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应从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入手

2010-04-11 13:09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年5期
关键词:收入者阶层社会保障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周晓虹

社会建设应从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入手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周晓虹

我们从事社会建设的目标,是构建一个不同地域、不同社区(主要是城乡社区)、不同阶层和不同社会群体成员能够共生共存的和谐社会。费孝通先生将和谐社会的特点描述为“安其所,遂其生”;胡锦涛总书记将和谐社会的特点表述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显然,这样的社会,从其宏观结构来看,一定是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阶层结构合理的社会,也一定是不同社会阶层成员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还应该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能够同舟共济、和睦相处的社会。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因为我们一味提倡消灭一切阶级尤其是剥削阶级,在政治生活领域大搞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领域力主实现平均主义的政策,在经济生活领域提倡高积累和低消费,优先发展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重工业,从而导致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经过30年的革命,地主和资产阶级或被暴力推翻,或经改造消失,而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级这个世界上通常由工业化而缔造的阶级或阶层在中国也无立足之地,整个社会结构单一,基本上只有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这样的社会虽然阶级群体间的差异不大,基尼系数也仅为0.21-0.22,但除了少数干部阶层以外,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都处在难求温饱的水平,除了上大学和参军等十分鲜见的机会以外,一般人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社会流动甚至地域流动愿望,整个社会死水一潭,毫无生机和活力。

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促成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是中等收入者群体或西方所谓的中产阶级壮大起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朝向市场的改革和推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包括对私营经济“放生”、确立市场报酬体系、调整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格局、实行税收和住房制度改革、鼓励日常生活消费,在过去30年中打造了一个中等收入者群体,这一群体的比例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占到20%左右,这个阶层群体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从经济意义上说,这个群体或阶层具有相当的消费能力,并且形成了健康而超前的消费行为方式,他们对拉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政治意义上说,这个群体或阶层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拥戴者,他们洞悉约束上层资本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的必要性,也深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对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因此在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的冲突中具有明显的缓冲功能;从社会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功凭借的不是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关系,也不是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不择手段,而是凭借个人勤奋好学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敏锐的市场意识和商业眼光,因此他们在更为广大的人口中具有公正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功的示范作用;从心理意义上说,因为他们养成了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因此除了能够稳定社会、促进理性消费、树立成功榜样以外,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同样具有心理认同和示范作用。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构想。今年,温家宝总理在谈及改善民生时也提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要努力形成中等收入者群体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尽管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等收入者群体或中产阶级的成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但这一进程的推进或一个国家的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建构,仍然有赖于超越各个阶层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加以推动和调节。从我们的议题来看,这一推动和调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有意识地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如果说,社会建设涉及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社会诚信等与民生有关的方方面面,那么打造一个中等收入者群体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并保证这一结构内的社会成员共生共荣、和睦相处,恰恰就是社会建设事业的题中之意,也是我们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之一。因此,我们提出,社会建设应从提高中等收入者群体在全社会中的比重入手。

道路之一:加快城市化进程。环视全球,现今世界上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无一不是发达的工业或后工业社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发现,城市化速度的快慢和程度的高低,与中等收入者群体或中产阶级的比例关系密切,在当代中国更是成了制约中等收入者群体扩大的瓶颈之一。按照普雷斯顿定律,城市化率一般应高于工业化率一倍以上。但是,我国在2003年前的50多年间,城市化率一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现在虽有好转,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滞后导致了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984 年为 1.71:1,2009 年已经达到 3.33:1。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的因素,实际差距在6倍左右。显然,如果庞大的农村人口不减少,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就不可能,和谐社会的建构也就难免遥遥无期。

道路之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既能够提高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比重,更能够提高其中的脑力劳动者即所谓“白领”阶层的比重。众所周知,我国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就业人口中传统产业比重下降、现代产业比重上升的急剧变化,在1978~2008年的30年间,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从70.5%降至39.56%,第二产业从17.3%上升到27.24%,第三产业则从12.2%上升到33.17%。但是,由于前述城市化的进程较慢,且我们的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信息化的程度不够,不但使得农民进入城市以及就业的成本和代价过高,而且也阻碍了管理者和专业技术工作者等“白领”职业比重的提高。因此,未来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传统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一产业即农业中的从业人员比重,在进一步推动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教育、科技、金融、旅游、物流和IT等高端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创造条件。

道路之三:促进职业结构的分化。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比例,打造各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职业群体。我们知道,职业结构的分化是工业化以及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而职业分化又必然会导致不同职业群体的技能、收入和声望等方面出现职业、经济与社会差异,这是产生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不仅职业类型越来越丰富,而且一系列的与中等收入者群体或中产阶级相关的职业也应运而生:如独立执业的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计算机软件设计者、广告人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下一步我们应该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快职业结构的合理分化,并赋予其相应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评价,为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以及这一群体内部的职业分化提供适宜的温床。

道路之四: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来看,和谐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兼顾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分配,而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能力正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的体现之一。显然,无论我们的经济发生怎样的奇迹,但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财富向少数权贵和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的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成长与发育。除了少数富裕阶层横征暴敛、贪赃枉法之外,我国目前存在的最严重的结构性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有效的税收体制和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和提高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同时加强对这一阶层群体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招致社会中下层阶级即弱势群体的批评与抵制。

道路之五: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一个社会的公正和公平,不仅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合理与否,也取决于执行何种方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够调整因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带来的不公平,减少在个人保障上的经济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够成为中等收入者,而且能够为人们提供在失业、疾病和衰老之时的生活保障,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使中等收入者群体即使面临天灾人祸也不至于贫困潦倒、家破人亡。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主要的问题在:(1)覆盖面过窄,农民和社会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权益缺失;(2)社保资金筹措渠道单一、资金管理混乱,现有保障体系不能为受保者提供有效而充分的社会保障;(3)不同社会群体和职业群体间享有的社会保障全然不同,收入高的阶层享有的社会保障反而远远优越于收入低的阶层,违反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原意。凡此种种都说明,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普惠全民的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实现橄榄型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占大多数的和谐社会也是万万不可能的。

道路之六:化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尽管中等收入者群体直接体现为其成员的收入水平的高低,但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关键因素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当今中国社会,要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从教育领域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要积极稳妥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优化专业结构,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使得我们能够为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者群体提供基本的教育和素质保障;其二,优化教育结构、平衡教育资源,在率先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即使我们不能在短期内将大多数低素质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打造成中间阶层的后备军,我们起码应该努力使他们的第二代能够获得与他们的未来相称的教育。对教育资源的平等占有从某种程度上说比对物质资源的平等占有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和未来。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的健康发展提供公平之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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