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邹 穆 戴德威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无法逾越的“壮丽的日出”,那么贯穿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线——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哲学方法论上“哥白尼式的革命”。自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造就了无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哲学的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现当代哲学绕不过去的高峰。在从马克思深邃哲学思想汲取养分的同时,无数马克思主义者都力图从多重维度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和重构,从卢卡奇的“异化”、“阶级意识”概念,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知识分子”“霸权”理论等到现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从多重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都对马克思主义的拓宽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的理论运思与合理路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掀起近代哲学的革命。它以全景视角和唯物主义来看待历史进程,将它看做一个总体的、具有客观规律的过程。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它彻底摒弃了形而上学脱离人谈历史进程机械的、片面的观点,而将具备主体意识的人导入了历史的舞台,将“绝对精神”和“绝对理念”驱除出历史范畴;从资本逻辑到制度根源,见血见泪地道出了资本主义异化人、奴役人的制度本质,破除了“资产阶级的迷梦”。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哲学史上不朽的丰碑。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以往哲学的本质所在,它用以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与以前一切历史理论不同。它承认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和离群索居状态的抽象的人,而是处于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实的人无非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他们所有的性质和活动始终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物质生活条件去考察人及其活动,才能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描绘出人类发展的真实过程。历史唯物主义考察问题的方法明确规定,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以社会生活某一局部领域、某一个别方面为对象的各门具体社会科学不同,它着眼于从总体上、全局上研究社会的一般的结构和一般的发展规律。它的任务就是为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自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诸多的哲学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过重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看待的角度和视野有所不同而已,因此,诸多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并非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来反马克思主义,而是试图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部,通过指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来发展、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毋庸置疑,马克思深邃的目光穿越厚重的历史,预测了人类历史的必然进程。其思想之深远,振聋发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血腥积累的发展初期,阶级矛盾激化、阶级对立凸显、资本主义剥削较为外化、生态危机并不显著,所以,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遭遇现实,会有理论的空场。当前的资本主义早已越过血腥资本积累的时代,走向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自我调整阶段,走向了现代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奴役人,阶级对立等以往外显的现象已经走向隐蔽。资本逻辑异化人、资本主义技术非理性运用对自然的控制、资本主义通过许诺更多的消费产品的满足来实现其合法性等等,使得资本主义奴役人、压迫人的本质和反生态掩于“消费社会”和“景观社会”背后,掩饰于“自由”、“民主”、“平等”背后,温情的面纱遮盖了资本主义压抑人的自由解放、遮蔽了其反生态的罪恶本质,阶级意识淡化、如何寻觅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路径,也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面对资本主义自身的修正,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陷入迷惑和悲观。为更好地进行资本主义批判,这些学者将目光再次反观马克思的哲学,以期找到合理的解读路径。一些学者选择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解读,挖掘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论内涵,用以解释和变革社会现实;而另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提出质疑,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理论的空场”,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构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的理论初衷和着眼点,诚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这些哲学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的目的,无外乎在于哲学改造社会的使命。

缘何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这种重构是否可能,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进行重构?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必须正视和面对的问题。应该来讲,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的基本出发点大致类似: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一些“理论空场”,而这些理论空场无法解释或者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社会,这就要求寻求新的路径寻求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点。唯有如此,才能在内部体系和谐、逻辑运思一脉相承的基础上进行现实批判。例如,卢卡奇将“阶级意识”导入资本主义批判,从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联系上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低潮,革命遭遇失败的原因,深刻反思了政治社会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葛兰西更是将“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推向上层建筑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分析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东方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路径,为在当前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资本主义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反人性、压抑人、奴役人的本质提供了可行路向。

