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静如水，乱世太平
——读长篇小说《桃之夭夭》、《小姨多鹤》

张赛赛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沉静如水，乱世太平
——读长篇小说《桃之夭夭》、《小姨多鹤》

张赛赛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在王安忆和严歌苓的创作中，乱世中女性所承受的苦难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焦点。她们笔下的主角，本身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一切的地母精神，也拥有现实的关怀。这些因素凝聚为坚韧、沉静的力量，成就了女性泰然面对乱世的本领。

地母精神；生命力；女性力量

战争和动乱，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话题，混乱的社会局面制造了种种戏剧性的事件和暴力场面。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总是处于无力的被动地位，默默承受苦难和屈辱。但是，也正是这个柔弱的群体，在男性制造的粗暴游戏中，展示了强悍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元气，成就了一种始于纤弱，却最终被冠以“伟大”之名的女性力量。

中国当代文坛两位齐头并进的女作家，王安忆和严歌苓，对于身处特殊环境中的女性，都曾予以关注。在200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桃之夭夭》中，王安忆刻画了一个生于1953年，成长于社会动荡时期的私生女郁晓秋的人生历程。2008年，严歌苓推出了以日本战争遗孤为主角的长篇小说 《小姨多鹤》，叙述了日本女孩竹内多鹤作为生育工具在中国家庭生活了几十年的故事。天生的女性视角，某种程度上颇为相似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使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具有气韵相通甚至不谋而合之处。

两部作品均以“异质性存在”的女性为主人公。她们不仅身份特殊，而且还都具有引人注目的身体特质：郁晓秋总是显得触目，在13岁时就被冠以具有别样意味的“猫眼”别号，多鹤细白的皮肤常常被男人们形容为“豆腐”。但两位女主人公对自身具有的性别特质始终处于混沌和不自知的状态。不仅仅是对于自身的认知，她们对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也无心把握。正是这样混合着天真、混沌和性感的女性，在纷繁芜杂的环境中泰然自若，以平常心消解了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冲淡了自身的惊恐不安，也使她们成为了化解时代戾气的一贴良药。这种沉静的女性力量来自于何方？或者说，谁赋予这些女性沉着、坦然面对世事的本领？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桃之夭夭》和《小姨多鹤》这两部小说文本出发。

上海的弄堂是滋生和传播市井流言的温床，郁晓秋的私生女身份在她出生前就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全书共分为5个章节，在第一章里，王安忆以笑明明的经历为主线，运用了大量语言叙述郁晓秋出生前发生的故事：走南闯北的文明戏女演员抱着对纯真爱情的向往，放弃了与壳牌公司某部门主管的婚约，与年少时就倾心于她的郁子涵结婚，并且育有一子一女。“三反”运动中，郁子涵因为玩弄女性和贪污被判入狱，打破了这看似圆满的生活。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笑明明十分硬气地“面上不会露什么”[1]，并且变卖家产积极退赔丈夫欠下的贪污款，最后主动提出离婚结束了这段婚姻。

笑明明没有再嫁，却在一年半之后很招人非议地生下了郁晓秋。从出生起，家人的漠视，同学和邻里异样的眼光一直伴随着郁晓秋。依照她的敦厚天性，本可以淡化特殊出身带来的影响。可是才十多岁就过早出现的女性特质，又将她推到了市井流言中央。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正如老娘舅所说的“乱世就乱世，无关乎风月”，她身上所具有的夺目特质本可在历史浪潮中忽略不计，但是“世道无关乎风月，也不全对，关乎还是关乎，不过旁门左道的，不成气候”——就是这旁门左道的风月，使她在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了“猫眼”、“工厂间西施”别号，这些“含了不正经的狎玩的气味”的别号，以及其背后含有的隐晦意义，使她成年之后的人生多了坎坷，并且最后导致了她和相处多年的男朋友分手。

