遇海上日出，天鸡一声划长空，岩途盘旋不定。一路观花倚石，不觉天晚色青。熊吼龙吟山泉鸣，森林战栗，层峦震惊。云黑欲雨，水澹烟生。电闪雷鸣，丘峦欲崩。仙府石门，訇然开通。洞阔无际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宫。彩虹为衣，风当马乘。虎弹琴瑟，鸾驾车行。云中神仙纷纷下，仙人如麻列相拥。此系李白赐金放还离长安回东鲁的次年南游临行赠友诗。“托言梦游，穷形尽相，以极洞天之奇幻。至醒后顿失烟霞矣。”（沈德潜《唐诗别裁》）“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陈沆《诗比兴笺》）还是《唐宋诗醇》说得透彻：“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清高宗弘历敕编《唐宋诗醇》卷六）此诗“因语而梦，因梦而悟”，梦境连着仙境，“夭矫离奇”，神思飞越，天马行空，何其豪放飘逸！

又如《赠裴十四》云：“朝见裴叔则，朗如行玉山。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身骑白鼋不敢度，金高南山买君顾。徘徊六合无相知，飘若浮云且西去！”这是一首赠友人诗，写得超凡脱俗、宏阔飘逸！诗人将友人比作如行玉山的裴叔则，光彩照人。诗人赞友人胸怀宏阔，能容纳落天入海、一泻万里的黄河之水；气度浩瀚，能惊得河伯不敢骑白鼋横渡；品格高贵，能引人不惜“金高南山”也要买君一顾。而今六合之大，却无相知之人，友人飘若浮云，即将西去，令人唏嘘。全诗短短52字，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这样的句子，字里行间，充满飘逸色彩。实际上，诗人也把自己的飘逸之气倾注其间了。

还如《清溪行》《梁园吟》《月下独酌》《听蜀僧浚弹琴》《醉后赠从甥高镇》《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诗篇，以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等诗句，都写得神韵悠闲，超凡脱俗，飘飘欲仙，充分体现李白诗风飘逸的基本特征。

（三）“飘逸”有意无意地成为李白诗歌辨伪的基本標准

历代诗家或诗歌评论家，往往用“飘逸”来辨别李白诗歌真伪。

如北宋苏轼《书李白十咏》云：“过姑孰堂下，读李白《十咏》，疑其语浅陋。见孙邈，云闻之王安国，此乃李赤诗，秘阁下有赤集，此诗在焉，白集中无此。”[10]2096苏轼疑《姑孰十咏》非李白诗，除了“见孙邈，云闻之王安国，此乃李赤诗，秘阁下有赤集，此诗在焉，白集中无此”之外，从诗的风格看，苏轼“疑其语浅陋”，“浅陋”者，浅薄平俗而无飘逸绝尘也，所以非李白诗作。苏轼在《书诸集伪谬》中又云：“唐末五代，文章衰尽，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如苏子美家收张长史书云：‘隔帘歌已俊，对坐貌弥精。语既凡恶，而字无法，真亚栖之流。近见曾子固编《太白集》，自谓颇获遗亡，而有《赠怀素草书歌》及《笑矣乎》数首，皆贯休以下词格。”[10]2098直言曾子固编《太白集》中“《赠怀素草书歌》及《笑矣乎》数首，皆贯休以下词格”，而“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即言《赠怀素草书歌》及《笑矣乎》等有贯休诗的“村俗之气”，有“村俗之气”的诗歌，自然没有飘逸绝尘之风，所以非李白诗作。

南宋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晁公武，面对“近蜀本又附入左绵邑人所裒曰白隐处少年所作”“尤为浅俗”的60篇诗作，告诫读者：“白天才英丽，其辞逸荡隽伟，飘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读者自可别其真伪也。”[11]这种“尤为浅俗”的诗篇，与李白“逸荡隽伟”的诗风是绝不相符的，读者以此衡量，自可辨别真伪。这里的“逸荡隽伟”就有豪放飘逸之意，晁公武实际上就是用“逸荡隽伟”（豪放飘逸）去辨别60篇“尤为浅俗”的所谓李白诗作，只是他把这个辨别权交给了读者。严羽也持此观点，他在《沧浪诗话·诗证》中云：“《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数句类太白，其他皆浅近浮俗，绝非太白所作，必误入也。”因其“浅近浮俗”而非飘逸绝尘，所以“绝非太白所作”。

