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实用主义对“五四”时期中国的影响及其启示

刘玉新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72)

胡适(1891—1962)，自适之，安徽绩溪人，是我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的学者。他幼年攻读“程朱理学”，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学农，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夏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次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19年7月发表的《实验主义》一文中。胡适涉猎广泛，没有关于实用主义哲学的专著，但由于他在“五四”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大胆地改造美国的实用主义，躬行并宣传实用主义学说，推崇实用主义方法并以之研究史学、文学和教育学，所以成为实用主义在中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五四”时期的中国正值实现现代化，完成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此时胡适的实用主义为扫除阻碍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封建思想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五四”时期的胡适实用主义

1.经验主义实在论

胡适基本上接受了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实在观，认为实在是纳入人们主观范围内的经验事实，而否定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胡适认为，经验主义实在观是杜威哲学革命的根本理由，正是在经验问题上超越了哲学史上各派的观点才使杜威成为哲学史上伟大的革命家。胡适指出:“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和康德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一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一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一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一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1］胡适赞同杜威的观点并力图用彻底的经验主义超越不可回避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理论分歧。胡适引用詹姆士的一段话解释了作为经验事实的实在:“我们所谓‘实在’含有三大部分:一是感觉;二是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念与意念之间的种种关系;三是旧有的真理。”［1］113正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实用主义实在观与欧洲的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殊途同归，他们都是“不提物质对思想的关系，这种关系被想象成仿佛并不存在。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正被偷偷运进来，议论开始时不说出这种关系，以后却以比较不易察觉的方式把它搬出来。”［2］胡适援引詹姆士的实在观，把实在限定在感觉经验的论域内，陷入唯心主义境地。

胡适认为:“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宇宙是我们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功夫的。”［1］228“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1］228胡适所讲的人化实在强调人对实在的改造。他认为作为实在的“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四周围的环境。对付环境，适应环境，控制环境，改造环境。”［3］胡适主张在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人对于环境的改造，就是在这种经验的活动中，实现对实在的改造从而获得了人们所期待的实用效果。胡适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在实在观的研究中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原则，从人的作用出发对实在做出了人本主义的解释，体现了他的实用主义“通经致用”的哲学路径和“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力图改造中国社会的良好祈盼。胡适的人本主义实在观体现着“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彻底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的时代精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实验主义实在观的人本主义诠释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4］

2.工具主义真理观

胡适从经验、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这一实用主义观点出发，得出了工具主义真理观，即思想、观念、知识、真理都从属于经验，都是人们藉以联络经验的工具，凡是能够成功地联络经验的思想、观念、知识都是真理。胡适援引詹姆士的话来解释工具主义真理观。詹姆士说:“凡真理都是我们能消化受用的;能考验的，能用旁证证明的，能稽核查实的。凡假的观念都是不能如此的。”［1］224胡适赞同詹姆士的观点:真理正因为具有摆渡、做媒婆的本事才能成为真理，如果从来没有效用就不能成为真理。胡适说:“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1］225。胡适认为，西洋哲学史上“那些旧派的哲学家说真理就是同‘实在’相符合的意象。这个意象和‘实在’相符合，便是真的;那个意象和‘实在’不相符合，便是假的”［1］223-224是一种静止的、惰性的真理论［5］。胡适认为，真理是人们为了很好地应付环境而提出的假设，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理论就是真理，不一定反映客观事物及规律性。这样就把真理的价值性与真理的本质相混淆，夸大了真理形式上的主观性，否定了真理内容的客观性，显示了工具主义真理观的局限性。但是渗透在胡适真理观中的工具理性转变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传统看法，提醒人们不能把真理仅仅当作抽象的思辨概念而不问其实际功效。胡适提倡务实精神，反对坐而论道的旧习气;提倡把理想付诸现实，反对沉湎于理想主义的空谈。胡适所言“有用即真理”中的“有用”很大程度上指科学知识的有用性，因而他的真理观同“五四”时期高扬科学的呼声是一致的［4］24-25。