家庭背景的特殊性、不尴不尬的私生女身份、被认为是祸水的女性特质——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郁晓秋成了叙事中的异质性存在。这个特殊的存在，面对暴躁的母亲、冷漠的兄姐，面对流言横飞，甚至有些卑琐的市井生活，面对特殊年代和青春期重合所带来的内心荒芜，她该如何自处？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被称为“猫眼”的女人一路安然走来，以充沛旺盛的元气对抗外部环境诸般困难和窘迫。“健康的生命，总是会从各样环境里攫取养料，充盈自己”，郁晓秋惯于择善，总是自主不自主地选择生活中和暖的成分，来填充自己的内心世界。变心的男友提出分手时，她并没有拿出发生过性关系此类杀手锏要挟，而是表现出拒绝怜悯的自尊，就像作者所说的，“从小到大，郁晓秋始终在受挫中生活，别人或许以为她能忍，其实不止是。她经得起，是因为她自尊。简直很难想象，在这样粗暴的对待中，还能存有多少自尊。可郁晓秋就有。这也是她的强悍处，这强悍同时被粗暴的生活磨砺出来的。”

如果说《桃之夭夭》使人对上海弄堂少女郁晓秋念念不忘，那么《小姨多鹤》则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战争遗孤竹内多鹤，她代表的是承载着更多苦难的东方女性形象。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东北地区的日本“垦荒开拓团”陷入了茫然和恐慌之中。错失了最后一班逃离中国的火车之后，面对中国人愈演愈烈的复仇情绪，崎户村首先开始了全村范围的自屠。目睹了这一切的少女多鹤，疯狂地赶在村长们之前跑回自己所属的代浪村。她带回的消息使三千多名村民迅速踏上了流亡的道路。在流亡中，多鹤失去了所有的家人，队伍最终也没能走到目的地。年轻女孩们被当地人作为战利品，装进麻袋以一角钱一斤的价格出售。最后，多鹤以七块大洋的价格，被铁路上的张站长拎回家里。

因为在怀孕时受到日本兵的惊吓，张家二儿子张俭的媳妇朱小环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也失去了生育功能。老夫妻俩不顾儿子媳妇的反对，买来多鹤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张家的气氛变得暧昧而怪异。最终，多鹤安顿了下来，可是她并没有被中国人的施舍、宽容所感化，半年后，她还是尝试着逃出了张家。张家老太看着多鹤留下的中国花袄直发愣，“相处半年，她待她也像半个媳妇，怎么这么喂不熟？”[2]几天后，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举目无亲的多鹤回到了张家，并且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这之后，多鹤和张家人一起走过三十年的岁月。为了掩人耳目，她和张俭、小环远离故乡，并为这个家庭生育了三个孩子。

几十年在中国的生活，并没有淡化多鹤的异族性，“……她再多礼也多那么一点不可驯化的东西。她笑得再恳切也有那么一点生涩。”尽管与孩子们的血缘关系干扰了绝对的民族对立，尽管她对张俭的爱深挚到仿佛出于本能，尽管和小环取得了同性之间的理解和包容。但她并没有因为这些完全接纳周围的一切，“多鹤自从离开了代浪村就总是在找和代浪村相似的东西”，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自己的章法和准则，“家里每一条手绢都逃不过多鹤的烙铁。大大小小的人走出张家，都像是刚从烙铁下走出来一样平展”。她还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并且这成为了她和孩子们的秘密语言，旁人永远无法涉足。

就是这样倔强而执着的多鹤，也会在某一天发现原来自己早已发生了改变，“她一个日本人，不知道怎么也就跟着凑合下来，凑合着凑合着，有时她突然一阵吃惊：她也能在无可奈何里得到一些满足，偷到一点乐趣”。多鹤就这样懵懂着，又不无矛盾地渡过了她在中国的三十年时光。

两位作家对待历史和女性，都选取了特别的书写维度。这些书写，让她们跳出了女性书写的框囿。她们笔下的女性是生活中的弱者，承受着外力的侵犯，却因为大慈大悲的仁爱和包容一切的宽厚，成为真正的强者和人性的庇护神。正如王安忆曾经说过的“她们麻缠在俗事俗务中间，却透出勃勃然的生气。她们的精力一律格外充沛，而且很奋勇，一点不惧怕人生，一古脑地投进去。”[3]在多鹤之前，陈思和曾将严歌苓塑造的少女小渔、扶桑、王葡萄等多个艺术形象纳入一个系列，并将她们命名为中国民间地母之神。“她们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却保护和孕育了鲜活的生命源头。”[4]这些俗世间的“地母”因为所处各种特殊的环境，反而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复杂的生存之境“就是事多，跌宕起伏，使她们比别人得享多几倍的生活，反过来又养育了她们的吸纳力。她们经验与情感的能量很大呢，难免会有点杂芜，可是不怕，她们兜得住，经得起，抗得动，岁月淘洗，自然会洗出真金。 ”[3]