清代赵翼《瓯北诗话》卷一也云：“《少年行》末幅云：‘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徇书受贫病！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衣冠半是征戍士，穷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长百丈，不如当代多还往；遮莫姻亲连帝城，不如当身自簪缨。试以青莲他诗读之，有此村气耶？”[9]938赵翼将《少年行》与李白其他诗歌比较，概括《少年行》的特点是“村气”，“村气”自然不是飘逸绝尘，“村气”之作也就自然不是李白之作了。

无论是苏轼所云的“浅陋”“村俗之气”还是晁公武所云的“尤为浅俗”，无论是严羽所云的“浅近浮俗”还是赵翼所云的“村气”，均非飘逸绝尘。所以，他们都否定这些作品是李白之作。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飘逸是李白诗风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历代诗家或诗歌评论家对李白诗风的评述，还是李白诗歌鉴别实践，尤其是李白诗歌本身的印证，都充分说明了飘逸是李白诗风的基本特征。

二、李白书法与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是一脉相通的

记录诗歌，须有载体；记录诗歌的书法，便是诗歌的载体。而且诗歌不能尽意处，则可用承载诗歌的书法相补充。诗与书息息相通，相互渗透。诗之美，常假乎书；书之美，亦常假乎诗。诗书相假，相映成辉，相得益彰。唐代书论家张怀瓘《书断》云：“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12]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也云：“诗不能尽，溢而为书。”[10]614所以，诗与书有时可以类比。明人许学夷云：“李杜歌行，大草也。”[13]将李杜诗歌比作书法大草。无独有偶，清人乔亿也将李白诗歌比作张旭、怀素的草书：“李太白，颠、素之草书也。”[14]人们往往可以观其诗而知其书，观其书而知其诗。黄庭坚《题李白诗草后》云：“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15]黄庭坚亲眼见过李白诗草，这位“宋四家”之一的书法大家兼诗人，一番审视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观其稿書，大类其诗”。也即是说，李白诗歌和书法风格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通的。

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诗歌，一千多年来世代相传，其中不少诗歌家喻户晓，妇幼皆知。李白书法墨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目前可见者，只有《上阳台帖》（图1），此帖已成为当前辨识李白书风基本特征的唯一可睹墨迹。

《上阳台帖》引首有清乾隆皇帝楷题“青莲逸翰”四字，突出了飘逸的“逸”字；正文右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余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的题跋和观款。

宋徽宗赵佶跋云：“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评价李白“字画飘逸，豪气雄健”，简言之，即李白书风“豪放飘逸”。此跋虽非专述《上阳台帖》，却也是专评李白书风的。

乾隆皇帝跋云：“观其笔气豪逸，非他人所能赝托，张晏以下诸跋亦皆可据，其为青莲遗墨不妄耳。”评价李白《上阳台帖》“笔气豪逸”，即李白书风“豪放飘逸”，这与宋徽宗赵佶的评价相合，都是“豪放飘逸”。

元代张晏称赞《上阳台帖》云：“谪仙书传世绝少，尝云：欧、虞、褚、陆真书奴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积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张晏评价《上阳台帖》“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实际上也是说李白书风豪放飘逸。

《上阳台帖》笔法高古，结体宽博，跌宕如山石坠落，飘柔如飞鸿凌空，意态洒脱，气象万千，一如上述题跋所云“豪放飘逸”。

此外，尚有李白手迹碑刻存世。有文献明确记载的实物碑刻，目前比较公认的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书迹附录、现存曲阜孔庙的《送贺八归越》。碑文诗云：“镜湖流水春始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清人王琦编注《李太白全集》卷十四有《送贺宾客归越》一诗，与碑刻相比，有一处不同：前者首句为“镜湖流水春始波”，后者首句为“镜湖流水漾清波”。碑刻系草书，结体狂放，行笔任性，收放自如，动感强烈，疏朗跌宕，灵动飘扬，有狂放飘逸之风。

