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作用
——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为例

许高峰，王 炜

(1.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100871;2.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一、我国典型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

在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中，所谓“模式”或“发展模式”是指在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经济方式与方法。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涌现出许多各具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代表性的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

1.苏南模式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兴起的乡镇工业迅速发展，逐步演化成为富有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发展道路，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将其概括为“苏南地区模式”，后简称为“苏南模式”。在《苏南乡村发展的新趋势》一文中，费孝通先生把处于发展初期的“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集体所有制;二是接受大城市的辐射;三是政府经营;四是离土不离乡;五是工农相辅。

随着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新形势下的“苏南模式”不管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实施改制以后，企业出资主体变成了民间资本为主，包括改制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股权单一的个体、私营企业;二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民间新的投资热情高涨。因此，民营企业逐渐取代乡镇企业成为了“新苏南模式”的主体。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苏南模式”确立了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突破点，开始大力利用外资，逐渐形成了以招商引资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以苏州为例，从1998年开始经济体制调整，积极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到了2003年，注册外资接近68亿美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高居榜首。

2.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费孝通先生在1986年第20期《瞭望》上发表的《温州行》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温州模式”的生产经营方式便是“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费孝通先生指出:“如果把温州模式说成是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的话，那么，这就是突出这个地区经济特点的表述。”同时还提到:“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于是，“小商品，大市场”便成为“温州模式”一种颇具影响的经典表述。随着“温州模式”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国内理论界将“温州模式”的特征进一步概述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据，以供销员队伍及农村能人为骨干，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展经济、繁荣经济。

随着企业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温州模式”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发生变化。其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一是民营企业的起步时期，家庭企业是该阶段最普遍的组织形式;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股份合作制”阶段，家庭手工业、个体私营企业开始走向联合;三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志的阶段，一批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纷纷创立。此外，“温州模式”仍不断探索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利用海外资本扩张以及海外市场销售等活动进行国际化开拓。由此，“新温州模式”逐渐形成。

3.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也是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费孝通先生在实地调查了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状况之后，将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东莞模式统称为“珠江模式”［1］。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来资源相结合，创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地区新工业化发展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珠江模式”中珠三角地区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珠三角”由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6个城市及惠州、清远、肇庆三市的一部分组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广东珠三角。后来，“珠三角”范围调整扩大为由珠江沿岸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9个城市组成的区域，也就是通常所指的“珠三角”或“小珠三角”。随后，珠三角的概念继续扩张到广东、香港、澳门三地构成的区域，形成了“大珠三角”的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珠三角凸显出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所带来的高投入、高污染和低效益、低层次等严重劣势，以及资源和人才等严重制约，较大程度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珠江模式”着手调整产业结构，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

由上述三个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过程中的发展起来的产物，其灵活的机制、逐渐清晰的产权制度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等特点使其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普遍性作用

1.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民营经济在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其相对于其他经济成分，在区域经济中具有较高的比例来体现，即民营经济发展中呈现出较强烈的民营特征。为了统计和比较方便，选取江苏、浙江和广东数据作为分析依据，分别代表狭义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

2007年，江苏省民营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实现增加值12 908.7亿元，突破万亿元大关，在民资、国资、外资“三足鼎立”的 GDP结构中，民资比重达到50.5%;民营经济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2%，高于GDP增速0.4%;全省完成民间投资7 507.9亿元，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上升到61.2%。2007年，民营经济对经济的贡献率在上年46.3%的基础上继续提升至51.5%，提高了5.2%，拉动全省经济增长7.6%，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2］。2008年，江苏省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实现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达64.1%，其中私营个体经济比重为39.4%，分别较上年提高0.9%和2.3%。另外，从就业人员来看，至2007年末，江苏全省私营企业总数为67.5万个，从业人员达到1 374万人，吸纳劳动力占全省就业人数近三分之一。

浙江省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由原来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农业省份发展成为工业、加工业比较发达的工业省份。民营经济发挥了较大的作用。2006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为9 898.85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为62.9%。2007年，浙江民营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占全省GDP的70%以上［2］。随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浙江省2000年以来，国有、集体单位产生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渐减弱，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2008年，全省从业人员3 486.5万，其中城镇从业人员1 476.5万中，城镇国有、集体单位从业人员所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14.4%，比1999年下降了37.5个百分点;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685.3万人，占46.3%。另外，在2007年公布的全国500强民营企业中，浙江占203席，总量居全国第一;在个体私营经济的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出口创汇额等4项民营经济指标连续九年居全国第一［2］。

