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边城》与《伊豆的舞女》的悲剧性主题

张璐婧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浅析《边城》与《伊豆的舞女》的悲剧性主题

张璐婧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主题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中国作家沈从文的《边城》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代表作《伊豆的舞女》的悲剧性主题进行比较，从人物形象、写作特色和文章主题三个方面将两部作品进行比较性研究。

沈从文；川端康成；《边城》；《伊豆的舞女》；悲剧性主题

沈从文和川端康成作为两个差不多同时走上文坛的东亚作家，一个是中国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一个是日本新感觉派的旗帜性人物,这样两个并未谋面也没有任何交集的作家，却在作品中透露着某种相似的忧郁、伤感、悲哀、孤寂。他们各自的代表作《边城》和《伊豆的舞女》虽然发生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叙述的故事也相互迥异，但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创作手法在作品中讲述了两段美好却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

《伊豆的舞女》记述了主人公“我”独自一人前往伊豆旅行，在伊豆邂逅舞女一行，并与他们结伴同行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与舞女之间萌发了纯净的、朦胧而模糊的“恋情”，然而这段“恋情”没有结局，以“我”的离开和告别作为结束。

在小说《边城》里，茶峒城里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同时看上了渡船的老船夫的孙女—翠翠，而翠翠只喜欢二老傩送。天保失望之下驾船离家，失事淹死；傩送因为哥哥的死在心里结了疙瘩，不再主动接近翠翠和老船夫，也驾船外出了。雷雨之夜，老船夫死了，就剩下翠翠一个人，而她心里想着的那个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两篇小说有着不同的悲剧性主题的表现手法。

一、人物形象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女性，熏子和翠翠都是单纯、美丽、天真的少女形象，都是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熏子更是背负着舞女的身份饱受苦难，倍受欺凌，却温婉、羞涩而洁净。熏子对“我”的感情雪花般晶莹，水晶般清澈。一方面，熏子的感情在内心深处是炽热的，情窦初开的少女内心因为“我”的到来而发生了轩然大波。另一方面，熏子又是娇羞，含蓄的，是腼腆矜持的，因此尽管感情的波涛汹涌澎湃，在表面上却是一种阳光般的笑脸和淡淡的欣喜。翠翠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她在风日里成长着，皮肤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育着她。”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但是面对爱情，她后知后觉，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对于傩送的感情是爱恋，她与熏子一样，身上具有着东方女性的内敛、矜持的特点，她对爱的渴望不是表现为强烈的追求，而是表现为少女特有的朦胧向往，表现为山村少女的害羞矜持，但却又始终不渝，坚贞不屈。

这样的女性形象是符合东方审美的，而两者的不同在于，川端康成对舞女的描述是一种近似于完美的甚至于有臆想的成分在里面，虽然人物原型是真实存在的，小说也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而来，但川端康成运用文学的手法将这一形象进行了改造和升华，文中许多细节的描写都渗透着性的暗示，例如，待我上楼,“客人们还在睡梦之中”,“舞女就睡在我脚前,羞得脸红到耳根,霍地双手捂脸”。我和舞女下棋,“她那乌黑亮丽的秀发,光彩照人,几乎碰到我的胸口。倏地,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说:“对不起,我要挨骂了。”对于这些微小细节的处理，体现了日本人敏感的民族特质，而对于性的大胆暗示我觉得是川端康成所倡导的文学的对于人内心感觉的表现和其所受到的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相比之下，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也或多或少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只是这种理想化的方向是对于其品格的塑造，她是一个孝顺善良而又腼腆多情的少女，在她身上，对外祖父深沉的依恋和对爱情的真挚期盼，外表的温婉腼腆和内心的炽热乖巧，异乎寻常地融合为一体。同时翠翠也是坚贞专一和倔强的。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逝使她在一夜之间“长成大人”。她痛苦悲伤但没有倒下，她谢绝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她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的岗位，苦恋着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这些充分表现了翠翠性格坚强的一面。这样的审美取向体现了中国文化相对于日本文化更加保守、提倡道德为先，这也与两国不同的性文化息息相关，日本人严肃的外表下埋藏着巨大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只有通过文学这样的渠道才能得到宣泄，这符合日本人的审美取向。