历史文献记载有古人亲睹而现在已失传的李白遗墨。唐会昌三年（843）二月，晚唐前守秘书省校书郎裴敬前往当涂青山，拜祭李白墓所撰祭文《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云：“予尝过当涂，访翰林旧宅……又于历阳郡得翰林《与刘尊师书》一纸，思高笔逸。”[16]裴敬曾于历阳郡得李白《与刘尊师书》一纸，亲睹李白书迹，评价其书法“思高笔逸”。此处“思高”，因是针对李白《与刘尊师书》一纸书法而言，指其风格高拔。“思高笔逸”，有高拔飘逸之意。元初许衡目睹《李青莲自书诗卷》，惊叹不已，跋云：“第观其草法之神，迅如奔雷，疾如掣电，出规入矩，飞舞自得，即使旭、素见之，亦当掣肘逊避。”[9]705张旭与怀素的草书，历来以飘逸著称，而许衡目睹《李青莲自书诗卷》，云其书法“迅如奔雷，疾如掣电，出规入矩，飞舞自得”，比之张旭与怀素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解缙亲睹《李青莲自书诗卷》，也作跋云：“青莲此卷，真得草书之三昧者耶！不然，何其如行云流水之无不如意也。”解缙说李白书法如行云流水，得草书三昧，可见其书法何其飘逸。

通观《上阳台帖》墨迹、《送贺八归越》碑刻，以及亲睹李白墨迹者（如晚唐裴敬、北宋黄庭坚、元初许衡及明人解缙）的相关评述可知，飘逸也是李白书风的基本特征。总之，飘逸既是李白诗风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李白书风的基本特征。可见，李白诗书风格的基本特征是一脉相通的。

三、飘逸何以成为李白诗书风格一脉相通的基本特征

李白诗书风格基本特征的形成，与李白所处社会的时代特征和李白性格的基本特征是分不开的。大唐盛世气度恢宏、超迈洒脱、豪放浪漫的时代特征和李白狂放不羁、超凡洒脱、豪放飘逸的性格特征[17]，逐渐孕育和塑造了谪仙、醉圣、任侠的李白气象，也形成了李白诗书风格飘逸的基本特征。

（一）仙道文化塑造李白诗书飘逸风格

“盛唐人，禅也；太白则仙也。”（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姚鼐称李白为“仙”。盛唐三教并存，道为首，定道教为“国教”。道教信奉神仙，推崇羽化成仙境界，致使仙游之习蔚然成风。仙道文化使人滋生狂放不羁、洒脱飘逸的性格和浪漫主义气质，并盘根错节地渗透在大唐的肌体里，也渗透在李白的肌体里。

李白生长于道教氛围浓郁的蜀中之地，“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李白《感遇》），“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耽老氏之言，继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脱落神仙之境”（李白《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自述“系飞帆于半天，泛渌水于遥海。欲去不忍，更开芳樽。乐虽寰中，趣逸天半”（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李白尊崇仙道文化，与元丹丘、司马承祯、吴筠、胡紫阳等名道谈玄论道、炼丹修身。唐代贺知章称他为“谪仙”，司马承祯称他“有仙风道骨”。以“飘逸”为基本特征的仙道文化在李白心灵深处根深蒂固。

飘然若仙的李白，骨子里渗透着飘逸之风。五代刘晌称他“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刘晌《旧唐书·李白传》），五代王仁裕说他“天才俊逸”（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粲花之论》），南宋严羽称他“天才豪逸”（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都是说他豪放飘逸，等等。飘然若仙的李白，其飘逸之风自然会渗透到他的诗书里。

（二）醉酒塑造李白诗书飘逸风格

唐代杜甫《饮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18]杜甫将李白饮酒与诗篇建立起“数学等量”关系，鲜明地表现了李白“酒中仙”的形象。魏颢《李翰林集序》记云：“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19]李白半醉撰写皇帝令制的《出师诏》，而且“不草而成”。殷璠《李白》云：“李白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20]直言李白嗜酒，诗文“率皆纵逸”。