广东省 2006年全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为10 396.53亿元，增长15.8%，比全省GDP的增速高出1.7个百分点，占全省GDP的比重为40.04%。2007年，全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3 216.2亿元，保持了2003年以来的快速增长态势，同比增长14.3%，占全省GDP的比重上升为43.09%;民营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4 979.53亿元，其中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3 833.3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0.2%、24.4%，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三成。从就业来看，截止2006年底，全省民营企业共吸纳就业人员1 765.23万人，截至2007年底，全省民营企业共吸纳就业人员1 926.94万人，增长7.8%，民营经济近4年来以每年新增就业16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每年为社会提供约7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成为广东新增就业的主渠道。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上述区域发展最为活跃的部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强烈的民营特征。

2.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

民营经济在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作用主要通过民营经济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来体现，即在某个特定区域中形成按照专业分工和产业链关联配套原则等建立起来的企业群体。因为产业集群不仅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同时有利于技术创新，能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从中外实践来看，成功的产业集群的微观基础多数是中小企业。因此我国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自然成为了引领区域产业集群的生力军。

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为例，三个区域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产业集群。

由于缺乏资源和大中城市工业辐射，同时受温州商人的重商文化因素影响，“温州模式”选择了通过发展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集群化模式来发展市场进入门槛低的“小商品”，逐渐形成了行业优势。以温州为例，通过专业化协作，中小企业形成“块状”群体，发挥出较大的规模经济效应，打响了中国鞋都、中国服装名城、中国低压电器城、世界打火机王国等名牌［3］。

“苏南模式”中，由于在改革初期，乡镇企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基础，加上历史上的积累和接受上海工业的辐射，因此其产业集群较温州模式来说，选择了市场进入门槛相对较高的行业。以苏州为例，主要涉及机械、食品、汽车零部件、纺织、模具、电子、光电缆、工艺美术、动漫、家具、医药等行业。目前，苏南地区的现代物流业、旅游业、生态农业以及化工、钢铁、造纸、能源、食品加工、汽车和汽车零部件、新材料、新医药等一批新产业逐渐崛起，逐步形成苏南沿江新材料产业带、重化工产业带和新民药产业带，苏南地区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珠江模式”中，珠三角的民营经济在起步之初规模小、数量多。1999年，广东省工业企业总数为45.4万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1.8万户，只占4.2%，其他都是规模以下企业［4］。由于规模小，所以珠三角的民营经济自然地也形成了集群状态: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逐渐形成了珠江东岸的出口产品和西岸的进口替代产品两大产业集群［5］，呈现出大企业、高技术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等新特点［6］。

3.推进区域城镇化进程

民营经济在推进区域城镇化进程的作用主要通过区域非农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非农人口不断增多等方面来体现。通常情况下，区域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包括: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方式，以及由市场经济主导的“自下而上”方式。在“自下而上”模式中，民营经济将通过推动非农化推进区域城镇化。其作用机制在于民营经济的出现和壮大，为剩余劳动力和资金向非农产业转移及非农化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为了统计和比较方便，选取江苏、浙江和广东数据作为分析依据，分别代表狭义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

江苏省2008年，城镇化率达到54.3%。而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在尚未大力发展阶段，城镇化率仅为13.7%。200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力推进，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31.1万人。按国民经济三大产业划分，第一产业从业人数1 222.66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数1 655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数1 771.23万人，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为26.3∶35.6∶38.1，非农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73.7%，较2007年增长1.3%。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从经济增加值来看，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2 100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为16 663.81亿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11 548.8亿元，三大产业生产总值结构为6.9∶55.0∶38.1，非农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 93.1%，较 2007年提高0.1%，非农产业比重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008年，浙江省城镇化率达到57.6%，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4.5%相比，提高43.1%。按国民经济三大产业划分，第一产业从业人数670.2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数1 660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数1 156.3万人，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为19.2∶47.6∶33.2，非农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80.8%，较2007年增长0.9%。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从经济增加值来看，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1 095.4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为11 580.3亿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8 811.2亿元，三大产业生产总值结构为5.1∶53.9∶41.0，非农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93.9%，较2007年提高0.2%，非农产业比重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008年，广东省城镇化率达到52.2%。按国民经济三大产业划分，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为28.8∶ 39.0∶32.2，非农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71.2%，较2007年增长1.3%。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从经济增加值来看，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1 970.23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为18 402.64亿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15 323.59亿元，三大产业生产总值结构为5.5∶51.6∶42.9，非农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94.5%，基本与2007年持平，非农产业比重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由此可见，三个区域无论是非农产值还是非农人口的比重均较高，城镇化率均大大领先于全国2008年45.7%的平均水平。根据上文可知，民营经济在三个区域经济中均占有较高比例，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相对于其他经济成分来说，民营经济具有更加强大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非农化的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区域城镇化进程。