但是仅从精神层面出发，并不能圆满地回答在文章之初提出的问题。在《桃之夭夭》和《小姨多鹤》里，两位作家使用的都是第三人称叙事，忠实地写下自己所看到的故事，尽可能地描述细节。但是在写作时，作家显然没有把自己放在全知全能的角度，对于人物的心理活动，王安忆和严歌苓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只进行少量解读，甚至在某些关键点根本不加叙述，所以郁晓秋和多鹤的内心世界，以及闪耀着“地母”精神的女性光辉，都让人不解。每一个文本背后都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或许只有进入这个世界细读，才可以找到支撑起答案的实质性力量。

依照笑明明坎坷的经历，她的性格多少是带点粗暴的，“逢到脾气上来，也很冲动”。所以在郁晓秋童年时，母亲的打骂成了家常便饭。伴随着成长而渐渐凸现的性别特质，也遭到了母亲的嫌恶，时常“照脸就是一记”。令人怀疑这样专制而粗砺的教育方式，会不会教导出冷漠、性情灰暗的女儿？由这样母亲带大的女孩，怎么可能会有积极、包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

在小说最开始，作者用第一章节讲述了笑明明的故事，初看上去，这部分似乎有些跑题，与主人公郁晓秋的故事没有任何的联系，然而耐心读下来，就会发现这对母女的经历和性格之间又隐藏着某种逻辑，将它们串连起来，可以看到郁晓秋身上来自于母亲的印记。就像郁晓秋反驳男友时说的，“我是她养的，怎么不像？”笑明明身为艺人，身上有除不掉的风月做派，但是“女演员并不像世人以为的那样轻率，相反，可说是守身如玉”。进入青春期的郁晓秋虽然具备撩人的特质，但她又是极传统和保守的，参加舞蹈队时，当有人盯着她发育成熟的身体时，她就不愿意跳了；有人形容她的身体是“S”时，她便“扑上去照脸就是一个耳光”。笑明明是一个现实的人，她从来不给女儿对生活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这实际上是给了郁晓秋应对生活一切变故和灾难的底子。她也是一个有自尊的人，在香港沦落到舞厅做舞女时，因为她的骄傲，常常兜不到生意：“这也是笑明明有脾性的地方，到什么境地都不落相，有自持。”落到这样的境地，她还能在坐冷板凳的时候，用手里的舞牌玩些小游戏。并且，“在她善于交际的言行底下，不自觉地会流露出热忱的本性，是让人信赖的。”郁晓秋的性格“不是那么静谧，可她却有着生活的诚意，努力要做得好”。几乎与母亲如出一辙。

笑明明表达母爱的次数不多，可是每次出场都极有分量。一次是郁晓秋不明不白地被工宣队抹掉腰鼓队员的身份，受了委屈的郁晓秋回家哭诉，母亲就在第二天找到工宣队，拿出女演员“冰霜利剑式的”凛冽风韵，替女儿出头，没有使郁晓秋遭受不白之冤。一次是郁晓秋在安徽插队做知青，母亲一结束靠边站的状况就取出解冻存款，千里迢迢地来到安徽，替女儿打点好病退返城的上下事宜。小说最后，郁晓秋经历过波折，终于找到圆满的归宿托付终身，在喜宴上还是要挨母亲的骂，“骂她新衣服的袖口沾了酒渍，骂她这样的热天还留长发，对在后颈脖捂痱子，还骂她拉小孩子的手臂，终有一天要拉脱臼。”紧随其后的一句话，让之前所有的疑问都不复存在：“其实她骂她是因为从此，她要离开自己，心头不舍。母亲不是伤感的人，总是要用凶悍来抵抗软弱。”

如果说笑明明那不按常规方式表达的母爱，给了郁晓秋应对生活的底子。那么在《小姨多鹤》里，是朱小环的“凑合哲学”，一次次地将多鹤从自杀的边缘拖了回来，并且赋予了多鹤中国式温情受难的本领。