五代王定保描述李白醉中挥笔云：“开元中，李翰林应詔草白莲花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21]李白大醉时，以冷水泼之，其稍醒后尚可“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料，时人号为‘醉圣。”[22]酣醉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时人送其号曰“醉圣”。

北宋田锡《读翰林集》云：“太白谪仙人，换酒鹔鹴裘。扁舟弄云海，声动南诸侯。诸侯尽郊迎，葆吹罗道周。哆目若饿虎，逸翰飞灵虬。”[23]李白用鹔鹴裘换酒饮，醉醺醺“扁舟弄云海”，飘飘然“逸翰飞灵虬”。

李白还自述“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将进酒》），“愁来饮酒二千石”（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李白《春日醉起言志》）。李白借助酒性，忘乎情愁，解脱凄苦，超越悲欢，寄托理想，飘飘然呈凌云之态，孕育了其飘逸的诗书风格。

（三）任侠情怀塑造李白诗书飘逸风格

唐代崔宗之《赠李十二》述李白“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24]。明人高棅《唐诗品汇》述李白“十岁通诗书，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9]151。自述“十五好剑术”（李白《上韩荆州书》）的李白，在《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诗》中也云：“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回旋若流光，转背落双鸢。胡虏三叹息，兼知五兵权。”足见其好击剑且武艺高强。李白侠肝义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任侠情怀，仗义疏财。“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侠肝义胆的“任侠”情怀，也塑造了其诗书飘逸之风。

崇尚仙道的仙气，飘然弥漫的酒气，侠肝义胆的侠气，此三气齐聚李白心胸和腕下，运行于诗书，而形成其诗书一脉相通的飘逸之风。

（四）儒、道并趋道为主，仙道文化在李白思想中起主导作用、居支配地位

儒、道并趋是李白思想的重要特点，登龙入仕是他的理想追求。他赴东都洛阳向玄宗进献《明堂赋》，“遍干诸侯”“历抵卿相”（李白《与韩荆州书》）。他“心雄万夫”（李白《与韩荆州书》）；自比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余风济兮万世”（李白《临终歌》）；志在“济苍生”（李白《七古·梁园吟》）；“安黎元”（李白《书情题蔡舍人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希望像管仲、乐毅、孔明、谢安那样建不世之功，而在功成之后，便急流勇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还是要做隐士，寻仙访道。

他两度涉入政坛，第一次是42岁应诏为翰林供奉，身处权力中心，但只有文学侍臣的职责，而无经世治国的权力，不久被赐金放还。在此期间，李白未曾提出系统的儒家治国策略和具体的施政方略，却傲视权贵，“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和儒家政治规范格格不入。第二次是至德元年（756），安史之乱爆发次年，李白避居庐山，永王李璘出师东巡，56岁的李白应邀入幕，但投错了“明主”，落得个流放夜郎的结局。正如北宋苏辙所云：“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25]他对儒家思想远不如对道家思想领悟深透。

当政治上遭受打击时，李白便写诗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李白《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他借助仙境、梦境来排除郁闷，填补失意，依旧醉心于放情山水、寻仙访道。

李白寻仙访道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成仙。他在泰山遇到一个“绿发双云鬟”的道童，以为是仙童，便写道：“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偶然值青童，绿发双云鬟。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李白《游泰山六首其三》）李白到了庐山，还是寻仙，他写道：“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观其一生，两次涉政时间极短，两受道策，尊崇教义；儒、道两教，道主儒次。神仙世界和仙风道骨，才是李白终生追寻的人生归宿和最高境界。飘逸诗书之风，正是对此种境界深刻体悟的产物。以“飘逸”为基本特征的仙道文化，在李白思想中起主导作用，居支配地位。这是李白诗书飘逸的根本原因。

大唐盛世，疆域辽阔，国势强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三教并存，兼容并蓄。虽然唐朝后期繁华之中暗藏危机，但依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和仙道文化的飘逸性，共同孕育和塑造了谪仙、醉圣、任侠的李白气象，也形成了李白诗书风格飘逸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了盛唐崇道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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