三、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差异性作用

1.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不同

根据某区域经济的增长是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还是着眼于立足国内市场和经济环境，经济增长方式可划分为外向型和内生型两种。

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珠江模式”为例，由于三地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不同，三地民营经济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时，选择的增长方式和路径有所不同:“珠江模式”主要采取了外向型增长方式，“苏南模式”则采取了内生型与外向型并重的经济增长方式，而“温州模式”采取了以内生型为主，外向型为辅的经济增长方式。

表1为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1990—2008年的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具体来看，珠三角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的宏观环境以及宽松的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加工贸易开始起步，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为主的高速发展阶段。在1990年，广东省进出口额为419亿美元，相当于江苏省2000年和浙江省2002年的水平，随后，进出口额始终保持了高速的增长，2008年进出口额达到6 834.9亿美元，经过测算，外贸依存度高达131%。且广东省在1990—2000年间，实际利用外资较高，大幅领先于江苏和浙江，如1990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20.2亿美元，而江苏和浙江仅为1.4亿美元和1.6亿美元。

苏南地区利用其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一是积极发展出口加工贸易;二是积极招商引资。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苏南地区以加工贸易和“引进来”为主的国际化战略达到了高潮，其以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为指标的国际化程度逐步接近珠三角地区［7］。2008年进出口额达到3 922.7亿美元，经过测算，外贸依存度为88.3%。实际利用外资水平逐年递增，2008年实际利用外资高达251.2亿美元，首次超过广东省。

表1 有关省份进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一览

因此，珠三角地区和苏南地区都是典型的以外资带动外贸，以加工贸易为进入国际市场主要方式的“外资导向型”国际化发展模式。

作为内生型经济增长代表的温州模式，虽然同为沿海开放地区之一，但温州的经济发展一直是通过区际开放推动的。如果仅从经济国际化的指标来看，到2004年，外贸依存度也只达到35%，远低于珠三角地区和苏南地区［7］。由表1可知，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较江苏和广东落后较多。尽管如此，温州模式在缺乏外资的条件下，民营企业国际化进程也始终在不断推进，将外向型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补充。1999年前后，浙江省开始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国际化，如与上游材料供应、下游营销环节的纵向国际化合作，到境外收购兼并外国中小企业，在境外设立制造厂、设立营销机构、设立产品设计研发机构等，实现了进出口额的跳跃式增长。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 111.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24.4亿美元，经过测算，外贸依存度为67%，保持了逐年递增的态势。

2.产业结构调整路径不同

由上述分析可知，三个区域民营经济都在当地形成了广泛的产业集群。但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治理环境等不同，三地集群产业的类型和集群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有所不同，比较典型的是“苏南模式”由最初的以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珠江模式”由最初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温州模式”则由最初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变，但产业对技术水平的要求仍较低。

具体来看，“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走的都是优先发展工业的道路。2008年，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的三大产业比例分别是6.9∶55.0∶38.1、5.1∶53.9∶41.0和5.5∶51.6∶42.9，工业化均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由于三种模式发展的路径和主导力量不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有一定的差异，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也有很大区别。

苏州的工业企业以民营资本和国际大资本为基础，追求规模效益，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如纺织、机械、化工、钢铁、建材等。据统计，苏州的制造业长期占全部工业的60%以上，其中重化工业率达到70%以上［8］。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苏南模式”的产品逐渐从低档次向高新技术过渡。通过科技进步，增加科技含量，形成了技术升级、技术创新、技术改造的新态势。原先的苏南乡镇企业现在的技术装备、产品档次、产业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苏南已成长为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区。如苏州高新区，凭借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自然环境优势，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核心研发创新基地，打造了四大高地，即高新技术及产品研发与产业高地、聚集各类研发创新精英的人才高地、设施齐全及环境完善的服务高地、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辐射高地［9］。