二、写作特色

尽管川端康成的作品大多数人只能读中译本，但是在字里行间仍然感受到了一股如汩汩流水般温柔细腻的语言特色，有人说，“川端总是喜欢用细腻清雅的笔触行云流水幽雅质朴地展现那种微妙的感情”。这是对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一种继承，日本因为国土面积小，大多数人形成了一种对细微精致的美好的一种追求，要求细节的突出和完美。他在《伊豆的舞女》中对生活情景的描述简单洗练，对人物形象却精雕细琢，尤其是对人物内心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这些元素紧密结合，给人呈现出一幅充满意境却又赋予无限想象空间的故事场景。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对自然风物表现了敏锐的感觉，并往往与爱情相结合，《伊豆的舞女》中，川端康成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用了不少笔墨，不管是天气还是风景，都是与“我”和舞女之间感情进展不可分割的，从我追赶舞女的雨到我跟随一行人到达汤野所看到的美景，无不是作者内心的写照，这一点与中国文学的一大写景特点一脉相承。中国小说侧重以景来抒情而不会出现大段的人物内心独白。

相似的，《边城》中也有大量的对周围环境和风俗的描写，但是在我看来，这样大段大段频繁出现的写景状物实际上是起到一种更高于 “背景介绍”的功能。小说中的生活不仅有主人公，还出现了端午节划船比赛，出现了茶峒的日常生活和风土民情，它不是附属和陪衬，而更像重点，“边城”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一个地点，还成为了一种不同文化、不同价值的象征。沈从文作品里的景物描写，风土叙述，人情刻画，往往不是“背景”而是“前景”，不是“陪衬”而是“主体”，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三、悲剧主题

两篇作品所反映的主题简单地说都是爱情的悲剧。这种爱情从发生、发展到结束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波澜壮阔，没有轰轰烈烈，然而这种无声的震撼却久久地回荡在读者心中。

日本文学有史以来的“物哀”审美观点造就了川端康成作品的“哀而不伤”的特点。在《伊豆的舞女》中，作者叙述的主线虽然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但他更表达出作家对社会底层人们的深切的同情，包括抒写舞女一行人凄楚的生活以及备受歧视的遭遇，还有文中插入的对于失去当矿工的儿子、儿媳的老太婆的心酸生活的细节描写，时时透露着一种淡淡的哀伤，这种哀伤也在主人公对舞女的挂念中若隐若现。川端康成在透过作品反映内在的悲伤和沉痛的哀愁的同时，也蕴藏着深远而郁结的情感，这是一种日本式的情感。

关于《边城》的悲剧性，刘西渭（李健吾）有这么一段评价：“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善良，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善良，我们才更易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呆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这种悲剧不仅仅是翠翠爱情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和文化的悲剧。天保死去，傩送外出，爷爷故去，孤苦的翠翠将如何面对生活的苦难?沈从文在少女身上寄托了他对生存的哀伤思绪，其哀伤中还融合有对民族历史境遇及命运的深深忧思，这当然与他自己的民族身份（出身于苗族家庭）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受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影响）有关，也是川端康成的忧伤哀愁中所没有的。精神上的追求与现实的矛盾始终贯穿全文，隐隐揭露着人性的丑恶与贪婪。而原生态的乡村文明逐渐被现代城市文明所侵蚀、取代更是一种时代和文化的悲剧，作者对于纯朴善良民俗民风的描写正是这样一种讽刺。

与川端的作品相比，沈从文的这篇小说倾向于跳出作者和主角本身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审视这样一个悲剧性主题，而川端康成的作品更体现一种人文主义的倾向，这也是与他新感觉派的文学特征和他提倡内心的表达文学主张所契合的。

沈从文和川端康成，两位植根于各自民族文化土壤的中日作家,他们以其各自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为我们呈现了两部文学巨著，其中的悲剧性主题不谋而合，但又不尽相同，读来引人深思。不仅是两部作品值得比较，两位作者，两种文化更有不胜枚举的可比之处。

[1]张新颖.沈从文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叶渭渠.东方美德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由同来.日本现代短篇名作赏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4]张石.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沈从文.边城[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日]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M].叶渭渠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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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530（2010）05-0040-02

2010-05-17

张璐婧（1988-），女，安徽淮南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07级对外汉语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