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色笔记》看多丽丝·莱辛的两性观

张清

（福建农林大学 英语系，福建 福州 350002）

从《金色笔记》看多丽丝·莱辛的两性观

张清

（福建农林大学 英语系，福建 福州 350002）

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从诞生起就被认为是为妇女解放吹响了号角，但是作者在1972年的再版前言里断然否认了这一点。文章试图通过对《金色笔记》文本的一些粗浅分析，探讨莱辛的两性观被广泛误解的原因，进而提出并证明莱辛的雌雄同体的性别观。

《金色笔记》；女性；雌雄同体

《金色笔记》是多丽丝·莱辛的众多作品中颇具分量的代表作，却也是争议颇多的一部作品。从1962年此书一经出版，就被评论界和女权主义者看作女权主义的宣言，莱辛本人也被誉为女性运动的斗士，因为在他们看来《金色笔记》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并且对女性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做了详细解读，树立了自由女性的榜样。然而，莱辛却对这种推崇颇为不满，在她的1972年的再版前言里，她明确指出：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基本主题，这部书很快被低估了，无论友好的评论家还是不怀好意的人士，都说它描写的是性战争，女人们还宣称这部书是性战争的一件有用的武器……这部小说不是为妇女解放吹响的号角……妇女解放运动不可能带来多大变化，这并非因为这场运动的目标有什么差错，而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整个世界因这动荡而改变了模样。这一点一目了然。如果这场动荡能有个了结，到了那一天，也许妇女解放的目标已显得渺小而怪异了。 ”[1]153

可见，《金色笔记》确实不是女权主义的宣言或利器，可是为什么当时甚至直到今天有读者还是认为《金色笔记》是一部女权主义色彩浓厚的小说，为什么读者在理解这部小说上出现了偏差甚至误读呢？究其原因，恐怕有以下几点：

首先，《金色笔记》发表于1962年，正是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阶段，他们呼吁女性觉醒，主张自由、公正和平等，停止性别歧视和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而《金色笔记》恰恰从女性视角对女性的生存条件、社会地位和女性自由等一些议题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女性在追求和实现个体价值中的挣扎和困惑，并且以罕见的直白方式讨论了男女爱情、性、生育和母性角色等问题。如小说中提到人工受孕时这么说“你可以在女人的子宫里放上一块冰，她就会有孩子了。 对人类来说，男人已不再需要了”[2]225，像这样直接的讨论，在文中还有不少，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这一切都恰好迎合了女权运动的需要，因而被打上了女权主义的标签。

其次，小说在描述男女关系上，莱辛否定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父权话语，她塑造了安娜和摩莉这两位“自由女性”，前者是作家，后者是演员，没有婚姻束缚，有主见，经济独立，与书中众多或性障碍或个性扭曲的男性角色相比，她们显得更加智慧和敏锐。这使得她们尤其是安娜成为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和学习榜样。

然而，女性主义者的这种解读是浅薄且片面的。诚然，《金色笔记》确实是从女性视角出发探讨了男女关系，但是莱辛显然要比女性主义者站得更高，她的小说是反映二十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精神风貌的作品，涵盖了政治意识、种族主义、战争、艺术、个人追求和精神状态等等议题，其范围之广早已超出了女性主义的议题范畴。而且单就女性议题而言，莱辛固然支持女性的解放运动，也同情女性的命运，她说：

就妇女解放而言，我是支持的：在许多国家，都有人口口声声说妇女是二等公民……长期以来，她们都处在半奴隶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女人随时准备站出来向自己相爱的男人申诉她心里真正所思考的，所感受的，所体验的一切。一听到男人说：“你不像个女人，你太专横，你让我失去男子气概了”，绝大多数女人会像被人丢了石块的小狗那样躲到男人身边。[1]154

但是，莱辛并不认为男女关系应该是对立的，更不主张两性战争（sex war）。她认为两性之间应该是相互依赖和相互需要的互助关系，男女是相辅相成的整体，缺一不可。

小说中的“自由女性”其实是个反语，“像塞万提斯以模仿骑士文学来否定骑士文学那样，莱辛也是想以标榜女性的自由为幌子来证明女性自由的非现实乃至荒谬的。只不过她的行文不像塞万提斯那样辛辣、咄咄逼人，而是更温和，更含蓄”[3]8；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强烈感受到女主人公安娜事实上并不自由，她遭受了爱情的背叛、信仰的幻灭，患上了精神分裂和写作障碍症，不得不依靠心理治疗和四本笔记来梳理自己陷入混乱的生活状态，以期能实现自我拯救。而安娜和摩莉的最终救赎都是基于对男性的依赖和爱的，因为她们渴望爱情，她们的幸福来源于爱情[4]35。

例如在红色笔记II中，安娜与迈克尔在一起，感到“我其实一点也不关心政治、哲学这一套东西，我唯一关心的是迈克尔会不会在黑暗中转过身来，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胸口上。 ”[2]317