“温州模式”由于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规模较小，资金分散，缺少技术和人才等问题，因此“温州模式”倾向于进入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小商品生产为主，如服装、小电器、日常生活用品等。比如，20世纪70年代是小塑料片再生产和服装，20世纪80年代是皮革、电器、塑料，20世纪90年代是电器、印刷机械、真空安装等新兴行业。由于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因此温州生产的小商品，主要是面对终端消费，因而在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以商贸、物流、金融、信息为主的第三产业比“苏南模式”有了较大的发展，产业结构更加趋向合理。随着“温州模式”所处区域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

“珠江模式”中，由地方政府提供土地，或标准厂房，内地提供廉价劳动力，港台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的“三来一补”模式着重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东省根据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对已经吸收了大批量劳动密集型技术、经济发展较快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原则上不再批准引进劳动密集型技术，主要针对高新技术进行引进，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目前广东省现有广州、深圳、中山、佛山、惠州、珠海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门、东莞、汕头3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除汕头外，全部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内。广州、珠海两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三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三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12个“863”成果转化基地，一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为发展高新技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产品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2001年，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曾达到3 255亿元，占广东省的93%，居全国第一位。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珠江三角洲占了23家［5］。

3.区域经济制度变迁路经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引导、控制和调节作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10］。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治理环境等不同，三个区域制度创新变迁的路径有所不同，“苏南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温州模式”主要是市场驱动下的制度创新，而“珠江模式”则是政府主导与市场驱动共同作用下的制度创新。

具体来看，1998年，随着我国进入买方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苏南模式”中的乡镇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原有的模糊产权阻碍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条件的变化需要产权的进一步明确，因此苏南乡镇企业经历了第一次改制，其核心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大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混合型企业;小企业则通过兼并破产，拍卖转让，使产权得到明晰。但第一次改制并未达到建立起企业内部治理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目的，根本原因就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产权结构本身存在缺陷，使它很难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严重制约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为了彻底解决上述问题，苏南经济在2000年开始，再次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选择能够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私人产权制度，旨在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将集体产权从企业中清除，让苏南的市场内生力量发挥作用。

温州模式属于市场驱动下的制度创新。以温州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发展的要求，温州个体工商户开始尝试股份合作制名义下的合伙制。20世纪90年代后期，部分股份合作制企业逐步转向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并对家族式管理方式进行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温州民营企业的组织与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这个过程反映了市场对于企业规模化经营的客观要求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对国家政策的主动适应。而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对民营经济发展不争论，不干涉，实际上是对这种制度创新的默认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和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在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实行国有土地有偿转让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政府不只是温州模式形成的保护者，同时也是这种模式形成的助推者［8］。

“珠江模式”制度创新路径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给予广东特殊政策，广东地方政府的自立性和自主权明显扩大，这是“珠江模式”制度变迁的起点。随着中央的放权，省级政府再依次向乡镇政府放权，地方政府成为经济主体，乡镇企业就是由地方政府直接投资或由地方政府担保贷款而发展起来的，而“三资”企业也是地方政府给予种种特殊优惠政策才投资与发展起来。1992年，随着《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出台，现代企业制在中国开始逐渐建立。面对乡镇企业存在“产权不明、责权不清、政企不分、管理欠善”等问题以及“企业负盈，银行负贷，政府负债”的现象，珠三角地方政府从1993年开始，采取股份与股份合作制、出让股权、拍卖、赎买、租赁与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到1997年6月，亚洲经济危机爆发，珠三角的主导产业家电行业进入微利阶段，珠三角政府又开始对家电企业实行政企分开和政资分离，政府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11］。

［1］ 陈德宁，刘豪兴，张书琛.费孝通“珠江模式”的转型路向研究［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3):77-81.

［2］ 张长生.粤苏浙三省民营经济2007年情况与2008年新举措比较［EB/OL］.http://www.gdgcc.com.2009-04-16.

［3］ 李晓钟.“温州模式”及其启示［J］.商业研究，2002(9): 106-107.

［4］ 谢思全，张熇铭.我国三大区域民营经济发展优势与特色之比较分析［J］.现代财经，2009，29(2):53-60.

［5］ 田井才.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模式及提升竞争力对策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03:11.

［6］ 周立群，谢思全.中国经济改革30年:民营经济卷［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102.

［7］ 谢 键.区域经济国际化: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比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10):49-53.

［8］ 陶训健.苏州和温州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其借鉴意义［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0(4):41-42.

［9］ 郁建东.论苏南模式的转型与发展［D］.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8:24.

［10］刘学良，孔斌栋，刘 伟，等.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与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08(3):32-35.

［11］赖文凤.“珠江模式”的产权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8，24(10):8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