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这是一个进行重构的理论前设,也是在深刻挖掘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内涵和现代意义的理论原点。重构是可能的,根本原因还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中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现代理论家可以通过对马克思深邃思想的挖掘和再诠释,能够找到合理的重构路向,这也在全新的意义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是有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深刻挖掘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通过不同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多重维度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有无生态学思想,一度成为理论界探讨的重要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生态学思想,认为生态问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它尚不构成问题,或认为马克思一生中关注的主要是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和解放问题,生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之外;第二种观点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的,因为它过分强调了人与自然对立和冲突的方面,其理论中预设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的理论前提。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丰富的生态思想的代表学派中,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尤为突出的。其中的学者,如本·阿格尔、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都从不同纬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进而在全新的视阈中把握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由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关于如何协调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全新理念。“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局。”其突出特点在于它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当代西方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致力于整合西方其它绿色政治思潮的理论主张,结合当今政治经济的客观形势,提出以社会结构变革和环境道德价值观建构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政治战略,形成了以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是通过深入挖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意蕴,消除现代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为指导的当代生态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误读为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产主义”,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来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建构。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生态视阈的开拓和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生态内含的阐发,挖掘唯物主义哲学的生态维度;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及其反生态性质,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构建价值维度;通过建构新的价值理念,阐发关注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从而确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消费观念。通过以上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合理路向的探寻,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念的革新甚至变革,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石。

这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各自的理论基点,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理论运思和重构维度是不同的。莱斯和本·阿格尔通过重构危机理论,奥康纳通过赋予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作为两者中介的劳动以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福斯特侧重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重新挖掘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们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三种不同的理论维度,决定了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批判的不同侧重点。北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示,应该超越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把“历史”理解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有机统一,并通过研究两者的关系及其运行的规律,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论内核,以保证生态和谐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构建生态社会主义为实践诉求。这种理论内核的重新诠释和实践诉求的全新解读,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多重维度的资本主义批判探索得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本·阿格尔通过修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即由经济危机理念向生态危机理念的深化构建新的危机理论进而达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构建。与此同时,福斯特主要注重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批判,而奥康纳则是将“自然”和“文化”导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奥康纳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来反马克思主义,而是试图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通过指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缺陷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技术或者科学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不是生态危机解决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将批判的目标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控制之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即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这也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度提升到制度批判的高度。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实践诉求

虽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维度有所不同,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维度也大相径庭,但是他们的理论归属或者理论结局是一致的:即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生产方式和政治统治合法性多重维度的批判,揭示资本导引之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技术的非理性使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生态危机的必然性,进而批判资本主义通过许诺更多的需求满足来维护其合法性的虚伪,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力图将生态维度导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而构建生态维度的政治哲学理念并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运思和理想。因此,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重构的路径不同,但是,他们基本的肯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内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蕴。

无论是多重维度的资本主义批判,还是多重向度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殊途同归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而这种理念的转变,首先应该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即应该以生态和谐为内核的价值观取代原有的启蒙理性沿袭而来的“控制自然”理念;其次,应该修正缺失的需求观和幸福观。即“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唯有实现这种转向并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方才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有学者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关注点在于“和谐”,力图将生态意蕴导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此为理论基点揭露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进而达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运思,笔者是较为赞同的。这种和谐,不仅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在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的和谐。笔者认为这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念还必须内含可持续的生态内涵。如果“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的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消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这种可持续是指人与自然关系从价值观到实践思维的理念变革,彻底改变以往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视为人的需求满足的工具或者将人与自然定位于“控制自然”的错误观念并将这种全新的理念贯彻于政治领域,从制度上消除抛却价值理性指引的技术的非理性运用,让生产的最终结局归结于“回归到自然中去”而不是单向度地产生废物。这种可持续必须是持久的、可循环、生态的。

虽然,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构路径各有不同,理论运思与思维脉络也各不相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期望这种重构为实践带来理论导引,即实现变革。“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要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就应该实现制度和生态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因此,无论是何种路向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面对当代的生态危机,寻求生态视阈的路径,进而寻求批判维度突破,理论走向生态政治势在必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正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揭露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进而批判其“合理性”,构建生态视阈的历史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深刻的人学关怀导入历史进程,批判那些将马克思哲学等同于机械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论调,进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进而进行深刻的实践探求,这是所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诉求。如何将当前激进的绿色思潮和环境运动纳入到社会主义运动,引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这些生态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的初衷。正如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所说:“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使环境运动转变成促进激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只有将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内化为实践的力量,引导“资本主义迷梦”中的人们认识资本主义控制人、奴役人的罪恶实质和反生态本质,进行多重维度的资本主义批判,通过生态视阈的社会运动实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念,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乌托邦!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央编译局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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