胡适指出:“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它做‘真理’;因为它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它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它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它了。”［1］225胡适说:“‘三纲五伦’的话，古人认为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是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语了。有许多守旧的人觉得这是很可痛惜的。……这个道理不适用了，该换一个。这是平常的道理，有什么可惜?”［1］225胡适的真理观夸张了真理的相对性从而把真理变成具有工具意义的纯粹的相对主义的范畴，最终必然地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割裂了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关系。但是胡适以实际功效为标准，从观念与实在关系的动态考察中强调真理的具体性、现实性、可变性，否定了詹姆士“上帝存在”的假设，也否定了终极真理论。胡适的真理观迎合了“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潮流，对于“五四”启蒙具有积极影响。

3.重疑求证的方法论

胡适认为:“实验主义自然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的方法。它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3］217胡适在美国求学期间就注重方法论的研究，把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胡适之所以最注重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中的方法论研究，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是由于方法上的问题。”［6］胡适回国后面对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即发出“一般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正当的方法”［7］的感叹。胡适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作为一种思想工具加以阐释和推介，因为他确信，以指导人的生存活动为目的的极富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就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最需要的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或方法。

胡适把实用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此胡适把问题作为思维的起点，把假设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把效果作为证明的凭据。胡适的方法与自然科学家研究问题时的选题、提出假设、实验证明、得出结论的步骤大体契合，所以“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把它当作科学方法。胡适强调这个方法中的两个关键:一是怀疑和假设，二是证据和证实。从怀疑到证实的过程就是怀疑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的运用的过程。

胡适认为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和科学发明都源于疑问。他认为人应该有“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3］89，应该“对于一切制度习俗都能存一个疑问的态度，……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3］89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特别提倡“评判的态度”即怀疑精神。胡适详细论述了评判态度的特别要求:“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3］126“五四”时期胡适所提倡的“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实用主义怀疑精神体现了理性主义态度，它把人们从蒙昧主义、信仰主义中解放出来，批判地审视和考察传统道德和思想，反对迷信和盲从，打破教条，倡导了新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

胡适主张重新评判必须运用实验的方法找到证据。胡适指出:“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是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是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是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惟一试金石。”［1］239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就是从事实出发，把知识作为假设，用制造证据的实验检验假设。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勇于探索的学术精神是对圣贤权威的挑战，也是对国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传统思想方法的批判，是对“五四”时期中国人解放思想的呼吁。另一方面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反对武断立论，提倡“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主义精神，是对传统学术规范的鞭挞，是对崭新学术规范的积极倡导，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从新的视角分析对待传统理论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证明一种学说或思想除了以确凿的证据为依据外，还应把它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历史的方法去考察。胡适认为历史主义的方法是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他将“明变”、“求因”的观点纳入到历史主义方法中。“明变”旨在梳理古今思想沿革的发展线索，即对各家学说进行整体考察，依据时代先后，探明各家学说间的继承渊源，从而把握各家思想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明变”基础上的“求因”就是进一步探明历史线索中所包含的因果联系，这样才能理解制度、思想的真正意义。由此可见，“明变”是把握事物、思想变化发展的历史线索，“求因”则是追寻历史线索中的前因后果。胡适把历史的方法作为救国、论事、治学的方法，在“五四”时期的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8］。

4.改良主义历史观

胡适宣称:实用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宗旨就是努力免掉革命的危险。他运用杜威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为中国指明改造现实的出路。他认为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方法在于一点一滴的改良，无需进行“根本解决”的革命。胡适认为:“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9］胡适认为，贫困、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它们都不是用暴力革命所能解决的，而应“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10］

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历史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手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传统，是生物进化论确立前的玄学方法;实用主义则是以生物进化论为理论前提的科学方法。这两者的差异性就在于“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进化论说明自然界的演变和社会的变迁都是一点一滴变异的结果，没有质变的飞跃。所以“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11］。尽管胡适的改良主义历史观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五四”时期仍然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性和斗争性［5］68-69。