在黄色笔记中，安娜的另一个自我（alter-ego）爱拉对保罗的人工受孕的说法是这样回应的“[她]放肆地大笑起来：‘但哪一个神智正常的女人宁愿将冰块放进子宫，而不要男人呢？ ’”[2]225。 她还认为：“妇女的情感依然只适合一个已不复存在的社会。我内心深处的情感，我的真正的情感，仍与某个男人联系在一起。不错，是有个男人。但我并没有过着那样的生活，我知道，很少有女人过那样的生活。”[2]333安娜一直担心自己“老是沉湎于我们这时代女人常有的感情中不可自拔，这种感情令她们痛苦，或孤独，或热衷于同性恋”[2]510。但是她最后也承认“我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相爱，就这么回事。这方面我倒是真有本事的。”[2]661

一旦女性失去了对男性的依靠，被男性抛弃这种打击近乎是灾难性的。同居五年的迈克尔离开安娜而投向另一个女人怀抱时，她感到非常痛苦和孤独，生活变得一团糟，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和写作障碍症，感觉周围一切都开始分裂。安娜的这种情绪更真切地通过爱拉反映出来。当爱拉逐渐变得依赖保罗的时候，保罗却弃她而去，使爱拉陷入迷茫而混乱的生活。“自保罗离开她以后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她所做的，所说的，所感觉的始终摆脱不了他的影子。她的生活笼罩在一个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的男人的阴影中[……]她已万念俱灰。保罗带走的不仅仅是她的幸福，而且是她的意志。”[2]325爱拉希望自己能再爱上一个人，然后获得解脱，恢复正常。可见，小说并不是宣扬女性革命与自由，而是倡导男女之间基于互爱与尊重的正常健康的，甚至是雌雄同体的两性关系。尽管作者并没有用到这个词，但是这一观点在小说的最后体现得尤为明显。

安娜最后遇到了索尔·格林，一个遭遇了严重精神创伤的左翼人士，他们同病相怜，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在内置金色笔记里安排了这么一个情节，索尔建议安娜重新开始写作，并给了她小说的第一个句子：“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这也就是《自由女性》的开头，由此我们知道，原来这部《自由女性》是安娜在克服了写作障碍后写下的小说。与此同时，安娜也帮助索尔克服了写作障碍，她把金色笔记本给了索尔，并写下了他的小说的第一句：“在阿尔及利亚一道干燥的山坡上，有位士兵看着月光在他的枪上闪烁。”后来，索尔也确实由此写出了一部颇获好评的中篇小说，这正应了索尔的那句“如果你能写，那么我也能”[2]676。由此可见，安娜和索尔已经消除了两性之间的对立，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安娜所说的“我感觉与他很亲近，仿佛他就是我的弟弟。仿佛，作为弟弟，我们再怎么分开，相隔无论多么遥远，都算不了什么了，我们永远血肉相连，心心相印”[2]678。 在这样的雌雄同体的关系中，他们都开始接受现实，重新认识自己，摆脱了精神分裂，实现了自我拯救。

综上可见，小说既不是两性战争的号角，也不是女性的解放宣言。相反地，它恰恰阐明了所谓自由女性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女性完全解放的艰巨性。安娜和摩莉对抗传统、冲破婚姻藩篱独立生活，试图在男性世界中寻求个体身份的认同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但是，对自由的追求却使她们变得脆弱、缺乏安全感乃至精神分裂。离婚固然将她们从不幸的婚姻关系中解救出来，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这并不能让她们真正走出困境。作为脱离婚姻束缚的自由女性，她们非但没有逃离孤独和情感空虚的折磨，反而更加渴望爱情与婚姻，对男性的依赖不减反增，有限的自由让她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Ruth Whittaker所说的，金色笔记 “并不是女性独立的宣言，而是对其艰巨性的悲歌”（“is not a treatise advocating autonomy for women，rather it is a lament for its seeming impossibility”）[6]71。莱辛自己也承认所谓的女性彻底解放不过是一种妄想，以安娜、摩莉为代表的女性不可能摆脱男性而生存。虽然莱辛同情女性的命运，也不满于女性被视为二等公民的现实，但她并不认为女性一定要排斥甚至战胜男性。小说的最后，安娜在索尔的帮助下摆脱了精神分裂和写作障碍，摩莉重新嫁人。由此可见，莱辛在《金色笔记》中最终想要传达的信息是男女两性应建立起和谐健康的两性同体关系，而不是两性分裂对立，男性和女性始终相互依赖，并且应该相互帮助以达到人生的完整与圆满。

[1]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前言[A].陈才宇译.《金色笔记》阅读提示与背景材料附录I[C].杭州：浙江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09：151-170

[2]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M].陈才宇，刘新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陈才宇.《金色笔记》译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0

[4]Ghosh，Tapan.K.ed.Doris Lessing’s The Golden Notebook：A Critical Study[M].New Delhi：Prestige Books，2006

[5]陈才宇.《金色笔记》阅读提示与背景材料[M]．杭州：浙江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09

[6]Whittaker，Ruth.Doris Lessing[M].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8

Abstract:The Golden Notebook by Doris Lessing has always been misunderstood as a trumpet for Women’s Liberation even after she explained her purpose in the famous 1971 introduction for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novel.This essay is meant to analyse the reason for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n propose Lessing’s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of men and women.

Key words:The Golden Notebook；women；androgynism

The androgynism in Doris Lessing’s The Golden Notebook

ZHANG Qing

I207.2

A

1009-9530（2010）05-0047-02

2010-06-27

张清（1982-），女，福建福清人，福建农林大学英语系助教。