身体里流淌着的大和民族的血液，死里逃生的经历，无牵无挂的身份，使强烈的自杀意识一直影响着多鹤，每次她遇到挫败，起了“去做好样的代浪村村民”的念头时，都是小环左一句“凑合”，右一句“凑合”，在无形之中打消了她自杀的念头。这两个关系暧昧而特殊的女人，最终发现“这么几十年，是好好陪伴，还是吵着打着陪伴，总之有好气没好气都陪伴惯了”。

最初，小环是厌恶并且嫉妒着多鹤的。自己因为日本兵的追逐导致了流产，并且再也不能生育，公婆却偏偏要买一个日本小女人回来继承香火。装着多鹤的麻袋还没有拎进家门，小环就收拾东西回了娘家。但是这个被惯得没样，很能闹腾的朱家老闺女，在多鹤健全的生育能力面前也毫无办法，只能跟丈夫扯皮撒赖“等她给你生下个儿子，就把她扔出去”。几年之后，多鹤在爬山时生下了双胞胎儿子，这时只有小环找到了她。有了继承香火的儿子，多鹤也因为生产而虚脱无力，在没有旁人的荒山上，小环的心里突然就起了歹意：只要把多鹤一个人丢下，就可以称了她的心愿。可是这个厉害、泼辣的女人是善良的，她只是站在哗哗作响的排汛沟边上 “听着自己的歹念头哗哗流动，流走了……”。后来张俭借着春游的名义，把多鹤丢在了长江边的景点，是小环一针见血地刺穿了多鹤是自己走失的谎言，并且痛骂着张俭，坚持要把多鹤找回来。多鹤最终自己走回了家里，被遗弃的恨意经过爆发之后，她忽然觉得讨伐张俭太卑琐，“她多鹤用得着这样和他扭打吗？她不声不响就能让他明白什么都来不及了”。是小环把脏兮兮的多鹤拖进了澡盆，边给她洗澡边拉起了家常，也就是这一来一句的家常话里，使得多鹤打消了和孩子们同归于尽的念头。之后数次，都是小环拉扯着多鹤，悄悄地影响着她。文革期间，张俭被判入狱，一个家庭变得摇摇欲坠，眼看着就难以支撑下去，小环“这里补补，那里修修，眼睛睁一只闭一只，什么都可以马虎乌糟地往下拖。活得不好，可也能凑合着活得不太坏”，撑起了“天无绝人之路”的信念，和多鹤相依相伴走过了最困难的时光。多鹤最终也学会了给自己活下去找借口，并且在“凑合”中惊讶地发现，“心里最后一丝自杀的火星也在凑合中不知不自觉地熄灭了”。她们也终于凑合到了1976年，等到了多鹤可以回到日本的消息，也最终迎来了张俭的出狱。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家庭也有了圆满的结果。

小环对多鹤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并不是说与张俭的爱情、与孩子们的亲情不足以支撑起多鹤勇于面对、延续生命的信念。而是两者同为女性，她们在磨合了最初的民族和家庭矛盾之后，互相依靠，跨越了世俗对立，在灵魂沟通的基础上相互给予温情和关怀，互为漫长岁月里心灵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庇护者。

《桃之夭夭》和《小姨多鹤》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但是故事的主角都勤劳、能忍耐，具有宽容、忍让和母性的精神。她们善良而不争，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两位作家既坚持女性立场，又不拘泥于女性主义理论，对社会和人生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做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和诠释，在展现女性命运的基础上不断地挖掘女性的魅力和丰富潜藏。在郁晓秋和多鹤身上，我们能感受到她们作为女性—地母形象的丰盈，可以说，郁晓秋和多鹤不仅代表安然渡过乱世的女性，还相当完整地体现了一种来自女性内在的生命能量。这种挺拔的精神、宽容的胸怀使她们超越了世俗的条框，也使她们拥有了超越自我、超越性别的人格力量，体现了女性真正的力量和本质。

[1]王安忆.桃之夭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下文论及该作品均出自同一版本，不再一一作注

[2]严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下文论及该作品均出自同一版本，不再一一作注

[3]王安忆.地母的精神[N].文汇报，2003-02-17

[4]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J].名作欣赏，2008，（3）：122

I206

A

1009-9530（2010）05-00044-03

2010-01-16

张赛赛（1987-），女，安徽池州人，安徽大学中文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