二、胡适的实用主义对“五四”时期中国的影响

“五四”时期胡适把实用主义作为方法论介绍到中国，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作破旧立新的工具而看待和接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胡适的实用主义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开端，胡适在这场文学革命中充当了“手举义旗之急先锋”的角色。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阐述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成为公认的“文学革命”的第一份宣言书。胡适的新文学运动的生成与内容都是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开辟的。正如胡适所说:“文学革命论也只是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一种实验应用”［11］460。首先，胡适从经验主义实在论拒斥形而上学这一前提出发对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道”进行批判并贯彻于文学革命中，主张文学的最高目标是“言之有物”而非古人的“文以载道”。他认为文学的功能应当由维系形上观念的工具转向表现人生。所以，应当把不具备这种文学功能的古文弃于荒野，而选择白话文这种表达方式。其次，胡适工具主义真理观推崇“假说—效验”的工具理性和历史性，从而奠定了他的文学工具论调，主张改革语言工具，以文字形式这一文学工具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再次，胡适重疑求证的方法论使他在倡导文学革命运动中树立起对古文存疑与批判的旗帜，具有“重估一切价值”的理论勇气。最后，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使他坚持语言的自然演化的观点，主张渐进改革。作为文学主将的胡适宣扬启蒙精神、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在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下，使得古代文学和思想都受到猛烈冲击。［12］无疑，胡适倡导的新文学观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表现出实用主义哲学的局限性，工作中也存在着急功近利、肤浅笼统等缺陷。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因为它冲击了封建文化的堡垒，扫荡了腐朽思想的栖息之地，带动了教育革命、思想革命和哲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因为亿万人民由此获得了最方便的表达思想的工具，使得他们能够运用各种形式参加社会活动，从而扩大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队伍［13］。

(2)胡适的实用主义推崇“存疑”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论据”，并以之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科学实验”，对国故学等学术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方法，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经过“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四个科学步骤。“研究问题”就是研究当时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具体问题;“输入学理”就是输入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把它作为“研究问题”的人们应当具备的现代化思维范式;“整理国故”是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关键步骤，是对思想史进行清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对历史文化进行缜密的研究，以“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再造文明”则是最终目的，把中国引入现代文明社会的轨道。由于胡适没能厘清社会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在实验目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区别，把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机械地付诸社会实验，这就必然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做法［14］。但是不可否认，胡适策划的实现文明社会的一系列步骤可谓用心良苦，尤其是“整理国故”中蕴含的疑古的思想对于破除人们对古书的迷信和封建学者“信古”、“泥古”的陈腐偏见，进而破除封建思想、封建经典的束缚具有积极意义［15］。

(3)胡适的实用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关学者指出:胡适的实用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十年支配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间接都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16］毛泽东、恽代英、赵世炎等进步知识青年都曾深受胡适实用主义的影响，为他们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作了思想积淀。胡适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传入中国，斗争锋芒共同指向封建主义，两者在拥护科学与民主这个共同要求上结成了统一战线。此时李大钊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进行过学术探讨。在争论中，胡适主张考察“具体问题”;“主义”是考察具体问题的工具;主义要适应“中国今日的时势”;改良的方法才是具体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这场争论激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关注中国实际问题，李大钊在善意回击胡适实用主义的文章中接纳了胡适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思想。“问题与主义”之争得到了毛泽东的响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的早期革命活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争论之后就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进一步表明了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历史意义［17］。

胡适的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胡适将实用主义理想化，对实用主义的局限性缺乏认识，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国情，所以不能引导中国人民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五四”时期的中国最需要的“主义”是能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和道路的革命理论，这是中国人民最终自觉地疏离胡适的实用主义，历史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

三、胡适实用主义的启示

“五四”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政治分歧愈益明朗。20世纪30年代，受苏联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实用主义进行了全盘否定的政治批判，这场批判运动在50年代掀起高潮并被规定为思想战线上的严重阶级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人们开始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毋庸置疑，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实用主义，既要避免对其进行全盘否定的“左”的批判，也要避免全盘照抄用以改造中国的“右”的倾向，切实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马克思主义可以接纳的积极的观点，这对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18］

(1)科学精神的倡导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体现了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实践求真要求我们克服空想，合乎逻辑，理性思维。在当代社会继承和发扬胡适科学精神的合理内核，就是要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务实致用的精神对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胡适强调事实和效果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当代也不应完全否定，因为这种重效果的思维方式可以打破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导致中国停滞落后的重“名”轻效果的思想枷锁。“只有从重‘名’转到重效果、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来，才会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实践标准，坚持生产力标准，大胆探索，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18］37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不仅表现在量的扩张上，更应注重质的效果，所以务求实效的精神既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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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 适.我们走哪条路［C］//胡适文存:第4集.合肥:黄山出版社，1996:314-315.

［11］胡 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C］//胡适文存:第4集.合肥:黄山出版社，199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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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04-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